扎根笔记｜徐鲁：“雷公不打种竹郎”——幕阜山区扎根笔记
【栏目语】
2024年，《作家通讯》全新改版，推出新栏目“扎根笔记”，邀请在基层一线工作、驻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学工作者分享他们对于广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展现新时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向人民学习”的精神风貌。
“雷公不打种竹郎”
——幕阜山区扎根笔记
■徐 鲁
四十多年的感情沃土
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了第一批以鄂南幕阜山区的生活、美俗和采茶戏人物等为题材的散文。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又创作了以幕阜山区的革命历史和山乡巨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远山灯火》《小菊的茶山》等。其中《小菊的茶山》入选了2022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奋进新征程、书写新史诗”主题专项。前后40多年深厚、不离不弃的感情联系，我早已把幕阜山区视为自己生活和文学扎根的“老根据地”。
我在关于《小菊的茶山》的一篇创作手记里，曾引用老作家孙犁先生在《山地回忆》里写到的一段话。“我”在太行山区打游击时，有一天傍晚与一个在河边洗菜的小女孩邂逅，由此升腾起一种真情实感：“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对于幕阜山区的感情也是如此。40多年来，每次站在从幕阜山深处蜿蜒流淌出来的富水河畔，看着暮色里的枫林渡口、茶亭，还有远处的山岭、田畈和一座座灯火初上的小塆，我的心里也会涌上与孙犁先生同样的感受：这些都像是我的故园一样，分别得再久，也永远不会失却那份温暖、亲切的感觉。我和这里，也是永远不能分离了！
“乌兰牧骑”的扎根日子
30多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在鄂南阳新县人民文化馆工作过多年，所从事的是一种“乌兰牧骑”的工作。刚到文化馆第一天，一位老馆长、也是鄂东南民间文学专家梁万程就谆谆教导我说：“我们是人民文化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名乌兰牧骑队员！”他还给我解释说，“乌兰牧骑”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幕阜山区最偏远的农村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
幕阜山区横亘在赣、湘、鄂三省交界处。我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幕阜山中的穷乡僻壤，去搜集民间故事、歌谣和小戏唱本，同时也给一些乡镇文化站和乡村小剧团修改戏本，做一些创作和演出的辅导工作。除了收集和整理民间文学，还要经常送文化下乡，去辅导和组织乡镇及村里的业余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活动。
比如，村里或者乡镇文化站要组织演采茶戏，如果正好我们这些人在场，还要临时帮演员改戏本、写幻灯字幕，帮着搭戏台、搬道具，甚至给演员化妆。遇到“三夏”和“双抢”的农忙时节，就要挽起裤管，下田帮着割稻、栽红薯秧、运送秧苗。这是真正的“深扎”，也是完全意义上的“三同”，虽艰苦，但也更为深入和扎实。
那时候，幕阜山区一些偏远的小山塆还没有通上电，需要走夜路时，房东就会举着松明子或点上“罩子灯”，给我们引路和照明。在幕阜山区的崇山峻岭间走村串户、搜集民间故事和戏本的那些年，是我迄今为止最“接地气”的一段生活。饥了饿了，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散发着柴火气息的锅巴饭和老腊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顿山泉水。翻山越岭走累了，呼啸的山风为我擦拭汗水。当年幕阜山区还没有实行禁猎，我也曾被允许跟着老猎户去打过两次猎，猎枪就是长长的火铳。有一次老猎户打到了一只野物，他告诉我这叫“豹猫”，山里人又称“飞虎”。现在，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当然都是当地的保护对象了。
鄂南地处吴头楚尾，方言里犹带吴音，而且保存着许多古雅的字音，比如把耕田叫“劝春”，玩耍称为“戏”，穿衣称为“着衣”，给客人添加酒水叫“酙酒”，称你为“乃”，称我为“阿”或“吾”等。倘若遇到什么稀奇事或值得夸赞的场景，上了年纪的老人嘴里瞬间就会蹦出一两个现在已经不大使用但在这幕阜山区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叹词：“噫，好矣哉，好矣哉！”
这一切都成为这段日子里我积累于心中的深刻记忆，在后来的写作中，它们常常在不经意间流泻于笔尖。
“雷公不打种竹郎”
我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年里，适逢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各地展开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各省市、区县纷纷采集、整理和编印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料集。从1983年开始，阳新县文化馆对全县118个农村乡剧团进行调查，同时开始了长达10年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较为深入地长时间接触和浸润于幕阜山区民间文化中。“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包括三大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我直接参与了阳新县“三大集成”的工作。当时，县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搜集整理和改造利用民间文化。在乡镇文化站工作的同志，没有专门的经费，是出于自己的职业本能和对乡土文化、民间文学的爱好，做着这些工作。
除了翻山越岭、深入村塆去寻找传唱人和“说古佬”，实地采录一些故事、歌谣、谚语文字，我当时还要把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同志搜集来的原生态的记录，做文字通顺化、规范化和符合事理逻辑的处理。有些记录明显就是现代人的词语、句子，属于文化馆、站的同志添加进去的，一看就是“创作”的东西，需要去除；有一些属于因果报应、迷信的东西，要适当加以选择；有的叙事长诗，不同的采录文本之间“互文”现象严重，故事情节不符合逻辑，或是话语啰唆，需要择其善而从之。民间采茶戏唱本，也多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修改。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条件，都是现场改动、现场使用，或现场手抄下来，不可能复印或刻写多份，所以保留下来的文本不算太多。幸运保存下来一些被废弃的、“互文”严重的叙事诗抄本，我一直将它们存放在一个专门的纸箱里，大概有几十种。
阳新县当时属于咸宁地区，还没有划归黄石市，所以，我和费杰成、赵海林等人参与了由咸宁地区群艺馆负责的整个地区的“三大集成”编委会工作。当时，全县所有乡镇的文化馆、站都参与了“三大集成”的普查和搜集工作，像龙港镇文化馆的陆爱国馆长、富池镇文化馆的梁谦益馆长、枫林镇文化馆的刘耀煌馆长等，工作都做得很好。这些同志在各个乡镇都称得上是“人尖子”，而且说拉弹唱，无所不能。当然，他们也都是一方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与耕耘者，是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播种者。当年，各乡镇的一些塆子里，还有一些健在的民间老艺人，被称为“故事篓子”。此外还有一些喜欢说说唱唱、热心民间文化搜集与整理的“乡土文化守护者”。可惜，没过几年，他们大都已经老去，有的已经不在了。
民间文化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素材资源。虽然我是文学写作者，看似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这些艺术门类关系不大，但这些艺术里都包含着独特的民俗、名物和故事的元素。像跑莲船、板凳龙等民间舞蹈的编排，就与民间音乐、民间戏本密切相关。
当地的不少文化馆、站的同志都多多少少地熟悉阳新的民间音乐。那时候，他们认为我文笔好，有动手创作的能力，所以当时我写过很多带有民歌风味的歌词，再由他人谱成带有山歌和采茶调风味的曲子，有的歌曲还在湘鄂赣三省邻县的会演中获得过奖项。例如《跟着那杆红旗走》《勿忘我》等，至今在阳新县组织的一些演出中还能听到这两首歌。
我进入文化馆之后，经常去乡镇文化馆、文化站辅导业余作者，先后到龙港、富池、枫林这些地方给业余作者们讲课。有时候，乡镇文化馆也会召集他们来县文化馆，集中办班培训。可惜，当时无论是县文化馆还是乡镇馆站，都经费拮据、条件简陋，也没有太多的音像资料保存意识，因此，很少有录像资料留存下来。照片和文字倒是留下了一些。
县文化馆曾经整理出版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资料性的印本。记得当时我还颇下了点功夫，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湖北卷·阳新分册》的歌谣卷撰写了“半篇”前言，我论述了其中的歌谣文字部分。现在在县文化馆、县图书馆里，应该还能找到这些属于内部印刷的资料本。我曾经保留过这些资料，后来几次搬家，现在也找不到这些资料了。我在写《远山灯火》《小菊的茶山》等小说时，想再翻翻这些资料，从中找到一些可用的素材，就只好从旧书网上，花费高价买回了几本，包括阳新采茶戏的资料。
幕阜山区盛产高大的楠竹，像阳新县的筠山等地，都是有名的楠竹之乡。竹乡里流传着一句俗语，叫“雷公不打种竹郎”，源于山民们世代传唱下来的一首古老的山歌：“天降甘霖，竹苗秧秧，地生甘露，竹苗长长。田庄地膀生金银，雷公不打种竹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竹，子孙起屋作栋梁。栽树、种竹、铺路、修桥，都是积德之举，所以连雷公都会保护种竹的人。我想，从事民间文化搜集、整理、保护的人，也会像山区的“种竹郎”一样，功德无量。
我后来写了大量以幕阜山区为题材的长短文字，除取材于新时代幕阜山区的山乡巨变、采茶戏艺人对乡土艺术的传承与守护，以及有关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化、自然风物和独特名物外，还有我对一些较为熟悉的民间文化人物的记录。这是这段经历带给我写作上的启迪和思考，我想记录下的，正是这些雷公不打的“种竹郎”。
魂牵梦萦枫林渡
我在《小菊的茶山》里写到了常年在枫林渡口摆“义渡”的阿通伯、阿香、小菊一家三代人。这有人物原型，这个原型便来自我扎根幕阜山区的经历。
阿通伯是一位老党员，我在幕阜山区翻山越岭去采集民间戏本故事和歌谣的日子里，常在他家里落脚。冬夜漫长，从山中回来，就坐在他为我烧旺的火盆边，一边吃着刚煎出的糍粑蘸蜂蜜和锅巴饭，一边听他的“堂客”阿通婶、他们家的幺女阿枝，还有塆子里的细妹子们，一起给我唱“哭嫁歌”和幕阜山的采茶歌。外面响着呼啸的山风，我的心里却装满了温热的乡情和乡愁。
除了摆渡，阿通伯还会养蜂采蜜。前几年，已近80岁的阿通伯仍然侍弄着十几口蜂箱，每年追赶着花期，把蜂箱搬来搬去，总是闲不下来。2020年新冠疫情刚有所缓和，我打电话问阿通伯，有什么难处没有，需不需要我支援一点？他在电话里连忙说：“不用不用，你放心，好过的，好过的。”听得出来，他的语气和心情都是蛮乐观的。他告诉我说，春夏耽误了就耽误了吧，日子还是要过的，秋天不是也到了吗？春花和春茶是错过了，但他家的十几亩秋茶倒是很争气，秋芽看上去比春芽还茂盛。家里还有一个柑橘园，满树的橘子也快黄了。“等收完了秋茶和柑橘，差不多也能割上百十斤橘花蜜，到时叫细枝快递几斤给你尝尝。”细枝是他的幺女。
“这我可受不起呀，我又不是抗疫英雄。”我故意笑着说道。当时，我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阳新的乡亲们把自家的土豚（番鸭）、折子粉，还有油面、麻油、蜂蜜等农副产品收集起来，装了一卡车，特意送给援助过阳新的江苏医疗队。我问阿通伯：“这是真的吗？”阿通伯说：“这还能有假？当时一听到这个主意，我欢喜得不行，把自家养的十几只豚连夜宰杀干净了，还有几十斤自家磨的小麻油，十来罐子才割下的新鲜蜂蜜，都送到镇政府去了。”阿通伯不愧是位老党员，什么事也不落后。
当时，一支由62人组成的江苏医疗队抵达阳新后，与阳新老苏区的人民同甘共苦，携手奋战了4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在阳新全县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全部清零之后，医疗队才告别这块红土地，返回江苏。疫后，这支医疗队又与阳新对口制定了新的帮扶和援建项目，谱写了一曲吴山楚水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壮歌。
心地淳朴的阳新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江苏的亲人们。他们拿不出什么山珍海味来，不过，这里的特产美食“阳新豚汤”还算出名，有滋补身体的营养价值，尤其是农家养的土豚。于是，各村的乡亲就自发地收集起自家养的土豚，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专程送到江苏，只为了给医疗队的亲人们补一补身体……我在看到这条报道的一瞬间，禁不住热泪盈眶，又深入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地写进了纪实散文《雨后阳光更明媚》里。
阳新这片老苏区，是彭德怀等开国元勋率领红军队伍战斗过的地方。战争年代里，有一年这里遭遇大旱，可是红军路过时，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仿佛不在旱中。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老百姓下掉自己的门板，给红军开好铺，宁肯自己露宿，也绝不让红军露营。粮食缺乏，农民却自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薯丝、玉米、稻米，一瓢一罐地送到各部，倒在木桶里就走了。今天的阳新百姓对党和政府、对医疗队亲人的感恩，和当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的感恩，又有什么两样呢！
扎根栽培下的东西，季节会使它们成熟。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那里的山河儿女、草木牲畜，它一年四季的雨丝风片，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还有我所熟稔的那些茶山、竹林、橘园、稻田、山坳、河流、渡口、井台、凉亭……也都在我的笔记本和心底保留得清清楚楚。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在温暖地爱着、回忆着，还将继续永不厌倦地书写这里的一切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