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建华，祖籍湖北黄梅县，1932年6月出生于湖北武汉，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衡宝战役、广西剿匪、解放海南岛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中共党员。1958年4月部队大裁军复员进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1992年离休，入编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在部队荣获大功一次和三等功三次（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三枚），在研究所参与三个科研课题组分别获得1983年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有机化学所记大功一次。

■ 一位老兵的毕生信仰

这是一位从武汉走出去的英模人物，今年已然93岁。

2024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接到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位自称黄建华的先生表明来意。原来，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正在精心编辑《从战火中胜利归来/上海志愿军老战士回忆录》一书。书中，原59师175团的上海老兵沈政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涉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壮烈牺牲的20军175团团长洪定泰。然而，命运弄人，沈政老人在回忆文章初稿完成后，突发疾病不幸逝世，这使得文中相关内容的核实工作陷入了困境。

黄先生在网上留意到我长期专注于军史研究，还撰写过一些关于20军英烈的文章，于是便想方设法辗转联系上了我。随后，我们添加了微信。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黄先生每次发来的信息都十分详尽。基于这样的交流体验，我主观地认为他是一位军史研究爱好者，年龄大概与我相仿。

但几天后，黄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大为震惊。他告知我，自己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我实在难以置信，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志愿军老战士，那现在至少也该90岁了。如此高龄的老人，竟然还在为整理英烈事迹而忙碌，还能写出那么长的交流帖子。我赶忙拨通了微信电话。经过一番确认，我才得知，黄建华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

在后续的交流中，我对黄先生的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于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是一名九死一生的汽车兵。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表现，多次荣立战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转业投身科研领域，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才华，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立下大功。退休后的三十年里，他依然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痴心于公益事业，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助学、救灾、助老、助困等各类活动中。

这样一位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志愿军老战士，又恰是我们湖北武汉走出去的英雄，他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于是，我与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交流，最终写成了这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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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当朝鲜半岛的硝烟刚刚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凝固成墨迹时，志愿军汽车三团接到一道浸透血色的军令：三个月内，必须完成烈士统计与遗骸勘察。汽车团在蜿蜒千里的钢铁运输线旁的山坡、河边、林中，甚至“三八线”以南，都有临时掩埋的牺牲战友。

五连文书黄建华跪在沾满硝烟味的子弹箱前，颤抖的指尖拂过前任牺牲文书留下的泛黄名册。那些被鲜血浸透的纸张上，每一个名字都让他的心情沉重。当统计最终定格，冰冷的数字撕裂了和平的晨曦：入朝作战900多个日夜，全连伤亡120余人，其中56位战友的生命，永远凝固在异国的土地上。

战友们生前在枪林弹雨中互相的生死约定，一直在黄建华耳畔回响：“替我们把国家建好！”“有了捷报，记得告诉我们！”从停战那天起，黄建华的生命已经不是只属于自己——他也为那些牺牲的战友而活着，替他们建设着强大的国家，替他们在和平的阳光中多为人民服务。93岁了，他依然这样活着，坚守初心，使命如磐，向着信仰的远方执着长跑。

■ 从军，炮火之中铸就坚定信仰

1932年6月13日，黄建华出生于武汉一个普通家庭，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时局动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黄建华的父亲在津浦铁路南京浦口工作，日寇进攻上海直逼南京，一家人被迫从浦口逃难至广西。这段逃亡经历，让年幼的黄建华深深烙印下国土沦陷的屈辱与苦难。

抗战胜利后，父亲辗转到湖南衡阳铁路工作，因家中难以养活5个孩子，黄建华被送回武汉三姨妈家，入读武昌中华中学。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四野13兵团南下解放武汉，部队英姿飒爽的身影、昂扬振奋的歌声，如磁石般吸引着正在读初二的17岁少年黄建华。他瞒着父母和三姨，毅然投笔从戎，踏入技术精锐的四野汽车三团五连。

部队解放衡阳次日，黄建华请假回家，父亲开门见是军人，以为是国民党的散兵，甚是紧张。黄建华抬头喊了声“爸”,这才知道眼前的是儿子。简单交谈中，得知衡阳已解放，儿子已是解放军战士。黄建华与家人匆匆相见十多分钟，便义无反顾地返回部队，继续投身到解放湖南、广西和海南岛的战场。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取得巨大胜利，战线推前，供应线拉长，前线粮食弹药急需补充，后勤告急。原本依靠牛车、马车、手推车和人挑肩扛的补给方式，已远远无法满足战争需求。1951年3月12日，中央军委命令汽车三团成建制从广西奔赴东北入朝参战，刚满19岁的黄建华也随部队踏上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

一进入朝鲜新义州，眼前的景象令黄建华震惊不已：朝鲜的天空被敌机牢牢控制，沿途城镇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公路上弹坑密布，直径和深度足有4米和3米。每隔不远，就能看到被炸毁的汽车、坦克，满目疮痍，这场景与他儿时逃难的记忆重叠。

因呼唤补给的声音急切，汽车三团不得不在生死线上运送物资。第一天执行任务，五连就牺牲了十多位战士，其中七班被敌机8颗炸弹击中，全班人不死则伤。而在这片炼狱般的战场，黄建华也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黄建华与九班副赵文彬驾驶一辆苏联嘎斯51汽车。过鸭绿江后，按分工，赵文彬开车，黄建华坐在车顶瞪大双眼，不敢放下帽檐，任寒风吹冻耳朵，他化身人体雷达，监听远方的敌机声音。车队刚离开新义州市区，黄建华突然监听到远处传来的“嗡嗡”声，敏锐捕捉到是敌机，立刻敲打驾驶棚，赵文彬迅速关灯、停车，两人配合默契地下车，跳进路边深深的冰水沟里隐蔽。就在这时，敌机俯冲而下，前面一台汽车被击中起火。敌机走后，湿透全身的黄建华爬上车顶，继续担当起人体雷达，入朝第一夜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

面对枪林弹雨，黄建华和战友们毫不退缩，在夜幕下一次次英勇无畏地穿越敌机封锁线。车毁了，他们齐心协力将车推下公路，让后续车队继续前进；人亡了，只能将战友遗体临时掩埋在路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黄建华和战友们逐渐学会总结经验，寻找摆脱敌人扫射和轰炸的方法。比如，夜间尽量不开车灯，借着月光行驶；将大车队改为两车一组的小车队，分散目标；在土路上加速行驶，扬起烟尘，以掩护自己和后面的车辆；借大雨天、大雪天、大雾天天然地隐蔽，抓紧多拉快跑。

铁原阻击战时，黄建华和战友小孙从三登铁路转运站为188师运送一批机枪子弹。经一夜颠簸，天亮时抵达深山沟的洗浦里。黄建华让小孙在朝鲜老乡家做饭，自己则检修车辆，并观察厨房烟囱口，微微白烟出口即散，判断不会暴露目标。谁知小孙往灶里添加了一把潮湿稻草，黑烟直冒。不料，发现浓烟的美机突然俯冲而下，一梭子子弹打穿平板屋顶，又击穿了铁锅。黄建华机警地判断，美机转个圈肯定还会再来，急忙拉着小孙和朝鲜阿巴吉躲进一旁的防空洞。果然刚跑出50多米，两架敌机返回，丢下一颗凝固汽油弹后扬长而去。幸运的是，伪装隐蔽在山沟里的汽车和弹药安然无恙。当天，他们只能就着山泉咀嚼几把生米充饥，等到夜幕降临，又马不停蹄地将弹药送到了前线。这是黄建华第二次死里逃生。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向身体很棒的黄建华却浑身发冷，昏昏欲睡。副班长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他正在发烧，便安顿他到老乡床上，为他盖上棉袄和大衣休息。没想到，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醒来时已身处一个猫耳洞。原来，由于高烧昏迷不醒，班长将他送到野战医院治疗，继而再送他们这批伤病员回国治疗。几番汽车转火车，火车转汽车折腾，黄建华被送到黑龙江讷河县人民医院确诊，他患的是伤寒。医生说，他命大，已扛过来了，过了危险期。这是他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几天后，当地军分区一位参谋却通知，已治愈的这批伤病员要参加一个集训队，集训内容竟然是学习复员退伍政策。黄建华意识到，这显然是要安排他们转业，他不想离开战场，心急如焚，决定立即“开小差”。趁着新集训队队员之间相互不熟悉，他迅速离开集训队，以着一身志愿军军装为“通行证”上汽车、火车，直奔沈阳汽车三团留守处。正好此时三团有一位干部要返回朝鲜，黄建华便坚决要求跟着他回到了连队。

回到战场，黄建华再次握住方向盘。1951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开车为执行铁原阻击战的180师540团送汽油。还未到铁原，就遇到有部队退下来，一位干部命令汽车原路返回，销毁车载汽油，空车收容沿途伤员。本想将十多位伤员送到附近野战医院，黄建华却凭借敏锐的判断，察觉到前方有美军坦克的动静，由于多次跑过此路段，地形和环境比较熟，于是他果断停止前进，迅速将伤员转运到另一较远的野战医院。事后得知，当时180师已陷入美军7个师和南朝鲜军6个师的重重包围，540团在突围中损失超过三分之二。正因为黄建华的准确判断和当机立断，才保障了10多位伤员的安全。

在前线，黄建华经历了一场永生难忘的入党仪式。1951年4月25日，连队执行出车任务，班长刘国强却通知黄建华留守，他满心不情愿。后来才知道，连队党支部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天将在防空洞外林间烧焦的坡地上，由指导员华军主持他和另外4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即将开始时，文书突然跑来汇报，刚刚出车的4班遭敌机轰炸，又有几名战友牺牲。指导员急忙赶到现场处理，入党宣誓仪式推迟到4月30日举行。这一刻，共产党员的信仰深深扎根在黄建华的心中，成为他一生前行的指引。

■ 科研，倾注心血图的是国强

朝鲜停战后，汽车三团又投身三年战后重建，直至1956年4月才回国，驻防青岛。黄建华深知，和平建设时期已然来临，唯有掌握知识本领，方能替牺牲的战友实现强国之梦。于是，他奔赴新华书店，买来初中代数，每日撕下5页随身带着。军训间隙，别人谈天休憩，他却蹲在地上，以树枝为笔，在地上认真验算。凭借这股痴迷劲儿，领导提议送他去潍坊解放军第一文化补习学校深造。

在那里，黄建华听闻北京解放军油料学校补招4人，他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一个多月，最终成功考入。然而，1958年4月，中央决定军队大裁员，解放军油料学校与后勤学院合并，也面临大量减员。此时已是排职干部的黄建华服从命令，脱下军装，复员成为武汉电线厂的一名普通炼焦工人。

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不久后，已从南开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弟弟，得知大学要扩招，195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无法满足扩招生需求，便接连写了十多封信，力劝大哥报考大学。黄建华权衡再三，向厂长请了两个月假“恶补”知识。最终，成功考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开启人生新篇章。

在武大，黄建华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他的顽强刻苦，武大1959年化学系拟新设高分子专业时，特送包括黄建华在内的4位大二生，到当时由徐僖学部委员（现称院士）领导的成都工学院全国唯一高分子系培训。1962年，因遇国家困难时期，武大拟建的高分子专业被撤销，黄建华又回武大化学系，多读一年。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正式投身科研工作。

战争中科技落后带来的伤痛，始终萦绕在黄建华心头，促使他全身心投入科研，尤其是在我国我军的薄弱环节发力。黄建华参与的首个研究课题是“军用光学仪器防霉课题”。当时南方梅雨季节，望远镜不出三个月，镜面便霉斑密布。外镜面的霉斑尚可擦拭，内镜面的霉斑却难以处理，严重影响军训和战备。1965年，国防科工委将解决这一难题的任务下达给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建华也加入研究团队。

团队深入陆、海军部队，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收集引起望远镜镜面内外生霉的菌种达80多种，经层层筛选，确定8种代表性霉菌作为杀灭目标；又收集300多种有杀霉菌效果的化合物，逐步淘汰杀菌作用弱的，从20个减到15个、10个、5个。随后，50台望远镜被调拨到陕西三线某基地，对5个化合物的杀菌效果做环境加速试验。黄建华担任现场观察者，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目不转睛，认真记录每一个数据，最终将5个化合物淘汰至3个。

接着，国防部调来150架德制、日制、美制和国产的各式望远镜，分别在云南西双版纳、宁波军港、福建三都澳三个梅雨气候最恶劣的环境，对3种化合物的杀菌效果进行长年实地考验。经过无数个日夜的不懈努力，H50、H162脱颖而出；1975年专家鉴定会上，H50化合物一举夺冠，获得国防科工委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创造发明奖二等奖。钱学森在评审会上高度评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为国防事业解决了这个‘老大难’。”

1981年11月，我国一项科学研究震惊世界：人工全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成功。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开创性的研究，在生命起源研究上意义重大。黄建华参加了部分化学合成核苷酸片段，并会同细胞研究所提供假尿嘧啶核苷。这是一种稀有单一核苷，合成过程极为麻烦，且当时相关原料无法进口。团队另辟蹊径，从一篇资料中得知人尿中有微量“假尿嘧啶核苷”，经计算，合成5克需要3至4吨尿液。他们计划收集年轻人较集中、身体好的人群的尿液。当过军人的黄建华想到了解放军，想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拿着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开具的介绍信，前往“好八连”联系。连长、指导员得知是用于科学研究，大力支持。

第二天，黄建华和同事拉去十多个空塑料桶，放在连队厕所收集尿液。三天后，他们换上一件陈旧的衣服，踏着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去取尿。“好八连”战士做事认真，早早将盛满尿液的塑料桶移到厕所外。黄建华和同事一桶一桶搬上三轮车，十几个塑料桶的尿液，因震荡和盖子不严实，沿途渗出刺鼻的尿臊味，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怎么现在掏粪工如此年轻？他们艰难往返，一次就要花两个多钟头，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但因赶时间，不敢喝水进食。就这样连续多次运回研究所，自己安装设备提取，像作战一样，夜以继日，抢占制高点，按时完成提供达到99%纯度5克样品，没有拖全合成的后腿。1988年，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黄建华还参与含氟农药除草剂项目的研究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农业领域对于高效除草剂的需求日益迫切，传统除草方式效率低且劳动强度大，而国际上含氟农药除草剂已展现出显著优势——在黑龙江农场等地的试验田里，使用进口氟乐灵的棉花与大豆种植区，不仅杂草得到了有效控制，农作物产量还提高20%。面对这一国际先进农业技术的巨大差距与国内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我国毅然决定自主开发。

1985年以自主开发含氟农药创制为主的603课题组成立，在组长吉景顺领导下，包括黄建华在内的七位同事齐心协力。后来，按化工部成思危总工程师建议，“中试”采取全国招标，六家农药厂入围。1987年3月投标审核评定专家会上，浙江东阳农药厂中标。黄建华具体负责“中试”的协调、指导，他八次深入东阳农药厂，落实试验的各项细节。那时交通不便，他每次去东阳都要坐或站12小时火车到义乌，再转2个多小时汽车到东阳。有一次，按照约定，黄建华要到东阳参加一个“中试”的关键会议，必须当日赶到。可是那天，火车到义乌时晚点，赶不上到东阳的长途汽车。为不影响第二天的会议，黄建华毅然在路边拦去东阳的顺风汽车，多次被拒甚至挨骂，最后拦到一辆货车。而此时，他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 。

这个项目在化合物结构中引入氟原子或含氟基团，提高了高效性、低用量和低毒性等特点，在国内农药、医药行业引入“氟原子”具有开创性。该项目获得浙江省1991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 余热，永不熄灭的使命之光

1992年6月，黄建华卸下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工作牌。朝鲜战场上“取得的”三等甲级残疾证书（现对应七级），本可作为他在养老社区梧桐树下的藤椅上安享晚年的理由，可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老兵，总觉得胸口揣着未燃尽的火种。“我是踩着战友的尸骨活下来的，我要替那些烈士们活着，我得替他们把没走完的路走下去，要替他们为共和国做事，为人民服务。”

离休三十三载，黄建华的职务退居到二线，工作仍在一线。社区里、母校中、贫困地、军营内，处处都有他奔波的身影，他用行动诠释着一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

2018年4月，86岁的黄建华、胡明慧夫妇入住上海养老社区。本以为黄建华进入耄耋之年，到这儿会静下心来休养，可他闲不住，依然身兼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志愿军参战老兵分团副团长，是党的政策的讲解者、英模人物的宣传者、正能量的传播者。这些年，他就《“十四五”规划》《雄安新城》《乌克兰局势》《信仰的认识与探讨》《党的二十大引领我们新航程》《浅谈核酸》等内容，深入学校、社区、机关、企业、军营等不同场合进行义务宣讲，近千张幻灯片在不同的光束里流转，点亮无数求知的眼眸，温暖无数困惑的心灵。

从武大走向科研之路的黄建华，一直心系母校。他在武大上海校友会一干就是20年，把秘书长的座椅坐成了瞭望塔。这位从化学实验室走出的老兵懂得，知识的火苗比炸药包更能炸穿贫困的壁垒。不定期给母校校友总会捐款，为激励更多学子投身化学研究，2014年秋，黄建华在母校设立“武汉大学志愿军奖助金”，为武大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优秀教师、学生开展创新研究提供经费支持。2023年以志愿军名义资助化学学院建立党建活动室。其夫人胡明慧，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64届高分子专业毕业生，夫唱妇随，率先捐出30多万元，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荡开校友们接力捐赠的涟漪。

黄建华的祖籍是湖北黄梅县。他了解到小池镇弘芝福养老服务院院长吴艳红，办了一所专门收养五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的福利院，便联系上了吴院长。2022年8月，黄建华捐款 26800元，为福利院配备了电动洗澡床，让残疾老人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待遇；2023年的年夜饭，是他出资委托吴院长承办的，他还给每位老人派发了百元红包；2024年冬天到来前，他又出资18630元，为每位老人新置了一件棉袄。武大上海校友中有几位年轻校友，他们从农村考入大学，最后到上海工作。谈到农村孩子求学艰难，他们十分感慨，想在武大上海校友会下设立一个爱心分会，为农村贫困地区孩子求学伸出援手。黄建华热情支持，并乐意担任名誉会长。他不顾耄耋高龄，两次与几位会友到革命老区井冈山农村实地考察。最后，他们决定支持吉安县各村办小学的“希望工程”，黄建华先后捐赠30多万元以及一些教学器材、书籍等。此外，黄建华和夫人还为泰和县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捐赠了书柜和图书，并命名为“志愿军图书角”。

深夜的台灯下，93岁的黄建华仍在奋力敲击着电脑的键盘，他始终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根据抗美援朝时期亲历，黄建华先后独立或合写了《战友的回忆》《战地情怀影集》《黄浦江畔珞珈人》《大杂烩》《匆匆那些年》《军旅之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等八本书计300多万字。其中15万字的《一个汽车兵的故事》，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地的亲历、亲见和亲闻。最近，黄建华还创作了反映朝鲜战场美军战俘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他们改写了世界战俘史》（暂名）。他还先后给国内外媒体投稿并发表数十篇计40多万字的宣传英雄模范事迹的文章。2020年10月，在几位健在志愿军老战士和家人的配合下，他利用多年积累的200多张图片，自己花钱制作了一套展板，在上海市4个区六个场地举办“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巡回展”，让观看这个“个展”的人读懂了何为“信仰”。

黄建华和子女都未曾从商，他的日常收入仅有退休金和残疾补助金。他和夫人生活极为简朴，甚至被旁人觉得有些“小气”。出行时，他们总是选择步行，或者乘坐公共汽车、地铁，很少乘坐出租车。但每逢国家有难，如1998年长江抗洪、2008年汶川救灾、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各类助学、助老、助困活动，他总是慷慨解囊。夫妇俩还连续9年资助一对家境困窘的初中生，直至二人分别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并顺利毕业，用知识为孩子改写了命运。

早在2014年7月9日，黄建华就与夫人胡明慧一同签署了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协议。他说：“我这一生是幸运的，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在解放全中国的战场和抗美援朝的战场，有的战友死后遗体都未找到。我死后也应‘光身而走’，给国家做最后的贡献。”这句朴素的誓言里，藏着一位老兵对生命最赤诚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