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街西打磨厂，明朝始建，位于前门外，紧靠前门楼子东侧，全长1145米。当年因房山来这里打制石磨石器的石匠多而得名，这和明朝迁都北京、建城大兴土木有关。在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就曾经记录下它的街名。地名符号上刻印有历史的印痕，映彻前朝旧影，这是北京这样的古城才有的特点和韵味。

我出生刚满月，就住在这条老街上，一直到21岁半去北大荒插队；从北大荒回北京，又在这条街上住了两年多，一共住了24年。老街老院，故人故事，断梦残简，如梦如烟。

泰山涌油盐店

泰山涌，曾经是西打磨厂老街上唯一一家老油盐店，开业于民国晚期。

我小时候，赶上它营业的一个尾巴。它就在我住的粤东会馆大院斜对面，门前有几级台阶，里面挺宽敞，就是黑，因为三面是墙，只有朝南一扇门和一扇窗进光。窗户上挂有门板，打烊后挂上门板，屋子里更黑。如果有人敲门买东西，伙计还是会把门打开，把你要的酱油、醋卖给你。这时候，伙计打开灯，灯亮起来，没觉得屋子亮堂点儿，一灯如豆，根本照不了多远，灯光照不到的地方，黑乎乎一片，有点儿吓人。那时候，要是家里要我去买东西，我总觉得那黑乎乎的角落里藏着怪物甚至鬼，买完东西，赶紧跑出门。

老北京，常有大小油盐店散落在胡同里。油盐店，是人们对这类小店的俗称，类似如今的便利店，谁也离不开，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了它们，才说得上各家日子的烟火气。

泰山涌，最早的时候，兼做小酒铺的生意。当然，只是兼做，连过去说的大酒缸都赶不上。大酒缸，起码得有个酒缸，卖点儿猪头肉、花生米、拍黄瓜之类的小菜下酒。泰山涌没有这些玩意儿，它只卖酒，主要是卖很便宜的地瓜烧，买回家喝，也可以在那儿喝。冬天，可以帮你烫酒。屋子里没桌子，倚墙有两三个粗板凳，人们可以坐在那儿喝，也可以趴在柜台上喝，是干喝。

都是老街上的街坊们去那里，特别是附近扛大个儿和拉排子车的人，爱到那儿去，有时候，自己带包从别处买来的猪头肉和花生米，夏天手里攥着根黄瓜，到那儿买几两烧酒，边吃边喝。若是喝多了，脚底下绊蒜，回不了家，伙计就把他搀回家，或者打发人把他家里的人招呼过来，拖死狗一样把人拖走。有了这点儿酒卖，在这里碰面，喝点儿，聊点儿，家长里短，闲人恶事，路窄天长，陈芝麻烂谷子……泰山涌便成了老街下里巴人一个小小的客厅。

泰山涌除了卖一般的酱油、醋、盐、糖、黄酱、芝麻酱之类，还卖咸菜和草纸。这是一般油盐店都会卖的东西，别小看这两样东西，一般人家过日子都离不开。青黄不接的时节里，咸菜疙瘩就是好东西，切成细丝，点两滴香油，就两个窝窝头，就是一顿饭食；草纸更是人们每天上茅房的必备。

当然，有钱的人家，即使买咸菜，也不会到泰山涌，大栅栏东口粮食店街的六必居是老酱菜园，离老街很近，他们会到那里去。哪怕买点儿芥菜疙瘩，也会跑一趟六必居。其实，无论六必居还是泰山涌，芥菜疙瘩每斤都卖7分钱，货色也差不多。好多街坊，还是愿意多跑几步道，到六必居。

有意思的是，街坊们一般到泰山涌说是买咸菜，到六必居叫买酱菜，一字之差，透着人们看人眉眼高低的心思。人们离不开泰山涌，心里有六必居阔邻居比着，又有点儿没把泰山涌看在眼里。

北平（今北京）解放几年之后，在泰山涌西边不远，新建了一家国营副食店，不仅店面轩豁，还有个不小的后院可以存货；不仅卖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卖肉卖鱼卖新鲜蔬菜。冬天卖储存的大白菜，店里店外，大白菜一直堆到街上，小山包似的。飘雪天，雪白菜绿，小推车、平板三轮车，甚至婴儿车，蜂拥在那里装白菜，是它最壮观的时候。大概就是那时候，泰山涌寿终正寝。油盐店，成了一个逝去时代里被淘汰的名称，走马换将一般，副食店代替了油盐店，就像剃头铺被理发馆、官茅房被公共厕所替代一样。

1958年，空置了好几年的泰山涌，变身大食堂，所有街坊都到那里吃饭。那时候，老街热火朝天，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好多院子里，土法建起了小高炉，护城河边、明长城下，也建起了不少小高炉，都在大炼钢铁，从各家收了好多金属，我家就把唯一一个洗脚的铜盆捐献了出去。很多家庭妇女，也都被动员到街道参加工作。我母亲到了泰山涌做饭，记忆很深的是有一天下午放学早，我去那里找她，见她系着白围裙，掀开冒着热气的大笼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大白馒头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她穿过这样大、这样白的围裙。她这一辈子也是第一次穿。这是她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有了正式工作。这也是泰山涌最后一次亮相老街，算是老树新枝，焕发了光彩，出演了新时代里的一个新角色。

没过多久，老街安静了下来，泰山涌也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泰山涌，原来是前店做生意，后面住家。店后面不仅有房子，还有一个不大的小院，泰山涌人家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了。

泰山涌掌柜的姓葛，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粤东会馆做黑白铁活儿的阮清水；儿子从来没有在泰山涌里出现过，在大人们的议论中，似乎有些游手好闲。这期间，老掌柜两口子和掌柜的儿媳妇先后过世。没过两年，掌柜的儿子忽然出现在我们粤东会馆里了，不知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和小萍的妈妈王婶——我们大院外号“大摩登”的美人好上了，结成一对乱世鸳鸯。这是泰山涌蔓延出的一段插曲，油盐酱醋衍生出的另一种滋味的日子。我们院里的街坊们，尽管对掌柜的儿子不大满意，但都理解他们，尤其同情王婶，她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不容易。街坊们有的叫他少掌柜的，有的叫他老葛。我们一帮孩子都叫他老葛，每次叫这个“老”字，口气里多少带有贬义。其实，那时候，他并不老，也就30多岁，头发很黑，留得很长，嘴上有两撇小黑胡子。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把泰山涌遗忘了。人们忘记了当年是怎样从那里买油盐酱醋的，是怎样到那里喝酒喝得酡颜四起甚至醉意朦胧的了。甚至连葛家人自己都忘记了，泰山涌是葛家老掌柜买的房子、开的买卖了。老葛带着王婶和孩子，早早回到通县老家，自顾不暇，更是把泰山涌忘到脑后了。那时候，街道服装厂建立，闲置的泰山涌变身为服装厂的仓库，算是再一次死灰复燃，荒芜老枝冒出新芽。

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各项政策落实，老街百废待兴。老葛和王婶还阳一般重返老街，政策落实，先把他们安置在大同店里暂住，没多久又把做了十多年服装厂仓库的泰山涌腾出来，归还给了他们。他们才想起，哦，泰山涌还是属于自己的房产。

日子渐渐回到原来正常的状态。老葛和王婶开始有了蠢蠢欲动的心思：重新回到手里的泰山涌，倒不想要自己住，回炉的烧饼，终归不香，住在这里，总会感到不舒服，但两口子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劳保，儿女再好，也不能全靠他们，自己怎么也得有点儿积蓄，心里才踏实，自从私房可以上市交易，他们就惦记着把房子卖掉，早早变现，拿上一笔钱，真金白银揣在手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也好让自己养老免去后顾之忧。

可是，哪儿那么容易!连年动荡，他们早已经找不到蓝本（房契）了。没有这个蓝本，空口无凭，怎么卖房子？几经交涉，几经努力，房子没有卖出去，他们就不想再耽搁，先把房子租出去，弄点儿现钱花。虽然这么多年没人住，没有人修，房子老态龙钟，但面积不小，只要收拾收拾，应该还是不错的，毕竟这里离前门、天安门、崇文门、王府井不远，去哪儿都近，抬脚就到，交通方便。

很快，房子就租了出去。租客是位从南方来北京做生意的小商人。这时候，老街上，像老葛这样有房产自己又不住的人，把房子租给外地人的情况日渐变多。走在老街上，见到的大多是外地人。老葛的租客，这个小商人多少有点儿钱，把房子重新收拾粉刷装潢一番，又买了成套的沙发、双人大床和电视机，泰山涌旧貌换新颜。小商人带来个年轻的女人，准备长期租住，一副正经过日子的样子。老葛和王婶都是过来人，老眼毒辣，一眼洞穿，这女人定是个“小三儿”。爱“小三儿”不“小三儿”吧，反正每月租金700元。30多年前，700元也可以了，不算小数目。

蓝本还是无从找到，卖房遥遥无期。老葛和王婶被时间磨得没了脾气，对于卖掉泰山涌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有想到，山穷水尽时，居然柳暗花明。小萍的舅舅，一直替他这个妹妹操着心呢，同情妹妹，一直对妹妹落魄成了泰山涌少掌柜的人耿耿于怀。

妹妹也许没有想到，时代的变化实在太大，简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中日恢复正常邦交后，舅母的日本人身份得到证实，让她得以重回日本，尽管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摇身一变，又成了日本人。舅母听说了老葛和王婶卖泰山涌屡屡遇阻，便给北京市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是从日本寄到北京的，寄信人又是个日本人，信方才递交到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就给下属单位做了批示，按照政策予以解决，外事无小事嘛。迟迟困顿的泰山涌，方才有了转机。舅母和舅舅长舒一口气，总算为妹妹办了件弥补于万一的事情。

尽管有领导的批示，具体办事还得找人疏通，方才顺利进行。老葛和王婶只好托人通融，最后通过房管局，找人私下交易，终于把房子卖掉了。泰山涌换成了现钱，拿在手里，老葛和王婶方才把心放进了肚里。只是他们没有长着后眼，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房子越来越值钱，特别是在前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样的独门独院会日益升值。

泰山涌的铺面房面积是26平方米，后面的住房是两间刀把房，还带一个4平方米的小院。泰山涌卖了75000元。

虽然泰山涌只是北京一家再普通不过的油盐店，但它的经历不凡。从最早的油盐店，到后来的大食堂、街道服装厂的仓库、外地小商人的家……虽谈不上风云变幻，却跌跌撞撞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影影绰绰，多少串联起北京城一段断代史。泰山涌少掌柜老葛不想这些，卖掉了泰山涌，他松了一口气，这是他能够给王婶唯一值钱的念想，或者说是最后的慰藉了。他太明白，王婶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跌跌撞撞跟着他，付出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从中年徐娘到晚年老太太的生命时光。

如今，泰山涌已经重建，加盖了一层，变身小楼。房梁门窗等所有的木料簇新，一层红门红窗，二层断桥铝合金窗，还糖葫芦一样穿几盏小红灯笼。不知以后派什么用场。不会是恢复泰山涌原貌吧？再挂上原来的店幌，装上原来的柜台，点燃原来的烛灯，摆上原来的瓶瓶罐罐……让后来人穿越时空，体验一把旧时风情，昔日重现？

那天，我见到小萍，说起泰山涌往事，她告诉我实际房子卖的是90000元，中间人拿走15000元。

泰山涌后面小院里的那棵槐树还在，正是夏天，一树槐花盛开，一地槐花如雪。

侯家豆腐坊

豆腐坊是一户姓侯的人家开的，紧临临汾会馆西的一个大院的最外面，路北，临街，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使得这座大院没有大门，只留一个很窄的豁口，供人出入。在整条老街上，这是唯一没有大门的院子。

豆腐坊前面有一道慢坡，比一般院子高出一截儿，有一个大磨盘和一根粗木杠，还有一面白豆包布，被风吹得鼓胀着，船帆一样张扬，老远就能看见。

最早是用驴拉磨，蒙面的瘦驴绕着大磨盘转，小时候，我还曾经看见过，仿佛乡村一景。磨盘后面，有一个火灶，铁箍的圆灶口，旁边是一个大风箱。为了省钱，烧的不是木头或煤，而是锯末。锯末不经烧，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塞，风箱呼哧呼哧不停地拉，火苗呼呼地往上蹿，好像一群小孩子不甘心在里面憋着，直要奔跑出来。灶台连着一口大锅，上面用十字形木架支起一个大白布袋，就是老远能看见的跟船帆一样的豆腐坊的招牌。

驴拉磨磨出来的豆浆，要倒进布袋里过滤，在大锅里煮，布袋里剩下的豆腐渣倒出来，盛放在东墙边的一口大缸里。煮好的豆浆，放进旁边的一个大石槽里，满满的豆浆上面，铺上一块白豆包布，点好了卤，再在上面用一块大石板压上，压出的水，缓缓流进石槽下面的水槽里，流到坡下面，顺着马路边的地沟眼儿流走。然后，就等着最后豆腐成形了，掀开石板，再掀开豆包布，看到白花花的冒着热气的豆腐，那一瞬间的劲头儿，就像我们小孩子跑了一路到家后，摘下帽子满头热汗腾腾。

我们一帮孩子，没少聚在那里看豆子是怎么一点一点变成豆腐的，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到天桥看变戏法的有意思。在我看来，豆子变豆腐，豆子和豆腐都不是主角，蒙面的驴子才是。它最有意思，也最好玩，慢条斯理，来回转圈，垂着脑袋，摇头晃脑的，仿佛在思考着什么难题。

豆腐坊是个小作坊，露天作业，和它隔着一道玻璃窗的后面，就是住房，住着侯家一家子。侯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生意好的时候，侯家会雇几个短工，一般是他家的亲戚。住房的西边盖了间简陋的小房，屋里有吊棚，可以住人。吊棚上横着的木头很结实，我们小孩子看完磨豆腐，会在横梁上打摽悠、玩引体向上。侯家人看见了，笑吟吟地看着我们，也不管我们。老街上没什么玩的，豆腐坊成了我们的儿童乐园。

豆腐坊生意不大，却是老街一景。人们老远就能够闻得见豆渣和豆浆味儿，有点儿腥，不大好闻。一头驴子拉着碾豆子的大石磨，包着浸泡着水的豆子的大豆包布，蒸腾着霭霭的白雾，给老街带来生气。磨完豆子，侯家的孩子会牵着小毛驴，走下慢坡，从北深沟到后河沿，让驴在护城河边的沙土地里打个滚儿，那是干了一天活儿的驴歇息的方式。我们一帮小孩子常常呼喊着，跟在驴的后面，看西洋景一样看热闹。后来，侯家不用驴了，为了省钱，他们自己拉磨。他们很辛苦，我们看着，却没有了驴拉磨的乐趣。

一条老街上的街坊们，常会去那里买豆腐。侯家豆腐坊也批发，每天都会看到有排子车到这里来拉豆腐。豆腐冒着热气，蒸腾得排子车像在云雾中跑。

每天天不亮，豆腐坊就忙碌起来。一清早，他们开始卖豆腐，也卖豆浆，豆浆是豆腐的副产品，方便附近的街坊们。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不卖，不知道处理到哪儿了。有人说卖到乡下喂猪去了，不知确否。

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各家粮食不够吃，豆腐坊开始破例卖豆腐渣，居然排起了长队。饥肠辘辘的人们，忽然发现豆腐渣可以充饥。我父亲也从那里买回一些豆腐渣。豆腐渣，白花花的，远看和豆腐差别不大，只是松散，像一团蓬松的白沙子。近看，很粗，并不是那么白，有些发黄，像那时人们缺乏营养的脸色。

父亲用豆腐渣掺上点儿菜叶，撒上盐，倒上点儿酱油，点上几滴油，用手把它们团成一个圆球，用和好的棒子面，包成菜团子，上锅蒸熟，掀开锅盖，满屋子是豆腐渣的味儿。那味儿，不那么好闻，酸酸的，冲鼻子。

菜团子，以前母亲包过，我吃过，那时，如果没有肉，便用大白菜或卞萝卜做馅，谈不上好吃，起码可以下咽。而父亲包的菜团子，真的难以下咽。里面包裹那么多的豆腐渣，粗粗拉拉的，那一点儿盐、酱油和菜叶，杯水车薪，根本掩盖不住豆腐渣的苦腥味道。

父亲给我和弟弟每人倒上一点儿醋，说蘸上醋就好吃了。

我和弟弟蘸上了醋，并没有觉得好吃，豆腐渣的味道依然浓重地堵在嗓子眼儿。但是，看着父亲和母亲大口大口吃着菜团子，我们也只好把一个那么大的菜团子吞进肚子里。

豆腐渣馅的菜团子，伴随我度过了一两年的时光。幸亏不长。那时候，我正读初中。

小时候，总以为这里就是一家豆腐坊，不知道是一座大院。大院不小，不过，不像我们粤东会馆那种三进院，只有一个院子，也不规整。我有同学住在那里，他们告诉我，院内有三间正房和好几间东西厢房，侯家的豆腐坊临街，住房应该算作大院里的倒座房，只是不大，更不规整。正房三间，住着姓晋的一家人。晋家有七个孩子，都是女儿，除老六、老七两个小女儿在家，其余几个孩子的年龄都大好多，早在外地工作。老六和我是小学同学，老七比老六小两岁多，也在我们第三中心小学上学。晋家七个女儿，公认老七晋雪芳长得最漂亮，眉眼秀气，身材玲珑，能唱会跳，在我们小学校里，一直是活跃的文艺才女，各种演出少不了她的身影。读中学，她和她六姐一样，都考上了女十五中。那时候，我们汇文中学是男校，和女十五中一起组织合唱队，她担任领唱，很是风光。

晋家出身资本家，街坊们说三里河大街水道子那儿的东柳树井电影院，最早就是晋家开的。晋家的男主人，我从没有见过，只知道当时是个会计，也知道她父母都有文化。北平刚解放时，晋雪芳的母亲在老街上帮助做扫盲工作，她家也一度成为街道识字班，她和同泰店的毕大妈，一起帮助那些没有文化的妇女识字。她母亲是南方人，胖乎乎的，长得白白净净，待人很和气。

豆腐坊，是贫富阶层混居的大院。这样的大院，和老舍写过的《柳家大院》不一样，那是旧北平的贫民窟，在老街南面的金鱼池、龙须沟一带可以看见它们的影子。西打磨厂老街上的大院，虽也陆续住进一些贫民，将传统的四合院逐渐变成了大杂院，却不是纯粹的贫民窟，各色人等杂陈，不过是将白面馒头做成了掺进了棒子面的金银卷而已。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类似豆腐坊这样的大院，在老街上有很多，不少家庭小作坊，有的像豆腐坊在院子最外面，有门脸，有的就在院子里生存，和大院的街坊们和平共处。连年战争动荡刚刚过去，百废待兴的年代里，北京户籍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城市户口也没有那么金贵，为了谋生，从外地乃至农村来的人，不少就在老街上安家落户，只要到派出所做个登记就行了。豆腐坊，就是那时候从河北农村来的侯家开的。山不转水转，磨豆腐的侯家和资本家的晋家，就这样成了街坊，门窗相对，磨豆腐声和读书声交织，彼此相安无事。

1973年秋天，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时待业在家，无所事事，在老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时，遇到了晋家老七雪芳，觉得她比以前瘦，但比以前漂亮，特别是一双大眼睛，那么明亮，滴溜溜转。以前，在老街上，在校园里，我见过她，从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和她有时到街道办事处帮忙，讨好人家，去抄抄写写，或干点儿零活，偶尔碰在一起，也会聊两句。见面和说话的机会渐多，她便常常来我家找我玩，有时也邀请我到她家去玩。

最初，她邀请我到她家，我还以为是在豆腐坊，没有想到是我们粤东会馆西边94号大院，中间隔着原来的绱鞋铺92号。这个鞋铺很小，只是一间门脸房，兼做住房。它是占据了94号大院大门道的一角而已。但就是这一角，让大院的大门变得非常逼仄，进大门后，东侧便是鞋铺的位置，走过和大门一样逼仄黑洞洞的门道之后，东侧的第一间房子，便是雪芳家。一张大床，几乎占满整间屋子，房间逼仄得让我吃惊。紧靠床的东墙，是粤东会馆的西墙；北侧是绱鞋铺的南墙。我虽然没去过豆腐坊里她原来的家，但想象着那三间北房，和这里怎么也不能同日而语。

那天，雪芳的母亲外出没有在家，我问雪芳怎么搬到这里来了，问完之后，就后悔了，难道还用问吗？我家不是一样从粤东会馆搬到同泰店了吗？她望望我，没有说话。

日渐熟悉了之后，我问过她，是不是豆腐坊侯家占了她家的房子。她摇摇头说不是，说侯家人不错。

说起以前她住过的豆腐坊，我想起当年吃过的豆腐渣，曾经问她吃过没有。她睁大眼睛说：怎么没吃过？那味道现在想起来就想吐！

那时，她和我一样刚刚从云南兵团返城，正等待着街道办事处的知青办调动手续，却总也办不下来。我知道那时候办病退回来的知青，大多并不是真的有病，以为病只是她办回北京的一个借口。我还对她开玩笑说，前两天，一个在山西插队的同学来我家找我，他也是办病退回来的，他问我：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到我们的县医院去开病退证明，大夫问我你有什么病，我对大夫说我有什么病，您看看就知道了。大夫让我躺在病床上，说检查一下，他掀开我的衣服，一看，吓了一跳，我的腰间绑着一溜儿刀子。我问大夫：您看出我有什么病了吧？

她听完呵呵直笑，说：他胆子可真大！又说：我没刀子，要是有把刀子就好了！

这话说得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时候，我只是把她这话当作笑话。

我和她都应该算是回北京比较早的，大多数人还在插队，所以老街上整天都显得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熟人。寂寞、无聊和彷徨、茫然，雾一样弥漫在我和她的生活空间里。

那时候，她的几个姐姐还在外地，家里只有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对她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便常到她家去看望她，心里却不住嘲笑自己，多像电影《早春二月》的萧涧秋，常自作多情去看望文嫂，却一点儿也不了解雪芳的真实情况和真实心情，只是盲目地同情而已。

雪芳多才多艺，画得一手好的水彩风景画，她常常拿她新画的画给我看。我看后问她：画的是你们云南吗？

她点点头说是，又立刻摇摇头说不是，脸上露出的表情，很奇怪。

我说她：看你画得多好哇！

这话让她立刻又高兴起来，对我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美术老师也说我画得挺好的，还让我毕业的时候考美术学院附中呢！说完之后，高兴的劲儿很快又像云彩一样被一阵风吹走了。这让我更感到奇怪。

她还能跳一手好的新疆舞。有时高兴起来，她就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往墙边上一靠，脱了鞋，小鹿一样跳上床跳舞，跳得床板直颤悠。她兴致盎然的样子，简直像个孩子。跳完舞，她会四仰八叉地躺倒在被垛上，呵呵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微微隆起的胸脯激动不已地起伏着。

那时候，实在是太不敏感，我哪里能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那不是兴奋异常，而是她已经有病缠身！

有一次，她对我讲起了她在云南兵团的遭遇，我听了有些毛骨悚然。她曾经在团部的文艺宣传队当演员，以她能歌善舞的表演才能，她不说我也能想象得到，干这活她肯定得心应手。只是我没有想到，她被他们的团长相中了。她开始只是以为团长喜欢自己，常常关心地跟她说话，还给她糖吃，没想到有一天，团长带宣传队到外面演出，趁她睡着的时候，像狗熊一样向她扑了过来要强奸她，吓得她挣扎着跑出去，跑到寂寥荒凉的夜色里……

那一天，听雪芳讲完，我似乎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内心。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在云南这样的遭遇后，雪芳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早就落下了病根。她已经无法逃脱那个对她来说太沉重可怕的阴影。病魔已经侵蚀到她生命的深处。

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如果那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能开导开导她，起码劝她去医院看看病，也许会是另一种情景。可是，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和后果。她母亲同样不懂，她自己实在太孤独，姐姐们都不在身边，她就像弱小无助的蜗牛，只能把自己缩进脆薄的壳中，偶尔露出头来，不过是借画画和跳舞发泄一下自己，但这又不能完全帮助自己、解脱自己呀！更何况，那时候街道办事处管事的人，就是迟迟不帮她办理调动手续，都知道她在云南的遭遇，却都认为是她自己作风不正派，把屎盆子生生扣在她的头上。她一个弱小的小姑娘，烧香都找不着庙门哪！

那一天中午，她的母亲去深沟肉铺买肉的工夫，她喝下一瓶敌敌畏，躺在她家的床上自杀了──就在那曾经为我跳过新疆舞的床上。

听到这消息，我哑然失语。一个曾经那样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从我的身旁消失了。她漂亮，她多才多艺，如果她活下去，会有美好前程的。可是她没有熬过来，她只要再多熬那么几年，她的生活就不会那样压抑了，她会考上个大学，或者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这对她并不难，她有这份才华。那一年，她才23岁呀！

老街尚未改造之时，我重返故地，94号还在，窄小的院门紧锁，进不去了。雪芳和她母亲住过的那间小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豆腐坊虽然没有了，旧址还在，在破败的高坡上，我遇到一位老街坊，站在那里跟他聊会儿天。说起豆腐坊，说得更多的是当年在这里买的豆腐和豆浆，还有豆腐渣。也说起雪芳，他和我们一起都不住唏嘘叹气，连说晋家人老实，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

多年以后，我见到晋家六姐佩芳，说起她妹妹雪芳，问她：雪芳画过好多水彩画，画得特别好，有保留下来的一两张吗？

她冲我摇摇头。

【作者简介】

肖复兴，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曾获“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近著有《我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消失的老北京》《天坛六十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