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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是“长三角”地区四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安徽省《清明》、江苏省《钟山》、浙江省《江南》、上海市《收获》）的一个支柱性品牌，通览四家刊物第三期上发表的13部中篇小说，可以发现其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叙事节奏、结构设置、语言风格以及写作主体与写作笔力均有所不同。但或大或小的差异背后却巧合般共同指向了一个略带终极性质的话题——即“异物”般的人置身于“迷雾”般的困境呈现出的挣扎感以及由此透视出的令人愤怒或是同情的荒诞感。

“山”（《山外山》）、“楼”（《奠枕楼》）、“风”（《有风吹来》）、“雾”（《到雾市庆生》）、“岛”（《岛的景观》）、“寒”（《日暖风寒》）等标题中的字眼直观营造出关于困境的隐喻，“异物”般坠入其中的人，则如同一根不合时宜又难以拔出的“鱼刺”（《鱼刺》），拼尽全力，结果却只有“一拳打在棉花上”（《拳头打在棉花上》）的奋力姿态与无力事实。

作家们经由生活日常，各自聚焦于社会褶皱里不同侧面的人物困局。余一鸣的《师道》（《清明》）写的是教育行业中的家校矛盾与社会舆情；隋言的《有风吹来》（《清明》）、胡学文的《鱼刺》（《钟山》）、赵晖的《拳头打在棉花上》（《收获》）共同描绘了家庭生活中情欲的“越轨”与婚姻的崩溃；姜贻斌的《山外山》（《清明》）与孙频的《玫瑰之宴》（《收获》）着力刻画了两个失意文人表层的风骨与内里的空洞，他们面对的是文学理想破灭以及自身遭受异化的困境；贾鸿彬的《奠枕楼》（《清明》）与程青的《日暖风寒》（《江南》）都以初出校园的有志青年为主角，他们本身都能力出众，但因不谙世事而同样面临融入社会的就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塌陷；何田田《岛的景观》（《钟山》）与潘育萍《女县长》（《江南》）同时以女性为主角，前者写孤岛般的边缘女青年如何沉浮于物欲与情爱的“小时代”，后者则以戏剧式的笔触描写体制内女强人怎样斡旋于官场与家庭的双重“修罗场”；李浩的《大洼旧史》（《清明》）与王大进的《世家》（《钟山》）将时间线做纵向的拉长，同时讲述了两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小史，前者写旧社会的一个落魄举人“我爷爷”在兵、匪、官面前的“螳臂当车”，后者则写一个洪姓厨师世家几代轮回的“百年孤独”；在上述以现实主义为基底略带历史纵深感的小说之外，还有李惊涛《到雾市庆生》（《钟山》）这部带有卡夫卡《城堡》意味的“心像小说”，雾障重重，人行其间而怪事连连，小说以闭环收尾更显其人生无解的寓言性质。

“迷雾景观”渗透在单向度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作品中的主人公置身于此，大多给人一种误入其中的“异物”感，而这种“不合时宜”，恰恰体现出作家从弱者出发的现实关怀与人性反思。上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身份尴尬且不得意的“小人物”：胡学文《鱼刺》中杜子方只是王宽饭局上可有可无之人，他被一根小小“鱼刺”卡了喉咙，只能尴尬离场，而这根“鱼刺”一方面喻指其婚姻与事业等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对人物的自指，人物本身的处境即如一根鱼刺悬置在社会的喉咙之中，不能激起实质性的疼痛，只剩似有若无难以根除的恼人之“痒”；贾鸿彬《奠枕楼》里，本科毕业的章立早因机缘作为特需人才进入剧团，由其参与作曲的剧作申报到了国家项目，但申报时出于名气的考虑，另一位主创田小蒙将章立早的名字换成了章立早的老师卫卓棣，然而项目申报成功后，卫卓棣却以“已经老了，经不起折腾”为由拒绝归还署名权，与此同时，章立早单位领导柳孝石、合作者田小蒙、卫卓棣的女婿胡总以及现实中自己的经济窘况都在对其施压，自己的名字俨然成了一个“异物”在被众人的合力消除；程青《日暖风寒》里的孙卓晨生长在一个重组家庭中，母亲的热情大多花在继父身上，在单位做领导的继父则以“清廉”自居很少关心家庭成员的工作情况，亲生父亲更是一个“纨绔子弟”，而在感情方面，孙卓晨的处境同样尴尬，暗恋对象叶晶绡比他出身优越许多、暧昧不清的女孩凌零已有未婚夫、继父的女儿芯芯则在恋爱碰壁后流露出想和孙卓晨在一起的意思。小说的结尾和《鱼刺》的开头一样聚焦于一次饭局，这节“走上社会的必修课”带来的不适感似乎卡在杜子方喉咙的鱼刺同样卡进了孙卓晨的内心；李惊涛的《到雾市庆生》提纯了上述故事的荒诞感，但或许又比上述故事更接近真实，“我”因面临贷款断供而来给家族大人物庆生以图求得一些经济援助，但这次的庆生经历本身却成为主人公遭受的最大困局。在这里，作为符号的徽章颠倒为确证人物合理性的本体，热心肠与能者多劳被歪解为表现心机反而受到惩罚，老寿星早已去世但大家依然为其庆生……“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显得这么“诡异”，但众人心安理得的态度却反过来让“我”变成了异类。

由此可以窥见，“迷雾”困局的制造者是自我之外的人群，置身其中的主人公常有身不由己之感，他们几乎是被推着走的。《女县长》里的艾淼淼同时面对讨薪者的轻视、领导的“甩锅”、下属的不配合、政敌的陷害、丈夫的责怪、自然灾害的侵蚀等难题；《日暖风寒》里的孙卓晨也是被“托关系”的社会法则所逼迫，焦虑感几乎浸透他的家庭、学校与感情生活之中；《拳头打在棉花上》中作为孩童的“我”则深刻受制于大人的情感世界，“谋杀案”的迷局逐步将原本作为旁观者的“我”拽入其中，给“我”的家庭带来沉重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作品中都有一段主人公心理慢时间的呈现，比如《鱼刺》中杜子方被卡住的瞬间，《日暖风寒》中孙卓晨饭局时的想法，《到雾岛庆生》“我”灵魂出窍般的结尾等等，这是一种自我与外界拉开距离的错位表现。

表面来看，荒唐的迷雾困境或许会激起阅读者的愤怒，但细思其里，这种愤怒或许又会变为一种无奈、同情与反思。作为迷雾制造者的人群，许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人，他们都只是被更大的系统性焦虑（资本、政策、舆论、婚姻、教育）推着走，比如《日暖风寒》中继父的冷漠是出于清廉的自我要求、母亲的卑微是由于再嫁后的情感依赖；《奠枕楼》中企图消除章立早署名权的众人都曾切实帮助过章立早，并且在事后也都尽量给予补偿（只不过是经济上的补偿而非名誉上）；《拳头打在棉花上》父亲虽意外害死了李淑莲但他对李淑莲自然也怀有真感情；《到雾岛庆生》中整个去庆生的人群其实都有一种如坠云雾里的无措感，他们的种种举动也不过是为了在名为“晨雾酒店”的巨幅齿轮上站稳脚跟。故而这种“无恶之恶”让小说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谴责，直指结构性困境。

同时，作为“迷雾”的环境和作为“异物”的个人有时又呈现出一种内心与镜像的同构。迷雾缘何起？其实是心生。归根结底便是人超负荷的欲望在作祟。小说中将主人公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欲望枷锁有时恰是主人公自己所设置。《岛的景观》中，作者杂取许多资本符号构造了一个闪耀纷乱水晶灯式的人物景观，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仿佛半透明的商品渴望挤进标价更高的货台，结局换来的只是被打碎的玻璃残片；《女县长》中，作者用总体轻松的笔调勾画了一个类型化的“女超人”形象，她的困境总是被轻易化解，甚至连台风最后都戏剧性地为她转道临县，虽然小说竭力叙述其丈夫的不是，但在外高能量的女县长没能平衡好家庭关系却是一个事实；《日暖风寒》中孙卓晨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灰色形象，表面上他是被“托关系”的社会法则推着走，但其实他本人的笔试成绩十分靠前，凭借自己本事也可能被录取，但他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同“托关系”的必要性，这也是他一系列心灵焦虑的起因所在，虽然结尾的饭局使他感到不适，但这个饭局的主要目的又恰好是他拜托继父帮他疏通门路，人物内心与行为的矛盾之处可见一斑，而这也使得这个人物更为立体；更不用说《到雾岛庆生》中的“我”，“我”前去向不认识的人庆生的目的本就是为了祈求经济援助，当“我”经历了庆生的一系列荒唐事后却并未像“黄粱一梦”中顿悟的书生那样及时抽身，而是与更年轻的“我”合为一体再次走向“晨雾酒店”。

当“无恶之恶”像雾一样弥漫，当欲望促使自己为自己戴上枷锁，荒诞就不再是文本的修辞，而是生活的骨骼。就文本内部而言，上述小说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有的小说节奏前紧后松、有的小说人物描绘刻板、有的小说细节稍显失真、有的小说人物情节散乱、有的小说语言姿态轻飘等等，但这些文本却共同描绘了人类困境的底色并且在结尾留下一声短促的敲击——这敲击既指向外在环境的铁壁，也指向内在欲望的深井。这或许就是文学在当下最诚实的功能：注意到卡在生活喉咙的那根刺，并试图将其变为戳破人性迷雾的一枚针。

（王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2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