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除了回故乡，隶属于保定市的易县是我去得最多的县份。那里虽不是我的“第二故乡”，但长时间不去，就觉得需要去一次了，也说不清为什么，是心里想。去的次数多了，就有了心得。在易县，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最好少问从前，因为一旦开口，这里的历史将变成“虫洞”，将人送往另一个时空；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最好少交易县的朋友，因为一旦友谊开始，会背起友情的“包袱”，一辈子都放不下。看易县的山，绝不可用灵秀来形容，只有雄浑和苍劲适合它们……每来一次易县，就觉得生命里又多了一些背负的东西，但潜意识里又诡异地觉得，只有再来一次易县，这些沉重感才能减轻些。

清明节的三天假期，今年特意留出来，去易县。

沿山区高速公路迤逦前行，阵列的峰谷间已经披上了绿毯。易县西北倚山，境内的紫荆关是西北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冲，作为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打开车窗，尚有些寒意的春风扑面而来。这风中，有胡笳之声。

穿陉道过太行山，进入平原后的第一城就是易县。由县城向东向南，华北平原广袤无垠。从高处远望山前的城区，依山带水的气势冲击着视觉。如今的县城不是曾经的燕下都旧址，只是比两千多年前的旧城向西北推了十数里，古人择上风上水、安全无忧之地建城的智慧令人惊叹。也难怪清朝皇室将帝陵选在这里，作为清西陵的“万年吉地”，那里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

和当地的朋友们约好在“荆轲公园”碰面。导航里的甜美女声播报出“荆轲”这个名字，像是从山间传来的遥远回声。远处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古塔，那是我曾多次拜谒过的荆轲塔。轻盈挺拔的身姿雄踞在城西的荆轲山上，形状犹如一柄利剑直指苍天。荆轲塔是易县最醒目的地理坐标，也是世世代代易县人心目中的圣物。供人游览和健身的“荆轲公园”依山势而建，塔是其中的主体。迎门巨大的荆轲雕像面向东方，一手握书卷，一手抚宝剑，粗眉深目，眉宇间洋溢着英雄气。雕像四周镌刻着历朝历代咏荆轲的诗句，皆是当地书法家所写。论起来荆轲是武夫，但暴得诗名，荆轲公园的这个布局倒也契合他的身份。

老友们在春风里相会，没有太过客气的寒暄，话题自然就转到荆轲身上。那座以荆轲命名的古塔，实则与荆轲无关，而是一座比战国时代年轻太多的辽代寺院遗存。塔下有荆轲的衣冠冢，冢前立碑，碑文为“古义士荆轲里”六个大字，并未找到立碑的年代——所谓“里”，是指故乡——其实，荆轲也并非易县人，而是战国时代的卫国人，他的家乡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县。

 塔从毫不相干的佛教建筑化身为荆轲纪念塔，荆轲也从客居大侠变成了本县英烈，这一切，都源于那次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复书写的暗杀行动：秦王嬴政征伐诸侯，大将王翦灭赵后兵至燕国南境——彼时易县是燕国的国都。客居在燕国的游侠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前往咸阳刺杀嬴政，事败被杀。司马迁在《史记》中专为荆轲立传，详细记载了此事。自此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荆轲刺秦”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具象化诠释；或者说，自荆轲刺秦之后，“士为知己者死”被道德化了——而荆轲以身赴死的行动，也在唐代文学家韩愈笔下成了任侠重义、豪爽直率的北方地域性格的代言，并为之提炼出了“慷慨悲歌”这样一个极具文化理想色彩的审美概念。

现在的河北被称作“燕赵之地”，其中的“赵”来自邯郸。看地图，邯郸位于河北最南端，那里曾经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都城。“燕”来自北方的燕国。同样是七雄之国，燕国疆域最广时涵盖了如今京津和河北北部，东北则延伸到了辽宁、吉林、内蒙古甚至朝鲜部分区域，都城先后在北京琉璃河、广安门一带。燕存续八百多年，几经兴衰，至公元前300年左右第39任国君昭王时，国祚中兴，在如今易县境内的易水河流域建了武阳城，进而发展为规模宏大的“燕下都”。武阳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是战国时期诸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由于历史机缘，易县独承了燕国在河北部分的衣钵，成为“燕文化”的“郡望”之地。

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韩愈为了佐证“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个观点，末尾举出了乐毅和高渐离两个人物，前者曾辅佐燕昭王破齐国，而后者为了给牺牲的荆轲报仇，对嬴政实施了未能成功的第二次刺杀。高渐离刺秦的过程比荆轲更为惨烈和悲壮：秦始皇召高渐离前来奏乐，为防行刺命人把他的眼睛熏瞎，但他把铅块藏在演奏要用的筑中，以之为武器当堂投向秦始皇。瞎子没有准头，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向道义献祭。

从秦王到始皇帝，史载嬴政一生共经历了四次暗杀，其中两次都与燕国和荆轲有关。显而易见，没有荆轲，“燕赵风骨”将不复存在——不管那座塔是什么塔，也不管荆轲出生在哪里、又曾在哪里游荡，易县人固执地认为，这里就是荆轲的故乡，荆轲塔就是他的纪念碑。

写到此处，我来易县的心得不妨加一条：假如你没有做好准备，请不要与易县人掰扯道理，他们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

《史记》中对燕太子丹在易水河畔送别荆轲场面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除了极具画面感和氛围感的场景描写，文中还记下了荆轲吟唱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满含悲凉的诗句后来被当成经典传唱，至今在大众中仍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以即兴式的口语创作而流传千古的有两首诗作，第一首就是荆轲的这首《易水歌》，第二首是刘邦的《大风歌》。当然，诗的题目都是后人代拟的。在百姓口中，刺客的诗名气大过皇帝的诗。不得不说，荆轲的故事能够代代流传，恐怕也得益于这首发乎真情的诗作——从易水送别到刺秦，荆轲从游侠变成了义士，这一形象的转变为中华文化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荆轲刺秦也为易县留下了一笔财富，那就是“带火”了易水这条河。因为荆轲，易水从一条自然之河变成了一条文化之河，如今已是文人和史家不能绕过的“打卡地”。多少人从远方辗转而来，就为了站在河边，望着四季都不再丰沛的河水，一遍遍吟诵荆轲的诗句，以此完成一次对历史的深情凭吊。

就像我，此刻站在易水河边，仿佛听见为荆轲送行的众人无奈的哭声。荆轲走了，他告别送行的人群，在众人的哭声中跨过易水，向南消失在茫茫原野中——也不只有哭声，还有高渐离激越的击筑声。《史记》中说，他“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但我相信，他肯定是至少回过一次头的，只是那时他已经走了很远，送别的人看不见他了，他肯定害怕他们看见，但他一定要看一看这座大城，因为他再也无法回到这里。如果那时夕阳西下，他的背影会与太行山连在一起，黝黑，昏暗。

清明时节大地回暖，地气蒸腾，西侧群山雾霭沉沉，那幻影般的朦胧，让我无法将尘世和历史看得太清。

在光怪陆离的历史面前临河而叹，我的遐想和沉思被朋友警告说“哭错了坟头”。在现代地图上，易水不是一条河，而是三条河，从北向南依次为北易水、中易水和南易水。明清以来的史书多认为中易水就是原来的古易水，但据当地人考证，南易水才是荆轲所“别”的易水，中易水在当时称“武水”。我身在哪条易水河畔？倒不必去手机上查地图，朋友们迅速确认，此处是中易水——伟大的史家都能弄错，我之错便不再是错了。

易水河如同荆轲塔和荆轲里，都是一个个凝结了情感、至今还带着温度的文化符号。荆轲，曾经跨过每一条易水，对此，我们没有怀疑的理由。

如果把燕国比作一个人，三条易水河就像他的三根肋骨。

这里是中易水的中游，距今七千多年前的北福地遗址位于它的上游。无数代易县人见过古老的易水河日夜流淌，但每一天的水都是新的。午后的阳光明亮，并不宽阔的河面波光粼粼，跳动着碎银子般刺眼的光点。河堤上白杨树初生的叶子被风刮得猎猎作响，犹如将士出征的巨幅旌旗。河道两侧立着去冬干枯的芦苇，细长的苇秆上顶着苇穗在风中摇摆。枯黄与微凉，让这眼前的景色多了些沉郁的调子。沿河东行，化冻后的河岸踩上去有一种松软的感觉，宛若踩在云朵里。低头看去，一些不知名的濒水植物从杂乱的荒草中冒出绿色的嫩芽。枯水季让这里变成了一片湿地，偶有沙洲露出水面。竟有人穿着齐胸的水裤在河里撒网，想必河水仍然是冷的，但这种冷抵不过冒险对人类的刺激。

荆轲刺秦，也是一次冒险。

这次冒险的后果是严重的，除了荆轲本人外，田光、樊於期在准备阶段就献出了生命，秦舞阳伴着荆轲死在刺杀现场，后又有高渐离行刺不成被杀的惨剧发生。《史记·刺客列传》在讲完高渐离刺秦的故事后，对这件事引起的长期后果做了描述，说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他再也不敢接见那些被吞并的国土上的人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天知道后来导致天下“苦秦久矣”的暴政中，究竟藏着嬴政对荆轲、高渐离和东方六国的仁人志士多少恨意。

燕国国都的城池修建在武水之北，古人称山南水北为阳，这座城因而名为武阳城——它的命名与“秦舞阳”并无关系。当我手脚并用爬上武阳台遗址的时候，心情变得莫名复杂。荆轲和高渐离刺杀嬴政没有成功，燕国终究还是被并入了大一统的版图中。汹涌而入的秦军代替他们的君王对燕国发泄着内心的愤怒，将武阳城摧毁殆尽，巍峨的宫殿在烈火中倒塌，只剩下高高的基座茕茕而立了两千多年。两千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台基上建过佛道的寺观，耕种过庄稼，自然和人力的袭扰使它的高度不断降低，但仍然是沃野中最显赫的存在。站在台顶北望，另有两座高台残基隆起在麦田中，一座名为老姆台，另一座名为张公台，一条看不见的轴线将它们与武阳台串联在一起。查阅地图可知，在这些台址的四周，有七八个如朱家台、杨家台、路家台等以“台”为名的村子，它们的脚下或许都曾是华丽的殿堂。

“六朝王气歇，故籞成荒丘”，时光让有形之物变得面目全非，但人心记下了它们曾经有过的悲喜和传奇。遥想当年，读书好剑、慷慨侠义的江湖漫游者荆轲来到武阳城，特立独行的他很快便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此时在秦国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他已洞悉秦王试图吞并天下的野心，燕国也将遭遇灭顶之灾。他预感到危险很快来临，急切地想挽救国家。经田光和鞠武辗转推荐，太子丹与荆轲就在我脚下的宫殿里相遇了，二人在这里定下了刺秦的大计。

荆轲该不该答应太子丹的请求，去做一件无论成败自己都将死去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司马迁赞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但宋代大儒朱熹却称“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可见荆轲多次陷入过被不同时代的人质疑、然后被重新建构的境地中，其背后就是“刺秦”的必要性之争。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当我站到武阳台上那一刻，顿时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正确答案。荆轲事前知道此行的危险性，但众人的期待已使他无可选择。《史记》的伟大，在于司马迁将荆轲当作一个普通人，写出了他在求生与守义夹攻之下的焦虑心情。最初太子丹提出这个要求时，荆轲拒绝了：“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但耐不住太子丹百般恳求，特别是当这种恳求被置于与他有知遇之恩的田光之死的背景下，他只得答应。得到应允，太子丹便开始了道德和人性的“绑架”：“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最后又惧怕荆轲变卦，不断催促他尽快上路——这致使荆轲在自己称意的伙伴尚未前来时，就匆忙带着秦舞阳出发了。

我在易水河畔听到的那些若有若无的哭声中，有一些是为荆轲的委曲求全而惋惜的哽咽。但秦王的恨，无疑反证了荆轲行动的正确性。太子丹也没有错，对于一个储君而言，还有什么比国家的安危更重要呢？

那么谁错了？是在不断更迭的世事面前，刻舟求剑的心态错了。

……

全文请阅读《当代人》2025年第10期

桫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有散文作品发表并被转载、收入多种选本。曾获《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奖、孙犁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随笔集《自以为灯》和文学评论集《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文学何以中国》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