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5年第5期｜阎伯群：吹号少年
阎伯群，河北省霸州市人。在《长城》《小说家》《青年文学》《当代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
吹号少年
◆◇ 阎伯群
一
我从大山里学习吹号回来，虽然长了一岁，但还是独立支队里年龄最小的。以前，他们叫我“小孩儿”，现在叫我“司号员”，似乎对我刮目相看了，尤其是我手中的那把单圈小号，能够发号施令、振气壮威，让战士们肃然起敬。我们培训班有句俗语“通讯员是官儿的腿，司号员是官儿的嘴”，就是告诉我们这把小号可不是闹着玩的。
部队开拔，挑小路走，绕绕弯弯，有时钻进青纱帐，有时穿过树林，有时又折返，我觉得准是迷了路，就问身边的支队长，这是去哪儿呀？支队长满脸胡茬，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我的脑壳，顺手掴了一下，说别打听，叫你干啥就干啥。我不满地嘟囔，你别打我呀！支队长口气还是倔，说，今天吹假号，到时候再告诉你。
所谓吹假号，就是变换号谱，迷惑敌人。比方说，应该“前进”，却吹“上课”；应该“撤退”，却吹“下课”。为的是不让敌人摸出规律，判断出我们的真实作战意图。当然，事先，我们部队要统一指令，不能乱了自己。
王干事凑上来，用手指捅了捅我，告诫我，别像个话痨一样，部队的情况一律不许多问，知道的东西更要保密，防止让特务知道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嘴上没毛，却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处处教训我。我不情愿地“嗯”了一声，说明白了。不过，我不明白干事是什么官儿，反正他也在队部里。
夜色罩住了村庄，房屋、树木都变成了轮廓，道路则在月光下发白。因为各村开展过打狗运动，听不到狗叫。天一黑，老百姓就关门闭户，连油灯也不敢点。我们悄悄进村，包围了伪军岗楼。先是喊话，由支队长喊，并没有效果。其实我们也不指望见效，但这是我们对敌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是法宝。一连连长是大老粗，耐不住了，说，支队长，打吧。支队长并不气馁，说，请教导员喊话。然后，教导员喊话。下面，副支队长又喊。喊了半天还是不管事，这几位领导一商量，最后决定，进攻！
支队长左顾右盼，大声发问，司号员呢？我从大人中冒出头来，说，怎么着？他挥着拳头，下达了命令：上军事课！——我知道这是“进攻”。然后，我撒腿就跑，到了南北街北头一个桥口，旁边有个影壁似的地方。这是我们吹号的规矩，躲开指挥员最少五十米，因为敌人的机枪、火炮专找吹号的。总之，越远越安全。
王干事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好像担心我要逃跑似的，见我还在观察地势，有些着急，大声催促，还磨叽什么，快吹呀！
我举起了号，顶住号嘴儿，鼓足气，吹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吹号，有些紧张，所以丝毫不敢大意，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霎时，满世界都是枪响，乱了套。哒哒哒哒，岗楼上的机枪冲着我来了。我早躲进了旁边的饭铺。战斗一旦打起来，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成了看热闹的。王干事站在饭铺门口，既负责监督我，也负责保护我，成了我的护兵。
我坐在饭铺里，喝着一碗白开水，跟饭铺的胖老板聊天。他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和惊恐以后，定下神来，见我是个小孩，就来了兴致，嘴比我还碎。
他也给自己倒了一碗水，摆出一副跟我平起平坐的架势，问，哪村的？小同志。我不假思索，说，老家是高家屯，跟我妈在干姥姥家住。他问，怎么不去亲姥姥家呀？我说，亲姥姥早死了，我妈要饭的时候认了干娘。他问，你姓什么？我说，姓张啊。他问，你叫什么？我说，我没有大号，小名叫小树。他脸上露出惊喜，说，嗨，我猜出来了，你是“继”字辈的，我也姓张，咱们是一家子。我猛然想起王干事的告诫，要注意特务，口气立马变了，说，谁跟你是一家子，别套近乎！他还不知趣，竟然唤了一声我的小名，说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啊？
我站起来，绊倒了脚下的凳子，冲门外喊，快来，王干事，这儿有特务！
王干事踹门而入，手持快枪，如临大敌。胖老板吓坏了，脸色突变，出溜到桌底下。接下来，我们支队在前边攻楼，我和王干事在后边审讯特务，很想搞出点名堂，但可惜，没发现他有啥大问题，就放了。王干事批评我缺乏反特工作经验，让我以后向他看齐。我说，那当然，你是偷驴的，我是拔橛儿的。这是我妈的口头禅，我不明白具体意思，但我觉得有意思。
下半夜，云彩散尽，月亮彻底露出来了，岗楼里冒出浓烟，伪军挑起白旗。我吹起集合号。转移的路上，战友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却感到有些遗憾。
二
我们独立支队又接到了阻击日伪军的任务，急行军赶到拒马河边，抢占河堤。我们距离河堤有十多里，跑步前进，把我累得盔歪甲斜的。支队长站在队伍前头，冲我喊，你是个扁平脚咋的！气得我跑得飞快。
正是七月，河两岸的棒子、高粱半腿高，虽然绿油油的，却不适合大部队隐蔽。我从小就跟母亲种地，知道这是晚棒子，入夏以后才种的。在我的老家，如果雨水好，大都是春棒子，此时已经是茂密的青纱帐了。我想起了母亲，不禁走了神儿。
这里果然干旱，拒马河里的水很浅，有的地方露出河底。河堤上草木茂盛，我们就藏在这里面。从南堤上看去，敌人也到了前方，停下来。他们很狂妄，察觉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后，就开始组织进攻，往空地上运重武器，人喊马嘶，乱腾腾的。
支队长发现敌人立足未稳，决定不再死守，而是派两个连冲击敌人阵营，剩下的部队仍然防守。我们把时间定在十一点五十分，因为按照常规，敌人很可能于十二点整冲锋，我们提前十分钟就掌握了战场主动，甚至是胜负的关键。我们独立支队打顶牛战很有一套，全部编成小组，冲锋的时候，三个人一组，就是仨人对付一个。这一招特灵，即使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能奏效。
通讯员将冲锋命令传达到两个连以后，支队长脸色严峻起来，对我说，预备！我就退到堤坡当间儿，单腿跪着，把号搁在嘴上。这次是吹冲锋号。支队长跟在我身边，举起手提表，看着表针，表的滴答声和我的心跳声已经分不清了。
他的右手一挥，下令，吹！
嘀哒哒嘀哒哒，嘀嘀——
哇——独立支队两个连的战士跃出大堤，冲了出去。敌人猝不及防，纷纷向后退。拒马河上响起炒料豆子般的声音，噗噜噗噜，噗噜噗噜……我一个劲儿地吹，直到战士们越冲越远，枪声也远了。
用不着再吹了，我往旁边一躺，眯瞪起来，差点睡过去。一会儿，送饭的老乡们上来了，烙大饼就腌菜，留守的战士们抓紧吃饭。我填饱了肚子，趴在堤上往远处观望，不见征战的人影，心里纳闷，怎么没消息呢？不觉走下河堤。
支队长正指挥战士们拔草，编成束，伪装到全身，使敌人从天上看不到我们。根据情报，敌人将有飞机配合，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支队长发现我往远处走，大喝一声，小树，干吗去？我说，我下去玩会儿。他说，你吃饱了撑的？现在正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我说，我去探探消息还不行吗，一会儿告诉你。他可能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就摆摆手，说，快去快回，别把号丢了。
我撒欢一样跑开了。到了棒子地，躺着个打死的鬼子官儿。他头朝下，侧棱着身子，腰上煞着皮带，我使劲掫他。这家伙死沉，再加上我劲头小，费了好大劲才翻过来。他挎着个“鸡腿撸子”，我边解边抻，扽了出来。摸摸，他戴着手表呢，我摘下来戴在自己手腕上。再摸摸，有个钢笔，我别在自己身上。去你妈的吧！我又踹了他一脚。往近处溜达溜达，发现那儿躺着个伪军，趴着，死了，后边背着个雨衣。雨衣煞得特别结实，他是个大胖子，我掫了脑袋又掫脚，把它解下来，拴在我身上。我心满意足了，嘟囔了一句，赶紧回去吧，别让支队长惦记。经过高粱地，又有一个伪军尸体，枪丢在一边，我实在拿不动了，拾起子弹带。
回到堤上，支队长大步迎上来，劈头盖脸地说，谁叫你去半天啊？
我说，刚得着战利品，搜身了。好家伙，地里净死人了，都是鬼子和伪军。
他打断我的话，说，别啰嗦了，赶紧吹集合号。
我从脖子上摘下号，吹起来。部队陆续回来了。原来他们一口气追出十来里地，伪军全撒丫子了。
回来的战友们说，王干事牺牲了。我顾不得请示支队长，扔下手里的东西，冲着大家指的方向跑去。我的脚底发软，路上跌倒了两次，身下的铜号硌得我生疼，还吃了一嘴土，爬起来再跑。好几个人围着他，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只有他是躺着的，脑袋歪着，四肢松松垮垮的，没了气力。我扒拉他，一动不动，人还是软的。我的眼泪突然冒了出来，说，你别装死呀……我一哭，身边的一连连长赶忙把我推出人群，说，你别哭啦，支队长叫你呢。
我边抹眼泪边说，你怎么知道叫我呢？骗人！
我这么一说，连长也绷不住了，哭得比我还伤心。
回来后，河堤上则是另一番景象，支队长指挥大家拾掇战利品，像在进行一场劳动竞赛。日本造的重机枪，又长又沉，平时仨人才能扛一挺。支队长脱了白褂子，光着膀子就下去了，一个人扛上来。教导员也跑下去，抄起另一挺来。两个警卫员想搭手，被他制止了，说，别给人留下话把儿，我一个人来，照样！警卫担惊受怕地看着教导员，生怕他小身板吃不消，但他居然挺住了，登上了堤，连支队长也给他鼓起掌来。我看得真真的，惊叹，我的妈呀！还有一辆炮车，马被打死了，由十几个人拉着，往河堤上拽。我被这气氛感染了，把两只手拢成喇叭筒，高声嚷，小心，别把老百姓的棒子压坏喽。支队长来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光头，但说话却还是那么倔，说，别嚷嚷啦，小心压了你的嘴。
打扫战场，附近村子老百姓组织起担架队、笸箩队，在专业救护人员的指挥下，把我们牺牲战士和伤员运走了。剩下的是敌人的伤员，支队长跟教导员嘀咕了半天，商量怎么办。支队长满脸通红，似在和教导员争执，教导员耐心跟他解释，最后，支队长只得下命令说，也一块弄走吧，我们共产党走的是人道。我明白那准是“人道主义”的意思，教导员爱用这个词。老百姓还是不为所动，因为里面有小鬼子，最可恨。教导员上前给大家做工作，好歹算是说通了。敌人的死尸则没人管，只能等过后就地掩埋。
清理战利品的当儿，我拿出自己缴获的东西，上交支队长，可我却像个馋孩子遇上烧鸡一样，不错眼珠地盯着小手枪，生怕他扑棱飞走。支队长接过小手枪，甩手抛向空中，这时候它真像要展翅飞走的样子，然后他又伸手接住，一个手指勾在枪上，转了几圈，说，不错不错，这个小枪，正好你留着防身。我赶紧说，有四十粒子弹呢，我会使。支队长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这雨衣也归你。开会的时候，教导员不是老教育我们，打仗时得的东西，得交上级吗？我和教导员都照顾你，因为你年龄小，差事不一般。吹号也离不了表，这个也是你的。他还指指我兜里别的钢笔，说，这个也不用摘了。我真后悔没有缴获点钱票子，是不是也归我自己？又一想，呸！
敌人飞机来了，我就爬到了大树上，吹警报。支队长和战友们都披上伪装草，趴在河滩、棒子地、杂草丛里，敌人的飞机侧棱了几下翅膀，想投弹但没发现目标，飞走了。
我从树上跳下来，喊，支队长，飞机看不到咱，是不是瞎呀？
支队长说，你老实在树上呆着，咋那么些废话呀，让飞机都听见了。
我像狸猫一样，又蹿上树，再爬高点，坐在结实的树杈上，吹嘀嘀，哒哒哒，吹出来的声音就像说飞机走啦。
风吹过来，把号声送出老远。
我们又在堤上埋伏了一天，防止敌人反扑。大热的天，开阔地里，敌人的尸体腐烂了，臭气熏天。这次战斗，我们的伤亡并不多，但部分战士感染了尸毒，有的身上发肿、出疹子，有的出现幻觉，好像跟上了鬼魂。前者需要医生，后者需要乡村大神儿，或者医生与大神儿一齐上阵。几天后，我发现我的腿上也鼓出两个毒疙瘩，越来越大，越来越疼，变成了疮，弄得我直掉泪。支队救护员没法处理，派人把我们送到了东淀苇塘医院。
三
东淀大苇塘，是白洋淀下游最大的一片水域，夏秋季节，芦苇丛生，在日军疯狂“扫荡”的环境下，成为抗日军队养精蓄锐、准备收复失地、粉碎敌人进攻的水上根据地。抗战形势好转以后，这里成为冀中联结大清河南北的一条通道。
苇塘地形有高地、土岗，有纵横交错的大小沟渠，摆渡船来回穿梭。芦苇长势茂密，高一丈三四尺，机枪打不透，是天然无比的坚固工事。不管什么人进去辨不出方向，就像进了迷魂阵一样。
八路军的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各团体、报社、医院、兵工厂、培训学校、部队进驻苇塘，在高地上建起了房子，一趟一趟的，像村庄一样。大门搭上大牌匾，上边缀上镰刀斧头，党的旗帜神圣、肃穆。大苇塘被我们的人称为“小莫斯科”。
住在这种地方，我的心情自然特别舒畅，病情恢复得快，仅十多天时间我的毒疮消肿，结了痂。每天凌晨四点多钟，我就能听见从苇塘深处传来拔号声音，这是军分区通信学校的号兵在训练。我怀念起在太行山里学习吹号的日子。
参军后，我年纪小，不会打仗，支队就派我到边区学习吹号。临行前，支队长嘱咐我，要好好地学，服从命令。我问，什么是服从命令啊？支队长说，就是听话。他还告诉我，要跟师父搞好关系，学艺如学徒。
冬天，在山里，从凌晨四点到六点，学员们叼号嘴儿、拔号音，嘴唇上的肉皮粘掉了，露出血筋儿。司号连连长让我们用手捂住号嘴儿。这样，两只手虽冻伤，但嘴唇总算完好。每天午夜十二点以后，队长不允许我们再尿尿，因为一旦撒过尿，这五个音拔上去，再降下来的时候就没了劲头。而且，你要是憋了尿，小号一吹，呜噜呜噜，把尿全拔上来，号音里自然带着水音儿，特别好听。
冬天冒着风雪，夏天则是蚊虫叮咬，经过三百多个日子才能出师呢。不过，我一个叫花子出身的孩子，一点没有觉出苦来。早上，我练习完拔号音回到营房，司号连连长刚起床，我就给他打洗脸水，牙缸子也灌满水。连长喜欢我，上完一天课，晚上没事，他又单独教我五线谱。连长爱逗着玩，他轻轻弹了我的脑壳，说，你这小脑袋瓜真灵。学完了差事号，又学阵势号，还学了不少吹着玩的号谱，进度比其他学员快了一倍。
毕业时，连长发给了我一把单圈铜号，说，调动时，交号不交号嘴儿。号是公家的，号嘴儿是你个人的。就是说，上面沾了你的唾沫，就是你的啦。
我闻了闻自己的号嘴儿，确实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儿，行军、睡觉、执行命令，都离不开它。它就是我从娘胎里带来的味儿。
我走出病房，找到一处土岗，点起艾草，熏跑周围的蚊子。清朗的月光洒在刚刚开穗的芦苇上，反射出一层银亮的薄晕，在水汽的涌动下，薄晕就像青蛙鸣叫时嘴巴两侧一鼓一鼓的声囊似的，随着苇塘的植物、鱼、鸟一呼一吸。
我略一思忖，吹起师父教给我的《新麻士》套曲。也许是我没有解小手，也许是我身处河塘中，吹出的曲子自带水音儿。
吹着吹着，不远处有人接上了我的曲子。在这深夜的苇塘里，居然有人与我共同吹奏，真有梦幻之感。我无法看见这个人身在哪里，但他发出的声音就是坐标，与我隔着一条河岔。我吹完第一套曲，停下来歇息，听他吹第二套。很明显，他所吹出的曲子有些稚嫩，处于初学阶段。这激起了我的热情，尽力把曲子吹得完美。等他吹第三套结束，我就接上第四套，轮到他来听。吹着吹着，我就变成了一种炫耀、卖弄，对方也察觉出了我不断增长的傲慢，也来了气，就呛上了，看谁掌握的曲子更多，看谁把谁比下去。一般的号手，只能演奏到三四套，下面就不会了，但今天这个人一直吹到十一套，还不拉倒。我马上拿出看家的本事，接着吹起另一支曲子《大麻士》后十排号。我吹完后，他果然哑了。
见他没有应声，我就吹起封口琴。封口琴共有两套，内容是确定对方“不行”“怂”的意思，从而宣告自己的胜利。这是师父传授给我的，告诉我，若是对方败下阵来，你就吹封口琴，一锤定音。所有吹号的人都知道这个封口琴的厉害。
我们两个人斗号的过程中，黑暗中好多人在听，有的从梦中醒来，竖起耳朵。大家全都入了迷，如醉如痴，没料到号声戛然而止，顿时陷入懵懂之中，不知苇塘里“唱”得这是哪一出。
我坐在艾草的烟雾缭绕中，等待有人来找。
他果真来了，推开了医院入口的篱笆门。我心头一喜，拨亮了艾草，让他发现我。一只驱光的飞蛾率先飞来，莽撞地摔在我的脸上。
他向警卫人员询问，你们这儿有个吹号的吗？
警卫人员冲我喊了一声，并指指烟火旺盛的地方。他向我走来，年龄居然和我差不多，手里拿着刚才吹过的小号，背后插着一把大刀，红缨子露在外面，一晃一晃的。在月光下，我辨不出他大刀上缨子的颜色，但我知道，八路军的大刀上肯定是红缨子。
到了近前，我看清他一脸的稚气，嘴巴上还留着我们这一行最明显的特征，号嘴印，大概是通信学校的学员。
当看清我是个毛孩子时，他仿佛受到了戏弄，神情立马变了，问，你最后吹的那是什么？我说，封口琴呗。他说，你不知道封口琴是不能随便吹的吗？我说，你为什么接我？跟我叫劲？他说，我们号长没教过后十排号。我说，要是没教，别人再吹你别应。后十套排号，甭说是你，整个分区没几个人会，你服吗？他急眼了，你再吹就是不行！
旁边的警卫人员见证了我们俩人对质的经过，插话说，小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越弄越不说理，还要打去？见警卫替我帮腔，“红缨子”不甘示弱，索性说，我打他就打他呗。警卫来了气，说，你随便打人不行，把他扣起来！一招呼，上来几个人，抓住“红缨子”的胳膊，拉进了屋子。
结果，医院方面给通信学校打了电话，对方很快来人。我把经过一说，“红缨子”被狠狠地撸了一顿。他一言不发，呆立在原地，听候发落。通信学校的老师向我们道歉，说，你们担待点，这个孩子的娘让鬼子打死了，爹投奔了八路军，好几年没音信，有人说牺牲了，所以他也参了军。老师还感叹，这个孩子说话就是倔，像跟人干仗一样，其实呀，他是想跟你们请教请教呢。
这么一说，我感觉错怪了“红缨子”，也检讨自己的不是。我跟在他们后边，把他们送出来。我悄悄问了“红缨子”一句，你背着个大刀干吗？没见过吹号的人带刀。
“红缨子”已经不再赌气，刚才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但怒火显然又转移到了国仇家恨上，说，连长告诉我们，司号员的首要任务是吹号，打仗时不能往前冲，我偏要冲，砍死一个是一个，替我爹妈报仇。
这番话令我震惊，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说，那我明天还等着你，你来玩。他郑重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样子，点点头，跟着老师走了。
夜里，在连绵的蛙鸣声中，我梦见“红缨子”再次来找我，我俩互相倾诉各自成为号兵的经历，他将自己的号嘴儿洗得干干净净，送给我，我也把自己的号嘴儿从清水中捞出，回赠他。我们交换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成了好朋友。从我的号嘴儿里，他能感受到太行山的风霜雨雪；从他的号嘴儿里，我能听到倒映着红色旗帜的大淀、苇塘的波涛声。
然而，不巧的是，第二天一早，医院来了一大批新伤员，为了腾地方，我就跟其他人仓促出院了。
四
归队后，饲养员牵来一匹白马，让我试试。他说，支队长的马，叫你骑几天，等腿伤好了就收回。我说，就一直借给我骑呗，我在马上吹骑兵号不是更带劲吗？饲养员说，还有其他伤员，挨个儿呢。我接过缰绳，拍拍马头，抬起左腿，向白马做了一个勾腿的动作，白马明白了，也勾起左前腿，我的脚往它向上翻开的蹄子上一蹬，就跃上去。
然后，我就骑着这匹马，跟战士们一道，赶往几十里外的浑河上的一座大桥。具体执行什么任务，通讯员没有传达，支队长和教导员边走边商量，意见不统一，支队长红头涨脸，教导员倒是心平气和，形成有趣的反差。我几次凑过去想听听他们说什么，都被支队长拨拉到一旁，说，别挡道。我说，是白马自己来看主人呢。对白马，他不敢怠慢，赶紧摸摸马头，又让它舔舔手，从兜里掏出炒熟的料豆子，喂它。这个时候，支队长的脾气是最温和的。
部队停在浑河边，命令下来了：炸桥、拿楼。此桥是敌人南北交通的要道，是我们的眼中钉，必须清除。一路上，支队长两个人就是因为炸桥和拿楼的步骤有所分歧，最后还是教导员让步。大家反映，支队长近来脾气有点暴躁、古怪，动不动就发火，兴许也是中了尸毒。但我知道，他有心事。
一进入战斗预备状态，支队长立马神情坚毅、指挥果断，每个人都将目光投向他，等待他的一声令下。
支队长字字千钧：吹，“上军事课”！
我猛点个头，跑到一处废弃的工事，吹起“上军事课”，爆破小队瞬间冲上去，安装炸药包，拉动引信儿，轰隆、轰隆，几声巨响，黑烟冲上天，大桥被炸得一垛一垛的。我几乎被颠起来，哎呦一声，抱住脑袋。桥头另一端的岗楼向我们扫射，火力猛着呢。
我辨辨方向，拔腿跑向指挥部，领命令去。浑河上空硝烟弥漫，弹片、石块、泥沙乱飞，已经看不清前线的作战情况。支队长和参谋们拿着望远镜，一脸茫然，问我，炸断了吗，桥？我说，炸断了。支队长镇定下来，再次下令：继续攻打岗楼，吹冲锋号！
号声一响，独立支队上次缴获的两门八二小炮派上了用场，对准岗楼，一人一炮，楼就飞了。我又跑向炮兵阵地，想见识见识真家伙，却发现两名炮手十分陌生，一个都不认识。我问，你们叫什么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其中一个小矬子，眯着小眼，露出两颗大门牙，对我嘟噜了一句日本话。妈呀！敢情是日本人。我扭头往回跑。半路上，冒出一连连长，指着我身后的炮兵阵地说，我们俘虏的日本炮兵，有两把刷子！
我回到指挥部，气氛轻松了许多，有说有笑。支队长冲我一招手，说，小树，吹“下课”。
我答应了一声，脑子却仍在迷糊中，忘记了支队长的命令，鬼使神差地吹起“上课”。好在支队长站在我身后，啪地给了一个大耳掴子，打得我转了一个圈，更蒙了，不知出了什么事。他冲我喊，吹“下课”！
我明白过来，赶紧吹“下课”，连吹三遍。幸亏及时发现错误，没有造成多大混乱。
部队返回驻地，我两天没有搭理支队长，他也没有理我。我故意躲着他，不和他打照面。队伍处于休整中，为了便于隐蔽，生活号一律不吹，我有好几天不摸号。许多离家较近的战友，回家探亲。我看了一下地图，独立支队驻地距离我家高家屯三十多里，路上都是解放区。我忽然想家了，想回家看看。我没有请假，没有开路条，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到了马棚，从饲养员那里牵出白马，挎着枪回了家。
到了家门口，篱笆门锁着，娘没在家。从篱笆缝往里看，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农具戳在屋檐下，窗纸是新的，贴着妈妈自己剪的窗花。我回头望向街道，过来了一辆小驴车，车把式正是我和王干事审讯过的饭铺胖老板。他拽住驴车，跳下来，认出是我，笑呵呵地说，家来了？口气里没有一丝的记恨。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他说，你不是有个干姥姥吗，把你妈接走了，住几天。家里呢，村里给安排的代耕代种代收，帮没有劳力的抗属干活。他指了指车上，这是刚收的豆子，我给运回来了，一会儿放到房顶晒上。我会从邻居家爬上你家的房子，要是阴天下雨，我负责收拾。我对他叫了一声“大哥”，说，我妈给我捎话去了，说享福了，也提到你，叫我跟你叫大哥。他连连应着，说对对，我们是一家子，我早就说了。走，跟我到家坐坐，吃个西瓜去。我说不去了，部队不定什么时候开拔，我得赶紧回去。我冲他鞠了一躬，上马返回部队。
这一路上，我仿佛又将沿路乞讨参加八路军的路重新走了一遍。我和母亲在这一带要饭，母亲病了就是我一个人出来。“三九”天，我走不动了，倒在了路旁，醒来看见一个满脸胡子的人，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走，有饭吃。我感激地叫了一声“爷爷”，他的脸上居然有些羞涩，赶忙说，别叫爷爷，我没有那么老，叫我支队长，叫同志也行。我就这样加入了队伍。
到达驻地，我把白马交给饲养员，支队长站在门口望着我们俩，我还是没有理他，一扭头进了屋。他见我回来了，大概是放了心，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支队长打发通讯员来叫我。到了队部院子，好多领导都在里面，我打了一声“报告”。我听见支队长说，进来吧。我走进去，快到他近前，他紧走了两步，把我搂住了，搂在怀里。他低下头，胡子几乎扎到我的脸，说，我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打蒙啦，别理我！但我并没有挣脱。
他耐心地说，你传错了令，咱们好几百人，那性命都在咱俩人身上呢。我负得起责任吗？你负得起责任吗？那责任全在我身上呢。
我想起师父的话，一个号手，吹错了号就是上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损失，那不是闹着玩的，千万记住了。我说，我错啦，吹错啦！
支队长说，知道错了，赶明儿搭理我吗？我说，搭理你。
院子里的领导们也都围过来，嘻嘻哈哈的。支队长从身上掏出五块钱来，塞到我手里，说，给你的，零花钱。他的声音那么亲，就像一个父亲对儿子一样。
望着他的脸，我忽然想起那个背红缨大刀的小号手，觉得他们居然有些神似，尤其是讲话的声音。我告诉他，我在苇塘里，碰到过一个一心要给自己爹妈报仇的孩子。
他说，在老家，我也有一个儿子，和你一般大，自从参加八路以后，我就再没回过家，不知孩子怎样了。真想回家看看呀。
五
炸了敌人的大桥，浑河以南四十八座日伪岗楼被八路军端了一半，几乎天天有捷报传来。独立支队四处转战，消灭出来讨伐的伪军，鬼子窝在岗楼里不敢动弹。
这天拂晓前，独立支队将部队部署到敌人一个岗楼的周围，封锁了村庄。以前独立支队大多在夜晚袭击敌人，打不赢便撤，现在有了小炮，大白天照样拿楼、端据点。
这次的步骤还是一样，支队长、教导员等人首先喊话，动摇敌人的军心，更是迷惑敌人。我们不怕与敌人对骂，只要一搭腔，我们就能摸出岗楼里的虚实，有了对策。今天，岗楼里一声不吭，估计是有鬼子坐镇，准备顽抗到底。
支队长看了看手提表，对我下达命令：进攻，吹“上课”！
我应了一声，心里念叨着“上课上课”，离开战友们，朝附近没人的地方跑去。这是一片青砖宅院，位置隐蔽、视野开阔，能够纵观整个战场。
我吹起号角，双方开始交火。白天的战斗，远比黑夜恐怖，纷飞的子弹如同一场蝗灾。我们射出的“蝗虫”，排浪般腾空而起，扑向岗楼，发出嗡嗡的叫声。敌人的“蝗虫”，从岗楼飞出，遮天蔽日。
我背靠青砖宅院的墙壁，猛然觉得头顶有异常的响动，光整的墙壁上突然现出几个窟窿，探出了机枪管，哒哒哒，冒出了火舌。原来，这是敌人的暗堡，与远处的岗楼相配合，形成火力交叉网。
暗堡里的敌人听见了我的号声，猜到我的位置，塞出了一枚手榴弹，咣当掉下来，骨碌开去，炸了。
我异常惊恐，乱了阵脚，大喊了一声，王干事，赶紧去报告……那一瞬，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了王干事的影子，他一步不离地保护着我，把我面前的手榴弹踢开。可忽地一闪，又不见了。
我拿起号，向支队长发出求救信号。这次又招来敌人的枪弹、手榴弹。王干事又出现了，他揪住我的衣服，把我拉向一旁，塞进墙根的一个长方洞里。他说，别怕，抱住脑袋！我听了他的话，往里面一侧歪，像个刺猬一样蜷缩起来。我再看外面，王干事消失了。
这个长方洞很可能是敌人设在墙底的一个机枪眼，不知为什么并没有与里面凿通，留下现在这个洞，成了我的藏身之地。可我也休想脱身，搁浅在了这里。
我听到暗堡里有人叽里咕噜地讲话，是个鬼子。一个伪军回答说，炸死了，这吹号的肯定炸死了！
支队长得知我被困，调集兵力，由一连长带领一队人马来进攻暗堡。敌我双方隔着一条宽宽的大道，互相射击。趁着敌人火力渐缓的当儿，支队长爬出掩体，想来暗堡接应我，被敌人的机枪扫了一梭子，退回去了。教导员代替支队长指挥战斗。
看到支队长挂彩，我伤心极了，我想用号声问问他是否安全，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小号了，它跟王干事一样无影无踪。我从身上掏出小手枪，打开保险，枪口含在嘴里。我下了决心，要是支队长出现闪失，我就跟他一起去。
这时，我突然听见我们阵地的高房上响起了冲锋的号声，我们进攻的火力更猛了。高房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号手，举起了喇叭筒，迎着敌人的枪弹奋力地吹着……敌人的火力全都集中到号手身上。我钻出洞子，挺起身，快步奔向对面，仅用几秒钟就穿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区。支队长迎上来，把我搂住，在惯性撞击下后退了好几步，滚到了南墙根下。他的胳膊上缠着纱布。
他摸摸我的脑袋，问，孩子，炸着了吗？我咧开嘴，惊喜地说，支队长，我会飞啦。
紧接着，支队长命令通讯员，通知炮兵开炮。随后，他拉起我，奔向刚才响起号声的地方。他的劲真大，几乎把我拎起来，这时我真的飞了。
他边跑边说，兄弟部队来增援，给我们调来了一个小号手。
在房顶上，那位新来的小号手，看到我和支队长，也迎面奔来。只见他纵身一跃，就从房上轻盈地落下来，身后斜背的一把大刀哗地闪亮了一下，上面的红缨子在空中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