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文学史视域下重庆女作家的“家”“国”叙事
内容提要：抗战文学史视域下重庆女作家的“家”“国”叙事既依托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性别特质，又内在于战时重庆的社会语境中。作为现代女性解放隐喻与象征的“娜拉出走”，在战时重庆成为知识女性重新审视自我与家庭关系的观照；左翼女性们在抗战实践中践行舍“家”报“国”的集体主义理念，并试图将母职等家庭职能进行“抗战化”与“国族化”转化；对于战时大后方的多数女性而言，“在家”成为其战时常态，稳定的家庭生活具有维持个体小家庭与建设大后方的重要意义，在此脉络中实现以女性特质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战时重庆女作家的“家”“国”叙事既有显见的时代印记，又有跨越时代的恒久力量，围绕这一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化抗战文学史的史学价值，并对当代女性的生存现状提供某种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抗战文学 重庆女作家 家庭 国家
引言
自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迁都重庆的宣言始，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一跃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陪都”的城市属性使其被赋予“国家”的象征意义。有学者剖析了1940年代的中国文坛后发现，一批以“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以巴金、老舍、曹禺、路翎、张爱玲、萧红等作家最具代表性，对此提出了“五四新文学开始打破‘家国同构’的传统，而战时中国文学则开始了‘家国同构’的重建”1的结论。事实上，“家国同构”是一个极具笼统与模糊性质的概念，不同地域空间、身份阶层、性别视角对“家”“国”的认知与选择是截然不同的。
在战时重庆这一文学空间中，依托性别视角与身份阶层可以打开更广阔的讨论空间，战时重庆的女作家对于“家”“国”的体认是复杂且多面的。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个共识，即中国现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依托知识女性（女学生）群体展开的，女子教育使得“新女性”与“新青年”共享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女性由此进入现代中国的宏大事业蓝图，随之出现了五四新文化对于“娜拉出走”的推崇。事实上，被赋予隐喻与象征意义的“娜拉出走”为女性在“家”与“国”之间进行了潜在的价值估量与行为引导。在现代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自由恋爱成为被高举的理想大旗，但紧随其后的“成家立业”却并不具有自由恋爱所能够召唤的巨大社会力量，起码对于女性而言如此。鲁迅的《伤逝》便是一种基于自由恋爱而组成的婚姻家庭的具有社会症候意义的反思，直至1940年代巴金的《寒夜》，曾树生与汪文宣的自由结合，仍被汪母诟病其为“姘头”。日本学者通过研究《伤逝》中的子君与《家》中的鸣凤这两个女性形象而得出结论，“于女性而言，浪漫的爱情是绚烂理想的同时，也存在着变为致命陷阱的危险，并且失败的代价却只能由女性一人承担”2。由是，“家”对于知识女性而言具有某种危险的意味，妻职与母职的承担与“娜拉出走”所召唤的女性个体价值构成一组悖论关系，凤子（原名封季壬）在战时重庆的一系列文本即揭示了这一现象。
伴随现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革、抗战等具体事件的发生，左翼文化逐渐获得话语权，左翼思想文化成为对新青年及新女性拥有巨大召唤力的一种话语。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仅仅就女性的个体价值进行呼唤，那么在战时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左翼文化则将“娜拉出走”与国族抗战紧密地贴合，知识女性在革命与抗战的实践中，化身为从军的“木兰”，木兰的舍家出征为左翼女性的“家”“国”抉择提供了范本，而这也成为左翼女性叙事的内核与典型，左翼女作家白朗在文本内外的挣扎即呈现了“木兰”的内心写照。
当我们将现代女性解放运动与“新女性”群体相关联时，很容易得出诸如“出走”“舍家”等结论。然而，当战争打乱了日常生活秩序时，“在家”则成为多数大后方女性的生活常态。在触及了日常生活的真相之后，她们并没有决绝地“出走”，而是尽力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而这成为战时大后方女性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完好的家庭更易于抵抗乱世的风雨，庇佑个体的困境。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后方的“在家”女性反而真正实现了“家国同构”这一战时中国的共同理想，冰心在战时重庆的文本涉及了大后方女性在个体、家庭、国家等多维度的共同发展，对于现代女性文学是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在战时重庆这一独特的话语空间中，迁徙至重庆的下江女作家们以战时重庆作为文学创作的日常现实语境，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战时重庆的社会现状相结合，她们的言说既延续了“五四”以后新女性的自由发展意志，又指证了女性群体所遭逢的普遍困境，同时又始终内在于战时重庆的社会语境之中，这一依托女性特质进行言说的女性生命话语，为探究家庭、国族等相关议题提供了性别思考与现实体认。
一、“绝不当中国的娜拉”：战时知识女性的“离家出走”
活跃于1940年代的著名女演员、编辑、作家凤子3对女性与家庭持有深刻的思考，凤子曾在战时重庆创作过一系列文本，介由写作，凤子揭示了战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知识女性的“家”“国”抉择。凤子曾与经济学家孙毓棠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离婚原因说法不一，我们可以从一些文献史料中发现个中缘由。凤子曾以封禾子为笔名写作《穿红绣花鞋到剪辫子》（1940）一文，文中她以“红绣花鞋”和“剪辫子”指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生，“红绣花鞋”指证了旧时代的闺秀女性，“剪辫子”则指证了“五四”之后移步家门的新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红绣花鞋”是闺阁女儿无比珍视的物品，后来“我”离家学习，曾决定要为母亲和姐姐绣一双“绣花鞋”做礼物。“剪辫子”后，“我”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阅历，抗战期间，“我”去过不同的地方，见过不同的风景，“我”意识到一双走破了的鞋子才是最好的礼物。从“绣花鞋”到“剪辫子”到“走破了的鞋子”的流变，指涉了现代女性的思想倾向与意识变迁，更是对现代中国女性处境变更的一种隐喻，从闺阁女性以“待嫁”作为终生事业到现代女性以身体和思想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女性从被局囿的家庭空间逐步迈向开阔的社会公共空间，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女性不断发现自我、确立自我的过程。凤子的这一“现代”特质显然与孙毓棠关于女性、家庭的期待有所背离，“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戏，但只是‘玩票’，绝对不可以‘下海’”4，“她发现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他所期望于她的主要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和他客人的女主人。凤子坚定地说：‘我绝不当中国的娜拉’”5，此处“娜拉”取自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玩偶本义。围绕女性在家庭场域中的性别分工的不同观点所引发的矛盾，或许成为凤子婚姻失利的根源，这一不良的婚姻体验形塑了凤子女性观、家庭观的文学书写，她笔下的婚姻家庭多表现为压抑、逼仄、晦暗。
凤子在重庆创作的小说《金银世界》便是以这段婚姻为原型。小说重在揭露战时重庆投机倒把、黑市贩卖等不法行为盛行的社会乱象，在此背景下，年轻夫妇——画家微和演员碧的艰难家庭生活成为小说叙述的另一条主线。当时重庆按照户口每人每月配给一斤菜油，他们这三口之家每月可得三斤菜油，吃完就只能吃无油无盐的“辣锅菜”，而黑市的猪油堪比天价，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根本无力购买。在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里，小说将女性在婚姻中的辛劳与委曲求全和盘托出，与之相比，男性在婚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微”的命名也具有了某种隐喻与象征的意义。碧除了要在剧团紧锣密鼓地排戏，还要负责家庭支出调配、抚慰女佣心情（以防女佣辞工）以及照顾丈夫的情绪等琐碎事务，“女人永远懂得体贴男人”“还是女的懂得体贴”，6“体贴”二字无形中传达出婚姻中女性的委屈、忍耐与难言之隐。《金银世界》揭示了启蒙文化之下的某种女性真相，女性在承担社会生产的同时仍然成为家庭生产的主力军。国族抗战的社会现实为陷于婚姻牢笼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再次出走的可能与方向，小说《构子树下》便讲述了一则“娜拉”再次离家出走的故事。小芳从沦陷区逃出后，参加了宣传革命的艺术宣传队，历经艰险抵达大后方。在与鲁平的婚姻中，小芳被当作“玩偶”“点心”“猫”“小鸟”，这些极具装饰性的比喻揭露了小芳在婚姻中的处境与意义，不甘心被“锁”7的小芳最终离婚，又一次离家出走，再次归入国族抗战的宏大秩序中。
凤子于1940年代的家庭书写承接了1920年代“五四”启蒙文化的负面后果。如果说鲁迅以“子君”之名试图对启蒙时代的社会情绪进行提醒，那么凤子在文本内外则揭露了“娜拉出走”的现实背面，即“五四”所弘扬的个性、独立、自由等文化理念并不是一则完美的启蒙神话，新女性的自由恋爱梦仍然有破碎的可能，“‘离家出走’并不等于‘自我解放’，这完全是启蒙者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误判！”8但凤子并不愿如“子君”般就此走入绝路。当妻职与母职成为绑架女性的工具，家庭顺势成为囚禁女性人生的代名词时，“出走”再次成为女性重启生命的唯一方式。“出走”并不只有一次。新女性从“父权”体系中“出走”开启了女性生命的大门，从“夫权”体系中“出走”则是对女性生命的第二次复活，新女性的第二次出走，朝向了时代、社会现实以及更广阔的生命空间。凤子在文本内外实践了易卜生笔下“娜拉出走”的寓言，并将这一被译介的寓言进一步“中国化”“抗战化”，“我们要飞，但我们不要做鸽子”9，因为鸽子最终要飞回鸽子笼。凤子追求一种不被束缚、没有边际的飞翔，而这正是“出走”叙事带给现代“娜拉”的启示。
战时重庆的社会氛围为凤子的“娜拉出走”提供了现实方向。又一次离家出走的“娜拉”们在“家”与“国”之间有着极为明确的情感倾向及现实抉择，她们具有强烈的国族现实关怀感，并为此模糊性别属性。在国族抗战的时代浪潮中，“娜拉”的第二次出走旨在将个人（而非女性）汇入国族共同体之中，凤子多次以“器皿”与“大熔炉”来形容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应在时代的“大熔炉”中将自我锻造为新的“器皿”，“每一个人如果不忽视他自己赋有的一份力量，就应该投进到这个大熔炉里来，把一切陈朽的坏东西烧毁掉，重新烧炼，打成铁，炼成器皿”10，“经过了时代熔炉锻炼出来的器皿是更适于时代的需要的”11，“她向往（原文为“想望”）听闻到前线的炮火，她向往（原文为“想望”）自己在这个大时代的熔炉中能够被陶焙成一件器皿”12，“活着的意义是应该从废墟上面的血迹里去追寻的”13，所谓“意义”更多与宏大叙事关联，对“意义”的确立与追寻彰显了“娜拉”与1940年代的贴近与交融。1942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娜拉〉的答案》一文，文中以秋瑾为案例，论述民族国家话语中所蕴含/包裹的妇女解放出路，“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14，这一说法与凤子的理念高度契合。凤子于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画像》常被认为是她本人的自传小说，自传与否暂且不谈，女主人公“紫薇”折射出凤子关于战时、新女性、宏大话语等诸多层面的思考，“我怀疑爱情，家庭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在爱情，家庭之外，似乎还应该有点什么”15。“我不再在情感的小圈子里游泳，我有我的工作，说得好听一点，我有我的事业。我愿意为更多的人做点事，如此而已。”16“紫薇”的这一心声既彰显出“娜拉”们再一次离家出走时的自我期待，又可作为凤子本人对于时代、国族等宏大话语的告白，而所有这一切均以拒绝家庭为突破口，“家庭曾经是女人的牢狱。这些曾经为走出家庭而历经艰辛的女性，唯恐重新落在那牢狱之中”17，拒绝家庭意味着拒绝妻职与母职，拒绝家庭职能带给女性的绑架与剥削，拒绝包括“夫权”在内的男性文化与权利控制。如研究者所言，“对于爱情和事业的矛盾表现，强调人生不能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里沉浮，必须不依附于人而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必须对社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凤子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她本人的人生观的体现”18。
凤子关于“娜拉”的思考，将知识女性在现代中国的讨论进一步深化，1940年代的知识女性在充分张扬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在浓厚的抗战语境中，于“家”“国”之间做出抉择，这是知识女性群体与宏大话语交融过程中的又一次成长与突破。同时，我们仍然要认识到悖论的一面。知识女性在“家”“国”之间的抉择是以模糊女性的性别属性为代价来实现的，当她们又一次离家出走后，归入宏大秩序中的更多是“个人”而非“女性”，尽管五四启蒙运动将女性囊括进“个人解放”的大范畴中，但“在西方启蒙运动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人’的内涵显然是‘男人’”19。于是在“家”“国”之间的女性便陷入尴尬甚至无解的处境，当女性依托自身的性别属性承担家庭职能时，极容易落入“子君”式的悲剧生涯，既如此，女性宁愿放弃自身的性别属性以“抗战国民”的身份在宏大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毕竟“一旦被革命、被战争、被社会甩出，她又不得不去投靠男人”20。国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为知识女性提供了救赎自我的可能与路径，然而凤子对于“出走”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叙事/想象的层面。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小芳离婚后将去何处，小说并未给出答案，“出走”的远景并不具象，“娜拉”们离家出走的现实探寻并没有成型的路径与明确的指向，这或许与凤子所处战时大后方的社会空间相关，她无法与与前线产生直接的关联，对于大后方的作家而言，“抗战”更多表现为一种日常生存状态，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参与感，如凤子在散文中所写的那般，“我只有走，我恨自己是女子而不是一员战士，不能来面对敌人拼个死活”21。“出走”是一种态度，它表征了坚韧的女性力量与不屈的主体姿态。小芳追寻的那条“理想的路”22，如构树一样具有“异常的生长力量”23，既体现了小芳对远景的憧憬，又饱含了凤子对于民族抗战语境下属于知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与期许。也许小芳出走后，目之所及的是丁玲在延安所目睹过的景象，“在医院中”的现代无力感或“三八节”之于女性的性别压抑感，但正如凤子所言——“我只有走”，“出走”的前景并不具象，但“出走”的态度宣告了知识女性的主体姿态。直到今天，“出走”依然是现代女性探索自身出路的不二法门，“出走”成为一种自我砥砺与自我坚守，不愿被捆绑/绑架的女性永远可以重新出发，不止一次。
二、从军的“木兰”：左翼女性的战时选择
对于左翼女性而言，从军的“木兰”舍家出征这一行为带有某种范本的意味。因对集体、国族事业的追求，左翼女性“家”“国”之间有着更为明确的选择倾向，舍“家”报“国”是左翼女性参与抗战工作的现实基础。
1939年6月18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共13名作家24参加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直抵晋东南抗日前线，白朗即为其中一员。作为“笔部队”25和“游动的小文协”26，作家战地访问团沿途进行慰问、访问活动，所见所闻陆续刊登于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这对战时前后方的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白朗于1939年9月5日因身体原因“后退”27至重庆，并于隔年将自己近三个月的日记整理出版为《我们十四个》28。作为战地访问团唯二29的女性之一，白朗的母亲身份与性别视角在战争语境与女性生命之间构成显见的张力，这成为我们观照左翼女性与国族抗战、家庭、母职等议题的一个隐秘窗口。
在舍“家”报“国”的抗战实践中，如何处理小家庭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就参加战地访问团一事，白朗认为“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问题’”30。其时，白朗已经不幸夭折了四个孩子，新生的婴儿被寄予厚爱，而在“母亲”与“女作家”/ “女革命工作者”之间，白朗显然更倾向于后者。“我是一直地隐伏在后方，整天地为生活，为孩子忙碌着，体力是劳顿的，心情是郁闷的，对于我们神圣的抗战竟是毫无贡献。……两年来的成绩是抚养了一个未来新中国的幼年主人。”31“在伟大的时代里，每个国民都该有所贡献，可是我，有着孩子的牵掣，除了对未来的新中国贡献出我的孩子之外，如果常此下去， 我将是一无所出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我的孩子之生，是太不逢时了！”32很明显，夭折四个孩子之后的第五个孩子并未浇灭白朗对于抗战工作的热忱，她反而认为个体化的母职耽误了自身的革命工作，因此她“发了最大的恨心”33给孩子断奶，以此中断自身的母职职能。尽管白朗与丈夫罗锋同在战地访问团，但二人的“同事”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白朗并不是小家庭的主妇，而是参与国族抗战事业的革命同事，“像冲出樊笼的小鸟似的，我第一次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和孩子的羁绊，以后的几个月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了”34。
白朗参加战地访问团的抉择与其对于家庭、生育、母职的观念相关，白朗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谈及家庭和生育对于知识女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中篇小说《四年间》（1934）中，白朗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因结婚、生育而导致事业停滞和理想破灭的故事。在《珍贵的纪念》一文中，白朗曾坦白自己关于母职的想法，“我没有母性，怕骚扰，爱孤独，……无论怎样有希望的女人，一生了孩子，她的自由会被孩子束缚住，她的意志会消磨净尽了，她会变成一个孩子的奴隶永不解放！”35她们与白朗互为参照，共同绘就了国族抗战语境下的左翼女性形象，而她们的事迹也不断地为白朗“去家庭”“去母职”“去妻职”提供合法性支持与现实基础。
当访问团在西安参观东北救亡总会陕西分会时，白朗会见了老友苏奇，苏奇的生命经验为白朗提供了左翼女性舍“家”报“国”的案例参照。在哈尔滨时，苏奇原本过着贤妻良母式的安稳生活，九·一八后，苏奇流亡到上海，受到自由主义和妇女解放潮流的影响，夫妇离异，七·七事变后，苏奇脱离家庭抛弃孩子，只身来到陕北从事革命工作，她组织当地的东北抗日军属成立东北妇女军鞋军服合作社。从哈尔滨→上海→西安，苏奇的生命空间渐次拓展，逐渐从“个体”走向“集体”，这与白朗排除万难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构成互文，“苏奇是伟大的”36既是对女性革命工作者的褒扬，又隐含着白朗对参与革命工作的自我认同。山西妇女救国会的张彩女士离开学校、家庭后便参加了游击队。妇救会以组织、动员的方式将农村妇女从个体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并将她们整合为各式统一的社会团体，如干妈团、姊妹团、识字班等，她们从中学习到各项技能与常识。参加妇救会不仅扩大了妇女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解放了妇女的思想。妇女们由原先的足不出户进入一种集体、公共的社会生活状态，她们开始关心后方轰炸和前方战局，当战事紧张时，她们会将饭菜送到前线阵地，与此同时，她们剪辫子、放缠足，在身心两个方面均得到解放，这更便于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工作中，“她们已经知道怎样地鼓励她们的丈夫儿子去从军，去输送给养，招运伤兵了”37，她们由此成为抗战的储备力量。关于张彩，白朗认为“她是一位新中国的女英雄，这是我们女界的光荣……”38访问过程中，白朗还结识了某军剧团女演员赵曼娜，她是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的妹妹，曾在东北做过秘密工作，抗战后致力于战地剧团工作，她生育了四个孩子，为了工作，她将三个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赵曼娜在母职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取舍为白朗提供了标杆参照，“从此，我将努力地压抑着感情，再不去浪费些有用的精神与时间悬念着我的孩子了，轰炸，凭它去吧，在这样多难的时代里，这又算得什么呢！”39
与拒绝个体母职相呼应的是，左翼文化提倡一种“集体母职”的另类母职路径。《我们十四个》提及了山西境内张老太太看护伤病员的故事，她将战士们当作“亲生”40的孩子一般，因此被称为“抗日士兵的母亲”41，白朗后来以“张老太太”和“张老财”（同为山西境内的人物）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老夫妻》。小说里，张老太太因为照顾护理年轻的伤病员，私人化的母爱得以被扩展到集体范畴，“儿子的母亲”也因此升华为“抗日士兵的母亲”，个体化母职随之被集体化、国族化。在“母职”概念国族化的基础上，小说里的“家庭”概念也随之被抗战化、国族化。在由“老夫妻”组成的个体小家庭“张家”中，家庭生活甚为不堪。张老财顽固、执拗，颇有“守财奴”倾向，他甚至希望借由抽大烟来阻止儿子读书上学，以便将儿子留在身边，其冥顽不灵的观念逼走了善良的妻子和上进的儿子。战争爆发后，张老财不听劝告，继续留在村里，敌人进村后以张家为据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张老财在目睹了敌人的暴行后觉醒了，最终他配合军队火烧自家房屋，歼灭敌军，成为抗日英雄。在张老财成为抗日英雄后，他的妻儿对其态度发生转变，张老太太也邀请他与自己同住。张老财抗日英雄的身份使他获取了国族层面的通行证，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这一通行证堪称一切特权，此前他在小家庭中作为“丈夫”的无良表现也一并得以勾销。在战时这一特殊语境中，个体小家庭内部的“夫妻”角色被置换，个人层面的道德品质随之模糊，与个体相关的部分均被放置在集体、国族的层面进行审视，个体小家庭因之被国族话语所包裹/转换，“老夫妻”由原来的“怨偶”转换为“抗日英雄”和“抗日士兵的母亲”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因此变得和谐。
白朗对于家庭及母职的书写、实践契合了战时左翼的思想理念。1940年代初重庆掀起了关于“新贤妻良母”的论争，导火索是端木露西在《大公报》发表的《蔚蓝中一点黯澹》一文，她认为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使女性获得了形式方面的解放，但“在心灵上说来，我看不出一个解放了以后的女子与‘我们的母亲’之间有什么区别，前者并不多了解一点人生”42，反之，被解放的现代女性有“我既做不到女要人，我也不屑做主妇”43的偏激思想，为此她倡导妇女解放运动应该将形式的解放与心灵智慧的解放相结合，“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家庭，而作一个‘人’，不作一个‘寄生虫’，将所受的教育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一旦献身于大我的国家，则必须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表现我们新中国精神”44。客观来讲，端木露西既关注“小我”又未曾忽视“大我”，但在战时全民抗战的社会语境中，因其对“小我”“家庭”的关注，端木露西被中共等左翼人士视作有宣传“新贤妻良母主义”与“妇女回家论”的嫌疑，为此遭到了邓颖超等中共方面的激烈回应，邓颖超强调妇女问题应放置在民族解放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讨论，“我们必须从现实的国家，社会制度出发，从史的观点和现实的客观环境出发，从活生生的当前英勇的全民抗战出发，而不能离开现存制度，脱离客观现实，且以唯心的观点和单从妇女主义观点出发”45，进而她提出战时女性应该“首先由小我的家庭走上大我的国家社会去，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46。显然，在“小我”与“大我”之间，邓颖超有着明确的取舍，这也是白朗在文本内外所倡导和实践的理念。白朗在战地访问团途中所见、所闻、所写的女性故事，与其自身的生命经验构成互文，她们共同指证了战时女性主动参与国族叙事的诉求，在国族叙事拥有至高话语权的抗战时期，左翼女性拒绝的并非本质意义上的妻职与母职，而是被框定在“个人”角色中的“小我”叙事，当有效地打破了这一叙事前提时，妻职、母职或可在抗战/国族的维度上为女性争取合于时代标准的社会认可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左翼女性在舍“家”报“国”的实践过程中有着显见的情感倾向，白朗也反复地对这一选择进行确证，但事实上她仍难以完全摆脱个体母职与集体抗战事业之间隐秘的撕扯，《我们十四个》在高昂的革命信仰之余又处处饱含了母亲对幼儿的思念、愧疚等多重复杂情感。将幼儿舍弃在遭受狂轰滥炸的战时陪都，对一位母亲而言实属残忍，当白朗收到家书，听闻孩子并不找妈时，心情十分复杂，“每当我纵声大笑的时候，我会突然地悲哀起来，每当我和同伴们畅谈之后，我也会突然地变成忧郁，将来到了战地，生活在紧张与兴奋中，这种情绪，也许自然地会被消灭，我这样迫切地希望着”47。出发整一月时，白朗处于思念孩子的情感挣扎状态，“倘如不是这一次的工作我感到需要和有意义，我又怎忍抛下他呢？”48显然，个体化母职对于白朗而言并未消失，而是在抗战的社会语境之中不断地遭遇压抑、取舍与置换，以白朗为代表的战时左翼女性群体是1940年代新女性重新出走的路径之一，重新出走的现代女性们通过“去家庭化”“去主妇化”“去母亲化”等一系列命名与操作完成了舍“家”报“国”的壮举，但她们并不是冰冷绝情的抗战机器，而是生物学意义上情感丰沛的女儿、妻子、母亲，她们有着健康的生理/心理情感，尽管左翼女性们在抗战现实层面完成了国族叙事，但在个体情感层面，国族叙事并未实现闭环，在抗战这一宏大语境之中，个人、情感、温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生活比天还高”：“在家”女性的“家国同构”
1940年6月，身在重庆的冰心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生活比天还高”49，虽然整月吃不着肉，但冰心一家会以“肉食者鄙”的玩笑进行自我安慰，这一达观乐天的心态体现出冰心接受战时生活的苟且与窘迫，从生活的本质出发，将灵魂安放在纷乱的战争现实中。
自现代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起，冰心便是现代女性作家中较为独特的存在。当新女性以反叛“父权”“夫权”为旨归时，冰心并不醉心于对性别权利文化的抗衡，而是自写作伊始便建立了密切的女性联结，“在有差异生命的息息相关中具体活跃的姐妹呼唤”50。当知识女性在家庭性别政治的窠臼中选择“出走”时，当左翼女性舍“家”报“国”的激昂情绪成为国族抗战大乐章中的最强音时，冰心依然以其女性的特质与力量探寻与时代对话、和解的方式与路径。在冰心的理念中，女性特质与家庭紧密相关，离家出走的女人既失去了家的庇佑，又难以在革命秩序中与男性争夺位置，因此冰心的战时写作始终以建构、守护家庭为主题，而这也是战时大后方绝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常态，出走的“娜拉”和从军的“木兰”并不日常，大后方的女性多是“花木兰的姐姐”51，家庭成为她们战时赖以生存的生命空间。正如李小江所言，“我们不能打肿了脸去充胖子，明明是在沉重的双重角色中‘讨’生活，却偏偏去唱‘走出家庭’的高调”52。由此触及一个现实问题，当女性终究要“在家”时，她将如何内在、自处于抗战的时代语境中？女性的家庭职能如何与国族话语展开对话？冰心在战时重庆创作的一系列文本为我们打开了讨论空间。《关于女人》系列是冰心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作，目前研究界对《关于女人》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冰心在战时重庆创作的唯一一篇小说《空屋》的关注较为薄弱，这里选取《空屋》作为核心文本来讨论冰心关于战时家庭建构与女性生存的思考与愿景。
“空屋”顾名思义为“空之屋”，这一题目已将文本氛围指向了憧憬与幻想的层面，冰心将“空”与“屋”进行意义关联，进一步揭示了战时中国的某种现实与理想，“空”指征了战时中国的破败景象，“屋”则表露出建构“乱世之家”的美好愿景，“空屋”意在废墟上建立家园的憧憬，它传达了战时大后方民众反抗绝望与溃败的精神意志。《空屋》讲述了战时重庆两个青年男女颖和虹在破败现实中相恋及别离的故事，小说以“空屋”作为核心意象与叙事线索，折射出“乱世之家”的艰难与不可得。作为战时逃难至重庆的“下江人”，颖和虹承担巨大的家累与经济压力，颖在一所化工试验所做研究工作，虹在某大户人家做家庭教师，两人仿佛“拉着重担的小牛”53。某次空袭后，两人在山上一所精美的别墅空屋外相遇，于是饱受现实重压的两人将“空屋”作为暂时的安身之所，“空屋”从此被赋予“家”的意义。在频繁躲空袭的日子里，两人渐渐互生情愫，虹开始对这个想象之“家”进行装饰，大到房间的分配，小到饰品的选择和廊下所种的植物。好景不长，“空屋”搬进了住户，想象之“家”消失，两人也终究抵不过生存的压力和家人的情感负累，向现实屈服了，颖打算接受家人的召唤，回内地做银行职员，虹决定嫁给一直帮助自己家庭的表哥，以还恩债。两人在“空屋”前告别，虹提议仍以想象中的“家”之场景来结束离别的痛苦，“别忘了你还有个美丽舒适的家，你好好上班，周末回来，我在窗口点上一支红烛，来照耀了你的归途”54。最终两人在寓有绝望含义的重庆浓雾中离别。
逃难、空袭与生存困境将《空屋》的叙事指向了战时重庆普通人的生命日常，介于此，“空屋”的意义得到了生产与再造，并在叙事层面形成张力。一方面，“空屋”之“屋”成为战时庇护青年男女的“家”，是兼顾物理与情感双重意义的处所，借由它，人们得以从疮痍满目的世界中暂时抽离，获得身体的休憩与灵魂的安放，颖和虹这对青年男女因之互生情愫、相互陪伴，对“空屋”的想象式“装饰”指征了战时国民对于安稳生活的渴望与理想，更传达了远离家乡的下江人对于故土的思念与重建愿望。另一方面，“空屋”之“空”又将“屋”的意义限定在乌托邦的想象层面，现实的困厄始终在场，它与通过幻想、憧憬得来的片刻幸福共同构成战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亦即小说里反复提到的“惨重现实”“无休无尽的寂寞与忧愁”“无底的深渊”。由此“空”与“屋”在文本叙事层面构成了显见的张力，它既表征了战时国民对于“家”之强烈渴望以及安定、稳静生活的向往，又揭示了乱离语境中的时代创伤与个体悲剧。
继续推进可以发现，在冰心所提倡建立的现代家庭单位中，女性特质是支撑家庭的话语基础，女性是家庭场域内的话语主导者。在《空屋》中，“家”的生产与意义再造均得益于女主人公虹的介入，因为虹的想象式“装饰”，“空屋”才具有“家”的情感指向，颖的“家”之体验需经由虹的“家”之“装饰”才得以完成，“总是憧憬着那在幻想中布置起来的房屋和庭院，和在房里院中欢笑行走的虹”55。由此，“家”与女性产生了直接且重要的意义关联，因为女性/主妇的在场，“家”才有可能在象征层面生成。因此，当“空屋”终究成“空”时，颖感受到无穷的沮丧，“这小路无尽的长，往下，往下，把我引到无底的深渊里去”56，在“空屋”→“家”→“空屋”的意义流变中，始终在叙事链条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女性角色虹。冰心借《空屋》反复进行确证的故事内核在于：因为有女性角色的在场，“家”才成为可能。
冰心对于女性在家庭场域内的价值肯定，与20世纪中国尤其是抗战以来的家庭女性的价值及内涵界定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自五四启蒙运动以降，性别被隐秘地归属在“人”的内涵之中，这一内涵实际上以男性群体的诉求为标准，妇女解放运动关于现代女性的倡导是按照男性的想象及观照而展开，“人”与“女人”之间的边界始终模糊与暧昧。抗战以后，“人”由个体逐渐走向集体、国族，女性为“妻”为“母”的性别生命体验更是被标注为落后、保守、封建等符号意义，“先做人，再做女人”57成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语境对女性解放的一种隐形期待。在这一近乎已成惯性的社会思维结构中，冰心的写作是对女性特质的一次弘扬，在她看来，作为“人”的勤学、上进等能力并不足以涵盖“女人”的全部生命经验，在从“女学生”到“主妇”的身份演变中，女性的家庭职能被作为重要的参考维度纳入考量范畴，持家、“匡护”58丈夫和子女的能力成为与女性个体发展互为补充的优良品质，它们共同构成了女性生命的完整意义。
冰心在重庆写就的两篇悼念文章——《悼沈骊英女士》和《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传达出冰心理想中的女性典范形象。在这两篇文章中，冰心凸显了两人的家庭之暖与夫妻之情，并借以彰显女性在家庭场域中的重要意义。沈骊英曾在年轻时希望“职业和婚姻能并行不悖”59，既可以拥有快乐的家庭又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职业，而她也的确在现实中兼顾了两者，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60。“有情”超过“有趣”和“有才”的王世瑛对于丈夫的事业也多有助力，真正做到了“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61。冰心对理想女性的理解更趋近于一个完备的“人”，这一标准并不受时代语境的限制而改变，因此抗战时期的冰心依旧关注并倡导女性为“妻”为“母”的职责与意义。冰心曾在《关于女人——我的母亲》中详述了“母亲”对于家庭的贡献，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不仅自求上进，还匡护丈夫和子女，“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自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62。
在冰心所倡导的理想之“家”中，一方面女性是家庭场域内的话语主导者，另一方面，冰心追求两性之间和谐而非对抗的相处方式，这与“五四”以后现代女性文学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政治的书写范式存有较大差异。当白薇、萧红等作家以激烈的口吻反抗男权、冲破家庭束缚时，冰心有意识地剔除性别政治中激进、对抗的一面，将之置换为爱与包容的理念，并以此为依托构建温暖、和谐的家庭场域以及日常生活图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延展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家庭书写范式，更成为战时中国家庭生活的理想图景。《空屋》中，在幻想的“空”之“屋”里，虹和颖惺惺相惜，共同应对惨重现实呼啸而来的风雨与忧愁，正如颖所言，“我们就是拉着重担的小牛，也要是一对快乐合作的牛，喜喜欢欢的流汗喘息前进！”63相比个人的孤决、寂寞、忧愁，两人携手同行的合作姿态更易于应对/化解现实困境，这也是“家庭”相较于“个体”的独特意义所在，更是战时普通国民应对国族困境的重要路径。
在号召全民抗战的1940年代，冰心对于家庭建构的执着以及女性家庭职能的强调，表面上看与左翼思想及时代主潮有所疏离，但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冰心的这一理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符合战时大后方的抗战现实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理念，建构、治理家庭被认为是基本的生命职责和重要的人生阶段，“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将家庭功能凸显至极。20世纪以来的现代女性解放试图彻底反转/颠覆家庭的存在意义及家庭场域内的分工模式，家庭成为与宏大国族叙事相背离的私人叙事主题，女性向“外”参与社会分工成为现代女性追求的首要目标，“娜拉出走”及“舍家报国”的叙事一度占据了女性叙事的半壁版图，女性的“内”职能被日益淡化。冰心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明诉求以及女性个体的生命特质结合起来，将家庭再次提升至重要位置，并将“内”“外”兼修作为女性完整的生命意义，这既是在20世纪现代中国语境中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又是对现代女性内涵的又一次界定，更彰显出战时重庆特定的现实意义。在战时重庆的大后方语境中，战场远在一定的物理距离之外，大后方民众难以与前线抗战直接发生关联，战争的破败感更多落脚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国”的宏观意义更多体现在“家”的微观空间上，“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成为战时大后方民众显见而重要的抗战情感，冰心的家庭书写正是在这一点上契合了战时大后方语境的现实诉求。《关于女人——张嫂》一文具象地呈现了“家国同构”的战时大后方的社会现实，“张嫂”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生产劳动、养育孩子均不逊于男人，当看到墙上贴着“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的标语时，“张嫂”问“我”标语为何意，“我”回答道“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64。这里将后方的家庭主妇与前线的抗战战士放在同等的地位，大后方与前线的物理距离缩短，两者均统一在战时中国的整体语境之中，大后方的家庭主妇为个体小“家”所付出的辛劳被赋予了正面意义，因而成为集体大“国”的抗战实践之一种。从这一脉络中理解《空屋》可以发现，尽管《空屋》指征着一种个体小“家”的理想/憧憬/远景，但它的叙事链条仍然归属于战时大后方民众的集体抗战实践，“空屋”如若成为现实，虹无疑将成为又一个“关于女人”，她的“内”“外”兼修既符合冰心理想中女性典范的特征，又契合战时中国对女性所提出的现实诉求。
冰心的家庭观与女性观，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又具有超脱时代的恒久意义，既内在于20世纪现代中国的社会语境，又彰显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愿景，“是个人化的，但同时又在战时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框架之内；站在女性立场上，同时极力肯定贤妻良母角色中蕴含的女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于战时中国的价值与意义”65。冰心以女性为话语中心的书写姿态及其对于女性家庭职能的肯定与宣扬，丰富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范式，同时也为当代女性在家庭、职业等方面的价值认定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结语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女性在“出走”与“在家”之间反复求索。五四以“娜拉出走”命名并开启了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分工的叙事，在高昂社会情绪的浸润中，家庭成为亟待解脱的束缚，直至集体主义的特殊年代里，家庭一再退让至宏观秩序的边缘。不可否认的是，家庭以其稳固的结构、力量能够抵御不确定时代中的困境与创伤，这也是冰心在战时重庆“关于女人”的思考原点。“出走”与否，最根本在于女性是否通过这一选择来获得丰盈的生命，在此维度中，“出走”与“在家”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死结，女性在个体发展、家庭职能、宏大叙事之间的苦恼、考量、抉择是为了获得更充沛的生命质量。
抗战文学史视域下重庆女作家的“家”“国”叙事并不局限于某一时代，而是以恒久的力量穿越不同时代，更可为当代女性提供某种参考与启示。直到今天，女性在职场上仍面临“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提问。香港女学者刘剑梅曾将家庭与事业戏称为“双肩挑”，当她“抱着娃娃到香港”后，逐渐对女性解放有了另一重体认，“经历了这一切，才明白解放也有解放的难题，才想到任何一种漂亮的理念、主义都有双面性”66。 李小江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妇女走上社会，并没有因此脱离家庭，她其实是背着家庭走上社会的”67。“家庭”“事业”乃至“国家”成为女性生命中不可忽略的一环，对其间复杂关系的处理不仅与女性个人的生命体验相关，更关涉着社会文化理念的生成与改造，未解的答案或将作为某种原动力推动女性群体继续探索生命、世界与宇宙。
注释：
1 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2 [日]滨田麻矢：《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高尚、乔亚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第19页。
3 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首位女主角扮演者均为凤子，参照王炳根《女作家的1947》，《女作家学刊》（第6辑），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
4 凤子：《迎接金婚——八十自述之一》，《人间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5 沙博理：《我的中国》，宋蜀碧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6 凤子：《金银世界》，《文艺先锋》1943年第3卷第5期。
7 22 23 凤子：《构子树下》（3），《时事新报》（重庆）1944年6月24日。
8 宋剑华：《“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9 凤子：《随想》，《旅途的宿站》，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10 凤子：《在重庆》，《旅途的宿站》，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6页。
11 凤子：《雾夜图》，《人世间》1943年第5期。
12 15 16 凤子：《画像》，《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赵清阁主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页。
13 凤子：《北泉书简》，《八年》，索非、钱君陶编，1945年万叶书店发行，第72页。
14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新华日报》1942年7月19日。
17 20 57 67 李小江：《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2、62、41页。
18 史承钧：《凤子的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9 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21 凤子：《三年两地》，《八年》，索非、钱君陶编，万叶书店1945年发行，第23页。
24 十三名作家为王礼锡、宋之的、李辉英、罗锋、葛一虹、以群、白朗、陈晓南、袁勃、张周、杨骚、杨朔、方殷。其中，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
25 王礼锡：《作家战地访问团告别词》，《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3、4期合刊，1939年8月10日。
26 老舍：《欢送文协战地访问团出发》，《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3、4期合刊，1939年8月10日。
27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1 47 48 白朗：《我们十四个（前记）》，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初版，第5、1、1、2—3、3、4、36、170、172、177、182、182、39、64页。
28 访问团除13名作家外，还有1名秘书，因此总人数为14人。
29 战地访问团的十三位作家中，只有李辉英的夫人张周和白朗为女性。
35 白朗：《珍贵的纪念》，《中流》，1937年第2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
42 43 44 端木露西：《蔚蓝中一点黯澹》，《大公报》（重庆）1940年7月6日。
45 46 邓颖超：《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澹〉的批判》，《群众》1940年第5卷第8期。
49 冰心：《乱离中的音讯——论抗战、生活及其他》，《妇女工作》1940年第3卷第2期。
50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季剑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51 参考罗雅琳《花木兰的姐姐们：抗战时期历史剧中的“在家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52 李小江、梁军、王红：《女子与家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53 54 55 56 63 冰心：《空屋》，《华声》1944年第1卷第2期，1944年11月25日。
58 62 男士：《我的母亲》，《关于女人》，开明书店，1945年版，第17、17—18页。
59 60 冰心：《悼沈骊英女士》，《妇女新运》1942年第4卷第1期，1942年1月。
61 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冰心全集3》，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版，第63页。
64 男士：《张嫂》，《关于女人》，开明书店1945版，第122页。
65 马春花、宿懿：《战时中国与女性散文——冰心在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66 刘剑梅：《狂欢的女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3页。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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