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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当代乡土小说史坐标中，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是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这一风格在《一日三秋》中得到发展，集中体现了河南地方的“内在精神”，与“乡土中国”书写构成一种孪生关系。一方面，“乡土中国”是冷幽默叙事的重要素材来源，是生成冷幽默叙事的根基和土壤；另一方面，冷幽默叙事是反映和表达乡土神秘文化、乡土生活常态和乡土文化变迁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存，彼此共融，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典型样本。

关键词：冷幽默叙事 “乡土中国”书写 《一日三秋》 中国精神

进入当代以来，“中国乡土”或者“乡土中国”仍是中国作家深切关注的书写对象。陈晓明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叙事是乡村叙事，描写农村的文学作品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1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不断吸纳现代主义元素，在对原生态生活、本真人生、中国经验的书写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体现了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绵延不绝的活力。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震云一直置身于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流变之中，继承并拓展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乡土中国”的日常书写显影中国人生存的根柢。正如洪子诚所说：“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讲述，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2在《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中，刘震云都在找寻和把握中国人的活法与想法，以揭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原型与存在方式。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是“寻找”主题的延续，如书名所示，刘震云所寻找的正是中国人的“一日三秋”，是人和人关系的实质，是人和地域关系的实质，是人和生活关系的实质。

《一日三秋》是刘震云根据六叔的画作改编而成，作者主要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叔生前所作的画，探讨延津人幽默的本质。作品充满冷幽默的色彩、世俗生活的哲学以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垒的想象力。阿塔多、塞尔瓦托认为：“幽默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一致、不适合、不协调的元素，往往产生会心的笑。”3这是西方人对幽默生成机制的一种典型认知，认为幽默产生于不和谐的因素。波特说：“借助于微笑以达到超脱，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英国式反应的东西。”4他认为真正的幽默必须具备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基础，而不是各种东西的强硬组合。细读文本可知，刘震云的幽默既符合阿塔多等所发现的生成原理，又不乏波特所说的精神基础与超脱功效。《一日三秋》所呈现的幽默，并不是无意义的笑话堆砌和叠加，其中的每一则笑话都具有其特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冷幽默”是一种苦幽默，是让人笑中含泪的幽默。他自述：“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5的确如此小说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欢笑中包含着泪水、苦涩，甚至是悲愤，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他的 “冷幽默”并不是西方戏剧中常见的讽刺，6而在于产生“冷”的表达效果，让人发愣、错愕、不解、深思、顿悟、大笑乃至回味无穷，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艺术感染力，让人读后脊背发凉。

在《一日三秋》中，冷幽默叙事与“乡土中国”书写构成一种孪生关系，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一方面，“乡土中国”是刘震云冷幽默叙事的重要素材来源，构成其冷幽默叙事的根基。另一方面，刘震云式的冷幽默叙事是反映和表达“乡土中国”的重要手段，使贴切、地道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可能。

一、冷幽默叙事与乡土神秘文化

费孝通曾对“乡土中国”做过经典解释：“这里指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7由此奠定了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认知。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张沛在此观点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具有双重指向。首先，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意谓中国之地；其次，中国也是一个人文概念，意谓中国之道。”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土中国”一词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包含着地域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内容，既指“中国之乡土”，又指“乡土之中国”。所谓“乡土中国”书写，就是指“在20世纪以来的国家民族形象重塑视域下，文学对中国乡土社会现实态、文化态等层面的观照、想象和书写”10。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亲历者，在乡土中国的浸染下，充分吸收来自乡土社会的记忆与经验，以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冷幽默的笔法和后现代的色彩对乡土生活、乡土文化等进行书写，并以崭新的历史观念重构基层乡土社会。

作为故乡，延津县城是刘震云小说中常见的一个地理符号。延津地处中原，深受中华传统文明的熏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因此，他常在小说中着重表现延津的民间文化和人文风俗，“延津”这一地理要素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同时，承载着这个典型乡土社会深刻的精神印记和文化思考，成为中国乡土文化和乡土文明的缩影。《一日三秋》以民间文化传说为支点，并植根于乡土生活的土壤，融魔幻与写实为一体，传递了中国神怪传奇的韵味，具有十足的中国味道。作者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笔法对“乡土中国”进行摹写，以冷幽默叙事策略对民间传说与神鬼世界进行魔幻书写，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中的神秘文化。小说看似只是描写乡土人物的日常生活，但是却虚实相生、亦真亦幻，将戏曲、传说、梦境、算命等联结和串通起来，带有浓郁的寓言色彩，同时又不乏幽默感。

一方面，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有力地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乡土神秘世界。小说借助魔幻叙事的力量将人、鬼、神三界生灵齐聚于此，叙述了一系列让人发笑的情节和故事，塑造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神鬼形象。这些超自然因素的存在展示出神秘主义的气息，显示出乡村人民的精神信仰和精神面貌。与此同时，作者赋予了各界生灵独具特色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成为其制造幽默事件的触发动力，使得小说中的神秘世界生动有趣，离奇荒谬。小说不仅书写了山神奶奶等神灵和钟馗、阎罗、樱桃鬼魂等冥界鬼怪，而且书写了天师老董、道姑婆等通灵之人，还书写了牛、猴、狗、黄鼠狼这些动物。这些生灵均是神秘主义的代名词，是打开神秘世界的一把钥匙，而天师老董和道姑婆则是小说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在他（原始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11天师老董和道姑婆是沟通人鬼世界的重要桥梁，“摸骨”“传话”“直播”“收魂”等特异功能正是作者建构神秘世界的一重表现。此外，鬼魂自带的“托梦”“附体”功能也显示出作者对于神秘世界的精心建构。作者对于神秘世界的建构是充满冷幽默的，无论是鬼、神、动物，还是通灵之人，反思过后他们都有其可笑之处，借此将虚与实、真与幻融合交织起来，为小说增添了神秘色彩和冷幽默感。

另一方面，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是对乡土神秘文化的一种二次创作。不同于以往乡土作家的严肃书写，他以一种戏谑、幽默的姿态对传统的民间传说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乡土大地上的古老传说，试图消解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和现实世界的苦寂无聊，抚平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和灾难时的心灵创伤，调和生活的苦与乐。米尔希·埃利亚德认为：“‘神秘’是未被人的思维认识过……通常认为包括有对神秘不可知本质的诸多力量的认识与利用。”12他把神秘归为不可知的神秘文化，而神秘文化多指向民间文化。小说架构在六叔的画作之上，并搭建起多重空间，最主要的空间便是仙女“花二娘”在延津人梦中寻找笑话的民间传说。作者用冷幽默的叙事笔法把“花二娘”的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反复刻画这一民间传说的种种细节，并将其穿插到小说的各个角落，促成“花二娘”与各个人物的相遇，制造出一系列具有冷幽默效果的矛盾冲突。事实上，小说中的“花二娘”本身是一个身世不幸的女孩，由于战乱被迫与自己的情人分开，在对方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进行千余年的等待，可是“花二郎”却因为在延津吃鱼时听冷笑话被鱼刺卡死。这本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作者却掩盖其悲痛的实质，以笑话的方式将其嵌入人物的梦中，编织出一个个奇异幽默的故事。小说中的民间传说更像是一个屏障，在其保护下，人物暴毙、病亡的悲恸得以缓释，生活不幸的辛酸获得抚慰，严肃无趣的生活得以活泼轻松。“民间文化是民间的信仰伦理、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等深层次的、无形的心理和精神内容。”13以这种笑中含泪的方式，作者展示了中国乡土大地上的民间传说，并表现出乡间人民对于神秘文化的态度，反映了乡村人民应对生活苦难的智慧和聪颖，凸显出乡村人民深层次的精神内容。

此外，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凸显出人类对古老神秘文化的追寻与探索，体现出“东方神秘主义”的风采。乡土作家与土地联系最为紧密，所接触到的神秘文化相对而言更为丰富，因而往往热衷于从中探寻生命之谜、文化之谜、信仰之谜等人类无法科学解释的奥秘。出生于神秘文化浸润之地的刘震云自然也不例外。他将冷幽默穿插到小说文本中，借助“神秘声音”“梦境”“幻觉”等元素营造神秘气氛，为读者营造出奇幻诡谲的阅读空间。“花二娘”进入的梦、鬼魂樱桃托的梦，以及樱桃所讲的阴间遭受凌辱的幻境，并非是完全充满恐怖色彩的，而是在恐怖中裹挟着荒谬、无厘头之感，令人哭笑不得。在这里，冷幽默叙事增强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凸显了作者深入挖掘古老神秘文化的功力和智慧。小说还借人物之口直接讲述奇异故事，奶奶为明亮“喷个空”在河南另有一个代名词——“瞎话”，其典型特征是与神灵或者妖魔鬼怪相关，听起来生动有趣，却总有不合常理之处，夹杂着冷幽默。实际上，这些“瞎话”一般代代相传，是乡土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的冷幽默叙事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又转化为独特的文本魅力反作用于这种文化。作者不仅建构了一个引人深思、充满笑话也充满无奈的冷幽默世界，也构建了一个乡村人民的精神文化家园，两者合力共同映射出他们对于神秘文化的追寻和信仰，反映出“乡土中国”的独特文化魅力。

神秘是“有限时空中的人直观无限的宇宙生命时必然产生的认识局限和心理感觉”14。小说对乡土神秘文化的书写暗含着人类对生命的追问和反思，对宇宙奥秘的不断探寻，同时也暗含着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思索。小说中的明亮跟随父亲从延津县城前往武汉，然而听了奶奶讲的与神秘文化有关的故事之后，对延津倍感亲切，便在十岁左右的年纪只身一人搭乘火车前往故乡延津。小说表现了乡土神秘文化作为精神纽带所具有的维系土地和人民情感的独特作用，更凸显出作者对现代文明无法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且，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对乡土神秘文化的表现并没有脱离真实，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构建精神虚境以求归栖，小说的另类书写反映了乡村人的精神世界，描绘出乡土大地上民间文化、古老文明的活化石景观。

二、冷幽默叙事与乡土生活常态

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历史时期以及与其对应的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都受到黑格尔所说的“内在精神”的制约。“冷幽默”可谓河南延津地区人民生活的内在精神和人文特色。作为在延津长大的人，地方经验与地方记忆是刘震云创作的不竭源泉，对延津人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性格特点、精神面貌的了解，是促成《一日三秋》问世的重要因素，乡村人民的生活常态是催生冷幽默叙事的土壤。延津人爱说笑话，更爱说冷笑话，这种笑话文化已经浸透到延津人的骨髓当中，作者将延津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细致描绘出来，借助文本的力量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的冷幽默精神，以此反映乡土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

同样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冷幽默叙事也以一种非常规的形式，精微地反映出乡土大地上人民的现实生活，深刻表现了“乡土中国”人民的生存逻辑和伦理情感。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嵌入乡土人民日常生活的肌理，描写细致广泛，着力呈现街头巷尾的琐碎日常、平凡而又时常泛起涟漪的生活。小说涉及乡土社会日常的饮食习惯、娱乐方式、兴趣爱好、工作内容、人际交往、婚姻恋爱、生老病死等生活内容，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延津人民生活史。而在这部生活史中，冷幽默始终是主旋律，作为主要的叙事修辞和言说方式，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活力与生机，给读者留下反思的空间。

首先，小说描述了乡土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人的常态，带有地域特色的人的本真面貌都在冷幽默叙事中得以呈现。在刻画胡小凤时，作者将冷幽默渗透到人物对话之中，在凸显她心直口快和泼辣性格的同时，使得文本具有逗笑读者的力量。在胡小凤追求李延生时，说了很多话，但最终拿下李延生靠的是关键性的四句话：“你愿意跟人谈恋爱，还是跟蛇谈恋爱？”“跟人谈恋爱，你就找我。”“我比白娘子好呀。”“白娘子没胸，我有胸。”15这四句话，让李延生“噗啼”笑了。人物语言简洁生动、掷地有声，不禁发笑，这正是冷幽默为人物刻画所增添的独特魅力。小说还同样以充满幽默感的对话刻画了为人老实、注重情义的李延生，口才绝佳、命途坎坷的陈长杰，中年丧命、命运悲惨的樱桃，踏实勤快、头脑聪慧的明亮等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既包含了男女老少，也包括了一直在延津生活的人、离开了延津的人，以及离开了延津又回到延津的人。而且，小说讲述的是延津人几十年间的故事，人的生老病死都在其中得以显现，因此文本中不乏孩童的天真烂漫、中年人的爽快麻利，以及老年人的温情良善。对乡土人物的冷幽默式的书写，为书中人物增添魅力的同时，也反映了乡土社会的世态人情。

其次，小说还以冷幽默叙事为盾，抵御苦难生活所裹挟的巨大沉痛感，书写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李新也认为：“十三亿中国人口，越往底层，越‘乡土’。”17的确，底层人民具有与生俱来的浓厚乡土性，小说中的乡村女孩马小萌就是乡土社会中底层女性的代表。她身世坎坷，从小遭受养父的性骚扰，高中毕业后又惨遭男友抛弃，自杀未果后误入歧途进京做鸡，婚后又惨遭同行女孩香秀的诋毁，陷入舆论危机。在其身上，可以直观地看到乡土社会中底层人的生命轨迹，感受到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沉痛故事，可是在刘震云的笔下，显得有几分滑稽和可笑。在明亮询问马小萌在北京与多少男人睡过时，马小萌说记不清，但是有一半人没睡成。明亮追问原因，马小萌却说：“因为男人里边，有一半是阳痿呀。”18人生本就是如此啼笑皆非的，刘震云用人物幽默的回答化解了小说的悲情氛围，但又不失生活的本真面貌。柏格森认为：“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只有在平静平和的心灵上，滑稽才能产生它震撼的作用。”19作者在平淡而又随意的日常生活对话中，不动感情地插入无厘头却又无比真实的话语，使文本呈现出冷幽默所造就的滑稽感。小说中扫大街的郭宝臣被老董算出上辈子是总理大臣，然而实际上却只是个生性好赌、家徒四壁的底层人士，因此常被人调侃讽刺寻开心。刘震云在小说中并不直面书写乡土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而是用人物平和却又充满幽默的话语化解两者的冲突。“既然知道是总理衙门，办公重地，不可造次，快快离去吧！”20郭宝臣的这句话有力地劝退了那些打镲的人，且逗得众人笑着离开。小说以一种并不悲伤的幽默语调叙述出暗含悲情的生活片段，反映了乡土社会中小人物独特的生存法则和用冷幽默化解危机的生存智慧，揭露了乡村生活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最后，小说的冷幽默叙事深入中国人情感的深处与生命的底部，反映了乡土大地上中国人最具根性、最深的经验和情感。费孝通认为：“欲望是文化事实，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21在乡土社会中，人类情感的产生是无法避免和难以自控的，这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辜鸿铭也认为：“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说的来自神经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22乡土人民的情感根植于人性深处，发端于人的精神和灵魂，也反映着中国人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作者在小说中触碰和探寻乡土人民的内在心灵，不仅描写了最为常见的男女之情、父子亲情，还表现了师徒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仇人之情等人类的诸多情感，构建出乡土社会中人民最为真实的情感世界。同时，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冷幽默的叙事策略，他将这种冷幽默元素插入文本之中，使其与人物际遇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喜交加的戏剧效果。小说中的李延生、陈长杰、樱桃三人作为县戏剧团的演员，他们的戏外人生与戏里角色纠葛在一起，一生的情感和心事都与《白蛇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在人生的苦难之时发出“奈何，奈何”的无限感慨。“奈何，奈何”作为戏文，却被三人时常在现实生活中用来发牢骚，难免显得违和和怪异，由此而产生的怪诞之感，反而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此外，小说也表现了一些比较隐微的人类情感，比如书写了陈长杰父子二人背井离乡、遍尝生活辛酸仍步履不停的内心世界，描摹了接近老年的明亮在看到满身鞭痕的猴子时觉得就是自己的自嘲和无奈之感。冷幽默叙事为这种极致丰富的情感书写提供了可能，借此表现了中国人真正恒常运行的无声的经验和处境。

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刘震云的延津叙事是大延津叙事，有着深刻的精神印记和文化思考，是属于中国缩影的小说艺术。”23《一日三秋》不仅延续了作者以往延津叙事的风格，而且在着力反映这片土地上人民生活常态的同时，试图向更深处挖掘，向更细处描摹，向更远处延伸，向更美处发力。冷幽默的叙事策略是刘震云的一个重要法宝，以冷幽默为外壳的延津叙事已经成为其小说的独特魅力。弗洛伊德认为：“幽默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它能影响甚至改变消极情感的发展趋势，且幽默也是一种特别的手段，它能超越痛苦情感所携带而来的消极影响，可以不受干扰地获得存在的乐趣。”24刘震云正是将幽默的因子注入文本，用“笑话”迎接世俗的烟火气，用“冷”的温度稀释生活的悲恸，用文字的力量消解故事本身的沉重与无奈，以此反映乡土社会人民的生存秩序、道德伦理、社会关系和情感世界，深入表现“乡土中国”的存在状态和运转模式。

三、冷幽默叙事与乡土文化变迁

费孝通还认为：“乡土社会中的人口是具有流动性的，但是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25这一观点解释了乡土文化变迁的原因和实质，同时点明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合理性。刘震云常年游走于延津地区的社会变迁中，承载着延津文化的描摹与想象，乡土文化的变迁本身就是个人生活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其创作这部小说提供了很多灵感，或者说成为创作过程中不假思索的文字来源。正因如此，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才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乡土文化变迁不仅为小说创设了时空背景，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触发机制。同时，乡土文化的变迁也是小说的一条行文线索，显示出故事发展的脉络，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此影响下，小说中的人物发生一系列笑中含泪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包含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生活细节，为小说的冷幽默叙事提供了行动中的生活素材。与此同时，乡土文化变迁的记忆与经验并不是单方面生成冷幽默的，冷幽默叙事也是表现乡土文化变迁的重要手段，它在反映乡土大地上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生的发展变化上，存在消解、解构、重构、戏谑、造势等多重价值，透露出作者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乡土中国”文化变迁的叙事策略和写作智慧。

首先，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是对延津地区世事变迁的一种现实反映，以此为标本反映“乡土中国”的文化变迁，包含人们生活方式变化、新职业出现、民间文化衰微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小说并不是以严肃语调直接叙述延津几十年来的变化，而是深入乡村生活的肌理，从极为精微却又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入手，选取引人发笑的瞬间进行摹写，侧面折射出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变迁。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得生活的本真面目得以浮现，凸显出延津人爱说笑话的性格特征，从而使小说充满延津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气息。小说不仅书写了随着家电流行县剧团解散，大家各谋生路的时代变化，也书写了老董死后算命失传，占卜文化渐消的社会变化，还书写了延津之外地区的院落改为西式洋房的建筑变化。由于乡土文化变迁往往伴随着对传统文明渐衰的失落感，部分乡土小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悲情意味，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却让这种失落感在笑话中减弱，反而创造出一个笑与泪交织的生活空间。例如，小说在描述县剧团解散之前并未进行铺陈，反倒是写李延生和胡小凤的床笫之事，并以“原来她想变成一条扭动的蛇”26作结，用极为庸常的生活细节传达自身的冷幽默，引人发笑。一笑一悲，便消释了文本的严肃性和沉闷感。

其次，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表现出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为展现乡土文化变迁注入幽默的活力，缓解了文本的枯燥沉闷。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全球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的最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27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获取更优质的生活资源和物质条件，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已经成为乡村平民的本能选择，这意味着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变，乡村与城市的界限逐渐模糊，两种文明之间的文化流动更为频繁。一方面，小说以冷幽默的笔触叙述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碰撞的生活细节，展示这种极为丰富的社会变化，反映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冲击，表现近代“乡土中国”的沧桑巨变和文明图景。胡映兰认为：“‘乡、土、人’三者之间的分崩离析，即‘离土又离乡土’的现象，导致了乡土文化的变迁。”28正是通过对乡土人民“离土离乡”的书写，小说展现了不同文明作用下的乡土文化变迁。例如，作者着力塑造了一批离开延津又回到延津的文化承载者，以冯明朝为代表的延津人自然而然地具有改造延津文化的条件，推动创造乡土性与现代性融为一体的新式乡村社会，并构建新型乡土文明。但作者的本意并非是讲述严肃历史，而是将冷幽默贯穿其中，通过无数的笑话来呈现城市文明和外来文明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冲击，强调非历史语境下乡土生活苦乐交织的实质。另一方面，小说用冷幽默揭示乡土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实质，用笑话来消解沉重的现实。小说中，在伦敦留学的郭子凯与明亮通话时，把自己无法与家人团聚归因为文化差异，但明亮却说：“如果总理大臣去唐宁街十号会见英国首相，让你的英国老婆跟着去，她去不去？临走时，我大爷又送他两万英镑当零花钱，她要不要？”29作者用一连串的问句将两人通话的场景描摹得生动可感，简单直白的话令读者发笑，又富含人生哲学。一个笑话，便道出了所谓“文化差异”背后的本质：经济和权力才是阻碍郭子凯的父亲前往英国的原因，而非文化。借助冷幽默的叙事魅力，作者引发读者对于乡土文化变迁的本质思考，表现两种文化冲突背后的内在逻辑，戏谑、幽默的语言成为调和文本的法宝。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小说以冷幽默叙事对乡土文化变迁进行了多方面描写，最后的落脚点仍旧是乡村人对乡土文化的永恒坚守。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30小说呈现的正是这种乡土人民的生活逻辑和乡土观念。一方面，小说是对乡土社会的客观真实反映，将乡土人民安土重迁的思想表现无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作为离乡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抒解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乡土文化的无所适从。季中扬认为：“乡土文化认同危机话语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现代处境的焦虑而产生的文化想象。”31小说中的明亮是离开延津的人，却总是会梦回延津、魂归故里，于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惜千里迢迢返乡寻匾。这意味着延津已经成为他心灵的归栖之所，是其精神上的永恒故乡。由此可见，作为乡土文化的艺术表征，冷幽默叙事与“乡土中国”具有同构关系，存活于日常生活、民间传说和乡村讲述之中，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正是其对生命之根、文化之根无比眷恋的反映，是其应对现代性焦虑的一种自我调节手段。

结 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河南从来不乏深刻描写社会、历史、现实的乡土作家，有一个稳固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新文学发韧之初，河南便出现姚雪垠、师陀、徐玉诺、范文澜、刘如水、苏金伞、任访秋等一批审视传统乡土的作家，他们秉承“揭示国民性”的宗旨观望乡村，书写乡村诗意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32。这一时期的作家对乡村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李准、南丁、张有德、段荃法、徐慎、郑克西等河南作家深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并投身于塑造新型农民形象。尽管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较大影响，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中对“乡土中国”经验的真实保留。新时期初期，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浪潮的冲击下，张一弓、刘震云、叶文玲、乔典运、田中禾、李佩甫、张宇等河南作家凭借敏锐有力的现实主义艺术，对乡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反思。1990年代以来，“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含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33。河南乡土文学进入高潮期，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李洱、刘庆邦、柳建伟、周大新等河南作家聚焦时代变迁，把握社会脉搏，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总之，河南乡土文学在现代百年历程中，始终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度描摹乡土大地上的广阔图景，反映中国人恒常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命运。刘震云承继了河南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中原大地上人民的日常生活，并试图穿透生活的表象，剖析和反思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

但与其他河南作家不同，刘震云不走寻常路，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写作风格。他将自身的幽默感融注到小说中，建构起刘震云式的“冷幽默”世界，使读者在经历了阅读带来的笑的快感之后，引发对人性、生活、社会、文明等诸多方面的反思。正如他所说：“我希望你看了书能会心一笑。前几种笑的是词语和事件，后面一种笑的是背后的理儿。这种幽默如同被雪山覆盖了，保质期特别长。”34在《一日三秋》中，他将沉痛的现实包裹在笑话的外壳中，以冷幽默的方式消解生活的痛感，竭力营造一个笑中带泪的乡土生活世界。与以往作品相比，《一日三秋》具有悲喜剧杂糅的特点，在延续了幽默叙事风格的同时，减弱了作品中的黑色幽默色彩，转而将冷幽默的叙事技巧放大化处理，注入到文本的每个角落，使其与“乡土中国”的书写巧妙相融，两者浑然一体，宛若天成，为小说文本增添了柔韧度。

用人生智慧来书写中国智慧，是刘震云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卡尔维诺说：“在生活中选择与珍惜的一切轻松的东西，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沉重的负担。也许唯有人类敏捷的智慧可以逃避这个厄运，但敏捷的智慧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不属于生活。”35刘震云的冷幽默叙事作为其自身独具魅力的创作风格，体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正是卡尔维诺所说的“人类敏捷的智慧”。他以这种写作智慧对抗人类生活的乏味与沉重、苦难与悲恸，用新奇的视角来观察人类世界，并以后现代与写实融为一体的超现实主义笔法，书写出笑声和血泪交融、现实与神秘交织、虚幻与真实并存的“乡土中国”。作品所传达的，是远超出延津文化、延津精神的一种抵御孤独、荒芜与苦涩的中国精神，是厚植于“乡土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项目编号：20BZW1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2 3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29页。

3 Attardo, Salvatore, The semantic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theories of humor, Humor:interational Joural of Humor Research Publishing, 1997.pp.410-420.

4 转引自[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论幽默》，金玲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5 15 18 20 26 29 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306、20、169、62、20、252页。

6 刘震云早期乡土小说中多用讽刺、反讽等手法，这与西方戏剧中“黑色幽默”的表现效果有相似之处。陈晓明认为：“从《故乡天下黄花》到《故乡相处流传》，可以看出刘震云在199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重新改写乡土中国叙事的意义，他把反讽引入到乡土叙事中，完全改变了叙事的格调。”（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但《一日三秋》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创作风格，小说中呈现出的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将西方的“黑色幽默”本土化了，其效果并不是为了讽刺或者反讽，应加以区分。

7 16 21 25 30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05、90、21页。

8 9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58、492页。

10 姚晓雷：《当下“乡土中国叙事”的概念及范畴建构刍议》，《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

12 [美]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立道、鲁奇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3 王光东：《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4 毛峰：《神秘主义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6页。

17 李新：《新世纪底层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19 [法]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2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李晨曦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3 张国港：《论刘震云小说的延津叙事》，辽宁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24 [奥]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张增武、阎广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27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高湘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8页。

28 胡映兰：《论乡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6期。

31 季中扬：《乡土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性焦虑》，《求索》2012年第4期。

33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页。

34 赵明河：《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人民教育》2011年第7期。

35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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