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随着张翎的创作从初期的“温州系列”转向“中国叙事”后，呈现出叙事策略的转型。对西方华人故事的白描叙事逐渐“失效”，展开对“中国故事”的深度叙事。张翎擅长在历史脉络中讲述故事，但绝非与历史紧密相依，历史承担的是时空与记忆的真实，而她分散其中的事件拼凑起“历史内容”与构建起“历史叙述”的结构。“绝境”完成了事件在逻辑或伦理层面的推进，实现了人或情感存在的可能。其次，张翎深度叙事的重心离不开性别叙事，从社会性别的复杂性，到对理想的崇高女性的建构。通过性别与历史、文化的互动，接近对人的观照与对命运的揭示，饱含对家国、种族、性别的文化反思。

关键词：张翎 叙事策略 性别边缘化 女性主体建构

张翎作为“北美地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1之一，自“温州系列”的离散与跨域写作之后，出现了写作路径的转变，为华语文坛输入了有关历史维度的文学书写，偏向对“中国叙事”的表述。这一转变立刻受到学者的重视：“在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家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中国叙事’或者‘中国故事’的讲述。”2关注张翎转型以来的小说，通过对西方的猎奇书写已然不能满足叙事需求，对“中国故事”的叙事转向无疑延伸了她的创作空间，也指向了对其叙事策略的观照。从对西方华人故事的白描叙事，转向对中国历史的反观及反思，涉及的仍是叙事的问题，即如何嫁接历史来讲述“中国故事”。历史与灾难构成了张翎深度叙事的重要支撑点；其次，张翎的深度叙事离不开性别书写（女性），这也是女性作家难以规避的创作动机与模式，在针对性别书写时，几乎表现为女性的凸显与男性的缺席，那张翎的深度叙事如何呈现与落实对性别意识的思考也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绝境”背后的生存表现

“绝境”与“死亡”并非同质概念，绝境的表象症候指向死亡面向，但并非是仅有的终极形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在谈及“绝境”时显得更加宽泛，将其搁置于伦理经验的表述中：“当身处两个确定性决策的主题位置时，两个都是正确的——当然两个可能都是错误的——一个取消了另一个时，我们就身处绝境之中，而在定义上这是不可逾越的”3。可见，绝境面临“选择”，选择又面临着两难的伦理决定；抉择者面对的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选择，而充满“不确定性”，即随着选择结果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伦理断裂。

于是，绝境不会随着选择的结束而终结，而是进入另一个绝境（情感的绝境），并且出现主客体伦理的冲突，抉择主体需要接受绝境带来的伦理危机。这就涉及绝境的两种特征：一是绝境的物理性呈现“死胡同”的表象，至少存在终结的可能；二是绝境的本质性指向时间的连续性与可分化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基于“现在”思考时间，“现在”不在“现在”之中，在“存在—过去/存在—未来”的形式中不断往复，形成相互中断与建构的形式。

绝境是张翎写作中的重要环节，“境”以各种形式呈现，但“绝”表现的“不确定性”在于对“死”的规避，而真正重要的是对“境”之“绝”的营造，进而对“情”的观照，而“情”也完成“境”从“绝”到“生”的转向。她在创作谈中直言：“与其说我对‘女性与战争’的题材感兴趣，不如说我对‘灾难和人性’的话题有极大的好奇心。”4灾难是她支撑文本叙事的重要外壳，至于这个灾难的形式不必介怀，重要的是深入灾难对人生成的情感机制。灾难本身的苦难效应催动人的情感机制，不管是承受者还是窥探者。于是，造成了灾难的后退与情感的前移，灾难呈现出多元化形态。

张翎笔下的绝境不仅外化为某种灾难形式或事件，也内化为某种抽象的状态，具体呈现为某种意识，而这种意识游离于现实话语不可触及的真空位置，而恰恰如此，才推动了抽象意识与现实行为的戏剧化互动。《死着》始于一场现实车祸，但“境”“绝”之处不在于车祸本身，而是由此形成的人的未死状态，“死着的身体”与“悬置的意识”构建了一个对话机制，但只能处于荒诞的错位空间中，不得“对话”。这里所说的“对话”包括“身体与意识”和“意识与他者”两个层面，“悬置的意识”只能被“悬置”于此，于是成就了“绝”的空间建构与文化意涵，从而实现了叙事的可能。于是，张翎构建了一个不可规避的叙事视角，“悬置的意识”俨然实现了上帝视角的功能，为揭示社会病症提供了合理化通道。然而，上帝视角只提供了“看”的功能，无法实现“规训”功能，却达成了相反的效应。张翎让“不能死”的“悬置的意识”发现多种社会角色对“死着的身体”的旁置态度，进而揭开人性中利与德的交锋。其实，这才实现了文本叙事的可能，让“上帝”来“观看”，但又“不可作为”。最重要的是，绝境对“上帝”的规训不仅牵扯对社会与人性的观察，还指向对生死观的思考。“死着”完成了对绝境的设置，它与“活着”与“死亡”的差别就在于“死着”呈现了一种过程，“以‘死’的形式承载‘活’的内容”5，故事最后又以茶妹的“盲”终结“悬置的意识”， 在“不能看”（盲妹）与“不能说”（路思铨）的互动中完成叙事。因此，车祸的“境”可以被任何灾难性的“境”替换，但“不能看”的“活着的身体”与“不能说”的“悬置的意识”才构成“绝”的意涵，从而营造了叙事空间、实现了“境”的叙事功能。

雅克·德里达在讨论关于绝境和对绝境的体验时认为：“那肯定是无出路的问题，或者是死胡同的经历，对这个死胡同里所发生的[se passe]迷人之事的经历……”6“所发生的迷人之事”与“死胡同效应”在张翎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甚至必须与“死胡同效应”相连才可以实现“所发生的事”的“谜之效果”。绝境与“所发生的”之间存在悖论，既然无出路，又如何“发生”，因此，“所发生的”就临时性地构成了对绝境的解构，进而实现了“发生”。于是，“绝境”与“发生”构成了叙事逻辑，完成了讲述故事的功能，这个“死胡同”在张翎的《余震》中最为明显。乍一看来，事件的灾难源自地震，自然灾害引发了伦理危机，从发生逻辑看来的确如此，但事件的“死胡同”却不是地震，地震只是提供了生成事件的“境”，而“绝”体现在那块“巧妙”地压着姐弟的“水泥板”，从而形成了“所发生的”可能。于是，“选择”成为解构“死胡同”的有效方法，如果没有这块承载伦理意识的“水泥板”，姐弟都被救或都遇难，就很难推演错位空间下母女伦理情感的冲突与修复。因此，绝境被“水泥板”的实体破解，并赋予“死胡同”之“生”的可能，而只有先进入“死胡同”，才能讲述“生”的故事，所发生的意义也就在此。张翎毫不避讳如此讲故事：“天灾只是故事展开的背景，所以这场天灾发生在唐山或汶川，都不会改变小说本身的立意”7。更加佐证了地震本身的无效，那重审灾难变得毫无意义，而真正的重心是残酷的伦理“选择”后，女性心理成长与情感和解的路径。

呈现张翎书写转向的两部长篇《金山》和《劳燕》中也布满设置的“死胡同”。《劳燕》将灾难以战争方式呈现，回顾了二战时期美军援华的历史。这和张翎处理《金山》一样，是将尘封于历史缝隙里的事件重新捡拾起来。《劳燕》的主题呈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一隅，小说采用亡灵叙事，以鬼魂视角讲述历史。有趣的是，虽然是对美军援华史的追忆，但显然抗战成为讲述烽火中三男一女交错复杂的爱情故事的宏大背景，这和现代革命文学的“革命+恋爱”的模式虽有些许差异，但情爱本身远远大于对历史的记忆。再看爱情故事的展演过程，阿燕与刘兆虎的爱情故事相当完整，但如若没有战争和美军援华，那故事就很难推进。于是，阿燕被日军强暴并被身在美军训练营的教父所救，同时有可能与美军教官相识。对于女性来说，从战争对女性身体的强暴开始，到贞节观语境下对女性的抛弃，以及族群与历史话语造成的生死离别，这些都是为女性设置的“死胡同”，但不同“境”却指向了同一之“绝”——女性注定拥抱苦难、经历苦难与超越苦难。张翎在小说中也是直言：“谁的战争？我也这样问自己。天皇的战争？东条英机的战争？冈村宁次的战争？罗斯福的战争？重庆的战争？抑或是延安的战争？都是，也都不是。其实，那是你的战争。”8战争的形式已然不再重要，而苦难的内涵被凸显，尤其是将历史的沉重感转向个人生命的沉痛感，完成对人性的发现与表述。于是，灾难的形式并不重要，而苦难却是必不可少的药剂。这一点在《阵痛》《金山》等作品中亦是如此：前者三代女人都要失去丈夫而形成命运的复制，都要在混乱并危险的冲撞中完成生育；后者的“金山”可以是“非碉楼”的任何地理所指，而碉楼的女性都要面对内外部的苦难（包括在金山的方家人），劳工移民史与跨世纪家族史的双线历史维度被适度搁浅。然而，在“死胡同”的尽头，“生育”（《阵痛》）、“断指”（《金山》）等行为有效地实现通过不断的代际交替或主体成长推进整个情节的展演。

这样的“绝境设置”不仅在张翎重讲“中国故事”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即便早期的“温州系列”中亦有体现，海外生活中的情感症结构成绝境的文化症候，才使得人物群像有所作为。张翎不否认对绝境的热爱：“我特别爱描写绝境……人要被逼到那样的地步，才能爆发出一种东西，让自己吃惊，也让周围人吃惊。”9她又说：“绝境中迸发的能量是一种神秘莫测、令人惊叹的生活状态。”10笔者谈及张翎作品疼痛书写时就指出了“绝境”对张翎叙事所起的关键作用，主体忍耐绝境就必然要履行某些责任或承担应付的代价11，只有面对“死胡同”才能有“冲撞”的勇气，而“代价”都指向了生存表现。就像《向北方》中陈中越面对的尼尔一定是“残疾怪孩子”才能通过实现“正常人子”的改造完成“向北方”的精神之旅；《都市猫语》中茂盛务必要目睹小芬出卖肉体才能传达两性情感的隐性痛感的共鸣；《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只有将个人生命史至置某个历史长河中（这里选择了东欧），依赖“历史地”构成的话语——或是一个能指12，才可以完成“实在”的个体经验。“绝境设置”充满苦难经验与悲情意识，但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张翎的叙事逻辑与美学实践。

从叙事层面来看，张翎与严歌苓有着类同性，她们都沉醉于“绝境”带来的审美快感。有学者将严歌苓的写作风格定义为“极致美学”：“她要的只是这些时刻所能提供的极致情境，只有在这样的情境里，她才能看到她所要看取的人生。”13这和张翎的“绝境设置”如出一辙，“绝境设置”营造的“境”同样是极致的，因为极致才能完成叙事的拼图与情感的复活。

二、“模糊”：性别边缘化的“异变”与“失语症”

不仅是张翎，世界华文文学的女作家几乎绕不开塑造女性形象、表达女性意识的囹圄，尽管很多女作家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张翎亦是有所排斥：“我在书写过程里依旧很少刻意地把她们作为女人审视，我更多的是把她们当作与生活与命运博弈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14但从作品来看，无论是“温州系列”还是转型后的“中国故事”，张翎都难以与女性剥离，提供佐证的一个文化症候就是男性的缺席或被放逐。《阵痛》中三代女性相似的生命史；最新长篇小说《归海》中袁凤对母亲袁春雨和姨妈袁春梅生命史的追寻，男性则成为历史的幕景。这种叙事策略在《金山》中最为深刻。

张翎在《金山》中设计了两个典型的人文地理空间，“这种互为参照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双向寻找，双向追寻，简言之，这种双向寻找就是：从原乡到异乡寻找物质财富，而在异乡又期盼回原乡构建精神的家园。金山与碉楼这两个空间意象互为构成原乡与异乡的远景图像，构成小说中双向寻找的张力”15。指向了“闯荡者”和“留守者”的文化抽象书写，是原乡“女人世界”与异乡“男人世界”的对话。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又使得对性别意识的书写更加多层次和充斥着冲突感。华裔文学中另一种性别经验的建构就是描述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华裔男性中的那种“被阉割化”或者说“去男性化”。16这一点从方氏父子的命运可窥见一斑。

种族冲突是世界华文文学书写绕不过的主题，冲突层面不仅是文化与身份的博弈，还呈现了身体与性别的交错。方家父子的移民经验可见端倪：方家父子在异族文化语境下，对文化身份的认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方得法几乎是坚持原有的文化身份，或者说他还仅是被停留在物质生活困境的阶段；方锦山则是处在两难的境地，积极融入又彷徨反复，甚至逃离；方锦河则被赋予“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的名义，在最大程度上缩短了与主流文化语境的距离，但还是无法抹去主流/边缘二元对立的界限。虽然方家父子在面对主流文化语境时逐渐呈现出思考、挑战和融入的姿态，但最终都没有被主流文化语境所接受。主流和边缘是相对的文化概念，随着参照文化群体的不同，被边缘化处理的文化群体可能会再次被边缘化。当方家男性进入到西方文化语境后，遇到了性别意识上的问题。比如锦山在进入印第安人文化语境中时，与印第安女孩发生爱情时的一句“祖宗，不认你的”17，就体现了性别带动身份的交叉对峙。但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文化与华裔文化都处于边缘，那作为“文化闯入者”的东方男性，在西方主流文化语境中又是否会面对性别意识的冲击呢？

应该注意到张翎塑造的锦河，他成为进入“金山”后再次彰显男性性别意识的文化符号。他进入白人亨德森家里做家佣，也就最接近与西方话语构成的“互动秩序”。所谓的“互动秩序”提出身体互动这块领域已经丧失了自主性，转化为政府、阶级或男权制等结构或理性化过程的定位场所。18在“互动秩序”中，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值得关注，比如“食物”“工作”“性”等都作为身体介入社会关系的可能“容器”，恰恰也凸显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症候。亨德森夫妇都在生理概念的“性”上给锦河很大的暗示，甚至是进行了实质性的性爱交换。张翎交代了亨德森太太对锦河在男女性爱上的引导，被方得法和锦山嘲笑“木瓜脑、在亨德森家待傻了”19的锦河实际上在对女人的话题上藏了一个“阿爸和阿哥是永远猜不到的”20秘密。然而，亨德森太太最初和锦河发生性关系时，都在枕头下附上小费，锦河每次都收好。于是，男性身体作为一个场所被定位于阶级结构中，两性关系的完成建立在种族权力结构和“主／仆”经济构架之下。有趣的是，锦河在亨德森太太面前将小费扔进了垃圾桶而结束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模式。对于锦河来说，“扔”这个动作富有了神圣的仪式感，一方面结束了他在生理性别上“被交易”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男／女之间的非权利结构与经济框架下正常的两性对话。

如果说锦河与亨德森太太的两性关系实现了跨种族文化的性别意识想象的话，亨德森对锦河在性别意识上的期待则打破了传统性别生理性征的概念。锦河感受到亨德森对亨德森太太的冷漠，当锦河和亨德森太太完成性行为后，他更加反感亨德森对亨德森太太的行为。于是，就形成了文学书写中的“出走”现象。鲁迅的娜拉出走引发了女性参与社会的热议，关键就在于女性要求独立的反抗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危机。然而，张翎形塑了男性“出走”的文化景观，那男性在异族文化语境下的出走经验又有何含义呢？锦河要离开时，亨德森道出了对锦河的感情：“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她不好吗？……你，是因为你。从你到这里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可是她夹在我们中间，山一样的，我爬不过去。”21可见，锦河面临的是生理性别体征的双向拷问。如果说和亨德森太太是两性关系的正常化书写的话，亨德森的性别意识告白就打乱了男女在“性”关系上的传统建构，要求对生理性别的重构。锦河的出走凸显了对西方文化体制所构建的生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逃离，“出走”被打上了对性别意识思考的痕迹。作为西方文化符号的亨德森打破了对两性社会性别属性的传统定义，锦河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属性在亨德森的情感告白中形成矛盾与冲突，从而呈现了不同文化主体的认知差异。同时也体现了西方文化语境下对“性与性别”概念认知的复杂性。同时，这种复杂性也将作用于文化身份的闯入者身上，其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上的表现方式随着西方文化个体符号的不同要求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

张翎对男性的“边缘化”处理还表现在“碉楼”文化空间中的失语症描写上。在“碉楼”的文化场域中家佣墨斗是方家的管家，也是方氏父子“出走”后碉楼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他虽然免于“流放式”的出走命运，但在充满女性话语的文化场域中，墨斗的性别话语权被“封口式”处理，因此，墨斗处于“失语”状态。对墨斗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土改时期的书写中，社会的变革引发了对阶级文化身份定义的转变，碉楼女性集体话语出现了瓦解的危机。在此变化中，墨斗至少经历了两次被“隐形”的命运：一是在阶级对立中的隐形；二是在传统家长制中的隐形。但即便如此，在女性世界遭遇政治化阶级对立而失去主导地位时，墨斗成为敲定碉楼命运的判官，男／女的性别主导发生了反转，又成为主要“发声者”。在碉楼中女性的生死权上，让男性处在主导性的文化位置。但有趣的是，张翎仍然没有完全释放男性话语权，她赋予墨斗生杀大权的同时，也封堵了男性生存的权利。张翎通过墨斗手中的枪杀死了土改委头目的区大头，这是男性（墨斗）对男性（区大头）的一次屠杀，也隐含了对社会体制变形而引发怪诞现象的揭露。特殊时期与特定体制下的外部男性对女性话语（碉楼女性主体）的冲撞，最后没有形成男性对女性的拯救，张翎将男性与女性共同赴死。

总体看来，当女性集体话语濒临瓦解的危机时，“被隐形”的男性也许会再次回归而力挽狂澜，但男性的性别主导意识是否真实存在是值得质疑的。无论是锦河在亨德森夫妇性暗示下的出走还是墨斗最后的枪声，男性最终成为女性的陪葬品。正如严歌苓让老金对文秀开枪一般，近乎以“殉葬式”的书写终结了性别的迷雾。

三、“阴性之余”：深度构建的女性

虽然张翎自我排斥对女性主体的强调，而更加重视对人性的观照，甚至直言“我只能说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忘记我自己的性别，不会特意想起我是女性”22。但实则贴近女性，深度构建女性主体。张翎的故事书写对“绝境”有所依托，“绝境”是对女性，或者说只是针对于女性的。男性从一开始就与绝境保持距离，甚至承担设置绝境的载体。在面对与体验“绝境”时，张翎女性在空间和性别意义上的两种“消失”，呈现了张翎式的“女性独像”。在她以史为景的《金山》《劳燕》中最为明显。《金山》中的碉楼就如“大观园”被女性填满，留守的女人们以婆婆麦氏、媳妇六指、女儿锦绣和同村区氏最能反映出历史发展的痕迹。从这群女性的身上，几乎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语境下女性性别意识变化的过程。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坚守的女性本身文化身份也经历着变化：从男权话语下的传统女性—传统和自我并存—知识女性—“去性别化”的女性。女性深受宏大时代的影响，从传统认识观中“无才便是德”的贤妻良母形象逐渐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走向知识女性。当然这也是女性为性别意识觉醒提出的可能性与尝试。不仅如此，在本土文化的书写语境中，碉楼里的女人在生理上表现出女性特征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去男性化”的“纯粹”女性空间里，女性还承担和表现出社会文化属性上非女性的特征。

“性别是女性或男性的文化构成，‘适合于’描述女性或男性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意识形态上用以维护性别身份的方式。……性别观念认为一个人可能是男性，但可以具有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女性属性，反之亦然，一个女人也可以表现出男性特征。”23性别具有它的文化构成和意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性/生理特征，而是涵盖在意识形态下维护性别身份/文化身份的方式。那么，在华文文学的性别意识书写中，对性别意识书写就能够形成更加丰富的景观。结合张翎所塑造的“纯粹”性别空间，更能够关注到女性性别意识书写的背面指向的是对文化特质的深层思考。

其实，虽然特殊化历史造就了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从而逐渐模糊了性别意识的界限，而使性别意识呈现出带有阳刚气质的统一性表现，特别是《金山》对历史脉络的依托。但也应该看到，张翎对“碉楼”空间设计的用心，不仅在于对男性的“阉割”，更在于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再造。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说：“科拉（阴性空间）不是、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物，而是一个支撑或一个主体，通过接受或构想，通过让自身得到构想而给予地点。” 24科拉是一个意义的容器，以一种符号网络只限制语言自身有限的语义，以及父权经济的单一意义。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论断：“他还不是再现物或人的位置，也不是把人再现为另一个位置的立场；但它的生成就是为了获得指意的位置。”25进一步推进这一说法，于是，阴性空间的流动性先于并超越模仿与本体论，形成一种拟真的时空、身份和位置。张翎在“碉楼”的阴性空间中重新为女性设置了主体位置，即女性的“男性化”倾向，至少是女性性别性征的弱化与社会性性征的重置与强化。因此，女性的“男性化”就表现为崇高的女性与男性化视角的生成，这是其一。

深度构建的女性的第二重面向在《劳燕》中尤为凸显。《劳燕》的抗战背景只是为阿燕的“变身”提供必要的时空可能，和《金山》的女性群像不同，阿燕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女性的多维度展现。作为同一个女性主体的阿燕、斯塔拉和温德虽然身份意涵和面对的男性审视视角存在差异，但对于男性来说，阿燕及其“变身”都不仅作为性别的女性，甚至被推上了神坛而成为“圣女”。当然，阿燕的神性特质并非与生俱来，其转折点在于“肉体强暴”后的“精神再生”，牧师的出现与包含宗教意味的圣经救赎，使得阿燕“由人转为神”。正如严歌苓笔下妓女的圣洁化就从男性的介入开始，无论是因国民党军人而惨死的豆蔻，还是因日本军人闯入后对女学生的觊觎，男性的闯入使得妓女从“卑贱”逐渐“圣洁化”，到最后代替女学生走出教堂时达到了高潮，宗教意味极强的“献祭”，建构了全新的女性身份。

对于《劳燕》里的三位男性来说，阿燕早夭、斯塔拉与温德是可见而不可得的，是被悬置的。阿燕为刘兆虎而存在，斯塔拉与温德是张翎在叙事中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女性，特别是对苦难经验后女性如何自洽与再生的尝试。我们很清楚三位男性亡灵寻找的是同一个女性，但显然他们并不自知，也不可知，直到最后男性亡灵一齐俯视阿燕/斯塔拉/温德，才被文本揭示。阿燕及其分身就像印度神迦尼萨一般，为男性做出牺牲（正如那颗断掉的象牙），以残破之身的精神安抚着两位外国男性（正如守护三界的斧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女性纯朴、温婉和如风如水的原始特质（正如迦尼萨手中“唵”所象征的宇宙初始之音），在这种从“寻”到“看（被看）”的过程中，张翎完成了对“神圣化”女性的建构。

张翎擅长在宏大历史脉络中讲述故事，但绝非与历史紧密相依，历史承担的是时空与记忆的真实，而分散其中的事件拼凑起“历史内容”与构建起“历史叙述”的结构。正如有学者在认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书写时指出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文本’里，真正完成一个对一切过去年代里发生的‘历史客体’的完整的描述，所有的描述‘只能以适当舍取一些事实的范围来制造关于过去的综合故事’。”26多个事件完成了对历史叙述的隐喻，历史的真实被艺术的真实有效转换，这就体现了文学的虚构性与修辞效果。张翎并不沉迷于“历史的客观”，历史只是给“事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在历史的叙述结构中，“绝境”完成了事件在逻辑或伦理层面的推进，这种“死胡同效应”要实现的是人或情感存在的可能，进而在“历史的叙述”结构中，才更能接近对人的观照与命运的揭示。

张翎深度叙事的重心是离不开性别叙事的，或者说直面女性，即便她主动地规避这一点。她擅长观照女性的成长与命运，但并没有抛弃男性群体，她不同于极端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文化阉割，而是通过性别与历史、文化的互动来凸显性别意识。尤其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从社会性别的复杂性，到对理想的崇高女性的建构，性别意识掺杂着种族、宗教与国家的文化心理。于是，张翎将女性置身于“绝境”中，在完成叙事结构与表现情感伦理的过程中，对家国、种族、性别的思考中完成文化反思的意味。

[本文系江苏省规划项目专项课题“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体系的审视：以世界华文文学为中心”（项目编号：C/2023/01/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瑞琳：《风雨故人，交错彼岸——论张翎的长篇新作〈交错的彼岸〉》，《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2 刘艳：《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研究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3 6 12 23 24 25 [美]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7、139、95、172、172页。

4 14 张翎、王红旗：《以“死魂灵”男性叙事书写战争废墟上崛起的女性传奇——从张翎的〈阵痛〉〈劳燕〉谈起（上）》，《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

5 11 徐榛：《以疼痛的方式揭开人性的面纱——谈张翎的“生命力”三部曲》，《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7 张翎、木叶：《任何一个概念或主义都不能撼动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8 [加]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页。

9 10 22 张娟、张翎：《海外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写作——海外华文作家张翎访谈录》，《写作》2020年第1期。

13 翟业军、鲁辰琛：《论严歌苓的极致美学及其限度》，《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15 江少川：《底层移民家族小说的跨域书写——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金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4期。

16 [加]孔书玉：《金山想象与世界华文版图中的汉语族裔写作——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例》，《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

17 19 20 21 [加]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304、304、322页。

18 [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26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71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