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生代”军旅作家王凯的军旅小说有着“成长小说”的特质，即书写当下军营中的“青春残酷”，但他笔下的士兵是忧伤的，随处体现出无法成长的痛楚与无奈。士兵的忧伤与指导员形象的无力直接相关，作为军队中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化身，曾经代表着时代中最为科学、先进、进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范式，却逐渐被现实剥夺了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他的军营青春书写，王凯实践着想象“士兵”及重新定义英雄主义、战争精神的工作，同时亦凸显了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试图重新开辟英雄主义书写空间的艰难。

关键词：王凯 文化领导权 成长小说 军旅小说

在巴黎的凯旋门之下，有一团终年不熄的火焰，众所周知，那是为了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纪念在残酷的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士兵。左派哲学家巴迪欧认为，士兵的形象在20世纪具有某种神圣的典范性，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战争的精神与人性的本质，闪烁着一种“内在的不朽”的光辉。或者说，他们就是战争精神的人性化身，是血与火的洗礼中涅槃重生的20世纪本身。在巴迪欧兼具哲理思辨与浪漫诗情的阐释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尚的、可爱的，在死亡与不朽间达到了诗性的本质性联系，也就是说，即使身体已经死去，他们也“仍然拥有生命本身，拥有玫瑰，拥有黑夜之中的夏天的不朽”1。士兵，曾经是20世纪英雄形象的典范，是现代战争及军事文学一以贯之的主角，而当下中国年轻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需要直面的，则是身处于一个“士兵”的光环与灵韵已然消失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世纪——如何书写、想象“士兵”及重新定义英雄主义及战争精神。

王凯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一员，他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担任过技术员、排长、指导员、机关干事等职，从基层连队一路“摸爬滚打”成长，既有过硬的“基层主官”的经历，又经过机关工作的打磨，这些都成为他军事文学创作中难能可贵的经验。在其长篇代表作《导弹和向日葵》中，主人公叶春风的人生经历几乎“复刻”了王凯的军旅生涯。王凯和平时期军营“青春残酷”叙事，有着强烈的日常生活的气息与质地，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与本色，同时思索着在当下语境中如何将真正的军人精神与品格保存下来，延续下去。如果说同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的西元借助于战争历史的书写，试图在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重建宏大叙事与英雄主义，那么王凯则是在当下青年官兵的现实军营生活中尝试同样的事业，或者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题材领域内试图完成同样“不可能的任务”。

一、“匿名”的士兵

哲学家巴迪欧在哲学论文《士兵的形象》中，用充满哲理思辨与诗情浪漫的语言赞美士兵，他认为士兵是20世纪现代战争与民主政治的产物，他们取代了古典时代的武士成为英雄形象的典范。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士兵”形象，天生具有集体主义的维度与民主社会及阶级革命的色彩，是在“理念力量支配下的庄严纪律的一个有意识的组成部分”。因此，士兵天生就是“匿名”的，他们没有专名，“士兵这一象征形象的真正本质就是无名”，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民主的荣耀，它用匿名的集体的勇气创造出某种不朽的东西”2。但随着冷战的落幕与“历史的终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在全球强势推进，一个彻底否定英雄取向的堕落世纪由此拉开帷幕——这个世纪“以正在形成的人性的名义，支持一切形式的内在的非人性”，这个世纪盛行的是“严格非人性的技术谋杀，以及官僚政治对于生活各个方面的监视”3。从这个意义上，不难发现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笔下，士兵为何总是“沉默”与忧伤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士兵”的意义已经逐渐逝去的时代生存，而在现实及符号世界谋杀了“士兵”的，是弥散于整个社会的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盛行于军队中的专业技术主义与官僚政治。无论是王凯，还是西元、曾剑、王棵、朱旻鸢，他们都在试图为普通、无名的士兵寻找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们要为垫片寻找存在的理由，需要证明垫片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这煞费苦心的“寻找”恰恰证明了“士兵”这一群体深刻的存在性危机。“垫片”这个颇有几分残酷的比喻，揭示了一个严峻到几近残酷的事实：没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政治，就不再有“官兵平等”，也不再有“军民鱼水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横行的21世纪，年轻可爱的士兵正在逐渐沦为“卑微的生命”。

曾经担任过排长与连队指导员，有着过硬的基层主官经历的王凯对于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有着深厚的感情，从《沉默的中士》《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卡车上的伽利略》《北六千》到《白鸽》，军营中的普通一兵始终是他笔下的主人公。《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是王凯的代表作之一，他说：“魏登科是许多士兵中的一个，他是英雄，也是凡人；他是凡人，也是英雄。”这句饱含情感的话意蕴深长，颇具哲理性：作为“许多士兵”中的一个的魏登科代表着士兵的群体，他身上体现着“一”与“多”间的辩证，“英雄”与“凡人”间的辩证。所以这部看似不起眼的小短篇，实际上具备了寓言的言简意赅与微言大义。在写作技法上，作者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书写陈规，以“档案直呈”的“原生态”方式，将魏登科这个普通一兵直接推到读者面前，逼迫人们思考并做出判断：魏登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兵？他是英雄吗？叙事人“我”通过探索已被尘封的官方档案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沉默的“匿名的士兵”，一个已经被无情遗忘的士兵，他只存活在布满灰尘的档案袋里那些冷冰冰的文字中，只活在诸多战友众声喧哗又自相矛盾的讲述里。作者以客观理性地呈现诸多事件亲历者、目击者“口供”的方式，在“众声喧哗”中还原魏登科的为人及他舍己救人的事迹。在这样颇为“先锋”的写作技法背后，作者意欲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严峻而悲伤的事实：一个性格独特、鲜活可爱的士兵，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却被“机关”化约成几份无关痛痒又无人问津的文件，这是怎样的荒诞、不公与残酷。魏登科们的悲剧就是“匿名的士兵”的悲剧：在当下逐渐官僚化、专业化及去政治化的军队管理机制中，无名士兵们的生命被高度概括成不带任何细节和感情色彩的“简历”。

《白鸽》《卡车上的伽利略》《迷彩》，无一例外地弥漫着沉重的忧郁与诗情的感伤，与曾剑的《饭堂哨兵》《穿军装的牧马人》，朱旻鸢的《马桶》《斜坡》，西元的《锻炼锻炼》《界碑》《枯叶的海》等，共同构成和平年代军队军营日常生活的“众生相”。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关注着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通过描摹他们年轻心灵深处的有形或无形的伤感、忧虑、无助、愤怒，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和平时期在军队中四处滋生蔓延的官僚政治：“机关第一、领导至上。”革命战争时期被写进文件的“官兵平等”早已不复存在，官太像官，高高在上的“长官”对“大头兵”们视而不见，更不会再有心体察小兵内心深处的痛楚与忧伤。并且，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及与之伴生的僵化与腐败挤压着无名士兵的生存空间，使他们头顶的天空日渐狭窄。《白鸽》中被借调到机关单位为处长开车的汽车兵小选，是一个出身农村、勤快能干的技术尖子，无论是机关里的处长、干事，还是连队中的连长、指导员、司务长，他必须为各色“长官”们服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旦有所疏漏便会后患无穷。但他的谦卑勤恳、任劳任怨换来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冷漠与无视，这些机关或连队中的长官，心性凉薄到令人心寒齿冷的地步，他们与士兵之间“至少隔着两个星球”。善良厚道的小选最终仍然选择坚守自己的准则，宁被所有人辜负与背叛，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他就是一只悲伤的“白鸽”，执拗地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迎击着命中注定的那颗子弹，那些冷漠而残酷的伤害与洞穿，九死而不悔，因为“它们天生就这样，它们就认得这条路”。这样的固执与“愚蠢”，却又是那样地高尚与纯粹，这就是这群无名的、沉默的士兵，王凯笔下的士兵。王凯笔下“白鸽”式的士兵们，他们类似于某种“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他们的人生目标也许并不会总是与高蹈的“意义”“理想”挂钩，但内心有着坚守的原则与不可碰触的底线，为此而背负着丰富沉重的情感包袱，举步维艰。大多数时候，面对理想主义严重流失的荒漠一般的现实，他们善良敏感的心“如同被高炮击中的拖靶，布满焦黑的破洞”。

二、“救救指导员！”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王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长于在作品中塑造基层连队中的政工干部形象，即“指导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战争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连队实行的是军事、政治双主官制，简言之即连长抓军事指挥与锻炼，指导员则负责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重要因素，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朝鲜战争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武器装备等硬件方面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却依靠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每每取得“以弱胜强”的战果，甚至创造了若干军事史上的奇迹。可以说对于军队意识形态的重视，对于普通士兵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塑型，是人民军队重要的制胜法宝之一。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机械教条地灌输，成功的政治工作不是通过强力控制而是依靠“认同”而实现的，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或曰文化领导权。根据海外学者的考察，共产党军队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动员是依赖于“情感”的方式推进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政治话语借助“情”的感性面孔实现最初的自我呈现，而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即政工干部尤其是基层连队中的指导员对于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上，首先体现于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行为，而是在红军时代就被写进了当时的纲领性文件中，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办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4“十七年”时代战争文学经典之作《保卫延安》中着力塑造的团政治委员李诚，竟然用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比喻政治干部和士兵间的关系，“好干部连他的每个战士睡下说什么梦话，怎样磨牙统知道。好的干部是战士思想情绪的体温表……母亲和孩子的感觉是相通的。一个干部应该是最好的母亲”5。1950年代因同名电影而红遍大江南北的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中，叙事人便是“新四军”连队中的指导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身使他在残酷的斗争生活中仍然保持着敏感文艺的气质，对于战士与村姑之间“不合法”的爱情始终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最终成功挽回了战士李进“动摇”的心。可见，成功的文化领导权是一种情感的政治化，同时也是政治的情感化，而“指导员”或“政委”正是这种转化的中介或“化身”。“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军队指导员或政委的形象大多是李诚式的翻版，政治正确、无限忠诚，极为擅长思想工作，对战士无微不至，作战勇敢、英气勃勃、完美无缺。

“指导员”与“政委”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军队特有的产物，是“党”和“军队”之间的中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史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社会价值形态发生重大转型，出现了一系列意欲挑战与解构社会主义“十七年”期间“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莫言的《金发婴儿》与刘震云的《新兵连》，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冒犯性就体现在对于军队“指导员”形象的解构之上。在这两篇小说中，被刻意欲望化与庸俗化的“指导员”不仅不能成为士兵思想上的引路人，反而沦为士兵嘲弄、憎恶甚至报复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对军队政工干部形象进行解构与“去势”的《金发婴儿》与《新兵连》，成为“后革命”时期对于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的“诛心”之作。《新兵连》文本末尾射向指导员的那颗子弹成为一个惊心动魄的隐喻——中国的军旅作家们开始了在文本界/符号世界“杀死指导员”的工程。同样由军队培养的作家阎连科紧随其后，“和平军旅”系列中的大部分作品如《和平雪》《夏日落》《自由落体祭》《革命浪漫主义》《中士还乡》等均可目为投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匕首投枪”，其笔下的政工干部形象往往是道貌岸然、工于心计，甚至口蜜腹剑。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蔓延与深入，对于军队政工干部的解构甚至“污名化”在文本世界中一如既往且变本加厉，在“新生代”军旅作家裴指海的代表作《白月梅与白毛女》《井冈山》中，“指导员”形象越发面目可憎、言语粗俗、灵魂丑陋，形象之恶劣堪比国民印象中的国民党“匪兵”。

经过众多文坛大家或小家前赴后继地积极解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已然千疮百孔、不堪入目，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为“70后”，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凯所要从事的修复与“救活”指导员形象的工程实在是颇为艰巨的。毕竟解构容易建构难，尤其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甚嚣尘上的“后革命”氛围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话语及实践仍举步维艰的时代。当然，在这条建构之路上王凯并不完全孤单，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就是一部较早为“指导员”正名的小说。彼时军旅作家刘兆林贡献给文坛一个堪称“完美”的指导员形象——冼文弓。作为后继者，“新生代”王凯在《终将远去》中也塑造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基层连队政工干部形象——指导员张安定。张安定把“指导员”的工作做到了任何人也无法超越的极致，他的理念或信念就是，只要肯用情用心用脑，没有带不出来的兵。是“用情”而非“用脑”才是至关重要的，一定程度上，张安定仍然延续着社会主义“十七年”期间政委李诚的“政治情感化”的工作原则：“他会对手下的士兵毫无保留地好，好到你的心总是热乎乎的。什么委屈都会被融化。”虽然故事的叙事人，作为张安定后辈及接班人的“我”，新一代的基层主官及政治工作者，一直将张安定作为偶像，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是我，我成不了他”。张安定太过于完美，让人觉得不真实，如果与自信乐观、精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冼文弓相比，张安定身上多出了强烈的“圣徒”或曰“殉道者”的气息。也就是说，“我”已经预感到了张安定这样的传统的、延续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政治工作者，在一个犬儒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堕落时代，注定免不了悲剧的收场。如果再将张安定与《保卫延安》中的团政委李诚的形象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虽基本遵从同样的工作准则，但是李诚的乐观果敢、雷厉风行，那种发自内心的强大自信却是张安定明显不具备的。他所能做到的是“了解手下的每一个兵”，从而“他知道某个人的问题该在自己的权限内用什么方式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但是，他有太多无法解决甚至难以面对的问题，升平日久的军营，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早已雄风不再，人人皆须面对日常生活的荒漠，“机关第一、领导至上”“关系兵”挤掉了真正优秀士兵的留队名额，政治工作往往沦为假大空的话语游戏或面子工程，面对这一切，张安定均无能为力。虽然拥有士兵们的无限爱戴与拥护，但他所能做的往往只是和他们一起抱头痛哭。而对于年轻的更有血性的“我”而言，张安定的困境仍然延续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对于资质不高的周文明的处处“护短”，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是张安定的血亲，实际上为整个连队共同守护的、希望延续下去的是张安定式的精神。但“我”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小说的最后，“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侧影酷似张安定的周文明坐在军列上缓缓远去，犹如题目告知我们的，张安定所代表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优秀传统“终将远去”。

《沉默的中士》中的叙事人“我”，一个年轻的“70后”汽车连指导员，喜欢窦唯张楚，也常读唐诗宋词，枕边书是《鲁滨孙漂流记》，热爱好莱坞电影，颇有几分小资情调与文青气质。“我”虽然做不到张安定似的“春风化雨”，却自认为是个称职的基层主官，“我”拒绝空洞的政治教条，尊重士兵的个性，试图尽量深入地了解他们。“我”既保持了基层主官的威严，又能做到与士兵打成一片，是一个让士兵觉得“很亲”的“好领导”。但老兵李二明的悲剧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敬业与称职，在还未真正理解时就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其不可救药，从而“在精神上”把他抛弃了。“我”将愧疚之情投射到十九岁的新兵张建军身上，“我”借《鲁滨孙漂流记》给他，当他突发疾病时亲自背他去医院，跟他一起喝酒、“打群架”，亲眼看着他戴上了漂亮的“中士”军衔，却最终不得不接受他是一个在逃通缉犯的残酷事实。《沉默的中士》结局处的反转多少显得有些刻意与生硬，但写作者借此意欲表达当下军队政工人员不得不承认的一个悲哀事实——“我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延续了张安定“用情”“用心”的带兵方式，也延续了张安定的无力与悲情。身为后辈的“我”比张安定更为清晰地看透了这个时代与人心，越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政治工作者的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无论是士兵，还是自己。

随后的《换防》真正成为一阕献给“指导员”的哀歌，文本中的孙璞是又一个张安定式的模范指导员，被理想主义情怀与牺牲、奉献的精神所充盈，他被手下的士兵们视为连队的“灵魂”。但比之张安定他更加地不幸，因为身处在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刻浸润的新世纪，理想、信仰、献身、集体主义精神与话语皆遭到无情地解构与嘲弄，在这个越发堕落虚无的时代，他的爱人、战友、同僚、下属，纷纷背弃了他。在遭遇一系列无情无耻的背叛与剥夺之后，孙璞选择了死亡。比之张安定的身后哀荣，孙璞的葬礼却冷冷清清，他带过的士兵们、他曾无微不至地关怀过的士兵们几乎都选择将他彻底遗忘。在寻常人的眼中与世俗意义上，孙璞的人生是灰暗而失败的，他奉献一生却一无所得。其实他最大的错误在于生错了时代，他是一个堕落可耻的时代索要的必然的献祭与牺牲。但《换防》的用意并不仅在于铺陈一个悲剧故事，叙事人“我”与孙璞之间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或者说孙璞的悲剧必须与“我”的人生轨迹并置一处才能看出作者的深意与用心。“我”曾经是孙璞的搭档，连队的军事主官，与孙璞不同，“我”是一个与时代合拍的军人，功利性强，懂得利用资源与人脉，明了何时该牺牲原则换取上级领导的欢心，从而为自己的未来铺好升迁之路。“我”野心勃勃、世故老练，固执、讲原则的孙璞曾经只是“我”升迁之路上一块烦人的绊脚石，“我”坚信“不论他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影响”。直到“我”在机关中的事业败走滑铁卢，被迫接替故去的孙璞在政治处的职务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一直都被密封印在“我”的灵魂深处。在荒僻苍凉的边陲小城，“我”洞悉了自己内心的愧疚与羞耻，更洞悉了孙璞悲剧人生的真相：他固执倔强掩饰下的软弱与无奈，他无处放置的理想与信仰，还有那被时代叛卖与放逐的凄怆与悲凉。“我”最终认同了孙璞的执着与信念，也遵循了自己的本心与本性，守在了他曾经的位置上——这就是“换防”的真正意图与意义。虽然无奈，依然无望，但犹如《终将远去》中的“我”之于张安定，《换防》中的“我”之于孙璞，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当下的军队中依然有人在固执坚守，人民军队中的优良传统仍然在薪火相传。这也是王凯小说中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也许悲观，可能软弱，也会妥协，但从不绝望，拒绝投降。

三、军营“正太”的青春残酷

王凯的长篇《全金属青春》《导弹与向日葵》及中篇《蓝色沙漠》《铁椅子》有着明显的青春文学与成长小说的痕迹：军校与军队内部的规训与惩罚，遭遇背叛的爱情与友谊，暗潮涌动又屡屡受挫的雄性荷尔蒙——青春残酷的气息扑面而来。《导弹与向日葵》可以说是“新生代”军旅文学中书写日常军营的集大成者，题目便不同凡响，反差鲜明的意象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军营中的青春与成长“像导弹一样冷峻而决绝”，又如“葵花一样绚烂而忧伤”。自命不凡的军校高材生叶春风毕业后来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导弹基地，从一个眼高手低、吊儿郎当的“屌兵”到圆滑的机关办事员再到一名优秀、硬朗的基层主官，叶春风的青春轨迹完整地诠释着“成长”的内涵与外延。如傅逸尘所说，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单纯、自恋式的青春书写，而是将属于个体的经验与记忆有机地嵌入了军校与基地、机关与基层组组构成的密集复杂的关系网络，尝试建构出当代军队生活较为全面及纵深的图景，体现出年轻的作家们试图摆脱孤独、自恋的个人化的“内面”写作，重新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努力。6

巴丹吉林沙漠，坐落于沙漠边缘的空军基地，似乎已经成为王凯的“约克纳帕塔法”，是他一再书写、念兹在兹的纸上原乡，在这片英雄主义暂且找到栖身之处的铁血沙漠，“救活指导员”的紧迫工作仍然在延续，《导弹与向日葵》贡献出了“袁门”这个不同凡响的指导员/政委形象。同样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但比之张安定与孙璞，他身上终于部分消散了殉道者的悲剧气质，而多了几分力量与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军队中的不良风气抗衡与斗争。在桀骜不驯、浪漫多情的叶春风眼中，他并不是可亲近、能交心的“灵魂工作者”，相反，他认为袁门工于心计、城府颇深，最好敬而远之。事实也确乎如此，政委袁门全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温柔，倒颇有几分“化骨绵掌”的手段，将“规训与惩罚”演绎出了教科书级的高水准。政委“整人”的手段堪称鬼斧神工，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士兵/屌兵的关系不再是“母亲与孩子”那样的温情脉脉，而是犹如如来佛与孙大圣间的“道魔斗法”，但无论是用心用情还是“上手段”，“九蒸九酿”之后的叶春风已然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成长小说”的范式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前苏联著名理论家巴赫金的阐释。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也就是说，“成长小说”是十足现代性的产物。“成长小说”的关键在于“成长”，而巴赫金意义上的“成长”绝非单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在于“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与把握”，重要的是“人的‘成长’将表现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7因此，“成长小说”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断裂”式变革或革命的大时代，主人公“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8。所以，“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人”，他以自身的“成长”演绎着“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全新关系，这就是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成长小说”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按照学者李杨的阐释，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上“成长小说”的，首推社会主义“十七年”间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与《红旗谱》。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之后，尤其时进入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很难产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1997年上映的电影《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悲伤的预言，故事开始于“文革”后期，终结于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当下。影片将国际社会主义文学序列中的经典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前文本”与“潜文本”，展现了“两个时代，两种无法重叠的人生与价值”9，成为献给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英雄主义的哀歌。男主人公希望成长为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追随一个颇富理想主义魅力的精神导师“朱赫来”，多年以后却发现“朱赫来”早已在一次义举中被刺杀双眼，流落他乡。引路人/范导者的失败/失效，时代的断裂却没有唤生出更为“先进”“进步”的意识形态，渴望成长的年轻人最终只能直面“长大”却无法“成人”的困境。同样，在军旅文学的世界，年轻“士兵”的成长面临同样的困局：首先，是范导者/引路人的失效，指导员作为成长道路上的范导者/“朱赫来”，已经在符号世界被“阉割”与“放逐”，而“修复”的工作将是无比地漫长与艰辛。他们曾经代表着时代中最为科学、先进、进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范式，却在冷战之后“放逐革命”的年代，逐渐被剥夺了所有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断裂”的时代却没有产生“新人”的语境。不同于“五四”时代与社会主义1950—1970年代，1990年代之后的时代断裂并没有唤生出更为先进、进步、科学与超前的“理论”及意识形态，整个世界反倒倒退回了革命之前的“十九世纪”：“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10，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想象都被群起而攻之。究其本质，时代的“断裂”只是表象，其实回到了“革命之前”的强权与资本一统天下的状态才是关于“历史终结”的世纪不可说破的真相。

冷战之后的世界，随着东方阵营的历史性败北，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失效并被持续地污名化，资本没有了外部而越发横行无忌，于是批判思想与话语不再拥有抗衡的力量与反抗的空间——“历史的终结”最终带来世界/空间的二维化与扁平化。在所有宏大叙事与乌托邦激情均被审判与放逐的时代，青年尤其是军队中的青年该如何“成长”，或者说在“士兵”的意义遭到全面放逐的时代，士兵是否还能“成长”，完成心理及社会意义上的“长大成人”，从而摆脱“卑微生命”的魔咒？这是以王凯为代表的大部分“新生代”军旅作家所面对并部分揭示出的重要的时代命题。应对着巴赫金意义上“成长小说”的范式，可以说对于军队中政治工作者形象的修复，对于理想政治工作者形象的塑造，是“成长”的重要且关键的一步。王凯的军旅文学如果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不仅要寻找“朱赫来”，更重要的是想象并建构“朱赫来”，更进一步地，像他笔下“新生代”的指导员们，当务之急是先把自己做成“朱赫来”——如果暂时还没有理论，那就用实践呼唤、逼迫、催生出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选本学研究”（项目编号：23&ZD28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此处对于“士兵”形象的描述参见[法]阿兰·巴迪欧《士兵的形象》，《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7页。

2 3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6—27页。

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5 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130页。

6 参见傅逸尘《“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7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8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9 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10 [法]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的设想》，《生产》（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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