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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艾伟的长篇小说《镜中》，是对当下人性和人文精神深度挖掘的力作。作者给我们塑造了当下社会中鲜活而又复杂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及其现实命运。作品呈现的是现代人在经历了生命痛苦的“罪与罚”后，如何实现救赎，如何抵达信仰，如何找寻人性之光的整个过程。作者通过对现代人爱欲伦理变迁的书写、建筑与人生互为镜像的呈现、东方主义审美视角下的信仰救赎等层面一步步揭示出来的。这几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有着某种层层推演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这引发我们思考：当下人文精神有着怎样的边界、产生了哪些危机、又有着怎样的未来出路。这些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艾伟 《镜中》 罪与罚 信仰 人文精神

评判长篇小说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小说要将人物及其命运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写出符合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人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主要人物的性格展现出来。人性是复杂的，人物命运的走向经常与其复杂的人性不可分割，这种复杂的人性既与外在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有关，又与自我的个性密切相关。每个人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复杂的人物命运往往伴随着独特的个性。特别是对当下而言，时代快速行进的生活流，个体精神和生活的隐秘，让作家很难捕捉到符合艺术真实和人性真实的生动细节。这大大增加了当下作家创作的难度，也是近年来少有那些公认的、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问世的重要原因。

艾伟就是一位擅长挖掘特定时代不同人的性格及其背后的人性和命运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镜中》，是在《风和日丽》《越野赛跑》《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盛夏》《南方》等作品的基础上，对当下人性和人文精神深度挖掘的力作。作者给我们塑造了当下社会中鲜活而又复杂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及其命运。作品呈现了几位主人公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行进的时代，面对爱情、亲情和友情而犯下的罪恶。这些罪恶通过一次不同寻常的偶然性事件——车祸一一揭露出来。相应的，他们都受到了现实的惩罚和自我内心的悔罪，最终主人公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命运的捉弄后，依托自我的精神信仰实现与现实生活的和解和对他者的宽恕、谅解。作品呈现了复杂的人性背后，现代人如何实现救赎，如何抵达信仰，如何找寻人性之光。那么，作者是怎样呈现的呢？在复杂的现实背后，作者如何揭示了当下人的“罪与罚”？笔者认为，作者是通过对现代人爱欲伦理变迁的书写、知识性的彰显与映现人物命运的镜像叙事、东方主义审美视角下的信仰救赎等，一步步揭示出来的。这三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有着某种层层推演的递进关系。实际上，《镜中》给我们呈现的是复杂现实和人性背后的新型伦理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下的新人文精神，丰富人文精神的内涵，揭示当下人文精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并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文精神的现代变迁。

当下城市人的爱欲与伦理书写

爱欲是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爱欲书写也许是长篇小说创作者最为青睐的。爱欲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是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表现。恰当的爱欲表达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爱欲本身的界限却是难以把握的。爱欲的缺失是一个人冷漠的表现，爱欲的过度则可能体现着一个人的依赖性。甚至可以说，爱欲过度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占有甚至掠夺。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将人物的那些不恰当的爱欲表达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情节的冲突、矛盾及其故事背后的人性就开始彰显出来。特别是在当下现代化城市中，因交通和现代媒介的发达，城市人有了更多表达对他者爱欲的可能，社会的开放催生了爱欲的进一步解放。如果说过去的文学对爱欲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对爱欲受到禁锢的批判上，那么近年来在更为开放时代背景下的爱欲书写，主要集中在对爱欲解放后的反思上。艾伟《镜中》就将当下城市人的爱欲及其背后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实际上，艾伟本人对爱欲就有着深刻的认知，在《镜中》的附录中，作者就借助比安奇的口吻说：“在每一种文明中，爱欲始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隐秘的议题。没有爱欲，便不会有史诗，那么神话、故事和根深蒂固的个性便不会存在。”1古代西方哲人巴门尼德说，爱神是元始第一，是造物主，是一切事物所从出的原则。“爱欲将生命中的美、至善和神圣性融为一身”2。由此可见，爱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很多研究者容易忽略这一点。实际上，诸多中西方经典作品中，爱欲都是故事和情节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元素之一，如西方文学经典《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围城》《白鹿原》《废都》等。在《镜中》里同样如此，爱欲成为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生成的基础，也是整部作品故事发生的“导火索”。

《镜中》以主人公庄润生遭遇生命中极为惨痛的无常事件开始：他的妻子易蓉带着女儿一贝和儿子一铭酒后驾驶遭遇车祸，女儿和儿子当场死亡，妻子也遭受重伤。但实际上，作者重点是想经由这一偶然性无常事件的外壳，揭示几位主人公背后不为他人所知的隐秘。庄润生和妻子易蓉、好友甘世平的复杂关系也慢慢浮现出来。庄润生深爱着易蓉，他心目中的易蓉是一位融美丽、大方与顾家等为一体的完美女性。但是自从他们生下儿子一铭后，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主要是易蓉对润生越来越冷淡。但实际上，易蓉根本不是庄润生心目中的样子，她从小被领养、内心悲观、喜好饮酒，并有着复杂的家事和家史，自我甚至有着“放荡”的经历，曾经为了报复养母，与养母的情人发生过关系。结婚后，她只是按照庄润生喜欢的样子在活着。易蓉不喜欢天真而固执的庄润生，她选择和庄润生结婚完全是为了改变当时不堪的现状。她真正喜欢的人是庄润生的好友甘世平。甘世平冷静而又热情的性格，让易蓉能够发现真正的自己。当易蓉和甘世平成为情人后，易蓉背后的神秘面纱才慢慢揭示出来：她愿意与甘世平分享自己不幸的家事和过往并不是很美好的童年经历，她带着甘世平到养母给自己留下的旧宅，这个旧宅庄润生从来没有见过，旧宅藏了许多酒，当易蓉苦闷或心情不好时，都会到这里来饮酒消愁。正是因为一次酒后驾驶，易蓉葬送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生命。为此，庄润生、易蓉和甘世平都开始自我“罪与罚”的道路。庄润生以为是老婆易蓉发现了自己和情人的关系，在追踪的路上才发生了车祸。于是庄润生无比悔恨，曾一度想到自杀，无奈之下选择到西部捐建一贝和一铭小学进行悔罪，后来到了缅甸经历了被监禁的痛苦折磨。他也因此和自己的情人子珊分手，并安排子珊到美国去。他在缅甸被逮捕和监禁，最后是子珊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并拯救了被监禁的他。

正是这复杂的爱欲关系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也牵引出了《镜中》故事的多重空间。可以看出，没有易蓉和甘世平之间不正当的爱欲关系，没有易蓉对酒的贪欲，也许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那么也就没有后面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导出。同样的，没有庄润生、易蓉、甘世平之间不正当的爱欲关系，可以说就没有这部小说的骨骼，也就没有这部小说的诞生。从这一意义而言，爱欲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故事事件和情节的“导火索”。此外，爱欲是人的天性，是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和基础性元素，也是区别不同人物独特性的重要参照。人物表现出什么样的爱欲，也许就注定这样的人物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在作品中，润生天真而固执，世平冷静且热情，他们性格的形成无疑与他们本性中的“爱欲”倾向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知道，与甘世平相比，庄润生出身更好、能力更强，但是易蓉却不爱庄润生，她爱的是甘世平。原因为何，也许从他们三人的性格和各自爱欲的不同倾向可以清晰得出。

爱欲倾向的不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伦理观念的差异，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伦理和情感的变化。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镜中》里，作者写到了多重伦理关系。既有不同代际的伦理关系，又有婚姻伦理关系，还有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等。这些伦理关系一方面彰显的是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更是人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体现。

在不同代际的伦理关系方面，长辈对晚辈往往有着较大的影响。原生家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直接影响了晚辈伦理观念的形成。庄润生与其父亲之间的父子关系、易蓉与母亲之间的母女关系，都对庄润生和易蓉后来性格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庄润生的父亲从事建筑行业出身，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不融洽。父亲在做副校长的时候曾经有过外遇，这使得庄润生和父亲的关系越发紧张，也让庄润生变得非常内向。庄润生后来从事建筑行业以及有了情人子珊，也许与父亲的这种经历有着较大关联。易蓉的母亲是一位昆曲名伶，易蓉亲眼看见母亲与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易蓉不喜欢这样的母亲。这都对后来易蓉伦理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变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易蓉一直对母亲怀有恨意，她之所以选择嫁给庄润生就是为了摆脱与母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易蓉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摆脱掉这种影响的。母亲死后为她留下的老宅，又成了易蓉摆脱庄润生和脱掉“端庄”的外衣以及展现自我真实的空间所在。

作品中呈现最多的是婚姻伦理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属性上讲，婚姻是对爱欲的保护；从自然属性上来看，婚姻则是对爱欲的束缚。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关系，人的自然属性往往要服从于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过去的婚姻双方特别是女性要绝对服从于某种婚姻制度和规约，人的自然爱欲属性则被压制在人性深处。然而在当下这样一个相对开放和现代化的社会，虽然人的自然属性依旧要在一定的社会属性上运行，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往往有了某种释放的通道，这样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就可能产生碰撞和交流。这种碰撞最明显的就是当下婚姻伦理关系的变化。庄润生喜欢妻子易蓉，但他也有情人子珊，而易蓉只是表面上喜欢庄润生，“易蓉嫁给润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出于对润生的爱，她只是想逃离养母，逃离这幢旧宅，而润生刚好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3。甘世平是庄润生父亲的秘书，他们保持着好友的关系，但甘世平却和易蓉保持了很多年的不正当关系，而且庄润生自以为是他和易蓉生的两个孩子一贝和一铭，都是甘世平和易蓉两人所生。值得一提的是，庄润生和子珊之间保持着微妙的情人关系，两人非常相爱，庄润生是子珊的崇拜对象，子珊自愿成为庄润生和易蓉之外的第三者，而且并没有对庄润生提出过什么要求，心甘情愿维系着这种微妙的关系。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次偶然性的车祸事件，他们表面上仍能维系着这种看似和谐的婚姻伦理关系。易蓉知道庄润生有了情人，但也不会说破，甘世平更是知道庄润生和易蓉的一切，也不愿意打破这种平衡。但是这些伦理关系明显违背了传统意义上的正常伦理关系。这是自然的爱欲和社会关系的矛盾，也是人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悖论。

为什么这种不伦的、混乱的伦理关系能够维系下去？一方面是因为当下社会的开放，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自由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与当下人精神的虚无、情感的荒芜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下人表面上看似忙忙碌碌，但实际上内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处于一片荒芜的状态，他们只能依托对自然属性的找寻，来弥补精神世界的荒芜。那么，这样错综复杂而又隐晦的人物关系及其背后的人物命运，作者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无疑是一个大的挑战。

知识性的彰显与映现人物命运的镜像叙事

如果说爱欲主要是一种天性使然，那么一个人在日常生活或者职业中的表现，很多是在天性基础上后天练就的。爱欲某种层面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乃至职业的选择。城市人开放时代的爱欲与城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职业的兴趣和选择有很多关联。而对知识分子书写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知识分子职业性或专业性的书写，进而在作品中呈现出知识性的元素。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展现长篇小说厚度和深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作品中对知识性的呈现。这一知识性不是对知识的简单传递，或为达到猎奇炫技的目的，而是要借助知识的呈现，服务于作品主题的彰显、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表达和思想情感的传递等。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钱锺书的《围城》中对方鸿渐的知识和文凭造假的展现，其讽刺的效果犹然彰显；阎真的《沧浪之水》《活着之上》等作品对大学职称评审的书写后呈现的是今天大学中的乱象和人心的复杂；李洱的《应物兄》对知识分子哲学思想和观点表述其背后彰显的是当下知识分子理论的富足和面对现实的无力等。作家对知识性的传递，是当下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必要选择，是作家表现自我观点和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表现作品丰富性和厚重感的重要体现。但是，如何将知识真正融入作品是创作中最大的难题，也是对作家创作能力的考验。

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职业较为单一和专业。特别是像《镜中》中的主人公所从事的建筑业，更是专业化、精细化的职业。作者艾伟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在《镜中》里，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书写了主人公庄润生的建筑生涯。可以说，建筑已经融入了庄润生的日常生活，成为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生死危难和弥留之际的庄润生，想到的依然是建筑。庄润生有建筑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建筑师。这种家族职业的传承对庄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庄润生父亲的建筑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庄润生的童年经验。“成年后，润生回忆小时候所经历的事，觉得真是这种孤单的童年塑造了他，让他学会了冥想，也让他因此充满创造力”4。在建筑中，他能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将建筑业视为一种职业、一种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途径。他将自己最忠爱的两个孩子的名字取为一贝和一铭，足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对建筑的热爱和执着，对建筑展现的天赋以及对建筑理论的深度思考，已经成为展现他性格面向极为重要的参照。

作家对知识的传达，其最主要目的或潜在诉求，是借由知识的书写来服务于作品主题的建构、人物的塑造、思想情感的传达甚至现代话语的表达等。在《镜中》里，作者就巧妙地借用建筑及其背后所包含地知识性元素，用镜像叙事的方式，恰当的将作品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及其背后的人物命运展现出来。作者所建构的建筑学特别是主人公庄润生所忠爱的东方建筑学，其背后所具有的对称性、秩序性等特征，与作品中互为镜像的人物有着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作家对建筑学这一知识的呈现，主要服务于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和人物背后情感的传达，进而为彰显作品的主题思想服务。在这里，建筑不是建筑本身，而成为主人公内心的外化。作品中呈现出的梦境与现实、父辈与子辈、入世与出世、精神与肉体、黑暗与光明、爱与嫉妒、爱与恨等，都形成了一种对称或镜像关系。主人公庄润生曾经用镜子设计建筑。这里建筑的对称性、镜子本身等明显有了隐喻特征和意义。对称、镜子都可以折射出一种镜像，这种镜像可以是自我与他者的镜像，也可以是自我内在的镜像。

在自我与他者的镜像关系中，庄润生与甘世平在性格方面就是一对镜像关系。庄润生认为：“他依旧觉得世平像是他人生的监管者，觉得世平的背后站着自己的父亲。”5子珊与润生二人也形成镜像关系，“润生像一面镜子一样矗立在子珊面前，从这面镜子里，子珊照见了完美的自我，犹如一位优雅的公主一样的自我”6。在自我的镜像中，现实中的自己和内心深处的自己有时候并不一致，形成一种镜像，如“润生知道自己变得有些乖张。在另一个维度，有一个正常的、理性的自己在肉身的上空看着他，并对他的行为做出判断”7。庄润生、易蓉和甘世平三者也形成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因为庄润生天性的执着和天真，导致他几乎将全部的身心都专注于自己钟爱的建筑行业，某种层面上忽略了自己忠爱的妻子易蓉，成为易蓉不喜欢的样子。对建筑的爱同样是一种爱欲，庄润生甚至可以将建筑视为自我的理想和信仰，但是易蓉却对此不感兴趣，也许庄润生在建筑职业上越优秀，越拉开了与易蓉在情感上的距离，这也是他们婚姻中很难处理的一对矛盾。相反，甘世平作为行政人员，却能更好地处理职业与日常生活以及情感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专业上他没有庄润生的天赋和能力，但是他能很好地从对专业的钻营中走出来，将日常生活和职业划清界限，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日常生活与情感中去。相比较而言，他的生活没有庄润生的庄重，多的是一种自在和轻松，这是随性的易蓉不喜欢庄润生而喜欢甘世平的重要原因。他们三者身上都有对方内心喜爱的样子，也有对方缺失的元素。就这样，他们在互为镜像中形成了一个闭合的情感锁链。

现实中人的爱与恨就像建筑中的光与暗一样，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他们都是一个矛盾体。人类总是在矛盾与复杂中寻找着对称与秩序。但是，人们既向往永恒的秩序，又想破坏这种给人带来压迫感的秩序。这是作者通过镜像叙事展现出的人性的矛盾性与神秘性。可见，作者借由建筑学知识的传递，达成一种巧妙的镜像叙事，进而将不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人性和命运揭示出来，使得整部作品不同情节间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东方主义审美视角下的救赎与信仰

对于大多数生命个体而言，由于“良知”的存在，经历了生命的“罪与罚”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个体的回忆与反思，并伴随着漫长的救赎之路。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任何人都会犯错，也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自我救赎。“救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近年来很多作家在作品中重点呈现的主题。自我救赎是主体重新认知自我、改变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惩罚和自我悔罪的过程。当主体犯下的“罪”较小时，可以通过自我悔罪的方式得以心灵上的宽慰。但是，人生中有些错误或“罪”一旦犯下，是无法通过现实的改变而得以弥补的，甚至是无法通过自我救赎的方式让自我心灵得以解脱的。这时候，要真正实现人的解脱，可能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信仰可以让一个人真正从内心深处宽恕那些自我或他者犯下的“罪”，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这一切。

《镜中》里，一次极为惨痛的偶然性事件，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几位主人公各自都在为事件的发生而感到痛心。经历了无比伤痛的“罪与罚”后，他们以自我的方式进行灵魂的救赎。庄润生无法原谅自己在妻子易蓉和孩子发生车祸的时候，他依然关闭手机并和情人子珊在一起。当他知道易蓉是带着孩子去找他和情人的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巨大的罪恶感更是让他无地自容和不可饶恕，因此他选择到云南丽江白族村捐建一贝和一铭学校。易蓉知道所有的错误实际上是她自己导致的，无法承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面对她的丈夫庄润生和她真正爱着并为之生下一对儿女的情人甘世平，最终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作为惩罚自我和救赎自我的方式。甘世平虽然看似没有“罪”，实际上，他内心深处是一个最苦的人，他知道庄润生和易蓉的一切，正是因为太了解，而且自我又是整个悲剧发生的中间人，所以可以说他承担了庄润生和易蓉承担的双重“罪”。他不断地帮助庄润生，也不断地向庄润生揭示出自我和易蓉的关系。在日本为了营救大火中的庄润生，甘世平全身被大面积严重烧伤，他在医院选择拔掉注射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希望从内心中得到庄润生的谅解和自我心灵的救赎。他们为什么选择救赎，甚至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心深处还有对于光明和爱的信仰。但是这种信仰，是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出现的。特别是庄润生，这样一位优秀的、高智商的建筑学家，当自己忠爱的妻子和自己关系变得冷漠，甚至知道妻子和自己的好友生下两个孩子后，依旧选择了宽恕和谅解。那么庄润生为什么在经历了生命的“罪与罚”后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这与庄润生在经历了现代化和东方主义审美浸润下的信仰坚守是分不开的。

所谓东方主义审美，是建立在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等基础上的文学审美认知。“东方审美的因果关系，东方的均匀对称，固守着‘和为贵’的原则”8以及无为而治、阴阳相对、得道归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元素，成为构成主人公庄润生信仰的基础。庄润生对建筑特别是东方建筑的痴迷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信仰的高度。建筑中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让他看到了人生中要始终寻找光明的力量，他将建筑中的理念用于理解人世间的诸多问题：“这人间有很多不堪和污秽，可终究是值得留恋的。”9他对建筑的信仰实际上也是他人生中的信仰。在庄润生的脑海里，充满了对于阳光的向往和良知的认知。建筑中的光与暗、黑与白同人生中的纯洁与污秽、爱与恨有着某种通联之处。庄润生熟知古典东方主义哲学，他设计了很多颇具东方禅宗式的建筑。“润生的地宫建筑以及光线的运用，被著名的意大利建筑设计杂志Domus誉为‘巢穴主义’。”10“但润生的‘巢穴’不是暗的，而是明亮的、光影斑驳的，做到了地下的‘阴’和光线的‘阳’完美结合。Domus认为这种设计理念源于中国的阴阳哲学。”11这种阴阳哲学实际上背后彰显的就是庄润生的信仰，他总能从生活的暗流涌动中发现光明和亮点。“他意识到人类对洞穴有着天生的亲近感，而光线就是人灵魂的形式，或说是神的形式。”12在这里，他将光线、灵魂和神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在接下来的生命遭遇中能够实现宽容和谅解的重要原因所在。时间和宽容能够化解一切仇恨和不平，正如山口小姐之所以选择庄润生来设计她的建筑，是因为，她说道：“世事无常，一个人只有体验到生命的无常后，才会理解我想要的设计。”13山口小姐作为一位八旬老人，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死于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她人生中所经历的伤痛以及她面对和处理伤痛的方式，也影响了庄润生接下来的人生选择和处世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庄润生的世界观中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元素。他选择到边境去支教和悔罪，这是在用孔子的实用主义的行动哲学摆脱人生中的虚无感和罪恶感；他用老子道家的“知其白守其黑”的处世哲学，选择原谅他者的罪恶和放弃对他者的仇恨；他跟着飞来寺的方丈释惠泽读佛经，他知道“经文里有一种包容整个宇宙的气势，一种替整个宇宙建立了一套尺度和秩序的宏愿，一种完全超越现世的精神图景，仿佛真的存在一个至大的主宰，存在奇妙的生生不息的轮回”14。作为科学主义者的庄润生开始相信命运的存在。他开始“相信因果，接受无常，相信善果可以度人脱离苦海，这样信众才有盼望”15。跟着释惠泽修行，他进入到了“无我”的状态，这种“无我”让他解脱。再加上润生本身就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正如穆少华所言：“润生才是有‘大爱’的人，润生某些时刻看起来像个苦行僧。”16自我的“大爱”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哲学“儒道佛”的浸染，让庄润生的信仰有了更坚实的寄托。

此外，他在缅甸被政府军逮捕后生命受到威胁的那段经历，也改变了他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安藤先生作为一个长者的身份曾经告诉过庄润生：“小伙子，同生死相比，恨微不足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建筑表达对人间的爱。”17这一切都成为他信仰的一部分，也都是他后来能达到真正解脱和原谅的重要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润生在缅甸获救并回到杭州后，他继续开始了长崎项目的设计，这时候他有了新的设计理念：“他想用光线隐喻人短暂的一生，而这个人里有着他的影子：一个灰暗的童年，一个充满野心的青年，一个至暗时刻的危机，以及突然的解脱。”18实际上，这时候润生已经对自我的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理念化入自己的建筑项目设计和人生信仰中。最后，润生经历了一切的爱与恨与谅解后，他意识到：“在这世上，对芸芸众生来说，活着是最核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也在活着之中。人们来过，看过美景，尝过佳肴，体验过人间的酸甜苦辣和血泪欢欣，爱过也恨过，最后总归要归于尘土，无一例外。”19这就是主人公庄润生在经历了生命中的“罪与罚”后，能够抵达信仰，并能够用信仰与自我、他者、生活和命运等达成和解的重要原因。这其中，东方文化、哲学和审美给了他看不见的无穷的力量。这一切成为作者在《镜中》里实现东方主义审美表达的重要依托。

余论：当下文学的新伦理书写及其人文精神建构

时代的快速发展催生“新伦理文化”的生成，当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深刻变迁，打破了传统伦理关系，生成了新型的“财富伦理”“婚姻伦理”等。近年来，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河湾》、贾平凹的《带灯》、鲁敏的《金色河流》等诸多作品都注重对新伦理文化的书写。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建构当下的新人文精神，丰富人文精神的内涵，揭示当下人文精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并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文精神的当代变迁。《镜中》中，作者通过爱欲和伦理的书写，揭示当下“新伦理关系”背后的情感现状和精神问题。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人物形象和性格生成的较为完整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通过镜像叙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几个人物之间正像庄润生设计的带有镜子的建筑一样，彼此互为镜像、相互映照，他们都在经历犯下的“罪”后承担了相应的“罚”。在这里可以看出，今天我们社会的新型伦理关系是复杂的、隐晦的，是深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背后的。《镜中》里主人公的“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传递出来的“罪”，他们的“罪”与“爱”和“欲望”等纠缠在一起，让我们难以评判。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个体欲望等方面的原因，又与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他们犯下的“罪”和承受的“罚”，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背后的人文精神出了问题。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新型伦理关系的书写，试图建构隐藏在其背后的人文精神世界。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探讨当下人文精神是一个极为宏大的问题，当下人文精神的边界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文学中对人文精神问题的探讨，远不是科学技术、道德法律所能够解决的，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文学中也始终没有停止对人文精神的探讨，孔孟时代的百家争鸣，“五四”时期以来关于启蒙和救亡的讨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等都是如此。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和物质世界的创造中，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则越来越不受重视，人文精神甚至一度处于荒芜的状态。近年来，文化和文学的衰败和凋零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这在《镜中》里的几位主人公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中有些人情感的危机、信仰的缺失、对于废墟和荒芜的无尽沉迷等都是今天人文精神衰败的直接体现。但是，我们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的标准来指引着我们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下的人文精神的标准问题，既要站在历史的维度进行衡量，又要有着当下时代的参与。试想，如果没有一次偶然事件的发生，几位主人公行为背后表现出的人文精神问题仍旧难以发现。那么，现代社会的人性深处，还有哪些未能探索到的幽暗地带，作家还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探寻人性的边界或深度，这是当下作家的重要使命，也是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好的文学作品总能够探寻出那些表层之外我们看不到的深邃的人性。

我们之所以感觉到无论是庄润生、易蓉、甘世平、子珊，还是庄润生父亲、易蓉母亲，甚至山口洋子家族的管理者木村、寺庙的方丈等都有问题，可以说都是因为他们背后的人文精神出了问题，或者说他们都做出了超越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容忍的人文精神的边界。这个边界不仅仅是指婚姻、法律等方面的明确界限，而是他们触动了当下人心理上所能够接受的、约定俗成的那个界限。当下我们认为，《镜中》里出现的主人公现实和精神的出轨、方丈喝酒、知识分子嫖娼等都是越过了当下人文精神的边界。他们面对当下社会，精神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虚无感，面对虚无又产生了难以捕捉的无力感，这是现代社会精神荒芜、信仰缺失的重要表现。在当下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很多人无法找寻心灵和精神寄托的窗口，无法在人性的欲望和现实的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界限，作品中几乎所有人频频越界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也是当下人文精神的最大问题之一。

那么，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即如何在人的欲望和现实的秩序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出口，而不是呈现出一种持续荒芜和缺失的样态呢？实际上，作者艾伟在《镜中》里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倘若既定的价值观念已不能担当此任，那就只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精神来。我们无法拒绝废墟，但这决不意味着认同废墟。如果把看生活的视角调整一下，心灵的视界中也许就会出现一片燃烧的矿野，那里正孕育着新的生机。”20当下，面对物质和欲望世界的极度膨胀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荒芜，我们依旧要找到个体欲望与秩序之间的桥梁，既不能无限制地纵容欲望世界的膨胀，也不完全执着于既定的秩序，而是在一种平衡中协调发展，营造一个和谐有序而又有活力的人文精神氛围。同样的，正如作品中的主人公庄润生一样，无论遭遇什么情况，无论发生怎样的悲剧，人生中还是要饱有那一颗追求“真善美”的心，有一颗追求“光”的心。因为有时候现实的偶然性或无常性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自身之外的他者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也许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有我们自身。也就是说，就像庄润生设计的建筑一样，我们要在欲望世界与现实秩序的平衡中不至于走偏，要保持一颗向“善”向“光”的心。只有不断追求真善美，人性的光芒才能不断地迸发出来，才能不断创造出积极的、有力量的人文精神。这是作者艾伟通过庄润生等人物“罪与罚”的现实遭遇及其背后形成的“新伦理文化”的书写，挖掘、建构并丰富当下人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尝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乡土经验与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25SJZD09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4、53、137、127、194、116、59、8、8、23、1、5、117、119、128、365、289、389页。

2 汪民安：《论爱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8 蔡圣勤、周新：《李安电影中的东方主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0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