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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围城》之后，学者小说大多乏善可陈。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可说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它不仅超越了许多作家所写的小说，而且以极具辨识度的写作风格，让人眼前一亮。《民谣》的故事，跨越时空，贯穿民国和当代，却摈弃了众多当代作家一以贯之，彼此雷同，一窝蜂似的宏大叙事和语言狂欢，在历史的缝隙里打捞小人物的故事，寻求真实的文学“细节”，讲述大时代下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小人物的人生故事、情感经历，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并突显出外来文明对古老乡村的无形冲击和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王尧 《民谣》 学者小说 历史缝隙 诗性特征

在当代文坛，王尧素以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享誉学界，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深刻思考，让我们看到一个出类拔萃，独立不羁的王尧。王尧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著作颇丰，尤其是他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更是一部独辟蹊径、内容翔实，非常具有鲜活现场感的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一场场与著名作家的精彩对话，犹如文字版的当代文学“原声带”和人物群像，为当代文学研究保存了无数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王尧并非仅仅是一位擅长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极具写作天赋的实力作家，他的散文集《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旁逸斜出，别开生面，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国难当头，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群像，以及他们在极其艰难的年代里，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和薪火相传。

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王尧为我们再现出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去的昔日时光，那是曾经令一代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总是充满着希望与激情，永远无法忘记的“八十年代”。王尧回忆道：“在十五岁那年离开村庄到镇上读完两年中学以后，我回乡了。——我正在写作中的小说叙述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我十五岁之前的时光。当一只脚踏上庄前大桥时，我在想出路，心思已经离乡了，因为回到村庄不是我的出路，离开才有出路。”1王尧所说的“正在写作中”的小说，就是这部描写他乡村记忆的长篇小说《民谣》。至于为何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王尧在该书的后记中毫不掩饰地说：“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者学者写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2王尧自信地说：“我无法说《民谣》如何，但它的‘异质性’是确定无疑的。”3

这种“异质性”来自何处？来自王尧对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更来自他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根本看法和所产生的忧虑：“回到小说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艺术创造抱负和探索是在什么样的关节点上被压抑和平庸化了。”4由此可以看出，《民谣》的写作，并非仅仅是一部我们习以为常，通常意义的小说，而是王尧对其倡导的“新‘小说革命’”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写作践行，它不仅体现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责任和文学眼光，更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尝试。

一

在当代文坛，作家动辄就是书写所谓的“百年历史”和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酷爱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毫无节制的语言狂欢，以显示其作品的大气磅礴和故弄玄虚的“史诗性”。长期以来，当代小说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盲目模仿，以农民起义，砸烂和推翻前朝的极端手段，在文坛上攻城略地，把摈弃故事，一味炫技，当成追新逐异，迅速成名的终南捷径和吸引读者眼球的不二法门。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总是让人看见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小说的影子。名噪一时的“先锋小说”，当年有多风光，如今就有多落寞。数十年过去，“先锋小说”几乎成了一地鸡毛，成为平庸乏味的代名词，不再被人们阅读，而只是被当作文坛笑话提起。因为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本身就是非常落后和偏激的。这样的作家，怎么能够真正“先锋”？再就是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即把小说完全等同于说书艺术，小说家成为评书演员，他们太过于书写国恨家仇，以及沧海横流，英雄辈出，日新月异的时代故事，把小说当成“故事会”的加长版和升级版。他们一面冲着拿奖，一面为了利益最大化，在获奖之后，将自己的小说影视化，以收割更大的流量，博取更多的眼球。

作为学者，王尧深知当代文学的病根究竟出在哪里，当代小说创作为什么总是难觅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他痛心疾首地说：“相当长时间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但这种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在当下文坛，仿佛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听见。《民谣》的写作，不仅体现出王尧对小说艺术的独特理解，同时也展示出他为当代小说去弊纠偏的决心，不仅充分体现出王尧的写作才华，妙合无垠地彰显出王尧一贯主张的小说创作理念，也是在为批评家的创作能力正名。它有力地说明，文学批评家绝不是小说家的附庸和吹鼓手，而是文学创作的清道夫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助产士。文学批评，同样也是创作，而且是一种以坚实的理论为基石，与众不同的优秀创作。一个牢牢掌握文学理论武器的批评家写小说，其眼光之开阔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是那些成天埋头于小说写作，不注重读书，缺乏文学理论素养，不知道吸收和思考，工业化生产的“劳模型”小说家所不能比拟的。

而小说家一旦拥有丰厚的文学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观和审美鉴赏能力，其小说创作就会如虎添翼，令无数读者心悦诚服地为之倾倒。比如福楼拜、伍尔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加缪、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他们的小说，无不深刻地体现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以及无比丰厚的文学理论素养。他们的小说风格独异，无不清晰地突显出属于自己特有的写作标志，却又共同推动着小说艺术的向前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举世闻名的文学经典和令千千万万读者无比崇敬的艺术丰碑。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中许多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思考，缺乏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洞悉能力，没有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此而言，王尧写作《民谣》，有着许多小说家无法具备的先天优势。就像在现代文学史上，谁也写不出像钱锺书《围城》这样的学者小说。

《民谣》虽然写的是当代乡村故事，但却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乡土文学”，就像鲁迅的小说，同样是写来到鲁镇打工，在鲁四老爷家中做家政的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和四处打工的阿Q艰辛的生活和可悲的命运，但我们绝不能将鲁迅的小说简单地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一样，潦草地进行总结和一厢情愿地为小说命名，都是令人可笑的颟顸之举。王尧的《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和《民谣》的写作，可说是双管齐下，堪称当代文坛罕见的文学现象。前者如同王尧的小说宣言，后者可以说是王尧对其提倡的小说理论形象化的注解和具体形象的表达。王尧对新“小说革命”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的大力倡导，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先生等新文学前辈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是一脉相承，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意义和革命性的。在文言写作日渐成为桎梏，旧体诗江河日下，对文学创作形成严重阻碍的关键时刻，胡适先生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对腐朽堕落的旧文学，进行了义无反顾的猛烈抨击。为了推动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胡适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大力提倡新文学，带头写白话文，创作新诗，就连对诗歌创作颇有微词，宣称“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鲁迅先生，也在以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为新文学的发展热情洋溢地加油和“敲边鼓”。也正是因为胡适和鲁迅先生这样的新文学革命先驱们不遗余力的大力提倡和切实推动，新文学创作才别开生面，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经典。

令人遗憾的是，王尧先生直指当代小说创作病象，大胆提倡的“新‘小说革命’”，在当代文坛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真正响应。被宠坏了的当代作家，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读者不读当代作家的小说，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

王尧借朋友形容《民谣》的写作，是“老房子着火了”。王尧为什么要如此执着，甚至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旷日持久，书写这样一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小说，不禁让人想起普鲁斯特倾其毕生的精力，所写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就像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所说：“普鲁斯特要告诉我们的是，失去的时间就是这样寻找回来的，而它一旦被找了回来，也就被我们战胜了，因为属于过去的实际时间，已经转化成了心理时间，作家正是在此刻，才感到自己征服了永恒。”5《民谣》的写作，同样可以说是王尧对逝去时光的追忆，王尧通过对故乡和自己成长经历的观察和思考，及其文学性书写，为我们打捞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个人生活的时光。王尧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在我笔下的那座村庄，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是乌托邦，也不是；是异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这样的是与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乡亲都在明白与糊涂中度过或即将度过他们的一生。”6王尧的这段内心独白，正是打开《民谣》的宝贵钥匙，使我们真正懂得王尧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要与当下那些时髦的写作拉开距离。在王尧看来：“小说的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小说定义和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基于这样的创作观，王尧耗时多年，写出了《民谣》这样一部具有非常清晰辨识度，独具艺术魅力，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说。

《民谣》虽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却总是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犹如非虚构作品一样的艺术的真实。小说没有离奇曲折，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我们常见的，呼风唤雨的英雄人物，而是采取了淡化故事，削弱情节，非常自然的散文化手法。这样的努力，避免了当下众多小说屡屡出现的“穿帮”和人工编造的痕迹，乃至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的创作陷阱。因为急功近利，小说创作几乎变成了毫无营养的“快餐式”生产。一些暴得大名的作家，害怕被读者遗忘，拼命在文坛刷存在感，大量炮制出一部部浮皮潦草，被文学批评家们违心吹捧的长篇小说。他们甚至采取“新闻串烧”，投机取巧的手法，从报刊杂志中大量获取创作的“灵感”和写作素材，从而把小说变成没有思考，仅供娱乐的消遣工具。王尧一针见血地说：“令人烦恼和不安的是，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7

在作品中，是否反映出作者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和哲学思考，可说是衡量一部作品思想深度的可靠依据。《民谣》中娓娓道来的那些看似寻常的乡村故事，以及小说的叙述者（主人公王大头）从家中长辈，以及村里人所讲述的故事经纬，无疑就是无比鲜活的历史细节，而这些小人物的生活，乃至形形色色的不同命运，从来就不会被历史学家们所书写，最终只是悄无声息地隐匿在鲜为人知的苏北乡村，被遗忘在历史的缝隙里：

村庄就是槐树的树干，外公只是树枝上的一片叶子，甚至是已经落地的一片叶子，但和外公这片叶子相互映衬的树枝上，还有地主家族、游击队、还乡团、合作化，他们都与外公生长在同一棵树上。在进入老年的时候，他所有的事被别人翻了一遍，别人鉴别他生命细节的真伪，而他自己无能为力。

这段看似不经意的叙述，蕴藏着丰富的生命信息，它巧妙地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和不同人物变幻莫测的命运。小说中的外公，是村子里解放前入党，少有的几个老党员之一。外公和剃头匠老杨参加地下党，是这个村庄革命线索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外公和剃头匠等人参与的革命活动，悄然改变着村庄。与外公一起参加革命的王二大队长，被暗中告了密。一天夜里，住宿在天宁寺的王二大队长和二十几名游击队员正在睡梦中，忽然被还乡团包围。还乡团团长余老三让人搭成人梯，砸开南墙东边的窗户扔手榴弹，并拿着铁皮喇叭高喊，叫王二大队长缴械投降。在带领游击队员突围中，王二大队长不幸中弹牺牲。到了第三天，十四位游击队员的尸体还没有人敢去收殓。外公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大地主胡鹤义府上，希望他能够设法帮忙安葬王二大队长和牺牲的游击队员。开明的大地主胡鹤义，只说了一句：“死者为大。”便豪爽地答应了外公的要求，带着外公坐船到镇上，找到余老三和乡公所保长若愚。在见到余老三和若愚时，胡鹤义同样是那句感天动地的话：“死者为大。”在安葬好王二大队长和牺牲的游击队员第二天，剃头匠老杨上午到胡鹤义府上给他剃头，在回到家中的时候，却有几个人在等着他。三天之后，老杨被押回庄上，五花大绑示众，当天下午就被活埋了。外公虽然没有冲锋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但同样在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想不到，日后的外公却受到种种不公。大义凛然的开明地主胡鹤义，也被定性为“剥削阶级”；帮助掩埋王二大队长的乡公所保长若愚，不幸被关进了监狱。这种吊诡的人生，不能不令人深思。

三

王大头一家，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而是一个特定形态和特殊年代的专属“产物”。家道中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不幸悲剧，只是这些悲剧的“剧本”各不相同。在《民谣》中，王大头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是从小镇到村庄的。他们在小镇破产后，到了乡下。有一天，烂猫屎跟我说：‘我和你的爷爷奶奶都是难民，刚来的时候太难过了。’我体会他的心情，他们到这个村庄时，和现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奶奶的口中从来没有出现‘难民’这个词，奶奶始终保持着她的优越感”。在那个非常艰苦，极为荒唐的年代，王大头一家，随时都可能遭到当地人的白眼。但即便如此，王大头的奶奶却依然保持着固有的“优雅”和与众不同，因为奶奶接受过文明的洗礼，拥有和村里人截然不同的“气质”。她谆谆告诫“我”：喝粥的声音不要太响；家里人没有到齐不开饭；吃饭不能有声，筷子只能伸到菜盘子靠近自己的这一边；吃好了要对长辈说慢慢吃，不能先走，起身时要说你坐稳了；早上起来要向长辈请安。在《民谣》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乡村少年王大头的觉醒和对时代、身处的环境以及不同群体的观察和思考：

“村庄”这个词在多数地方往往是连在一起说的，可我们不是这样，村是由庄和舍组成的。庄子之外的地方叫舍，舍在农田之中。城里人说“农舍”，我们自己不会加“农”字，如果叫农舍，庄子就得叫农庄了。在舍上，如有三五个人家住在一起，这样的小舍又叫墩子。勇子家就在墩子上，姓杨的多，我们叫它杨舍。有舍的地方也有河，通常只有一条河。庄上的房子几乎都是瓦房，一色的青砖小瓦，祖上留下来的，后人再修修补补，那时翻建的很少。舍上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墙是半砖半土，更早之前全是土坯墙。

即便是在夜晚，我也觉得小镇的气味是浑浊的。镇上的人家是用煤球炉的，街上的拐弯处都是一堆堆煤灰；镇上人的粪便和乡下人不一样，厕所特别臭；女人从身边走过，化妆品的味道也是异样的。我特别不习惯街上人放肆地走路，他们像螃蟹，乡下人像小鱼。我后来向朵儿说过这样的感受，她说我是狭隘的，说我对小镇的人有仇恨。

那些对城市特别向往的乡下人，即便是对小镇，也充满着好奇和不解。他们常常带着一种奇异，乃至不可思议的眼光，以乡下人特有的心理来观察、打量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种不动声色的描写，既反映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又深刻地揭示出世俗生活之下的世态人心。

人心的悄然变化和意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新事物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产生改变的。就像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那个经典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⑧在马孔多，一个身形肥大，胡须蓬乱，手如雀爪，自称梅尔基亚德斯的吉卜赛人，在表演时不仅带来了令当地人非常惊奇，从未见过的吸铁磁石，而且带来了一架望远镜和一台足有鼓面大小的放大镜。人们只需花五个里亚尔，就可以从安放在帐篷入口的望远镜里，清晰地看到远处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梅尔基亚德斯告诉马孔多人说：“科学消除了距离，用不了多久，人们不出家门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⑨马孔多小人物的历史和生活，从来就不会被历史学家所书写，但却被小说家马尔克斯鲜活地呈现出来。

在《民谣》中，钻井队即将进村的消息，犹如长上了翅膀，不胫而走，“这时，不时的炮声与其说是在唤醒这个沉睡的村庄，还不如说是给村庄送来了那个原本不存在的梦想。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出油了，大家都要被招工，大家都将变为城镇户口”。钻井队的到来，立即打破了王大头所在村庄固有的宁静，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冲击波：

当石油钻井队真的来了，大家又都有点忐忑不安。那么多的青年工人，会给我们这个文明的村庄带来什么呢？有些家长开始提醒自己的女儿与工人交往时要谨慎，不能上人家的当。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为我们这个村子带来活力。他们的发型、衣服的款式逐渐为我们村和周围村上的青年人仿效。这些工人只要站在桥口，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与这个村庄不吻合。供销社商品的品种逐渐有了新花样，有些说法开始变化，譬如以前叫“变蛋”，这时开始叫“皮蛋”。钻井队时常放电影，我们也可以去看，我不必焦急地等待公社放映队一月一次的放电影了。

让我不安的是，在钻井队看到中华牙膏、自行车、帆布包、皮鞋、雪花膏时，我想到了奶奶那只神秘的箱子和其中的物件。两个错落的时空，在我心中重合了。

春风吹过大地，草木从此苏醒。尽管大人们再三叮嘱自己的女儿，与钻井队的工人们交往要谨慎，但始终无法阻止小伙子们对时尚发型的歆羡，以及姑娘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向往追求。一次，在和钻井队青年看电影的时候，巧兰与穿得干干净净，汗味里有股雪花膏味道的阮长林不期而遇。和这位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巧兰的春心渐渐开始萌动。尽管钻井队没有在村子里找到石油，最终不得不撤除井架，转移到无法知晓的远方，村里人成为城镇人的梦想，也最终化为泡影，但在纯朴的巧兰心里，无法抵御的爱情，却在潜滋暗长。钻井队带走了所有的井架，也带走了巧兰的心。而钻井队的突然到来和遗憾撤走，更像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幸福从来就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只有努力拼搏和奋斗的人，才会将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心地善良而又美丽的巧兰，为了心中的爱情，不惜放手一搏，她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跟随阮长林到遥远的哈尔滨。至于这开花的爱情最终会不会结果，巧兰却丝毫都没有想过。这种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同样表现在秋兰和勇子身上。勇子是村里一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但却爱上了富农的女儿秋兰。当杨书记得知此事后，告诉勇子，秋兰出身不好，如果结婚，会影响他的前途时，勇子却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和秋兰结婚，决绝地与仕途和功名利禄一刀两断。

四

川端康成说：“一名作家假如没有自己的文章风格或文章体式，就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每个作家都有个性，其个性毫无疑问必然会令他们在文章体式、文章风格上呈现自己鲜明的特征。……越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章表达和文章体式越具有特点、越出色。同时，新的思想、新的内容，也永远需要有新的表达方法，应当是具有广度的文学论。”⑩

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尧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可谓见解独到，思考深刻，其对汪曾祺的研究尤为学界注目，深受读者好评，并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汪曾祺先生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指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11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语言观，对王尧写作《民谣》无疑是影响深刻的。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把小说当成说书艺术，把读者仅仅当成“看官”的传统表现手法，而是汲取了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写作手法，尤其是像《边城》那样淡化故事，注重人物性格刻画的含蓄笔法，通过具体的场景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来推动情节和故事的发展，从而彰显小说的艺术魅力。

《民谣》打破了当下小说创作中固有的叙述模式和时间顺序。在结构上，采取了极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小说的“杂篇”和“外篇”，尤见构思精巧和大胆的实验性。风格陡然大变和辛辣幽默的杂文笔法，对那个极为荒唐的年代，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绵里藏针的批判。珠联璧合的结构艺术，使《民谣》从众多当代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小说非常独特，尤为引人注目，大胆实验性的文本。读者仿佛忘记了是在阅读小说，而是回到了真实的历史现场，翻开了一卷卷纸页发黄的历史档案和记录着岁月沧桑的时间笔记。《民谣》事件纷繁，人物众多，但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标志和内在逻辑；每一个人物的言谈举止，所思所想，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行动依据。任何一部小说的成功，都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对于有阅读经验，深谙文学创作的读者来说，不是要看作家究竟写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怎么写，即作家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施展自己的写作抱负和文学才华。如果说语言是小说的建筑材料，王尧使用的，就是与众不同，非常精美的优质建筑材料。王尧的诗人气质和奇思妙想，使《民谣》的叙述变得如此迷人，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比起很难有机会洗澡的冬天，我们欢呼夏天的到来，身体的舒展也告诉我们夏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只有炎热的夏天，瓜果才会熟得发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们。只有在雷鸣电闪风雨大作时，我觉得自己憋足了的压抑才有缓解。雷鸣是老天爷的喷嚏，闪电是他乡间小道上行走时的手电，狂风是他的呼吸，暴雨是他的喜怒哀乐憋了一年之后哭出来的泪水。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彩迭出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当代文坛不一样的王尧。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不同的读者，往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来理解作家的描写。《民谣》的语言，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其比喻之奇特，蕴含之丰富，总是让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朵儿，她是一朵花，那时我在心里就是用了这样蹩脚的比喻形容她。朵儿是那种长得让你觉得好看但你又说不清她好看在哪里的女生。

我非常奇怪，在朵儿说出她快要离开我们村时，我的心情是那样平静。我突然觉得方小朵本来就与我没有关系，她是插班进来的。我在田里干活，有时候会看到漂亮的鸟儿栖息在枝头，等我靠近这棵树时，鸟儿飞走了。方小朵就是我在田野里遇见的漂亮小鸟，她在我们庄停留了大半年，然后又飞走了。我是那棵树，我还扎在田野里。我们不是一起在天上飞的两只鸟。如果不是朵儿提出想坐船看看，这个傍晚，我应该去晓东那里换几本小说。朵儿说了，我妈妈也跟着说，你就撑船带朵儿看看庄上的风景吧。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爱情在王尧的笔下，完全是以不同的形态和心态展现出来的，或执着、或纯洁、或就像“我”对朵儿那样，爱得痴情却分别得揪心和心碎落泪。这些从来就不被历史学家真正看见的小人物的历史和情感经历，同样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人一样，被王尧书写了出来。而只有具有如此悲悯情怀的作家，才会在岁月的长河里，发现如此细腻而又真实的历史“细节”。这种基于文学和艺术真实的描写，就像一道道迷人的风景，总是充满《民谣》的字里行间，令人应接不暇，从而给人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和阅读快感，更让我们对王尧的小说创作充满着巨大的信心和热情的期待。

注释：

1 7 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6页。

2 3 6 王尧：《民谣》，译林出版社2021版，第341、343、339—340页。

4 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5日。

5 [法]普鲁斯特：《去斯万豪那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1卷），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6页。

8 9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2页。

10 [日]川端康成：《文章讲谈》，陆求实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1页。

11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上卷），林建法、乔阳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深圳宝安区文艺评论协会]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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