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的情感、心理与文化想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曲折演变和现代化的多元发展，地理区域间的融合或分化促使该话题得以重新讨论。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性话题热度不减，学界掀起了以“新”和地理位置命名的文学思潮，文学地方性研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争议与问题。本文系统梳理“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地方写作的研究现状，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探讨未来写作的方法与路径，以及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验和价值。
关键词：新东北文学 地方性写作研究 问题与方法 新南方写作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1文学与地方的关联是一个双向同构的过程，文学本身的修辞纹理、审美形态、价值再生，与地方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经验想象之间，实现了多维度、深层次、高叠合的相互融合，并产生了新的演化。“每一种写作手法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学写作两者相互借鉴，它们都吸收了常用的写作方法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各自都采用不同的文体和修辞来提供一个可信的视角，我们不应该把地理学和文学看成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一种是虚构的，另一种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同类型的写作，这样就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学写作的想像力’。”2可见，“地方”在文学中既是具体而微的情感经验，也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机制——人们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情感与想象，使得地区或地域成了“地方”，地方性文学俨然具备了自身的文化记忆及独特伦理。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的研究浪潮汹涌澎湃，文学地理学的话题进一步发酵。2021年，《南方文坛》杂志自觉举起地方性研究的大旗，将“新南方写作”推至学术研究的前沿；紧接着，《新华文摘》等以专题形式转载“新南方写作”的系列成果，新“南”“北”写作还入选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3；随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实现贯通与合流，并带动了“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地方性写作新浪潮。然而，从古到今热议的文学地方性话题在新时代迎来生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争议，本文将通过梳理当前文学地方性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究未来的路径方法，试图激活地方经验在当代中国及世界的文化新价值。
一
“文学观念由不同的地方文化所决定。”4在后全球化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地理边界的今天，“地方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文学观念的中心”5，“地方”不仅是“情感事件的载体”，更代表着“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因此，地方性文学便成为重塑地理认知和想象的重要场域。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韩少功的“马桥”、迟子建的“东北边疆”等，这些文学地理符码不是对自然地理的简单复刻，也不是文化标签的生硬陈列，而是将“地方”进行经验化与当代化的动态实践。从地理环境到地方文化，构成并影响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因而地方性文学所表达的就不仅是特定地理空间的感情和记忆，而且是不断变化更新的意义范畴。李怡认为：“文学的‘南北’之论从来都超出了文学批评本身，指向一种更大的思想文化目标。”6中国文学的“地方性”探索既是不同区域的自我发现，也是激活自身创造力的方式，“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方法来表达超出其自身的更深层次的主题。所以，从宏大的层面看，文学地方性应该关注的是地方文化流脉中“人”的情感动向，而非拘泥于标签化的坐标方位，在重塑“人”的价值的过程中，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甚至未来世界的发展动态。
作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新东北文学”已成为学界研究地方性写作的典型。刘岩在《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中聚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重构了“北方以北”的文学地理，“东北”原本的地域属性被赋予一种极具标志性的美学形式。在他看来，“东北”既是相对于南方而言的地理方位，同时也是能够反思历史、再塑想象的文学装置。北方与南方对立而统一，打破了一般意义的二元框架，“地方”不但摆脱了简单地域印象的束缚，更作为一种多元的理念和方法不断增善自身。在东北跌宕起伏的历史经验下，产生了大量丰富的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既是对‘东北文艺复兴’话语的擘肌分理，也是探究被这一主流话语所屏蔽的叙事脉络和相关历史经验”7。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8认为，东北的复兴需要从重述东北故事开始，在叙事的时候把握当前时代的意义，跳出断代史跨入当代历史的“核心现场”，同时直面一些暗面，并在痛苦中重生。“新东北文学”文本所呈现的美学特质是“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以及我们与生活的关系，以充满创造性的形式，将生活凝聚为艺术”9，黄平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中谈到，对于新一代的艺术家而言，应该破茧而出，创造一种新的文艺。这种文艺始于“地方”，又要反思以往的地方性，甚至是对抗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以来将地方“地方化”的趋势，要重新从“地方”回到“国家”，从“特征”回到“结构”，从“怪诞的人”回到“普通的人”10。东北作家把“东北”作为文化记忆以及反思方法，直接面向生活和群体的真实体验，在写作中完成形式美学的破局，创造性转化了地方性写作的经验和方法，以此深入探索“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伦理和创作实践。
如果说“新东北文学”这一概念是对东北作家群及其所描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反思性概述，那么“新南方写作”的理念相比之下则更具张力和想象，充满着开放性和未来感。作为近年文学批评的热点概念，“‘新南方写作’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野气横生的文学现象，充满着人间烟火与民间底层生活的生命活力，叙事散发出一种活泼向上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力”11。2021年，张燕玲在《南方文坛》杂志上提出：“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这里的文学南方‘蓬勃陌生’，何止杂花生树？！何止波澜壮阔？！”12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13中，界定了“新南方写作”的准确地理范畴，指出其具有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的特征。“新南方”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无意识地体现出其地域特性，主动构建着自身的地方意识，并通过语言（汉语）及其生成的美学形态，使之延伸到其他民族、地区和国家，所以在文学的场域中，汉语书写从某种意义上得以作为流通世界的介质，地域写作的命名也不再被区域位置所局限。曾攀相继发表了《“南方”的复魅与赋型》14《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15等文章，并出版《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16，在他看来，“新南方写作”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是以南方为坐标，向海洋、向粤港澳、向东南亚发散的不断生长的现象及形式，充满着近代南方强烈的变革精神和不断新生的想象，其观点通过深挖边地、海洋、港澳等南方的书写，从话语修辞到精神洞见，探究作为方法的南方美学为地域写作提供的可能路径。
“新北京作家群”的界定由《北京文学》等期刊发起，同样形成了丰富的历史与当下交织的地理叙事。从老舍、汪曾祺、林斤澜、张洁、张承志、史铁生，到李敬泽、刘震云、格非，再到徐则臣、宁肯、石一枫、刘汀、文珍、孙睿、李唐、杜梨、梁豪……北京文学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涵括流动的文学生命，这些京派与京味书写，主要体现在“故都景象、市井风俗、京腔京调及其文化性格”17。与其他地方性写作的风格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笔锋更为汪洋恣肆，历史与生活的底蕴成为他们创作的底色。然而当代“北京”书写更为注重对小说创作技法的探索和对新社会境况下都市人群的聚焦，尤其特别关注他们对世界及未来的作为与想象。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跑步通过中关村》，以及《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描绘了从花街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的图景，对之展开了盛大而具微的地方畅想；此外，石一枫的《一日顶流》《漂洋过海来送你》、宁肯的“城与年”系列小说、刘汀的《水落石出》、孙睿的《发明家》、文珍《安翔路情事》、梁豪的《世界》等，多体现出新北京作家的作品不仅寄寓于政治文化中心的精神认同，走进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群，照亮明暗交加的人世，还走向更为庞大复杂的城市文化与文明，以更新潮也更独到的文学视镜，关注并记录当下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性/北京性。李丹《“双城故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沪讲唱文艺》18认为，赵树理等人推行的北京故事，构建并存活于一个更加“前现代”的“史诗传统”中，这一传统可以在太行山这样具体的小环境中施展，而在1950年代初的北京城中实现却颇为困难；另外，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也提到，北京因其复杂的地理空间属性，使得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政治空间。因此，“作为北京加速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代人对之进行同时性的书写和记录，并在这一书写和记录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19，在此基础上叙写的“新北京”作家们，作品不仅包含着具有时间维度的北京地方文化，以及空间层面的不断变动着的世界意识，还具备了立足当下和想象未来的现实视野。在“新北京作家群”那里，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生活，包裹着当代人的命运及其试图打破既定轨迹的意念，因此，当传统的“京味”小说融汇在当代叙事的洪流中，新的北京书写则被视为窥见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景观与都市复杂人性处境相互胶着的多棱镜。
“文学新浙派”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2023年第5期《江南》杂志上，该命名的提出旨在传承和发扬浙江的文学传统，并吸收新的文学力量，而非局限于地域空间。相较于“新东北文学”的创伤共识与“新南方写作”的未来想象，浙江作家群的多元创作路径，使得“新浙派”充满着包容多元和开放进取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是张燕玲提出的“文学浙派”开出的新花，更是孟繁华提到的“强大的文脉”的延续20。“至于说到‘文学新浙派’，我觉得浙江籍自己确实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特色。比如余华对现实批判的小说，麦家的谍战小说，艾伟、钟求是后革命时代的小说，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吴玄的虚无主义小说，东君的具有‘清’的美学价值的小说，黄咏梅的迷惘又意欲突围的小说等，都与其他区域作家创作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21因而，正是作品勃发的生命力和独有的特质，唤醒并创造了当代地方性文学“新”的品格。
不仅如此，“新西部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地方性写作研究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多样的研究视角。在传统与现代、边地与中心、本土与全球的场域中，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学不断回应着地方与人文的议题，这些地方写作的探讨与争鸣充满着理论更新的生机；同时，也因井喷式涌现出丰富多样的作品和现象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新浪潮”。
总之，当前中国地方性书写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呈现超越地方本身的精神回响，表现了后全球化时代里现代人的情感和身心。地方性写作中，“写作”与“叙事”更需要落实到作者及其作品的立场、观念、行动之中，以此表现个体的具身经验，并触发每一个在场的主体以及共同体本身凝聚的共性特质。所以，不论是理论还是概念，更亟待提出一种基于或源自地方的设计策略和实践方法，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学理的探讨、观念的翻新，重要的是思维、语言与行动，需要更多革新、锐意的创作实践来推进。重返“地方”之中，踏入土地的深处，探索密林与河流，回到田埂和乡间，进入主体最切身的经验，立足于种种民间的信仰和民族的风俗，以寻求真正的文化认同和美学创新。从经验到感受再到最后完成想象与写作的过程，无论是“东北学”还是“南方学”，都不是指向简单的对抗，而是意味着直面“中心”的某种凝视并形成文化的人格，焕发多元与多维的创造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在外部不断变化的强大吸力下，仍然能够保留真我、审视自身、回归自我的文化征途。
二
但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将“地方性”直接对应去中心化与后全球化，过于强调秩序的打破和虚造的前卫，这忽视了可能隐含的传统意义及其传承性，并且执着于开拓新的空间而忽视其中的意义属性和真实可能。对文学地方性研究的重新讨论，本质上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的事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在传统中国的地域诗学中，边缘群体的民俗观念和民间信仰若忽略可供接续与承传的文化价值，将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地方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由此造成叙述及伦理维度上的单薄偏颇。
“新东北”作家存在着代际视角单一与伦理困境的问题，虽然他们倾向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折中，通过文学完成代际间冲突与和解的转圜，但“和解”本身是否取消了更为严肃的思考？值得进一步追问。这里常常既包含着对历史转化与曲折的反省，又暗含对集体主义伦理的追求；不仅如此，“新东北文学”还存在着女性主义视角缺失的问题——女性的声音在历史中的隐匿以及特定主体的“聋哑”（双雪涛的《聋哑时代》），导致了新的遮蔽的发生；同时，东北叙事的本质化现象，如对下岗潮、国企转制与悬疑推理的重复书写，可能造成新的刻板印象；最后，代际关系的固化和关于两性关系的僵化，也特别值得深思。可以说，“新东北文学”的瓶颈与困惑，成了当代中国地方书写的新课题。
“新南方写作”在最初设想上并没有局限在文学的单一层面，这既是创新所在，但同时也造成了后来发展中理论和创作层面的缺失。从“南方风景”中美术（油画）的探究，到“新南方影像”纪录片、影视剧作品，再到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等，虽将“写作”的意义及其可能性最大化地释放出来，但落实到突破“唯文学”视域的时候，理论与批评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失语；另外，“新南方写作”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区域的融合、边界的抹除，然而，这也是诟病所在：“新南方”打破了以往地方性写作的单一地域指向和认同，但是其中的边界性又是颇为模糊的，如对东南亚的含糊指向，创见同时也是盲区所在；“新南方写作”还是一定程度上的理念先行，当然，这亦是当代地方性写作的重要症候。其中的理论新见，又因为打破一般意义的国族认知框架，不得不面临着边界拓得过宽过于模糊的困境。但总的来说，因为我们以往的地方性是跟国家民族的认知与认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新南方”拓展到了东南亚，就突破了原本国家—民族的叙述，建构起了地方—国族—世界的阐释框架，然而后者在相关的研究论述中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得到更加深入全面的阐发，在创作上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新北京作家群”侧重城市书写以及反映当代人的心灵境况，但作品总体看来似乎没有形成关于北京地方认同的新的总体性，也没有如以往“京味”小说一样生产出整全性的文化意义；类似的，“文学新浙派”侧重特定地域的写作且在回溯历史的同时，展现出多样的创作面貌，但同时其内部的认同性较弱，“新”更多只是一种命名，实质上并没有形成某种群体性的特征，亦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地方意识，或者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一致性；“新西部文学”则将辽阔、苍茫的地理空间与特定的心理空间加以融合，但是相关的作品偏少，内在的指向比较模糊，其中的丰富性有待进一步挖掘。
因此可见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其一，地方性和世界性相互共生又暗藏博弈。文学作品诞生于地方，影响力能够波及全世界，靠的是人类情感的共鸣，但也存在着历史文化和语言传播的壁垒，其中自然不乏关联交互、辩证关系，以及共同命运的交织，但是后全球化时代的深层矛盾和相互障蔽，又不断冲击着地方性想要打破自身局限的尝试；其二，从反面自审地方的独特性，不难发现，其可能会窄化个体的认知和已形成的写作样态，尤其作家的身份意识及其在地化认同，发生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也在所难免，与写作本身以及地方性中的世界主义诉求和文化身份认同形成背离，当写作者本身的美学探索指向特定的区域时，某些局部会演变成局限，有碍写作者意图的实现，妨害更深厚的艺术理念表达和更广阔的美学追求；其三，地方研究的理念先行和概念更新，有的时候没有作品和作家支撑，所以其自我设定和预想是需要反思的，理念先行和经验主义也成为当代地方性写作创新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四，过于强调求新求变，忽略对地方文化和传统精神的继承。韩松刚在《空洞的“地方”，以及沦为一种空谈的“地方文学”研究》中探讨了地方文学研究的缺陷和短板，他认为，“所谓的地方写作，更大程度上是研究者一种‘一厢情愿’的研究行为，或者研究方法”，“新地方文学研究在完成了自身专横的‘圈地运动’之后，其所产生的破坏性效应，不仅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内部张力，还动摇了中国文学内部更具威力的思想性和美学性。”22方岩在《地方性的皇帝新衣》中也意识到，现有的大部分地方性概念都“捆绑了大量参差不齐的作家作品以证明自身强悍的概括力和阐释力，却同时把批评行为转变成了带有利益关系的表彰行为”23。因此，对于地方性文学争相圈地命名的现象看来，地方性写作在一定层面上只是浮于表面的跟风，退潮后所露出的本质，才是真正值得研究和深挖的问题；其五，对于地方性写作的研究，缺乏科学意义上的量化考察，如语言学中汉语/方言使用、地方文化的资料库与数据库检索，以及更为重要的田野调查的缺失，相关的跨学科研究视野也未能充分打开，地方文学与地方志、民俗档案、影像记录的互动研究较少，不同艺术门类的联结和贯通较为松散，等等，都制约着当代地方性写作与研究。
三
目前看来，尽管当代中国的地方性写作在概念与理论上错综复杂，也因此难以统一，但是文艺思潮的发生与延展已经成型，最终需要回归的是“写作”本身，是文学叙事中必须完成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一、联动更多元的文艺，实现不同艺术门类间的跨界创作。如文学与影视剧的转化，摄影、绘画作品中文学理论的研究，短视频、脱口秀与文学互动等。二、拓宽辩证比较的视野。在地方和世界的融汇分化、城乡书写的复杂谱系、跨文化间的交流对照中，探讨当代人的命运及其精神成长。三、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正在发生或即将诞生的叙事转型，重新生成理解当代世界的思维及表现形式。
“先在艺术实践上表现出一个新的境界，才有概括这种新境界的理论。”24例如“新南方写作”不是翻烙饼，也不是因概念而概念，而是对“南方以南”地区出现的新文学作品、新文艺现象和各艺术门类呈现的新样貌形成的思考，并重建关于“南方”的新思想。“新南方写作”对于“写作”本身的启示很多，就其中的方言写作来看，在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写作的方言元素被不断挤压，方言其实在文学创作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宝藏和武库，在写作中持续激活不被规训的野性、活力和生命力。林白的《北流》作为方言写作的典型文本，也是当代地方性书写的重要收获，小说用粤语方言勾漏片区的北流话创作，虽然造成了阅读的障碍，甚至在传播上也有一定难题，但这塑造了方言的形式美学，也重塑了读者的品位。《北流》有意识地采用方言作为小说的内质美学，用少数话语表达大时代的变迁和宏大的主题。可以见出，“新南方写作”拥有稳固的文化内核，能够不断向外发散理论和创作的生长点。
地域文化的融合以及再生的过程，打破了以往理解“地方”的二元对立形态，因为地方本身也能够完成自我的更新与重造。以海洋文学为例，杨庆祥曾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曾攀则进一步探索了“新海洋文学”的概念。近年来，海洋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到关注，但从文学发展史看，海洋写作是被压抑的，这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乡土文化叙事过于强大，遮蔽了关于海洋的创作。如今，在“新海洋文学”的理念中，海洋文化的辐射面对于增强文化认同感、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十分重要。“从当代海洋书写的众多可供探讨的文本可以见出，‘新海洋文学’首先构筑的是一种极富当代人心史的情感结构，在彰示主体性、经验性及基于此塑造的文化性征上，都呈现出非同于既往海洋写作的形态。其中既不缺乏自我的召唤，试图构设海洋界域中的新的经验主体；也在排异与包容中，投影出文学地方性中的种群、民族、家国的情感纵深。”25林森的《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等小说，表达了当代人的困境与脱困的努力。新的社会历史进程下，个体的情感经验和主体变迁，所涉及的不仅是风物、地方的问题，更是超出了地方单一性，具有跨区域性质的文化融合或排斥的问题。王德威在《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中认为，“新南方写作引人瞩目的地理特征首推海洋。相对北方土地，闽越桂琼面向大海，自然激发出波澜壮阔的想象；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在在萦绕写作者心中”26，海洋文学开放的想象力和可能性，有利于我们冲破固化的创作方式、思维模式和保守心态，更有助于跨越心理的和文化的鸿沟，形成进取的情感和包容的心态。
此外，生机勃发的边地书写也非常值得讨论。邱华栋的《空城纪》、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徐兆寿的《西行悟道》、陶丽群《七月之光》等边地写作蕴含的是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学形态，迥异于所谓“中心”以及一般意义的城市/乡土写作。当下中国地方性写作已突破传统地域文学的基本框架，在地方与世界的动态张力中，构成了多元共振的文化景观。一是文化地理的活态建构。前述的“地方”作为开放流动的意义网络，自然要拒绝来自传统及狭隘的固化思维，如不同代际、不同经验、不同立场的写作者对同一地方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视角的转换使得地方记忆不是单一而是多层次的；二是地理空间与文化政治的和调。地方写作折射社会、阶层、政经关系，揭示物理空间背后的资本、技术与文化权利关系，比如“新东北文学”的改革开放史与人物的心灵史相互交织，“新南方写作”中鲜明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等元素，“新西部文学”中的“一带一路”精神要义，等等，都在尝试联系本土与全球，注重地方区域与全球文化的融合再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宏大开阔且更多元有效的对话；三是跨学科与跨媒介结合的创作尝试。不同媒介的传播可以突破单一载体的限制，生成更加立体丰富的文学之声，各学科间的相互融合有助于丰富地方写作的理论深度和表现形式，实现经验表述与成像的多样性转化，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以及数字媒介的深度参与，改变陈旧的写法与传播形式，探索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的地方性文学思潮对以往学术史也有着某种反思的意味，对当代文学的美学发展与变迁，生成了新的观察角度。我们对经典往往采取“超保护状态”，但是，很多所谓的经典其实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经典”也常常处于变化之中，新的地方性写作及研究则可以重估文学经典，并为文学史提供新的观念和方法。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地方性写作思潮之所以能够引领如此的声浪，也是因为其中的开放性和想象力。作品的生成、现象的涌现以及理念的更新、叙事与和语言的变化等，打破了以往僵化的文学史叙述，以及对文学作品、文学经典的固化认知；但是从批判的角度审视，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存在，消解其背后不断产生的不确定性，将有助于传统的转化与继承。由此可见，这需要不断反思探索，并确定新的标准。
展望中国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的未来，就其发展和特征而言，无论东北、西部还是南方，又或者以城市或省份命名的其他地方性写作，都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走向动态、开放的理论体系。至于说突破困境，使地方性研究得以持续良性发展，关键就在于地方分化之后的融合，以及边界的开拓，如何真正意义上地走向世界、走向更宏阔的领域；如何实现跨媒介与跨文体融合，除了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结合数字人文技术等多维层面以外，如何呈现出更多元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在跨学科意义上，超越文学的界限，不断开拓写作的深度和广度，探索兼具和合性与联系性的写作形态，推动文学地方性表达走向深远。
也就是说，探究更加具有未来感、创造力，并且能重新激发对世界的想象的地方写作，需要摒弃将“地方”视为封闭容器的本质主义思维，转而以动态建构的视角，不断审视文学空间中重组多变的文化地形；同时，在方法论上融合实证与阐释，平衡文学性与社会性，使“地方”作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路径，克服概念泛化与理论悬浮的障蔽，谨防“地方性”被简化为固定的地理标签或民俗符号，加强将静态地方内化为动态文化的转换，以及对权力、资本、媒介的深入剖析；最后，避免对地方的描述仅停滞于风景、方言、习俗的表面，忽视内部深层而多维的差异与矛盾，要真正实现与中国本土经验和当代人文境况的有效交流，避免理论阐释与写作实践脱节；此外，当代大众化写作与素人写作等，同样可以为中国的地方写作提供更有益的批判性反思。
四
总而言之，“最近一个时期，文坛‘新的割据’势力似乎不断强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以及此前提出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等此起彼伏。这些提法与当下各地创作状况有关，也与文坛日久以来的空旷寂寞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提法背后隐含的‘去中心’和对文学多样性、多元化的呼唤和期待，是对当下文学总体格局‘再结构’的一种努力”27。建构于地方性之上的辩证法既储存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又能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意义的再生产。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研究作为近年来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关注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地方经验、空间政治、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涉及对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也延伸到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视野，目前正处于理论深化与范式转型的关键期，有待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冲突或交融中，重构“地方”在新历史境况下的创造性意义。
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或可开辟更加多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风格，也可打开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论域”28，其意义不但在于激发当下文学创作的思潮，更揭示了文学如何通过叙事和想象，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锚定静置的地理坐标，在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中寻求保留自身特性的路径，守护差异并与新时代文化再融合。相信今后的地方性写作和研究能够不断冲破固态的地域标签，在硬化的文化认知以及既定的历史认同中突围，开辟当代中国文学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空间。
注释：
1 2[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页。
3 《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5301354588614641&wfr=spider&for=pc。
4 5 贺仲明：《“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6 李怡：《当代文学地方路径的演进》，《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
7 刘岩：《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34页。
8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9 10 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11 张燕玲：《“新南方写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
12 13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4 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型》，《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5 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6 曾攀 ：《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17 徐刚：《“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北京文学》2023年第11期。
18 李丹：《“双城故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沪讲唱文艺》，《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19 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北京文学》2023年第11期。
20 傅小平：《“文学新浙派”：传承文脉，在召唤中求得新变》，《文学报》2023年12月21日。
21 27 孟繁华：《“地方”的崛起——当下文学总体格局的“再结构”》，《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
22韩松刚：《空洞的“地方”，以及沦为一种空谈的“地方文学”研究》，《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
23 方岩：《地方性的皇帝新衣》，《“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张新颖、何言宏、黄平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24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5 曾攀：《心理图示、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关于“新海洋文学”》，《天涯》2024年第5期。
26 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28 陈晓明：《南北分野的文学地理学与审美的文化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编辑部]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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