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1978—1989年的改革初期，地级和县级的基层文学生产高度活跃。主要由于文联—作协系统和以群众艺术馆、文化馆为核心的群众文化系统这两大系统在基层的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基层成为弥漫性的存在。改革初期仅两大系统便创办了3500—4500种基层综合性文艺刊物，总的规模可以说达到了整个20世纪文学的巅峰。改革初期文学基层的“空前繁荣”有诸多原因，既因基层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层，又恰逢群众文化系统的大发展，还与期刊管理制度的过渡状态、稿酬制度的恢复和出版印刷条件的改善等有关。两大系统及其所办基层刊物是“文学基础设施”，它们形成了文学基层，支撑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活跃与繁荣，构筑了文学公共网络，使文学成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构成性要素。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文联—作协系统 群文系统 文学基层

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般只包含全国性的与省域性的文学史，地级和县级的文学图景往往不在其中。在建立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坐标系时，中央（全国）与地方（省份）、庙堂（官方）与民间也是更为常用的横纵轴，基层与上层则甚少出现。可以说，“基层”是不知不觉地被排除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范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剩余”。然而，起码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与人民大众、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便成为文学实践的核心维度，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独特性与复杂性的把握不能不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所在的基层纳入视野。

从这种必要的剩余性出发，我们可以将文学体制中的地级、县级及以下的文学场域理解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层。笔者曾初步提出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研究的可能性问题，并开展过微观个案研究。2在此，笔者希望更进一步，尝试根据已收集到的数百份基层文艺刊物和其他史料，概览性地梳理改革初期基层的文艺刊物的办刊实践，借此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图景的整体性。

一、遍地开花：文学基层的办刊主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三次创刊时刻，第一次是1949—1950年，第二次是1956—1957年，第三次则是1978—1982年。3若从文学基层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在改革之前，文学基层的办刊实践与上层基本重叠，但也略有差异，尤其要注意1958年、1971年这两个历史时间。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浪潮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新民歌运动前所未有地推动了文艺的下沉，以至于出现了不少县级出版机构和公社级的文联组织、刊物。例如，安徽省巢县司集人民公社就成立了公社文联，组建文艺创作组267个，创办定期文艺刊物《司集文艺》。4 1971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出版会议——“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刊出版开始从大面积停刊瘫痪的状况中走出，全国期刊出版种数从1970年的21种上升到1971年的72种，1972年上升到194种。5上层的复苏也激活了基层。例如，据陈忠实回忆：“大约是1971年之后，文艺机构和文艺创作开始恢复。我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创办了《郊区文艺》自编自印的文学刊物。”6 1971年以后，文艺的复苏持续进行，直至“文革”结束后迎来跃进式发展。或许可以说，改革初期文艺的复苏和繁荣，其直接的前奏应该追溯至1971年，这对于文学基层及其办刊实践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在整个改革初期（笔者将1978—1989年都称为“改革初期”），如果说文学上层（以北京、上海等全国性的重要城市为代表）和中层（以其他重要省会城市为代表）的文艺刊物的创刊集中在1978—1982年的话，基层文艺刊物的创刊潮则起码持续到1985年，之后虽有所低落，但依然延续到1980 年代末。其中1979年和1984年这两个年份尤为值得注意。1979年改革初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1984年则是35周年，国庆的重要时刻与改革的万象更新互相推动，使得这两个年份的基层创刊（包括复刊和改刊）尤其密集。借助重大历史事件使创刊合法化和“事件化”，这种办刊策略在基层极为普遍也相当关键。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基层文艺工作者处在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体制之中的底层，所能调动的资源较为匮乏，这迫使他们既需要不断地借助重大历史事件来赋予、维系和巩固基层刊物的合法性，也需要直接地诉诸重大事件来要求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资源倾斜。同样，文学组织内部的变动也会引发资源的重组，从而产生办刊的组织动力。例如，1979年四次文代会后文联—作协系统开始加速重建和恢复，1984年以后基层文联—作协组织开始规模化建立，这些组织性变动也都推动了基层刊物的创办，很多基层刊物都是在文联—作协组织组建的同时或稍后创办的。

笔者曾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四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不仅仅是文联—作协系统，而且也包括以（地级为主的）群众艺术馆、（县级为主的）文化馆及其主管部门文化局7为主体制度的群众文化系统（简称“群文系统”），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前期，由于县级文联—作协组织在大部分县域的缺席，群文系统承担了重要的文学生产功能。8 1980年代中期以后，县级文联—作协组织加快组建，其文学生产的任务也日益吃重，在整体上与群文系统的县级组织协作共生。当然，在地级层面，文联—作协系统的文学生产毫无疑义地占据着主导。不过这只是基本情况，细究起来，尚有更具体的肌理和更复杂的脉络。

让我们先从地级的情况谈起。在改革初期，地级文联—作协组织的组建率一般而言较高。在1950—1970年代，文联—作协系统深入到了部分地市一级，1979年四次文代会后，地级文联—作协组织开始加速复苏和新建。例如，在江苏，“十七年”时期就已成立相关文联—作协组织的地区如常州、苏州、扬州等在改革初期加速复建，1980年徐州、南通、连云港则是新成立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或相关组织，无锡市1981年、盐城市1984年也都成立了相关组织。9不过，全国性地看，改革初期文联—作协组织也并非全部覆盖地市一级。例如，1986年之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共13个地市，组建地级文联8个，到1991年，仍有一个地市没有成立文联。截至1991年的统计，全国地级文联平均组建率也只达到85%。10相比而言，在改革初期，地级群文组织则往往建制更为齐全。地级文化局或类似部门是必定有的，绝大部分地市也都会设立群众艺术馆（简称“群艺馆”）或文化馆，到1985年，群艺馆已有335个，1989年增长到366个，而这两个年份全国地级区划分别为327个和336个，也就是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除去省级群艺馆，基本上每个地级区划内都有群艺馆。11

在改革初期，存在文联—作协组织的地市一般会相应地创办文艺刊物，这些刊物有的公开发行，有的则用于内部交流，其中不乏有超地域的影响力的。例如，云南个旧市文联主办的《个旧文艺》由于较早开展刊授活动而影响甚广，发行量曾达到7万册；12吉林省吉林市文联主办的老牌文艺刊物《江城》1979年复刊后全国发行，1980年编辑部在北京召开顾问作家座谈会以扩大影响，此前此后亦持续与著名作家交流互动，一时颇为人所知，1981年刊物开始发行通俗文学增刊，发行量达到120万册，1984年改刊为《江城短篇小说》，继续以灵活的办刊方针发挥作用。13地级刊物一度对省级刊物构成了挑战。1983年，二十五种地级文学刊物的发行量比上年平均增长了1.3%，而省级文学刊物除极少数例外，发行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最多的甚至达到69%。14对于很多基层作者来说，能发表在地级刊物上，已然是不小的鼓励和荣誉。例如，莫言最早的五篇小说就是发表在河北保定市文联1979年创办的《莲池》上，他曾表白：“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莲池》给我的勇气，我会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因此之故，他“对所有的地区级刊物是怀有深情的”15。

除了地级文联—作协组织单独创办的刊物之外，同级的其他刊物的创办较多的是如下三种情况。其一，文联—作协系统与群文系统合办，往往是与地区文化局或类似部门合办。例如1978年改刊的《山东牡丹》是山东菏泽地区文化局和地区文联共同主办，1983年改刊的《海中洲》（原名《舟山文艺》）是浙江舟山地区文化局、地区文联合办；1985年改刊的《五色泉》（原名《梅江文艺》）系广东梅县地区文化处、地区文联合办。其二，由群文系统主办，一般是落在群艺馆或地区文化局（地区文化局主办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有时候也由下辖群艺馆或文化馆承担）。例如，《锡林郭勒》1980年创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文体处主办；《乌江》1981年创刊，四川涪陵地区文化局主办；《塔尔巴哈台》1982年创刊，新疆塔城地区文教处主办；1984年安徽安庆市群艺馆创办《宜城文艺》，1985年江苏镇江市群艺馆创办《北固楼》等。其三，群文系统与地区宣传部合办。例如，《飞天》1979年创刊，1981年改名为《阳关》，甘肃酒泉地委宣传部、行署文体处合办；《绵阳文艺》1977年创刊，1981年改名为《剑南》，四川绵阳地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合办。

这些情况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文联—作协系统在某些地区的不完善或缺失，但总体来说，地级文联—作协组织是活跃性的存在，承担了地区性文学生产的主要任务，这迫使同级群文组织与之有所分工。例如，1974年河南商丘地区群艺馆创办《商丘文艺》，1982年改为《豫东》，由地区一级的文化局、文联、群艺馆三方联办，到1986年，《豫东》再改为《豫东文学》，移交地区文联主办。16又如，1979年浙江金华群艺馆创办综合性文艺季刊《金华文艺》，1981年《金华文艺》转交市文联，群艺馆新办《园地》杂志，同年更名为《艺术馆》，刊载内容偏重艺术类。17再如，1981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群艺馆创办《格桑花》，同年甘南州文联成立，出刊3期的《格桑花》便移交州文联主办，群艺馆再另办《群艺》，以刊载群众艺术类作品为主。18可以说，在改革初期的部分地区，群艺馆因先于文联—作协组织复建或恢复工作，其建制也较为完善，往往先创办文艺刊物，待地级文联—作协组织步入正轨后，再将刊物移交给文联—作协组织，自身则主要承担艺术性的工作并创办相应的刊物。也就是说，地区一级的文学生产功能的承担主体有时会发生相互转移的情况，这种相互转移也就是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在基层演变迁移的过程。19

地级刊物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以杂志社的名义编辑出版的刊物。例如，1979年河北保定文联创刊的《莲池》于1984年改名为《小说创作》，刊物标明是“《小说创作》编辑部”主办，保定文联变更为主管单位；《关东文学》1984年创刊，刊物标明编辑单位为“《关东文学》编辑部”；山东烟台地区1982年创刊的《胶东文学》，四川达县地区1979年创刊的《巴山文艺》，也都是如此。这些刊物的编辑部单独署名有时意味着刊物与主管单位（通常是文联—作协组织）的原有组织关系发生了变动，例如《关东文学》的发刊词明确说明刊物“是由机构改革后的吉林省辽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有时则意味着这些单独署名的刊物需要承担自负盈亏的主体责任，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发扬民主，表明期刊编辑的自主性。20

除了以上情况，一些社会性单位也多有办刊实践。例如，1979年湖北第一建工局政治部宣传部创办《新芽》，1979年创刊的《瓯江》系浙江温州市建国30周年征文办公室所创办，1981年宝鸡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宝鸡市群众艺术馆、宝鸡市渭滨区文化馆三家联办以宣传计划生育为主要宗旨的不定期综合性文艺刊物《蓓蕾》，本钢党委宣传部1984年出版《本钢文艺》试刊号，1985年辽河石油勘探局宣传部创办《油海潮》等。随着文学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文联—作协组织开始联合社会性单位办刊，例如，1988年山东泰安市文联和市总工会联合创办《探海石》，宣称刊物“愿做企业家的知音。发表反映企业家精神风貌，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成功之道的报告文学作品”（发刊词）。1989年内蒙古赤峰市文联联合市郊区林业局创办《绿野》（林业文学专辑），封底明确标明刊物的赞助商为“国营老府林场、国营当铺地苗圃”。一些经济实力强的社会性单位甚至直接下场，一尝文学梦。例如，1987年二汽发动机厂创办《晨曦》，“以讴歌工作在我厂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模范事迹，提高全厂精神文明为己任”（发刊词）；1988年中国农行湖北黄冈地区支行创办《农金文艺》，“以活跃农村金融系统职工文化生活，培植农村金融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繁荣农村金融文学、艺术创作为宗旨”（创刊号稿约）；同年，湖南龙山卷烟厂创办《龙虾花》，宣称要“把一株嫩弱的文学幼苗移向企业这块土壤”（创刊词）；1989年安徽蚌埠烟草分公司、蚌埠卷烟厂也创办《东海文学》，创刊词寄望于刊物“展示时代的形象，美化我们的生活”。

改革开放之前，文联—作协系统较少深入县域，直到1980年代中期，县级文联—作协组织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性地组建，但直到1991年的统计，全国县级文联平均组建率仅为50%。21因此，县级办刊单位主要是群文单位，特别是县级文化馆，其办刊形式相较地级刊物而言也更无一定之规：或半公开发行或内部交流，或铅印或油印，或报或刊，厚薄不定，端赖于办刊单位的经费、稿源和办刊人员及其办刊素养等的差异性状况。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馆志》收录了各地文化馆提交的简要馆志，其中收录北京市19个区县文化馆志，有10个明确记载创办过刊物，收录陕西省73个区县文化馆志，40个明确记载创办过刊物，这些刊物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初期所创办。22要特别提及的是乡镇一级的文化站也有办刊经历。例如，笔者就搜集到一份浙江临海县城关镇文化站1983年创办的《海风》，由此可以想见改革初期县级文化馆及以下单位办刊的热情和密集程度。其次则是县级文联—作协组织。如上所论，县级文联—作协的组建率不高，一旦组建，则往往会相应地创办刊物。例如，山西阳城县1984年成立阳城县文联，随即创办《获泽文艺》（1986年改名为《灵泉》），1986年河南温县文联成立，随即创办《温泉》。也有文联组织与群文单位合办的，例如，1984年四川理县文联与县文化馆联合创刊《清泉》，1986年四川新都县文联与文化馆共同出版《桂湖》改刊号。也有尚未正式成立文联相关组织便尝试办刊的，例如1984年湖南慈利县文联筹备组就联合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区共同创办《索溪》。此外，一些与文联组织功能接近的基层组织也有办刊经历，例如1988年四川宜宾市江北文学创作联谊会创办《流杯池》。

在县域里，文联—作协组织和群文单位之外，尚有其他组织参与创办刊物，其中就有政府相关部门。例如路遥曾深度参与的《山花》杂志最初系陕西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宣传队创办，归口县政府宣传部门；又如，1984年江苏徐州市贾汪区宣传部创办《贾汪文艺》，1986年湖北枣阳县团县委和文化馆合办改刊号《白水》，1986年广西那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与县文化局共同主办《边疆民族文艺》。也有基层文学社。例如，1979年创办的油印刊物《爱好者》，系浙江临海县《爱好者》青年文学社所创办，“是由我们这些业余文学爱好者，出于自身的爱好而汇集起来刊办的一个综合性文学刊物”。还有基层创作中心。例如，1984年创刊的《河东文艺》是天津河东区群众文艺创作中心组主办的综合性文艺季刊。

为了更加具象，笔者以1990年由四川南充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文化局共同整理发布的官方文件为根据，结合当地文化艺术志，23整理出直到1990年仍然在办的南充地、县两级文艺刊物及其主办单位如下：

从列表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的南充，文学生产是如此活跃，以至于几乎每一个群文单位和文联—作协组织都有办刊经历，其他如高职院校、诗社、创作室、工厂等也都积极地介入文学生产。在地区一级，有办刊实力的单位相对较多，诸如文联、作协、地区创作室、群艺馆、学院中文系、工厂都在办刊，县一级则主要依赖县文化馆和县文联来创办，尤以文化馆最为活跃。南充的例子当然有其特殊性，但依然大致展示了基层文学生产的制度主体与办刊单位的多样性与活跃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到，文联—作协系统是地区一级的办刊主体，县一级则由建制更健全的文化馆承担主要的文学生产功能。

总的来说，在改革初期，以文联—作协系统和群文系统为主体，辅之以其他组织和单位的积极介入，基层的文学生产高度活跃，几乎是遍地开花，新时期文学由此成为弥漫性的存在。这对于今天来说，恐怕已然是无法复现的文学盛况了。

二、数不胜数：文学基层的刊物规模

如果我们主要考虑包含有小说、现代诗歌、散文等文类且具有一定持续性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那么改革初期的文学基层到底存在多少种刊物呢？笔者尚未找到完整的统计资料。1980年，周扬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文艺刊物空前之多，应该说是好现象”“现在我们文学期刊有一百多种，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24周扬所估计的刊物基本不包含基层刊物。1981年，《羊城晚报》刊载短讯，“据《文艺报》编辑部的初步调查统计，全国各省、地、市级文艺期刊目前已达六百三十四种，这是近年来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在二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拥有文艺期刊最多的是北京市，共有文、音、美、剧、电影、舞蹈、摄影等各种文艺门类的期刊七十一种；其次是河南，四十一种，上海三十八种；云南、河北两省同为三十一种；四川、陕西同为三十种。西藏和青海是拥有文艺期刊最少的地区，同为四种。文艺期刊种类繁多。文学期刊占有较大比重，二十九个省市中，有二十七个省市办有专业文学刊物，十九个省市办有专业戏剧刊物，十五个省市办有专业电影刊物，其他如音乐、舞蹈、摄影、古典文学研究等，也为数不少”25。整体上看，1978年文学、艺术期刊合计71种，印数7000万册，到1989年为662种、2.6亿多册，十年间种数增长近10倍，印数增长近4倍，但其中也不包含基层刊物的统计。26

1984年底，林默涵致信丁玲，其中谈道：“最近，我到云南去，走了三十多个县，发现文艺刊物多如牛毛。”27一省的基层刊物便如此之多，全国可想而知。但到底有多少种基层刊物呢？1985年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六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粗略地论及，到1982年，省级以上文艺刊物超过200种，且“据不完全的统计，如果包括专区和县一级创办的文学刊物在内，全国文学刊物已超过千种”28。刘锡诚则认为，仅仅在1980年，“国内大型文学丛刊26家，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文学刊物180种，地区、县以下的文学刊物2000种以上”29。可以看到，关于基层文艺刊物的统计数据是基本欠缺的，仅有的统计也差异相当大。为此，笔者尝试再做一估算，希望能够大致圈定全国基层刊物的数量范围。

如上文所论，文联—作协系统和群文系统是文学基层的办刊主体，我们可以尝试估算这两个系统在文学基层所创办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的数量范围。

先看基层文化馆的刊物规模。笔者以《中国文化馆志》为基本资料来估算。《中国文化馆志》系中国艺术馆筹备处主编，收集了全国1637个文化馆的简明馆志，馆志由各文化馆自行编撰，“成稿后又经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审阅，而后经省级群众艺术馆初审、修改。因此，志稿所述史实比较准确、可靠”30。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以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为统计区间，逐一统计各馆志记载的创办过综合性文艺报纸或期刊（单纯的演唱、故事、曲艺等民间文艺报刊不算在内）的文化馆数量。之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是因如上文已论及的，1971年后基层文艺生产已加速复苏，而70年代有办刊经历的基层文化馆在1980年代也往往接办。统计结果显示，在现有1637个文化馆中，有此类办刊（报）记录的文化馆数量约为730个，占比约为45%。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化馆志》对各地文化馆的收集不全面，同时各馆志记录上也有诸多遗漏。例如，据笔者调查和收集，陕西大荔县1981年创办过《大荔文艺》，浙江遂昌县文化馆所办《遂昌文艺》直到1979年仍然持续，这些都不见于《中国文化馆志》中的相应馆志。综合如上信息，笔者初步估计，改革初期各基层文化馆办有综合性文艺刊物的比例不低于50%。以1984年全国文化馆数量达到前所未有、后亦不及的顶峰3016个为总数，则不少于1500个基层文化馆在改革初期办有刊物，也就是说，即使排除一馆多刊的情况，基层文化馆也办有不少于1500种综合性文艺刊物。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文化馆下属的乡镇文化站的办刊情况。例如，浙江临安县“80年代全县39个乡镇普及文化站，有27个乡镇创办了乡土文艺刊物”31。又如，在1980年代，甘肃庄浪县下属乡镇“卧龙、万泉、南坪都建立文艺创作小组，卧龙文化站办的《春柳》，万泉创作组办的《小草》，以及小煤窑工人自己办的《煤黑子》，都选登自己的作品”32。但乡镇一级刊物已然无法统计。基于如上情况，改革初期各地文化馆办刊数量的较合理范围或为1500—2000种。

省、地两级往往办有群艺馆，部分地级文化馆在改革初期升格为群艺馆，这里我们只考察地级群艺馆。由于群艺馆在文艺上的功能主要是为本地区下属的群文单位提供演艺资料、举办群文单位的相关培训和文艺演出活动，因此，大部分群艺馆创办的文艺刊物以演艺、艺术或综合性群众文化资讯为主。33然而，随着改革初期文学热潮席卷基层，群艺馆实际上也相当程度地兼办或主办综合性文艺刊物。笔者根据与《中国文化馆志》具有同样编纂性质的《中国群众艺术馆志》来估算办过综合性文艺刊物的群艺馆数量。《中国群众艺术馆志》收录了除省级、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之外的地级群艺馆262个，其中107个有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的记录，占比40.8%。如以此比例推至1989年全国330个左右地区一级的群艺馆总数，则约有130个办刊的群艺馆，即使同样排除一馆多刊的情况，34也有130种左右的文艺刊物。

在这些群艺馆中，不乏有影响的刊物。例如，江苏镇江市群艺馆1985年创办《北固楼》综合性文艺刊物，至1994年，“馆内刊物共发表百余万字的作品，发行百余万份”35。又如，“以培训和辅导全区文学作者为宗旨的馆办综合性文学期刊《赤壁》（1959年创刊，为湖北省8种公开发行文学期刊之一），36年来，坚持不懈地扶植新人新作，成绩斐然。联系作者3000余人，建立重点作者档案300余人。60年代的严亚楚、80年代的熊召政、姜天民，90年代的刘醒龙、何存中……都是从《赤壁》走出来的，成为全省、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36。陕西咸阳市群艺馆1972年曾创办文艺期刊《新作》，同年停刊，1973年出版《咸阳文艺》杂志1期，1978年《新作》复刊，至1980年共出12期，陕西作家邹志安、程海、王晓新等就是在《新作》及《咸阳文艺》上起步的。37

除了群艺馆，还有一些地级文化局（文化处）乃至县级文化局（文教局）参与创办刊物，这已经在上节有所论及。此处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例如，在四川，《涪江文艺》（后改为《剑南》）、《沫水》《沱江文艺》《凉山文艺》等均由各地区文化局主办。其中《沱江文艺》1974年创刊，初为不定期刊物，由内江地区文教局创作室主办，1977年后改为综合性文艺刊物，1981年开始省内公开发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便是1979年在这一刊物上首发，1981年《中国年鉴》辑有《沱江文艺》条目，四川省广播、电视台都作过介绍。38但总体来说，地、县两级文化局参与创刊刊物的数量难以统计。中国报刊报社编辑出版的1987年版《中国报刊大全》的邮发期刊里只有4种为地区一级文化局（文化处）主办，非邮发部分则有15种，合计19种，这在邮发和非邮发的共计160余种基层文艺刊物中占比约12%。县级文化局（文教局）办刊规模就更加难以统计，基本没有全国性的统计资料可以凭依。我们若以10%作为地、县两级文化局的办刊比例，以1980年代全国地、县两级区划约3100作为总数，则约有300种刊物。

总体上说，在改革初期，文化馆、群艺馆和文化局（文化处）合为一体计算，基层群文系统所创办的地、县两级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的较合理估计或为2000—2500种。

再看文联—作协系统。首先看地区一级的刊物。上文已论及，1991年时全国地级文联平均组建率只达到85%。那么这些地区文联组织的办刊率具体如何呢？我们以《中国邮发报刊大全》来作初步统计。1985年，经《中国报刊》和邮电部报刊发行局审校的《中国邮发报刊大全（1985年版）》出版，依其“前言”所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邮发报刊资料工具书”，“《中国邮发报刊大全》收集了1985年上半年（还包括一部分下半年的）交付邮发的报纸948种、杂志2953种，并附录一部分非邮发的报刊”。在邮发期刊中，以文学、文艺、诗歌、散文、小说为分类的文艺刊物244种，其中基层文艺刊物约9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文艺刊物32种，其中基层文艺刊物约15种。合计276种文艺刊物中有基层文艺刊物约105种，它们全部都是地级刊物，无县一级。105种基层文艺刊物中，80种都是地级文联—作协组织作为唯一主办方（另有4种是文联—作协组织与其他单位合办）。1985年有地级区划数327个，公开发行的地级文联—作协系统的文艺刊物约占1/4。但这一统计对非邮发的刊物统计不全，也未统计属于内部交流性质的文艺刊物。

到了1987年版，《中国邮发报刊大全》改名为《中国报刊大全》，“前言”介绍此书“首次增加了非邮发部分，是目前全国最全面、最系统的介绍各种报刊的大型工具书”。邮发部分“搜集了1987年交邮局发行的全部报纸和杂志”，非邮发部分“搜集了1987年经国家出版局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版部门批准出版的全部非邮发报纸和杂志”。经过筛选，邮发部分大约有220种文艺刊物（不含少年儿童文艺刊物），其中约有80种符合条件的基层文艺刊物，这些基层文艺刊物中有约60种是文联—作协组织作为唯一主办方。在非邮发部分，大约有140种（不含少年儿童文艺刊物），其中约80种符合条件的基层文艺刊物，当中也有约60种基层刊物是文联—作协系统作为唯一主办方。两者合计，三百六十余种文艺刊物中约160种基层文艺刊物，其中约120种是文联—作协系统作为唯一主办方。1987年全国地级行政区划326个，地级文联—作协组织的邮发与非邮发文艺刊物约占所有地级区划的40%。1989年版《中国报刊大全》只发布了邮发期刊名录，约185种文艺期刊中仅有约25种基层文艺刊物，“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合乎条件的39种文艺期刊中，有16种基层文艺刊物。两者合计，224种文艺刊物，仅有42种基层刊物。数量少的部分原因是非邮发部分未计入统计，部分原因也与1988年《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的颁布、市场化潮流中文艺期刊的衰落有直接关系。

同样，无论是1987年版，还是1989年版，都没有统计内部交流性质的文艺刊物。这些刊物不进入邮发渠道，有时也未做好备案工作，其印行只需直属上级批准即可，但正是这些刊物在基层占据大部分。我们姑且以1991年地级区划85%的文联—作协组建率为极数，以1987年登记入《中国报刊大全》的120种文联—作协组织的主办刊物为底数，那么在改革初期地级文联—作协组织所办刊物约在120—280种之间。若适当考虑到有时会出现一个组织同时办不止一个刊物的情况，也为了估算的方便，我们姑且可以修订为150—300种。

在改革初期，各地县级文联—作协组织的组建率各有不同。例如，按照1984年河北文联创办的《河北文艺界》记载，河北1984年有11个县建立文联；据1985年山东文联创办的《山东文艺界》统计，1985年成立文联（包括筹备组）的地市有11个，成立县文联的则只有2个，另有济南铁路局和胜利油田成立了文联；广西1986年前组建县级文联25个，到1991年组建56个县级文联，县级文联组建率为68%。39总体上来说，如前文所述，1991年时全国县级文联平均组建率为50%，也就是约有1400个县级文联组织先后组建，其中大部分为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组建。一般来说，在改革初期，大多数县级文联—作协组织都会想方设法创办文艺刊物（或单独主办或联合创办），以作“内部交流”和培养基层作者之用。我们姑且以1400为县级文联—作协组织所办刊物的种数，地、县两级文联—作协所办刊物的较合理区间或为1500—2000种之间。

总体上来说，整个改革初期群文系统和文联—作协系统可能共创办了3500—4500种基层综合性文艺刊物。

还有一种粗略的算法，1993年编写完成的《四川省群众文化志》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四川群众文艺刊物的总数估算：省级与地级文艺、文化报刊“更迭不下百种”，而“全省县文化馆、文联主办的油印、铅印的各种文艺、文化报刊约200多种”40。《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的地级文联—作协组织所办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约9种。41这些统计都是四川四十余年的总体统计，考虑到办刊办报的辉煌时期主要是改革初期，且以文艺报刊为绝大部分，我们若以200—300种的地级和县级文艺刊物作为四川的估算标准，并根据四川的地级和县级区划所占据全国的比重，来推算改革初期由这两大系统创办的全国基层文艺刊物的数量，则在2500—4000种。

以上数据估算基本未考虑其他非文化组织如政府部门、工会系统、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如文学社团、同人团体等，这些非文化组织和民间组织的文学参与在各地差异极大，统计起来相当困难。例如，1983年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和中国国防工业工会成立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到1985年，全国成立三十多个分会，各基层单位成立支会，共计成立三百多个分会和支会，举办近百个文学艺术学习班，创办了《神鹰》《太行山》《剑魂》《春雷文艺》等十几种文艺刊物，此后各支会继续办刊，但具体数量已经无法确知。42又如，改革初期是诗歌民刊兴盛繁荣的时代，据说仅在1986年，“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43。但诗歌民刊到底有多少，实难统计。因此，若将以上因素考虑进去，改革初期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基层文艺刊物上万种也难说。即使只考虑上述两大系统所办刊物，我们也依然要承认文学基层的刊物规模之庞大。

为了理解这一规模的意义，我们略略比较现代文学史的相关情况。据统计，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肇始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三十余年里创办的文学期刊和“准”文学期刊约为3504种，其中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350种，第二个十年1186种，第三个十年1968种。44也就是说，在改革初期12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学基层所创办的刊物总数与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不相上下，如果将中上层的文学刊物计入，几乎肯定是有过之无不及。就此而言，改革初期可谓是整个20世纪文学的巅峰时刻，尤其是文学基层的巅峰时刻。在此之后，随着媒介变革、社会变迁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王蒙1988年的预言），恐怕也后无来者。

三、活力与张力：文学基层的内外诸因素

在改革初期的基层，遍地开花的办刊单位、数不胜数的刊物种类，这样不可复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45是如何生成的呢？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指出，改革初期文学的整体性繁荣，与经历“文革”压抑后文学的集中爆发相关，也与改革初期文学体制的重建对文学创作与文学人才的需求有关，还与改革初期依然普遍认为“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周扬语）的观念相连带，甚至与改革初期思想文化的整体性活跃也密不可分。具体落实到文学基层，这些因素无疑同样起作用，但笔者希望凸显如下几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因素。

首先是，改革初期的基层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层。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城乡二元结构阻隔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强行实现了农村的组织化，知青几次大规模“上山下乡”和大小三线建设将大量知识青年和工业资源逆向转移到中西部及其基层，以“新民歌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群众文艺运动在基层造就了文艺的群众性传统，所有这些制度实践和大规模运动在客观上使得以农村和小城市为主体的基层在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上较为充沛，以至于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中国的“蓄水池”和“承压层”。46在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崛起与有利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俗称“分灶吃饭”）等，47都迅速激活了地方和基层的经济社会活力。相比于1990年代后以“三农”问题为突出表征的基层危机，改革初期的基层可以说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极为活跃、极为充实的阶段。此时期能有如此大规模的办刊实践，正是因其根植于这样一个活跃而充实的基层。文学基层的高度活跃本质上源于整个基层的丰沛活力。

这种活力落实在文学制度上，则是群文系统在基层的大力发展。相关数据统计表明，1978—198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开始建设的县级文化馆、乡镇文化站迅速发展和完成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益于中央政策支持（如1981年首个由中共中央发布的群众文化工作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和文化部的大力推动，“一个以县文化馆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文化中心为枢纽、以农村文化室（俱乐部、青年之家）和农村文化户为‘基脚’的农村群众文化网已经形成”，“这是建国以来群众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48，“群文（‘群众文化’缩写）工作者称80年代为群文工作的‘黄金时代’”49。由于群文系统活跃基层的重要方式是开展群众性的文学生产，因此，快速在基层铺展的群文系统实际上构成了文学基层繁荣的直接制度条件。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联—作协系统也开始在基层加速拓展，不同地域的基层文联—作协组织与群文单位的关系各不相同，或合作、或竞争、或疏离，但总体上来说，改革初期群文系统与文联—作协系统在基层是共生性的，两者合力支撑了文学基层的高度繁荣。

整个改革初期的期刊管理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状态也是一个关键原因。尽管1978年即开始恢复期刊审批制度，实际上1980年以前基层和民间的期刊出版相当宽松，以致出现所谓“滥编滥印”现象。1980年，国务院批准通过《关于制止滥编滥印书刊和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报告》，指出“有不少单位和个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创办各类刊物”，可见当时期刊管理的松弛。到1983年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中宣部相继发布《关于清理和整顿文艺刊物的通知》和《对期刊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也还在批评各地重复办刊、期刊自行跨区发行等问题，并继续强调要加强审批登记制度，并特别关注文艺期刊的状况，可见直到此时，各地期刊管理依然有待完善，文艺期刊管理尤其如此。总体上看，改革初期的期刊出版逐渐被纳入体制性的管理，但直至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之前，期刊管理整体上还处在过渡、反复和摸索的过程中，这客观上为大量期刊（尤其是基层的文艺期刊）的出版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窗口期。50

当然，稿酬制度的恢复所带来的吸引力也颇为重要。据陈忠实回忆，1977年底，作为基层作者的他重拾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察觉到“稿酬一旦恢复，日子就会好过了，这个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会改善了。我隐约记得那张稿酬单上的汇款额不过十几块钱，那时却是一个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数字。我也在心里盘算着，相当于当时增加三级工资的这笔‘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经济，我起码可以不让来访的朋友自带白酒了”51。这里所提到的稿费制度的恢复，是指1977年9月国家出版局发布的《关于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的通知》，其中规定，著作稿每千字2至7元，这样的稿酬标准仍然只相当于六十年代的一半，五十年代的三分之一；此后，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召开座谈会，普遍希望恢复到“文革”前的稿酬标准，达到著作稿每千字4至18元或4至15元。52正如陈忠实所回忆的，对于收入相当有限的基层作者来说，改革初期的稿费绝对是一笔不容忽视的额外收入，而且无论是在地级刊物还是县级刊物，一经发表，都有酬劳。例如，1982年，莫言在地级刊物《莲池》发表了两篇小说，共得一百四十余元稿费，“当时干部月工资五十二元，两个短篇稿费相当于一名干部三个月工资，一个短篇小说相当于干部一个半月工资或者相当于那个时期一个熟练工人两个月的工资”53。据笔者采访，在1980年代中前期，即使是县级广播站录用一首小诗、一篇散文，也都有令人欣喜的稿费。总之，在改革初期，由于在基层的一般收入中占比较高，稿费成为吸引无数的基层作者投入创作的直接动力之一。

最后，改革初期文学生产的物质性条件的改善或许也值得留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纸张供应与印刷技术都较为落后，常常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印刷出版需要。从1977年起，每年都进口一部分纸张，用以补充国产纸张的不足，因此从1978年开始，纸张供应不足的情况开始缓解，1980年以后，长期控制发行、不能敞开订阅的报纸和杂志也开始逐步放开订阅，加上造纸工业的发展，纸张供应日益充裕。虽然1980年代中期纸张供需关系又有所波动，但整体来说，改革初期的纸张供应已经日渐能满足不断扩张的出版需要。数据显示，1978年国产的新闻纸、凸版纸共计78.3万吨，到1985年已达到141.2万吨。54印刷技术方面，改革初期的书刊印刷依然以铅印为主，同时以胶印为发展方向。此后，胶印、照相照排技术、图像制版技术不断发展，铅印比例逐年缩小，到1989年，照相排字规模大约为铅字排版的23%，书刊印刷中的铅印和胶印的比例则大约为5:2。55与此同时，书刊印制周期也有所缩短，期刊的准期率有效提高。例如，据1983年对北京地区30家书刊印刷厂的统计，印刷厂的承印准期率为94.3%，有10家达到100%，到1985年，31家印刷厂的承印准期率为94.6%，有15家印刷厂的准期率达到100%，其中达到95%以上的有21家印刷厂。56纸张供应和印刷技术的整体改善有力地影响到基层，加之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推波助澜，使得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连乡镇、街道开办的各色小型印刷厂都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这些小印刷厂数量多，分布广，尽管设备简陋，竞争力却不弱。57在改革初期，印刷经济的基层繁荣无疑为文学基层广泛的办刊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支撑。

然而，就文学基层的办刊实践而言，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张力。我们可以从基层刊物的刊名中一窥端倪。这些刊名大体有两种命名方式。其一是以本乡本土的地名、风物作为刊名，例如：1979年浙江丽水地区文化局创办的《丽水文艺》，1980年山西运城地区文联创办的《河东文艺》，1981年贵州遵义地区文化局创办的《娄山》等，这是基层刊物的主要命名方式；其二是选取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意象或词语，例如：1978年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创办的《春雨》，1982年河南辉县文化局创办的《村语》，1985年甘肃庆阳地区文化处创办的《北斗》等。有时候两者也以改名的方式相互转化。例如，1979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文联主办的《巴彦淖尔文艺》改名为《花地》，1981年广西梧州市文联主办的《梧州文艺》改名为《西江月》，1984年辽宁鞍山市文联主办的《鞍山文艺》改名为《千山》等，这都是从本土化刊名向普遍性刊名转换的例子，反向改名则相对较少，例如，1984年河南安阳文联将《谷雨》改为《洹水》。地方性刊名与普遍性刊名之间的变动，显示了基层文艺工作者在探索地方化文学道路与谋求超地域的影响力之间的张力。

在地化的命名方式往往意味着刊物偏重于本乡本土的一般群众并以之为隐含读者，超地域的追求则往往希望获得更大范围的读者的关注，但超地域的读者往往只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在一个抽象普遍的层面分享超地域的文学知识与文学想象。这种张力所引发的刊名波动，在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发生数次，它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学基本张力——普及与提高——是同样的性质。按照张均、黄发有的梳理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文联—作协组织纷纷创办文艺刊物，多以“××文艺”为命名，××往往是省域名或城市名。在“普及”的要求下，这些地方刊物偏重刊载工农作品和民间文艺，但遭到以“提高”为名的知识分子趣味的作家的抵制，最终在1956—1957年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刊物更名潮，例如《四川文艺》更名为《草地》，《郑州文艺》更名为《百花园》等，刊载内容也转而以小说、现代诗歌、散文为主。“文革”期间，这些刊物基本停刊，1971年后开始复刊，又重新以“××文艺”为命名，办刊取向也重新工农化和大众化，到了1978年前后，又再次重演“百花时代”的更名潮，刊物更为激进地知识分子化。58这种知识分子化往往伴随着刊物超地域的诉求，并落实为刊物的公开发行，这种形势最终引发了政策上的干预。1983年，中宣部发布的《对期刊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凡省、市、自治区所辖的市、专区和县办的刊物，一般只准在本省、市、自治区内发行。个别办得比较好需要向全国发行的，须事先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并根据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件向邮政部门办理在全国发行的手续”。但即使如此，正如上文对邮发报刊的统计所表明的，改革初期地级刊物的公开发行依然极为常见。

刊名更易背后的普及与提高、大众化与知识分子化的张力，同时会引发文类的反复更替。程光炜已经提及，自1950年代以来，地方刊物（包含笔者所谈的基层刊物）的刊载取向在民间文艺与“纯文学”之间经历过数次反复，并最终在改革新时期以“纯文学”取向占据上风。59所谓“民间文艺”或“群众文艺”，基本上就是19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民间形式、旧形式、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语”，尤其是与口头文艺有关的演唱类如快板、鼓词、地方戏等，“纯文学”则主要指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主要类型：小说、现代诗歌和散文。在改革初期的文学基层，地级文联—作协组织所办刊物的最初宗旨几乎都以“纯文学”为主，甚少刊发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的作品，有些刊物甚至直接标榜“纯文学”。例如，安徽淮阴市文联1985年创办《崛起》，发刊词明确宣称刊物取向“以‘纯文学’为主，注意文学‘当代性’”。群艺馆就其功能而言，所办刊物本应偏于民间文艺—群众文艺，但仍然有不少刊物办成了兼容“纯文学”的综合性刊物，例如，1979年河南新乡群众艺术馆创办《新花》，稿约征集“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杂文、曲艺、剧本、革命故事、文艺知识、民歌以及美术、摄影等文艺作品”，但创刊号实际上却是以短篇小说、诗歌和文艺评论为主。

一般来说，大部分县级刊物主要存在两大类。一类是纯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的刊物，经常以“演唱资料”为命名，功能上也适用于演唱和表演，这类“演唱资料”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文化馆的常备工作；另一类则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其中既有民间文艺—群众文艺作品，也有“纯文学”，两种类型的配比在不同的刊物中各有不同，甚至在同一刊物的不同期数中也经常波动很大。例如，就笔者在湖南涟源县的调查，涟源县文化馆自1950年代初期成立后就办有不定期的“演唱资料”并延续至改革初期，1979年县文化馆开始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涟河》，但只有两期集中刊载小说，其他期号则以报纸形式出刊，小说、散文、故事、通讯、曲艺、诗歌、歌曲等各种类型都有，小说（含小小说）仅占极小的比重。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县级综合性文艺刊物都将“纯文学”作品置于民间文艺—群众文艺之前，如有小说刊载，也往往都在刊物目录里打头阵。这表明，即使是县一级的基层文艺工作者也都视“纯文学”在文学价值上高于民间文艺—群众文艺。极少数县级刊物也直接标榜“纯文学”。例如，1985年云南开远市（县）文化局创办《南国草》，稿约中明确将刊物定位为“纯文学季刊”，刊发“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各类文学作品”。的确，改革初期普遍弥漫着一种向“纯文学”“提高”的冲动，从最业余的基层作者到最上层的作家，都在努力摆脱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的传统，向“纯文学”步步靠拢。也正是这种冲动整体性地动员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的文学参与，引导和规限了他们的创作方式和文学趣味。这种冲动及其引发的实践后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1983年文化部印发的《全国文化馆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地批评各地文化馆忽视群众文艺活动，过于重视文学创作活动，“把主要力量办文艺刊物，干部关门搞创作”，把文化馆办成了“小文联”或“创作室”60。改革初期这种普遍弥漫于基层的“纯文学”冲动、趣味与追求，一定程度上是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文艺为工农兵”的文艺实践的结果，因为正是这一实践推动了小说、现代诗歌、散文这些“纯文学”的“普及”，使其成为具有群众性的文类；但同时意味着这一实践的终结，因为也正是这一普遍的“纯文学”冲动将普及与提高的指向均局限于“纯文学”的场域，从而将民间文艺—群众文艺排除出当代文学体制。自此而后，普及与提高的结构性关系便彻底失衡。

另外，1980年代初“通俗文学热”的出现，从外部同步地解构了普及与提高、民间文艺—群众文艺与“纯文学”的结构性关系。在改革初期，随着文学生产的“纯文学”取向日益强化并将民间文艺—群众文艺排除出当代文学体制，通俗文学迅速崛起，与“纯文学”形成新的张力关系，成为“纯文学”新的“他者”。1981年，湖北文联创办《今古传奇》，可以说是“通俗文学热”正式兴起的标志。随着1984年左右期刊杂志“自负盈亏”和群文系统“以文补文”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行，61靠市场吃饭的“通俗文学热”更是所向披靡，1986年左右全国通俗文学刊物已达200多种，62“纯文学”刊物根本无法与之颉颃。按照《中国出版年鉴》相关统计，1980年《人民文学》尚有132万的平均期印数，此时通俗文学刊物还少见踪影，到1986年，平均期印数超40万的22种文艺期刊中无一种是“纯文学”，绝大部分都是通俗文学类，其中《故事会》达到445.6万。对于文学基层来说，“通俗文学热”的直接影响是迫使部分地级刊物迅速向通俗文学靠拢。1985年，《文艺报》记者调查发现，广西的“通俗文学热”“主要表现为各式小报纷纷创办和某些地市级文学期刊相继增发武林、侦破类小说”，南宁等城市街头能发现27种本省通俗报刊，总发销售量可达4000万份，其中通俗期刊主要由各级文联、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等创办。广西本土“通俗文学热”首先形成于地级文学期刊开始以一定篇幅刊发侦破、武侠小说，例如柳州市文联主办的《柳絮》，1982年即开始刊发侦破小说；到了1984年，“地市级文学期刊普遍‘转向’”，例如《南方文学》（桂林市文联）、《金城》（河池地区文联）、《百花》（柳州地区文化局）、《故事天地》（桂林市群众艺术馆）等，广西的“通俗文学热”迅速形成。63由于广西是“通俗文学热”的代表性地域，因此广西的情况或许表明，全国地区一级的文联—作协组织和群文单位普遍转向通俗文学，是1980年代如火如荼的“通俗文学热”兴起的重要文学制度因素之一。究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地级文联—作协组织和群文单位扎根城市，拥有良好的发行渠道和影响力，且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创作人员，深谙市民的通俗文化趣味，一旦环境允许或经费不足，为了生存乃至谋利，便很容易转向通俗文学。县级文联—作协组织和群文单位由于地处偏僻，各方面都缺乏转向的条件和资源，因此始终徘徊在“纯文学”与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的交叉地带，很少有彻底转向通俗文学的。如此一来，县级刊物的经费日益捉襟见肘，基层文艺的领导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日渐低下，刊物的生存处境每况愈下。正如以培养出路遥而著名的陕西延川县《山花》编辑部在1988年所感受到的：“文艺商品化日渐严重，势单力薄的《山花》要坚持下去并死守严肃文艺，可以想见是很艰难的，经费紧张，印刷费用上涨，越来越多的作者无心创作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忧虑”64。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正式拉开大幕以后，随着整个文联—作协系统和群文系统的萎缩，无论是地区还是县域的基层作者都风流云散，文学基层的黄金时代已无从复现。

结语：发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基层”

新时期文学何以被视为“建国以来最活跃、最繁荣”65？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理解新时期文学史的关键。不只如此，如洪子诚所指出的，如果说狭义的“当代文学”是指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代初正式开启市场经济时代之前的文学66，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理解“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理解它的兴盛与危机的关键。

虽然对此早已有很多回答，但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要落实到文学基层的活力与繁荣。在改革初期，遍地开花的办刊单位，数不胜数的刊物种数，改革初期的文学基层展现出难以想象的活力。繁荣活跃的文学基层是新时期文学的土壤和蓄水池，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作者和读者，同时也培育出文学的整体性生态。与此同时，文学基层与文学上层的直连互通使得新时期文学的上层文本和重要事件能够迅速影响基层，形成王蒙所说的“轰动效应”，产生广泛的社会性影响。这是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最活跃、最繁荣”的关键条件。因此，文学基层从来不是“剩余”，而是“基础”，具有“决定”文学“上层”的作用。

文学基层的形成与繁荣有赖于一系列“文学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文联—作协系统和群文系统，尤其是群文系统在县一级基层所承担的功能，使之具有别样的重要性。如果这两个系统是文学基层的骨架，那么基层文艺刊物可以说是文学基层的血肉，同样构成了文学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作为文学基础设施的基层文艺刊物，无法像“国刊”《人民文学》或地方重要刊物如《收获》那样，仅凭一刊之力就能够左右或参与全国性的文学潮流，但数不胜数的基层刊物却自有其作用。它们与基层关系密切，发表门槛不高，最适合为刚起步的大量创作者提供最初成长的必要支撑，也就近为基层作者和读者提供文学生活的基本资料。这两个系统与无数的基层刊物协力构筑了一个文学公共网络，它是基层作者与上层作家交往互动的媒介，还是上层文学进入和影响文学基层的通道，它既连接了基层大众，也联通了文学上层与文学基层，使得文学能辐射更广、下渗更深，新时期文学由是影响广大，基层与上层由是联通成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生态圈，甚至是一个文学的“共和国”。不只如此，这一文学公共网络为普通作者和读者群众的文学生活、社会交往和建基其上的意义生产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和辅助性的路径，它使文学参与和融入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大众的“整体的生活方式”67的构成性要素。

推而言之，整个“当代文学”之所以影响甚大、作用关键，也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学基础设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基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源头起码追溯至延安时期），文学的群众性追求落实为制度实践，文联—作协系统与群文系统从此双头并进，文学向基层的下沉从未停止，文学基层由是不断厚实（“文革”前期是暂时的例外），并在改革初期孕育出“空前繁荣”68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正在于它是建基于一个厚实的文学基层之上的，正如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也同样要着眼于基层社会的厚实与否才能内在地理解。

1990年代以后，狭义的“当代文学”的终结与广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恰恰是以放弃文学基层为标志和代价的。自1990年代开始，文学基础设施严重萎缩，基层作者曾赖以步步成长的制度阶梯（尤其是指曾扮演文学生产功能的群文系统）被抽空，散落于基层的业余作者要么凭靠少有的文学才能一举在省级乃至全国性大刊上发表作品、步入文坛，要么就只能被干脆地阻挡在高门槛的文学刊物之外，最终丧失文学兴趣或转向通俗文学和后起的网络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一度只存在上层与中层，而不再有基层。文学基层的萎缩同时意味着文学公共网络的消失，这导致文学生产日益专门化和小众化，文学越来越丧失积极介入日常生活世界的能力，最后连文学本身也似乎沦为“剩余”。就此而言，文学基层成为“剩余”既是文学史话语机制的产物，也是文学日益边缘和无力的表征。

某种程度上，文学基层的萎缩乃至空心化，本身是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狂飙突进的发展主义的历史后果之一。随着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兴起、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复兴与新媒介的普及，文学基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重建，从而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过，这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馆系统与新时期文学的兴起研究”（项目编号：23BZW15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周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

2 石岸书：《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3 黄发有：《创刊潮与新时期“中篇小说热”》，《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4 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2页。

5 新闻出版署编《建国以来期刊出版统计》，《中国新闻出版工作全书》（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63页。

6 陈忠实：《陈忠实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还可以从一个基层县的实例来看1971年的意义。据湖南省涟源县的有关资料记载，自1957年“反右”之后，涟源县不再有定期的连续出版物，仅有一种不定期的《演唱资料》，用于刊载工农兵文艺作品。直至1971年6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涟源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下属的革命文化组（“文革”前的县文化馆，1974年恢复馆名）举办一系列文学、戏剧、音乐等创作学习班，培训业余作者，学习结束后结集出版，名为《工农兵文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专集》，从此《工农兵文艺》作为不定期刊物就延续下来。参见聂玉文《谜话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132页；涟源市文化馆编《涟源市文化馆建馆50周年专集》，内部资料2002年版。

7 在改革初期，有些地方的文化局（文教局）配备有专门的文学创作干部。例如，1980年，山西运城行署文化局设置专门负责群众文化的文化科，配备专门的创作干部两名，他们往往与群众文艺馆、文化馆合作办刊。林卫国：《山西文化志群众文化史料集·运城地区专辑》，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128—129页。

8 石岸书：《作为“新群众运动”的“新时期文学”——重探“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期。

9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苏省志·文学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版，第79—86页。

10 39 武剑青：《团结鼓劲 开拓奋进 争取我区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在广西第五次文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南方文坛》1991年第2期。

11 《按年份各地区群众艺术馆机构数》，《中国群众艺术馆志》，中国艺术馆筹备处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44页。全国地级区划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下文涉及类似数据均出于此，不再注明。

12 黄发有：《文学刊授活动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公共性——以史料挖掘为基础》，《扬子江评论》2023年第3期。

13 吉林市文化艺术志编辑部编《吉林市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10辑），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94—141页。

14 杨斌：《发展·竞争·多样化——10年来我国杂志事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三卷），宋应离等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5 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莫言文集·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0页。

16 17 18 35 36 37 60 中国艺术馆筹备处、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编《中国群众艺术馆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463、306、811、271、494、770、928页。

19 县一级也存在这种转移。例如，江西进贤县文化馆1973年创办《青岚新苗》，后更名为《青岚湖》，“1983年进贤县文联恢复，文艺内刊《青岚湖》由文联接办。进贤县文化馆1985年改办《进贤文艺》小报，1988年更名为《进贤文化》，共出22期”。毕文君：《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以江西为例》，《创作评谭》2021年第6期。

20 笔者暂未找到改革初期相关的确切文件用以佐证，不过，1956年时文学期刊曾有过类似的文件，其中包括：“文学刊物一律取消‘机关刊物’这个说法。各期刊物的尾页，不再注明举办期刊的名称（如‘作协××分会’或‘××省文联’等），而以‘××社或编委会或以编者的姓名’代替之”，“文学刊物的企业化管理，应该积极推行。”《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纪要》，《作家通讯》1956年第8期，转引自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21 武剑青：《团结鼓劲 开拓奋进 争取我区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在广西第五次文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南方文坛》1991年第2期。

22 30 31 32 中国艺术馆筹备处、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编《中国文化馆志》，专利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编者说明”及第736、1636页。

23参见《中共南充地区宣传部、南充地区文化局关于我区内部报刊重新登记办证的通知》《中共南充地委宣传部、南充地区文化局关于我区部分报刊压缩停办的通知》，载南充地区文化局新闻出版科编《新闻出版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91年版；南充地区文化局编《南充地区文化艺术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1—933页。1993年之前，既有南充地区，也有南充市和南充县。除表中所列，1990年之前苍溪县文化馆曾办有《苍溪文艺》《苍溪文艺演唱》，华蓥市文化馆曾办有《华蓥山演唱》等。

24 周扬：《站好岗哨 当好园丁》，《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25 《全国文艺刊物已达六百余种》，《羊城晚报》1981年 5月17日。

2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7 王增如：《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页。

29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88页。

33 群艺馆主办的文艺刊物可以内蒙古包头市群艺馆编辑出版的《百灵》为代表案例：“《百灵》是包头市群众艺术馆编辑出版的以发表演唱作品为主的群众文艺期刊，16开本，内部刊物。1973年创刊时刊名为《工农兵演唱》，后改为《群众演唱》，1980年定名为《百灵》。其宗旨为城乡基层单位提供文艺演唱材料，为群众提供通俗读物。自1973年到1985年，《百灵》共出刊34期，发表剧本70多部（二人台、小歌剧、小戏曲、小话剧、电视剧等），曲艺170多篇（快书、快板、相声、鼓词等），歌曲150多首，故事140多篇，还有歌词、评论、诗歌、随笔、美术、舞蹈、摄影、民间文学等作品共计300余万字。”中国艺术馆筹备处、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编《中国群众艺术馆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34 例如，大同市群艺馆的前身雁北地区群艺馆从1980年起，陆续办有7种报刊，如《雁北演唱》《桑干河》《含羞草》《雁北群众文化》《塞北文苑》等。中国艺术馆筹备处、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编《中国群众艺术馆志》，第63页。

38内江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内江市志》，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09页；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四川省群众文化志》编委会编《四川省群众文化志》，内部资料1998年版，第292—293页。

40 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四川省群众文化志》编委会编《四川省群众文化志》，内部资料1998年版，第290、294页。

4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0页。

42 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秘书处：《迎接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侧记》，《神剑》1985年创刊号。

43 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的“广告语”，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44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刘增人、刘泉、王今晖另编著《1872—1949年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认为1917—1949年共有9800余种“文学期刊”和“涉文学期刊”，涉及文学的非纯粹文学期刊。由于本文只讨论文学期刊，故仍然采用3500余种的说法。此处感谢殷鹏飞的提示。

45 王蒙：《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委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人民日报》1985年1月6日。

46 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47 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8 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3页。

49 孙进舟：《中央群众艺术馆的兴衰与中国艺术馆的筹建》，《中国群众艺术馆志》，中国艺术馆筹备处、北京华人经济技术研究所编，第5页。

50 以上文件参见国家出版局办公室编印的《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76.10—1980.12）》、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印的《出版工作文件汇编（1983）》和新闻出版署编著的《中国新闻出版工作全书（上）》等资料。

51 陈忠实：《有剑铭为友》，《延河》2004年第4期。

52 纪文：《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召开会议座谈稿酬问题》，《中国出版》1979年第10期。

53 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54 中国印刷物资公司编印《出版纸张工作三十五周年纪念册》（1952—1987），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91—93页。

55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编《中国印刷年鉴》（1989—1990），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56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4—1986），印刷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57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编《中国印刷年鉴》（1987—1988），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8 张均：《“普及”与“提高”之辩——论五十年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势力之争》，《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5页。

59 程光炜：《要整理地方材料，更要深入研究》，《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

61 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提出大部分期刊一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律不得给予补贴，现有的补贴从1985年1月1日起一律取消”，并特别说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行署、市、县办的文艺期刊，一律不准用行政事业费给予补贴。”1980年代中期，群文系统也开始推行“以文补文”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在财政拨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群文单位转向市场，部分或全部地自负盈亏。“以文补文”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事业单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挖掘内部潜力，利用本单位的技术、设备，根据群众的需要，开展有益的文化活动，并根据当地群众经济负担的能力和举办这些活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适当地收费，然后，用所取得的收入，进一步扩大业务服务范围，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孙建平、邹晓岩：《总结“以文补文”经验 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全国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综述》，《财政》1988年第9期。

62 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63 王屏、绿雪：《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艺报》1985年第2期。

64 “编前”，《山花》1988年第4期。

65 《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转引自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下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739页。这一文件是周扬主持起草，并递交1982年6月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讨论，因此这一对新时期文艺状况的判断是经过审慎考虑的。

66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7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296—297页。

68 “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十年文坛荒芜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非但迅即复苏，而且短短六年（指1976年10月到1982年）间便达到空前繁荣的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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