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时代”的“元诗”话语与诗人随笔
内容提要：1990年代以降，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导致了市民社会的空前壮大，历史发展进入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在此特殊的历史文化转型期，诗人张枣等率先提出“元诗”概念，并采取以诗论诗、以文论诗等方式重新探讨“何为诗”“诗为何”等本体性诗学问题，有关“写作”“语言本体”“技艺”“手艺”等具有强烈“元诗”意识的诗学话语蔚为大观，成为当代新诗新的诗学建构和写作实践的重要症候。本文认为，这些“元诗”话语主要属于哲学和美学层面的诗学言说，同时体现于众多诗人的“非诗”文体的随笔写作中，是诗人们在“散文时代”努力构建新的诗歌“艺术科学”/“诗学”的自觉探索。
关键词：“散文时代” “元诗”话语 诗人随笔 艺术科学
在一篇为北岛的诗集《开锁》而撰写的序言中，张枣曾经对北岛诗作进行过新批评与结构主义式的解读，他称“北岛是一个语言本体直觉主义者”1，并在谈及其海外写作的元诗因素时指出：“所谓元诗（metapoetry）是有关诗的诗，或曰：诗之诗（poetry about poetry）。我用这个术语来指向写者在文本中所刻意表现的语言意识和创作反思，以及他赋予这种意识和反思的语言本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绝对的情况下，写者将对世界形形色色的主题的处理等同于对诗本身的处理”2。张枣认为元诗内涵是北岛新诗作的重要特征，并归类出抒情主体、宇宙意象、元诗语素等核心词库，作为解读北岛诗歌的“钥匙”。张枣这篇完成于1998年的序言其实更像是他自己的理论阐发——一种他命名为“元诗”的诗学话语其时正酝酿成形，并经由两年后于国内公开发表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2001年）一文，在文化视野、诗学信念、语言意识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新世纪中国新诗的诗学建构和写作实践之中，几乎成为诗坛近二十年来最具学术生产力与话题流量的关键词，相关的研究一时间蔚为大观。也正因为“元诗”话语与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关系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触及许多值得深究的思想文化与诗学问题，对于“元诗”问题的研究就仍然需要继续掘进与拓展。
一、“语言风景”：有关“元诗”理论的谱系学考察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以《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为题发表于《今天》1995年第4期的张枣的文章可被视为进入新世纪新诗场域的一个重要路标。该文从“语言风景”切入，以“一直未了的心事——对‘现代性’的追求”为核心，勾画了1917年以来新诗发展的曲折之路。在张枣看来，白话新诗的发展是自身语言不断变革、吸纳和扩张，实现文言经典、日常口语和翻译语体三者生态平衡的历程，只有保证语言系统的开放才能实现新诗的发展。不过，走在这条现代性之路上的新诗人却也曾经在1949年的社会巨变后进行过令人遗憾的调整。有鉴于此，张枣才强调：“中国文学在遵循白话这一开放性系统的内在规律追求现代性时，完成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在本土的演变和生成并非难事，成败关键在于一种新的写者姿态的出现，偏激地说，关键在于是否在中文中出现将写作视为是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写者。”3据此逻辑，张枣随后更将“新的写者姿态”推及一种“元诗歌”(metapoetry)或“诗歌的形而上学”，即“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张枣虽然一方面推崇“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写者”，但因为其立足点还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他也就能从中西诗歌传统的差异出发，认识到“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与西方诗学要求的诗本体的自律之间实际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国先锋诗歌面对的困难和危机是从汉语处境出发的当代诗歌写作实践所必然需要面对的5。
如前所述，张枣的关于“元诗”的名文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大石头，给新世纪的国内诗坛带来了多方面的震荡。正是在其启发和激发下，诗坛学界关于“元诗”理论、“元诗”写作及当代诗歌实践的讨论有了丰富的收获。概而观之，既有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在张枣“元诗”理论的内部展开，考察其“元诗”理论的诗学资源和历史文化背景。二是依循研究者个人对“元诗”话语的理论预设和阐发，分析相关诗作，探讨当代诗人写作中的“元诗”意识。
依循实践路径一的学者以亚思明、王东东、彭英龙等为代表。亚思明的研究主要结合张枣的成长、游学、交往、出国等个人经历，剖析张枣“元诗”构想的发源。她还通过摘取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猫的终结》等诗作片段论证张枣本人对于“元诗”的原初理解及其写作实践。亚思明认为，“元诗”理论构成张枣思考由鲁迅开启的新诗现代性演进的一条中心线索。这条线索虽曾中断，但却经由北岛等“朦胧诗人”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写作变化得以延续，最后与“后朦胧诗人”的诗歌写作汇合。而使张枣得出“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殊途同归这种结论的依据，恰恰正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共同的“元诗”趋向6。王东东根据对张枣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的整体观照，“试图从三个角度重新认识元诗观念：第一，考察元诗与语言的关系，作为一种激进的现代主义写作实践，元诗的建构离不开现代语言哲学的支撑；第二，思考元诗观念和创造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观念的谱系学中确认元诗的宗教与浪漫主义来源；第三，则是辨析元诗与超验诗、纯诗之间的关系，试图认清元诗作为一种诗歌方法、理论甚至类型的可能”7。王东东的阐论兼顾“元诗”理论的发源和时代语境的转换，梳理出张枣的“元诗”建构与中国新诗现代性发展、“元诗”话语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语言哲学的转向、“元诗”理论与西方现代诗学二元超验论、超验诗和纯诗等多维复杂关联，力图打开“元诗”理论的“当代性”。彭英龙的研究则直接抓取暗喻、汉语性、元诗三个关键词来溯源与辨析张枣的诗论。通过对“寻找暗喻”“把握汉语性”的分析，彭英龙发现张枣的“元诗”理论其实是在西方诗学二元论与中国传统诗学一元论的矛盾中，取法马拉美的纯诗主义、荷尔德林的拯救诗学、传统汉语诗学等加以熔铸，因此具有内涵含混的特点8。
依循实践路径二的学者主要有陈超、姜涛、李章斌等。陈超关注“元诗”写作的语言本体论向度，认为“元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直接等同于写作内容。在这类诗人看来，诗歌‘语言言说’的可能性实验，本身已经构成写作的目的，诗不仅是表达‘我’的情感，更是表述‘元诗’本身的”。陈超通过援引马拉美、海德格尔、罗兰·巴尔特、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细读张枣的《望远镜》、多多的《我读着》、唐丹鸿的《机关枪新娘》、昌耀的《斯人》等作品，据此论证了“我说／语言言说”的彼此合作之路：“一首有真义的诗，必会出现‘我说’和‘语言言说’的共鸣与对话关系”，认为“从语言本体论向度看过去，那些在‘我说’之后，有能力进一步让‘语言言说’的诗家语，才是弥足珍贵的诗歌‘肌质’(texture)，也是现代诗存在的本体依据。”9姜涛则以“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为核心，借助“元诗”理论，指出张枣“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诗歌的核心气质：对写作过程的关注似乎凝聚于许多当代诗人的表达之中。因而‘元诗’不仅作为一种诗歌类型（以诗论诗），更是作为一种意识，广泛地渗透于当代诗歌的感受力中”10。姜涛还认为，“元诗”意识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意识，通过抗辩表达对新的文学秩序的渴望，重建当代诗歌场域的自主性。无独有偶，李章斌在详细阐述张枣“元诗”说内蕴的同时，也认为“当代中国的‘元诗’书写从一开始并不是以一副‘与世无争’的‘纯文学’面目出现的，而是带着强烈的与历史语境和体系性文化对抗、争辩的意识，这恰好构成了其诗意生成的路径”11。李章斌比较警惕“元诗”话语导向当代新诗“语言神话”的极端性，更强调保持语言与现实之张力的必要性。
综合来看，上述两种对张枣“语言风景”的讨论，或侧重“元诗结构”，或侧重“写者姿态”。除此之外，学界普遍认为张枣已经构建出一种“元诗”理论，而这种理论的生成与兴盛同时还依托于1990年代以来广泛存在的“诗人批评”工作和“作者诗学”意识。当然，这些都是侧重于诗学理论谱系的考辨和诗歌史脉络的梳理。而若要放宽历史文化的视野，考虑到诗人写作文体的多样化，黑格尔关于“散文时代”的论述及其重建艺术科学的观点，可能更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元诗”话语在1990年代以后生成与兴盛的特殊语境，发现“元诗”意识不仅仅体现于重要的诗歌作品，同时也广泛渗透到众多诗人的“非诗”文体（随笔写作）中。
二、“散文时代”：“元诗”话语的上下文
早在中国社会全面开启市场经济的1990年代之初，著名的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就以黑格尔的命名对这个重大而深刻的历史转型做出了判断，云：“如今又进入散文时代，人均自顾专业化。”12不仅如此，针对当时国内思想学术界面对社会转型所表现出的“精英”士大夫心态，李泽厚更是直言其为“一种幼稚病”13，云：“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没有也不需要主角或英雄，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14李泽厚的判断与黑格尔的概念契合，也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符，199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市场社会前所未有的壮大的时代，而现代市民社会的崛起恰恰正是黑格尔当年所反思的“散文时代”的到来，是与此前的“诗”的古典时代相对的：“市民社会中个体与总体不再统一，不再从城邦和国家中获得重大动机，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一只羊的丢失和一个姑娘的恋爱’之类的俗务。……‘诗’是纯粹、青春和爱情，‘散文’却是对庸常、世俗、实利的认可。”15
“散文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英雄史诗时代的结束，1980年代的英雄情结、精英心态和青春激情逐渐让位于1990年代追逐世俗利益与欲望的务实、庸常观念，情势如此，诗歌也“在解构的日子里”快速逊位于经济这个“中心”，“在晚报和银行的注视下”，诗人成为平庸生活的“记录者”：“诗歌无法带来利息，所以也就无法分享这个创造了太多利息的时代，也无法分享晚报与银行，尽管它注定要进入晚报和银行。诗歌的无用性与诗人（可笑的旁观者！）的无用性、真正的写作的无用性是连在一块的。”16当然，1990年代毕竟属于转型之中的年代，自有其新旧杂陈的复杂，诗歌和诗人虽然不再占据社会文化的中心，但却并不甘心于无用和边缘，历史的惯性也使得国人并未完全忘怀于曾经的文化英雄，只不过时过境迁，主客易位，诗歌和诗人在这个年代到底还是被降格成了刺激消费市场和大众心理的一道道诗歌景观。
第一道诗歌景观是“诗人自杀”。1989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1991年，戈麦在北京西郊万泉河投水自沉，1993年，顾城于新西兰激流岛杀妻后自缢而亡……然而，1990年代前所未有的“诗人之死”所引起的短暂轰动，并未能挽回正在远去的诗歌的光荣时代，恰如学者王岳川所言：“诗人自杀的结果是诗人被遗忘和诗被遗忘。时代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诗人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求索者和追问者，却死于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一个不需要诗人、诗性、诗情的时代。诗人自杀是‘诗’人独憔悴的极端形式。”17第二道诗歌景观是“汪国真热”。当仍然怀抱“纯诗”理想的诗人们在商业逻辑下感到精神绝望而进退失据的时候，名不见经传的汪国真却携带《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走红大众社会，成为诗集发行量最多的诗人18。对此，有论者分析指出：“汪国真的使命，不在于在诗歌领域进行前卫性的开拓，只是用模式化的语言所包装的幻象满足大众无休止的即时消费的欲望。”19的确，作为艺术上并无建树的汪国真的诗歌在1990年代的“热销”，是大众传播型文化的典型症候，也是消费主义社会的衍生物。第三道诗歌景观是“下半身写作”。以肉体欲望和性行为为书写中心的“身体写作”是1990年代文坛的丰盛景观，其中沈浩波等诗人所提倡的“下半身写作”则为这种泛滥化的“身体写作”提供了理论性宣言，它流行于一个大众猎奇性、快感式消费需求高涨的时代，无论毁誉，都难以回避资本和消费文化的在场。第四道诗歌景观是“盘峰论争”。新旧世纪之交，诗坛两拨诗人因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观念分歧而在各种媒体上展开激烈论争甚至互相攻讦，一度成为舆论热点。虽然论争涉及诗歌资源、诗歌语言、风格和特征等诗学问题，但论争双方势同水火的态度，不能不说与诗学之外的市场利益、文化权力的分配和象征资本的积累等有莫大干系，甚至被视为一场“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20。
“散文时代”的到来导致诗歌的边缘化，但消费市场主导的“散文热”却迅速成为新的文化宠儿：“不妨说，诗人的自杀和诗坛的冷寂使散文在一片文化的吆喝声中火爆起来。于是，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小男人散文、游戏散文、无情而流情的散文，红遍天下，使出版商的腰包很快鼓起来。”21不过，也正是在此情势下，仍然有一些诗人选择了直面转型年代诗歌的惨淡现实，开始重新思考、探索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诗人和诗歌的命运以及诗歌的写作之道，而张枣新旧世纪之交有关“元诗”理论的探索显然恰逢其时，犹如史蒂文斯笔下的那只“田纳西的坛子”，使得凌乱/慌乱的荒原/诗坛有了秩序与方向。
三、诗人随笔中的“元诗”意识
1990年代以来，除了张枣本人的实践，中国当代诗坛中具有“元诗”意识的诗人写作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写作还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诗歌文体，在一些诗人的随笔作品中，同样表现出以“元诗”意识为入口的诗学思考。而这种溢出了单一诗歌文体的“元诗”意识之所以较醒目地体现于诗人随笔的写作，实在又绕不开“散文时代”的总体性语境，特别是因为市场经济、消费时尚和大众文化催生出的文化市场上的“散文热”。如前文所述，由于散文在文化消费市场的火爆和出版商的推动，相当多的诗人因势利导、主动转入了带有“元诗”意味的随笔写作并能顺利获得出版、发表，从而得以维系并更新诗歌与现实社会、大众读者的可能通道。尽管如此，诗人的随笔与消费市场上一般流行的散文作品还是显著不同，因为其代表性作者多为19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参与者或引领者，具有高度的诗学自觉和独立的精神立场，这类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人随笔实质上属于带“诗人批评”和“作者诗学”性质的阅读札记、谈诗断片、创作随感等。
关于“诗人批评”，对此做过专题研究的冷霜曾经指出，诗人的批评文本“以其对具体写作实践的熟稔，对正在进行之中的当代汉语诗歌发展与新变的敏锐洞察，以及富含学理与智慧的言说方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注意”22。不过，诗人谈诗论艺的随笔篇幅相对短小、品评随感式居多，在文体形式上与专题性的诗人诗论还是大不相同，虽然二者在文化视野、诗学信念、语言意识、方法论等方面并无二致。正如冷霜所言：“在1990年代的不少诗人那里，如西川、陈东东、王家新、翟永明等等，很多重要的诗学见解都仍然是以一种体验与感悟式的、‘只言片语’、随笔式的面目出现。”23相较于以论文形式面世的“诗人批评”的理论化探索，诗人随笔具有更宽泛的写者范畴和更丰富的文本样态，从这个角度说，诗人随笔又内含一种贴近写作本身的“作者诗学”。对此，在诠释梁宗岱关于瓦雷里的诗学认识时，张枣就曾经指出，梁宗岱并“不把诗学文章当作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述来写”，而是“一位诗歌写者的文学评论”，一种“作者诗学”：“正如瓦雷里在阐述他人作品的时候，其主要的兴趣点倒不在于学理判定，而是以此来反观自己的创作，做出自我反省。梁的具体目标，就是通过辨析欧洲现代派的最新进展来启迪他自己和师友们的思考，为诗歌写作探索新的道路和前景。”24据此而观，诗人随笔其实兼具“诗人批评”和“作者诗学”的特点，正因如此，富含“元诗”意识的诗人随笔和专题性的诗人诗论一起成为1990年代以来促进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诗学文本。
若要具体讨论诗人随笔中的“元诗”意识，我们可以根据张枣所提出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概念，把这类诗人随笔进一步划分为侧重诗学批评的随笔札记和偏于随感随录的现代诗话两种。
实际上，在当代文学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1980年代中期开始，不同年纪和阅历的诗人们就已经开始通过散文随笔、札记随感来反思和梳理自己的诗歌写作。“文革”刚刚结束，就有一批从历史风暴中归来的老诗人如公刘、牛汉、曾卓、绿原、彭燕郊、流沙河等，结集出版了《今诗话丛书》，收录入其中的文字多为“关涉到诗的散文”25和“谈诗的札记”26。1985年，老木编选《青年诗人谈诗》也“是着眼于诗人从评论家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看待他们的作品；或者，仅仅是感受”27。1989年，诗人王家新此前所写作的包括创作随感、阅读札记等在内的文章结集为《人与世界的相遇》问世。此后，他又相继出版《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对隐秘的热情》《没有英雄的诗》等诗论随笔集。对此，王家新坦言这些文章是作为习诗者的诗学探讨，是为了“成为一个自觉而非盲目的诗人，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锻造中来”28。有大量随笔作品的西川同样也谈到写作随笔是为了记录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上感兴趣的问题，是“为学习而写”29。西川通过《我们时代的神话：海子》《深渊里的翱翔者：骆一禾》《认识欧阳江河》等随笔介绍当代诗人的写作历程和诗学风格，通过《关于〈母亲时代的洪水〉》《关于〈汇合〉写作的说明》分析自己的创作得失，讨论构思、形式、题材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都饱含总结诗歌经验、观察诗歌新变、反思诗歌写作、探索诗歌未来等“元诗”意识。而欧阳江河在《站在虚构这边》《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等文章中通过解读张枣、翟永明、柏桦的诗作，也对“暧昧性”“词的奇境”、词与物、真实与模拟、技术时代的文学性、文学语境与社会语境等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由于当代诗人是置身于体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对照语域从事写作的，自我中的他者话语在这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将现实与非现实、诗与非诗之间存在的大量中间过渡层次包括进来的书写策略，它加深了对原创意义上的‘写’的深度追问。”30钟鸣则在“关于诗人对话素质的随感”中，借助史蒂文斯、曼德尔施塔姆、卞之琳、辛笛、翟永明、张枣的诗作，讨论现代诗中人道主义和自由张力、成诗过程和知音对话、技术社会的转型与“失败中的人类”31等问题……总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诗人谈诗论艺的随笔性文字逐渐增多。进入1990年代以后，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钟鸣等人的随笔更加趋向具有“元诗”理论特征的“诗人批评”。
相对有“诗人批评家”之名的诗人多以诗学论文进行具有主题性和理论深度的“元诗”探讨，更多的诗人则会选择表述自由、随性而论的断片式诗话展开有关“元诗”的顿悟，这种文体形式承继中国古典诗话传统，又受到西哲维特根斯坦的笔记体和尼采的格言体的影响。例如，臧棣在简介自己的诗学笔记时就曾表白：“在20多年的习诗生涯中，经常会随手记下一些关于诗的随感的笔记。这些笔记只是对诗的率性的思考。有的片断和深思熟虑有关，但更多的大量的片段，只是一种自觉的针对诗的语言实践。”32注意到这种“针对诗的语言实践”的诗话形式在新世纪诗坛的大量出现，霍俊明曾经如此总结评论：“在活动化、媒体化成为常态的今天，在诗歌写作人口难以计数的今天，诗人如何写作、如何维持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深度是常说不衰的问题。《天涯》2019年第1期推出‘诗与思’随笔小辑，包括臧棣《诗道鳟燕》、杨炼《剩水图》、西渡《诗学笔记》、王家新《我们所错过的布莱希特》、清平《日思录》、于坚《挺身而出》、孙文波《洞背笔记》、蒋浩《方言》。这整体性地展示了当下汉语诗人的文体意识、当代经验以及精神难度和思想能力。”33事实上，除了霍俊明所列举的上述诗人的具有“元诗”意识的随笔作品，陈先发近年发表出来的《黑池坝笔记》同样引人关注。例如沈苇就较早将其与“元诗”相联系，云：“陈先发的两卷本《黑池坝笔记》十分出色，主要是断片式的随笔体，有不少诗歌体，也就是说在‘以文论诗’中加入了‘以诗论诗’。‘以诗论诗’可以涉及诗歌写作和诗学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关乎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视为一种‘元诗歌’。”34不仅仅是陈先发“集哲思、修辞、诗学、诗语、美学与世象拷问于一体的笔记体‘问卷’式读本”35《黑池坝笔记》，陈超的《诗野游牧》、耿占春的《退藏于密》、泉子的《诗之思》、陈东东的《词的变奏》、翟永明的《纸上建筑》、西川的《水渍》、蒋浩的《恐惧的断片》、森子的《戴面具的杯子》、蓝蓝的《内心生活》、海男的《心灵挽诗》等诗人随笔集/诗文集对诗的结构、形式、技术、诗与思、语言与存在等“元诗”话题也多有精深之论。这些深具“诗人批评”和“作者诗学”内涵的诗人随笔无疑也是具有“元诗”意识的写作，自1990年代以来始终伴随着诗人的诗学探索，围绕“诗何以为诗”而形成了一种诗与文的跨文体对话，为张枣的“元诗”探讨增添了丰富的诗学维度，也为新世纪以来新诗“艺术科学的重建”开启了方向。
四、“元诗”话语：艺术终结与艺术科学的重建
无论是张枣“元诗”理论的建构，还是诗人随笔具有“元诗”意识的言说，都可看作诗人身处“散文时代”的“为诗一辩”。如果考虑到新世纪以来学界有关“艺术终结”和“文学终结”的热烈讨论，那么，诗人们的“元诗”探讨又可看作对黑格尔关于“散文时代”重建艺术科学观点的内在回应。
众所周知，以“散文”的隐喻阐释现代性带来的人类“精神”问题并预言艺术的终结是黑格尔颇富影响力的工作。不过，黑格尔虽然根据体现“绝对精神”/“理念”的阶段等级放弃了感性的“低级”的艺术，并将哲学阶段设想为精神的终极阶段，但“黑格尔的这种走法不但不能弥合现代性带来的人性分裂，反而会导致世界被彻底地‘理智化’” 36。当然，讨论黑格尔的哲学并非本文主旨，但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37，黑格尔从其所设定的精神发展的逻辑过程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其对于现代社会/“散文时代”精神与艺术问题的反思，还是给今天的我们考论新世纪中国的“元诗”话语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史视阈。
按照的黑格尔观点，“散文时代”的教养产生了反思的爱好和运用抽象的知解力下判断的风气，使得现代人往往“把普遍的法则和定准定为自己的意志，把世界的生动繁荣的现实剥下来，分解成一些抽象的观念”38。这种反思或抽象知解力的观念方式，就是黑格尔所命名的“散文意识”39，一种与诗和艺术的立场相对立的“散文式的理解力”，其实质却是现代性的主客明白二分的态度40。而“散文意识”的产生依赖于“世界的散文”，或者说，依赖于“散文的世界”，一个“个人所有权得到法律确认与保护的、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追求个人利益”的市民社会41，但“诗的时代”在此却已结束，因为每个人都被编织入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实，这现实“现出人类生存的全篇枯燥的散文”42。
黑格尔将“散文时代”的精神及艺术的问题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无疑是高屋建瓴的。正因如此，黑格尔另外关于“散文时代”重建艺术科学的观点对于“元诗”问题的讨论也就特别值得重视。实际上，也就在发出艺术终结的观点的同时，黑格尔还特意强调了艺术发展的另一趋势：“现在的艺术品在我们心里所激发起来的，除了直接享受以外，还有我们的判断，我们把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段以及二者的合适和不合适都加以思考了。所以艺术的科学在今日比往日更加需要，往日单是艺术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满足。今日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现出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43比照黑格尔的思考，我们的耳边似乎也响起张枣关于“元诗”的言说。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认为“构成心灵的最内在本质的东西正是思考”，“艺术还远不是心灵的最高形式，只有科学才真正能证实它”44，“美和艺术的科学研究方式”应是“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45，这些论述其实也已经在1990年代以来思考“元诗”问题的中国诗人那里有了遥远的呼应。
如果从黑格尔重建“艺术的科学”角度看，1990年代以来张枣等当代诗人日益强烈的“元诗”意识也可以理解为通过诗歌的感性经验探讨诗歌美的理念，亦即“诗何以为诗”。相较于既有相关研究关于“元诗”理论的诗学内部的理路探讨，笔者认为，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思考还可以在重建“艺术的科学”方面做若干补充。
（一）从理论源头看，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话语是元理论家族的一员，与元科学、元哲学、元社会学、元语言学等一样具有相同的理论逻辑内核。“元”（“meta”）意即“在……之后”“超越”，具有超越、思辨的性质，或“以一种批判的姿态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46。元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后的迅速崛起与发展是许多因素合力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元理论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在一般科学领域内进行的，而是渗透到各个具体的科学领域和知识门类，成为科学研究中一种普遍化的思潮。”47不言而喻，“一般学科和许多个别学科中这种日趋强盛的元理论研究的普遍化思潮，也必然会对艺术科学领域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要求对艺术学自身进行反省、思考”48。据此而观，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话语也应该属于元文学理论的分支，是建立在现代反思精神和文学本体意识之上重建诗歌“艺术科学”/“诗学”的尝试。
（二）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话语体现出黑格尔所言的经验和理念的统一的科学研究方式，“元诗”理论也正是经验和理念相统一的产物。张枣较早从语言改革入手，通过新诗历史脉络的梳理，通过对柏桦、西川、孟浪等诗作的审美经验的深入剖析，指出“朦胧诗”与“后朦胧诗”写作统一于“一直未了的心事——对‘现代性’的追求”49，并提出了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相辅相成的“元诗”理念。在其论述过程中，张枣对写作主体性与语言自律性、言说的困难和生活的困难、语言的变革与现实的变革、诗的危机与人的危机、危险与营救等诗学话题充分思考，在“现代性”和“汉语性”的辩证求索中揭示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元诗”倾向：“使得写变成了对写的反思。”50此外，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臧棣、钟鸣、陈超、耿占春、陈先发等兼具“诗人批评”和“作者诗学”的诗人随笔也在思索“散文时代”诗歌的出路。可以说，张枣等当代诗人的由“元诗”概念而生发的种种话语实践正是审美经验的具体性和诗学理论的普遍性的统一。
（三）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话语与黑格尔美学研究一样是建立在历史感和现实感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所谓“重建艺术的科学”是采用科学研究的方式处理美和艺术的问题，亦即当代美学家布洛克言及的“第二层次的谈论即艺术哲学和美学”或“谈论的谈论”51。在《现代艺术哲学》译序中，译者滕守尧写道：“许多人能欣赏艺术品，但并不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经验反思，并继而把这种思考说出来。对于‘艺术’概念（或‘什么是艺术’）的反思，实际上已成为当今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52黑格尔对“什么是艺术”的思考建立在考论“思想的散文”和“世界的散文”之上，“散文时代”的市民社会是其提出“艺术终结”和重建艺术科学的现实基础。同样，张枣等的“元诗”写作也是基于对新诗发展历程和社会现实的辨认。张枣认为新诗现代性的追求受阻于1949年前后社会历史现实的变革，而重启于“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诗歌语言意识的恢复。考虑到19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轨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张枣提出的“元诗”理论（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在诸多诗歌实践中就显得尤为深刻。新世纪初，国内学界有关“艺术终结论”和“文学终结论”讨论不可避免地波及每一个艺术门类，张枣等的“元诗”话语实践正是对此“影响的焦虑”的回应。而从黑格尔的观点引申来说，“元诗”话语是区别了直接涉及诗歌作品的“第一层次”的谈论即一般诗歌批评之上的、哲学和美学层面的诗学言说。
余 论
在“散文时代”中，张枣等当代诗人的“元诗”话语皆属重建“诗学”的努力。在阐述“元诗使命和功能”“言说的困难”“诗人的工作方法”“语言自律”“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汉语性”等论题时，张枣曾将新诗现代性讨论的重心落在“写”这唯一主题上，认为这是“朦胧诗”和“后朦胧诗”写作越来越明朗化的同源和交汇，是同一时代精神下的同一写作姿态53。同样，各种诗学随笔中的“元诗”意识也表现在对写作技巧、写作过程、写作效果的关注和探索上。钟鸣认为：“当代诗人中，对成诗过程予以关注，并作为写作行为的痼疾、理想、时代性和知面赋予灼热的体验与洞见的，不乏其人。而这也正是‘今天派’以降诗歌演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54钟鸣对当代诗人关注“成诗过程”的认定与臧棣关于“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的阐释异曲同工。臧棣并且以海子、陈东东、柏桦等为例进一步强调他们共通的诗学实践：“从传统意义上的写诗活动裂变成以诗歌为对象的写作本身。”55
臧棣论析“后朦胧诗”之“写作的可能性”时，还较早肯定了诗人对诗歌技艺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探索诗歌技艺也是“元诗”意识的题中之义。在《诗：技艺与经验》中，诗论家一行曾深入讨论了制作与技艺、技艺与技术、“作为语言技艺的诗”“词语的微观政治：元诗问题”等话题，并“将诗理解为技艺和经验的结合体”56，这一点与张枣提出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的二元结构颇为相似。张桃洲也论证过“手艺”这一当代诗学观念于当代诗人写作和言论中的普遍存在，认为从多多诗作《手艺》的诞生，北岛、江河、顾城等“朦胧诗人”对技巧的理解到“第三代”诗人技艺的创新和语言的不及物，张枣、钟鸣、宋琳、梁小斌、王小妮等诗文中对技艺的反思和辩难，再到技术时代技艺的诗性拯救维度，“中国当代诗人对‘手艺’的认知，涉及自然美与艺术美、技术与艺术、技艺与生命、诗歌的形与质、语言本体与社会功能、写作与现实等之间关系的诸多命题”57。关注写作和技艺本身，是“元诗”意识在诗歌语言和文本层面的具体化，是当代诗人思考与进入诗歌的不二法门。
从上述诗人和学者的讨论看，有关“写作”“技艺”“手艺”等具有强烈“元诗”意识的话语1990年代以降已经蔚为大观，众多诗人以诗论诗，探讨何为诗以及诗为何等诗学问题，其中一些诗人进而通过写作诗学随笔介入“散文时代”，主动进行诗歌批评和阐释作者的诗学主张，这些实践和张枣以“元诗”概念探究诗歌艺术的“科学”一起，为“散文时代”的当代诗歌打开了崭新的诗学空间，使之能够在与新世界的对抗与对话中焕发新的精神活力。
注释：
1 2 张枣：《元诗语素——一种诗解学模式》，《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第4辑），白薇主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49页。
3 4 5 49 50 53张枣：《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74、192、171、189、189-190页。
6 亚思明：《张枣的“元诗”理论及其诗学实践》，《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7 王东东：《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元诗观念》，《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8 彭英龙：《暗喻·汉语性·元诗——张枣诗论溯源与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9 陈超：《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0 姜涛：《“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11 李章斌：《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从张枣的“元诗”说到当代新诗的“语言神话”》，《文艺研究》2021年版第6期。
12 杨斌编《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07页。
13 14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506页。
15 单世联：《岭外风铃》，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6 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17 王岳川：《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的透视》，《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8 庄叔炎编著《中国诗之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19 郦辉：《作为三流快餐的诗歌新潮》，《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20 张闳：《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21 王岳川：《中国镜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22 23 冷霜：《分叉的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164页。
24 张枣：《现代性的追寻》，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页。
25 曾卓：《诗人的两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9页。
26 牛汉：《学诗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9页。
27 老木：《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序言第1页。
28 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47—448页。
29 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87页。
30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4—135页。
31 54 钟鸣：《秋天的戏剧——关于诗人对话素质的随感》，《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497页。
32 臧棣：《诗道樽言》，《当代诗2》，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33 霍俊明：《“高耸的圆顶很快将沉入暗夜”——2019年春季诗歌阅读札记》，《诗收获·2019年春之卷》，雷平阳、李少君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4页。
34 舒晋瑜：《倾谈录》，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25页。
35 孙仁歌：《〈黑池坝笔记〉：落地成金的“黑池坝”》，《文学报》2023年9月14日。
36 参见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0页。
37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38 42 43 44 45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191、15、15、16—17页。
39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
40 参阅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41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46 唐莹：《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47 48 李心峰：《元艺术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51 52 [美]H·G·布洛克：《美学新解——现代艺术哲学》，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5—6页。
55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56 一行：《论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57 张桃洲：《诗人的“手艺”——一个当代诗学观念的谱系》，《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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