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旅路：革命作家的战时流动与经验再造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战时流动不仅重构了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改变了新文学作家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重构了文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形塑了新的主体构造、经验形态与历史方向感。对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而言，抗战文艺在社会感知和文学感知层面的更新，有赖于作家主体位置与实践方式的重构，如何将被动的流亡与迁徙转换为切实的工作与斗争，也是不同政治区域的革命作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战时流动”的视野下，如何在爬梳作家个体或群体迁徙经验的基础上，聚焦文学形式的流变折射出的历史危机与主体困境，发掘作家在文学实践与社会肌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与经验再造，也是内在于抗战文艺研究的重要命题与理论视域。
关键词：抗战文艺 战时流动 革命作家 文学重造
一
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战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1
1946年，老舍用“八方风雨”四字状写自己抗战时期八方流徙、以笔为战的经历。伴随着作家们遍及战时中国前线与后方的迁徙与流亡，新文学的总体格局、生产与传播的范围、空间、方式及受众，以及作家交游、文学活动的展开，都呈现出与抗战全面爆发前截然不同的丰富面向。与此前新文学作家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相比，战争将知识分子带往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伴随着战争形势、政治格局及文化形态的剧烈变动，作家们足迹所至之处也逐渐生成新的文化空间。在广大的后方，昆明、重庆、延安、桂林、香港都曾成为作家聚集、交往以及展开文学实践的中心。尤其是1930年代形成的具有共同的革命倾向的左翼文学群体，在战时迁徙的聚散离合中也面临着文化空间的转移与重构。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曾以文学革命的召唤，令大量知识青年与文学青年从内陆乡村进入大中城市，形构了全新的现代教育与文化空间，那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则将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家及青年学生从城市重新驱散、放逐到了广大的内地与乡村基层世界。面对战争局势的瞬息万变、政治格局的打散重组以及战时文化的风起云涌，新文学作家尤其是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群体必须要在漫长而动荡的流亡与迁徙中，面对个体生命体验、文学经验与文化实践方式的重构与更生。在这个过程中，“战时流动”无疑构成了作家战时迁徙与实践历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视野与文学想象展开的现实基础，它既具有社会史意义上的事件性，又具有心灵史意义上的经验性，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战时流动将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族、政党与基层、个与群、人与我等一系列结构性视野带入了战时作家文学实践的经验结构与问题意识当中。正如姜涛指出的那样：“谈及1940年代战时的新文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状况是战争带来的迁徙、流亡以及中国内部空间的重构对于文艺生产、传播方式、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生成于中心城市与沿海口岸、依托于现代知识社群的新文学，在流转迁徙之中必须与广大的‘内地中国’乃至‘边地中国’相碰撞、下沉到更为复杂的基层现实中，并在此过程中，重造自身的形式、语言、主体意识，以及社会现实感、文化责任感。”2
新文学作家的战时迁徙首先是内在于1940年代中国大规模的战时人口迁移之中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曾在报告文学《中国的惊雷》中这样描述抗战初期的难民迁徙：“一九三八年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军队被迫缓缓退向内地之时，发现自己的路上拥塞着移动着的老百姓。冬天的这个喘息使千百万人有时间来作自己的决定，而中国就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3全面抗战时期的人口迁徙不仅规模巨大、人数众多、历时漫长，在迁移的主体、方向、时间、距离、路线、主要迁居地等方面也显现出复杂的差异性。有研究者梳理：“从迁移的主体来看，既有难民的内迁，又有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内迁；从迁移的距离来看，既有迁到大后方的长途跋涉，也有乡间四郊的短途躲避；从迁徙的方向来看，既有向西部大后方的迁移，又有向伪满甚至日本的迁移。当然，后一种迁移往往是受到了诓骗甚至是胁迫。”4鉴于这种复杂性，抗战时期的迁徙人口一直难以得到准确的统计。据既有研究，流亡难民“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就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逃亡的难民既有来自北平、天津、上海、青岛、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自东北到华北、江浙，从安徽、山东到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以及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又一股巨大的难民潮”5。此外，战争局势的发展与变化也决定了人口迁徙的阶段性与迁徙路径的多样性。战争初期，难民多为就近迁徙，选择远距离迁徙的往往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少数城市人口。有研究者将其主要的迁徙路径概括为以下几种：“（一）乡村人口向邻近的山区或其他偏僻地区作短期奔逃，这种路径在时间上、路程上都是极短的，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此路径；（二）乡村人口向附近的城市迁移，华北农村人口逃往平、津二市，上海周边居民汇集租界等即属于这种情况；（三）城市人口往乡村或小城镇避难，淞沪会战中，旅沪人口返回原籍即为一例；（四）更长距离的迁徙，包括华北难民或经海路南下上海、南京，或经平汉线至武汉三镇等地，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人士西迁等。”6
据司马文森的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进步作家就是按照不同的路线分批撤退的：“整个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沪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我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和我们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老、夏衍同志，和在炮火声中诞生的《救亡日报》社同人。”⑦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流亡难民的集中迁居地，以及以此为中心继续西迁的中转站。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难民则继续向湘、鄂、赣、川、陕、云、贵、粤、桂等后方地区疏散。作家路翎的战时迁徙路线即是如此：1937年8月15日，路翎一家逃难抵达武汉，暂住于汉口江边飞机场侧的小旅馆，因其继父工作无着落，全家只得乘船前往继父在汉口附近汉川县的乡下老家；1937年底，路翎到汉口“流亡学生登记处”登记，乘招商局的船只前往宜昌，又从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入川，1938年抵达重庆。8这一流亡经历与具体路线，也在路翎于抗战中创作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下部的主人公蒋纯祖身上得到再现。小说下部一开篇即以宏阔的笔致描述了战争中大规模的伤亡与流徙：“战争，是在死伤了数十万人，流徙了数百万人之后才固定；这个强大的浪潮祛除了笼罩着全中国的各种怀疑。这数十、数百万人，从各个社会层，各个家庭——各样的环境出来，接受了为他们所期待，亦为他们所恐惧的命运，于是全国的生活强烈地变动，而战争强固了。”9据孙艳魁对抗战时期难民人数变化的观察，“1939年以前的几年是一个难民高潮，1939年以后的几年则是一个难民数目相对稳定的时期，到了1944年，由于受豫湘桂战役的影响，难民又大批涌现，又形成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个高潮和抗战初期的高潮比起来规模要小一些罢了”10。
二
在这场大规模的战时迁徙中，知识界与文化界的迁徙者占据了很高的比例。据时任振济委员会代委员长的许世英1938年5月的说法：“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百分之二十一，商人占百分之十，工人占百分之六，而农民仅占百分之二。”11而在接受过文化教育的难民内部，据孙本文的估计，“大概高级知识份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份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份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12。与安土重迁且高度依赖于土地谋生的农民相比，工人大多随厂迁往内地，小商贩、小手工业者、职员、店员等则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经验与积蓄，更容易在流亡途中谋生；包括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公务员、编辑、记者、文员等职业在内的知识分子大多在战前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亦有跟随政府部门、高校、医院、出版机构等公教机关一道迁徙的可能，且因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危亡也更具有敏感性和参与意识，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也更愿意投身前线服务或转战后方工作。13
然而，正如孙艳魁指出的那样，虽然大批知识分子的流亡“促成了文化重心的西移”，有利于广大西部地区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的发展，但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流入后方的难民中属于非生产人口的比例很高”，“直接从事工农业等物质生产”的生产人口比例较低，也给大后方的经济生活带来了相当的负担。14事实上，在经济的压力之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在城乡、阶层、地域文化等方面催生出大量严峻的社会问题。曾经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及城市空间中的知识者在迁徙途中，开始与地方基层社会及底层民众的生活发生各种交集乃至激烈的碰撞，同时，其个人生活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带来的普遍的贫困，以及政府职能的失效导致的行政人员的腐败、战时应急机制的缺乏、社会分配的两极化等问题。即便是抗战胜利之后，战后回迁又给流亡者带来了新的难题，国共内战时期，上述种种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巴金就曾在小说《寒夜》的结尾，借两个“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却买不到船票、“东西快卖尽吃光了”的难民之口说道：“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15在这样的境况下，不独革命作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始对社会状况以及自身的实践方式产生新的认识。1946年2月，闻一多就在家信中写道：“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运[动]（此政治当然不指做官，而实即革命）。”16
由此可见，战时迁徙在将五四之后从地方乡土社会脱域而出的知识分子重新推向“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17的同时，也将更广阔、更复杂的现实状况带入了他们的视野。大批新文学作家或举家逃难返乡，或随所在的文教机关或文人群体在后方各地辗转流亡，或进入民众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抗战演剧队等战时组织，或追随军队加入前线战斗。无论是走入“我乡我土”还是奔往“异地异路”，战时中国的地域空间、社会结构、现实状况都逐渐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向他们敞开。应当说，战时中国的流亡与迁徙既是1940年代中国爆发的两场大规模战争引发的具体事件，也是内在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与社会流动之中的，战争则以更加酷烈的方式加剧了这一总体性的巨变。从城乡流动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结构变动可以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城乡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强制性传递。18与1920、1930年代破产农民大量拥入城市不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则推动了1940年代城市人口向乡村的反向流动。政府职能部门、党派团体、军队以及高校、学院等文教机构的西迁也使大量非生产人口拥入内地乡镇，增加了内地经济的压力，战时工业向大后方的迁徙，更打破了之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伴随着知识分子向西北或西南地方的迁徙，这些问题也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新文学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视野当中，或直接构成其切身的生存处境（如陕甘宁边区军民比例的失衡、财政负担的加重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或从文化、经验、心理的层面进入作家对于战时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如萧红笔下重庆及周边农村的本地人与逃难来的“下江人”之间的冲突），或引发作家关于战时社会结构变动下革命主体如何生成的体察与思考（如路翎笔下西南地方乡土世界与现代工业世界的冲突、“农工”经验的生成等问题）。在城乡经验的流动与碰撞之外，新文学作家也在迁徙途中遭遇了更为复杂多样的地方性经验。战争一方面使更广阔的国土与新的国旗共同体想象进入作家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以暴力性的方式打破了此前新文学中既已形成的地方性图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对内地的深入也伴随着对地方生活的扰动。而新的政治文化实践对地方社会的重造，也开始进入作家的创作视域，并最终落实为文学形式的变革。19对于那些进入各大边区和根据地的革命作家而言，如何进入广大农村的基层世界则不仅是小说叙事或文学想象层面的关切，更与作家身份、工作方式、文艺实践形态等一系列整体性的转换与改造内在相关。换言之，新文学家们的战时写作已不同于1920年代侨寓作家笔下的乡土文学或1930年代相对凝定的地方性图景，而开始自觉地探寻某种剧变之中的、战时文化政治或基层治理中的地方性问题。
总体而言，大规模的战时流动不仅重构了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激发了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问题的强烈质询甚至主动的介入与实践。因此，在“战时流动”的视野下，我们会发现新的经验伴随着对战争的感知，如何作为城乡问题、地方问题、民族国家问题、文化政治问题与革命问题，出现在新文学作家的战时文学实践当中。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笔下的战时迁徙也就不仅是对于迁徙途中的日常生活、城乡经验、地方见闻或风俗民情的文学再现，也不单是有关漂泊或流亡的个人生命体验或某种群体性的情感结构，而是包含着作家如何理解与思考战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视野、方法与实践路径。
三
在大规模的战时迁徙过程中，左翼作家群体也形成了新的分化：“一部分革命者在党的部署下深入到广大的内地或国统区的要害部门从事具体的抗战救亡工作，一部分作家则跟随既有的文学群体在大后方辗转迁徙，经历道路选择上的分歧与聚散，或参与到群体性的文艺实践中去，或从事个人性的文学创作。选择‘到延安去’的大批文艺家与文学青年则从过去较为松散的革命同人状态进入政党政治的组织实践当中，深入到战地前线或农村基层的动员、治理与建设工作中。”201939年底，左翼作家罗荪在总结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状况时，谈到“抗战的烽火”如何迫使作家“接近了现实”，“突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21。这意味着，对于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而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重构了文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与距离，也形塑了新的主体构造、经验形态与历史方向感。
首先，在作家的主体状态和社会感知等方面，战时迁徙既带来生存方式、生活状态以及实践方式的变动，也改变了革命作家关于自我、民众、战争与革命的认识。1938年12月，胡风在一次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动向”的演讲中，曾这样谈到战争给作家带来的影响：
第一，许多（可以说是绝对的大多数）作家或文学者都参加战争，或者是参加战地生活，或者是参加战时的群众工作，甚至就是消极地逃难罢，也是不言而喻地带着动员民众的使命分散到了后方各地。有的人各自为战，有的结成一团，各各在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愿望下面，和活的现实问题抟斗，向总的战争目的汇合。
第二，文化青年广泛地参加到了战场或战时的群众工作里面。这些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们，被情势所激荡，被热情所鼓动，被祖国底号召所唤起，由“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方式转变到在实际生活里面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学习方式，在军队里面，在前方后方的民众里面，在产业机构里面，以至在学校里面，他们用着热情和真诚一面消除障碍，培植新生，使战争向胜利的路上前进，一面和实践统一着，艰苦地养育自己，完成自己；而他们里面的许多就是新文艺底基本读者，后备队伍。22
换言之，五四新文学培养出的读者与作者正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现代总体战的形势下，重塑了过去在都市、学院中的学习方式、知识结构与文学经验，此前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与自我意识也在与更广大的人群相接触的流亡生活、战地服务或基层实践中得到转换与更新。对于进步青年和革命作家而言，生活领域的扩大带来的不仅是文学视野的拓展，也塑造了新的现实感以及自我与他人的联结，进而带来的也是革命文艺在生产与接受层面的主体新变。
第二，战时流动中诞生的各种新的团体、组织与实践方式，也生产出新的文艺构想、形式方案及其社会效应。1938年，周扬提出“作家应当到前线去，到内地去”23，并尤其重视救亡演剧队契合于战时工作的流动性，便于展开集体动员、调动民众热情，以及通讯工作兼及事实报道与情感抒发的特点。1940年，郭沫若在总结抗战全面爆发三年来文化战线的实绩时，则谈到各类文教组织与文化工作者在抗战动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各种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出版界、艺术团体等，都向后方移撤，分布到内地的各城市，各乡村，建立了更多的文化核心。文化工作者们也分布到了各处，或则深入农村，或则参加前线，浩浩荡荡的使文化力量弥漫到了全国。在武汉时期，更曾经汇合而成为了各种中心的组织，如戏剧、电影、漫画、木刻、文艺、音乐、教育、新闻等等，都前后在武汉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铸成了文化界的空前团结。这一团结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文化战线更显出了刚健雄伟的姿态了。……流动剧团、歌队、放映队，流到四方，四处都有广大的群众受着鼓舞。《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等等抗战歌曲流传到深山中的牧童口里，拣煤渣的贫儿口里。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队等等，一队复一队的走向军队，走入乡村。兵营、战壕、广场、原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特辑、救亡歌曲，成为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了一时的潮流。有好些文化团体，尤其小学教师，都纷纷散入武汉四乡去响应政府的号召。抗战书报与各种小册子的出版，真如风起云涌。书报供应社、文化服务站等更努力于报章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宣传周，运输周，一次热烈过一次的举行着。前方将士英勇的战绩兴奋了后方人民；后方人民踊跃的输将鼓励了前方将士。热烈的民族意识，高扬的政治水准，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24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形势下，革命文艺向抗战文艺的转变既催生出新的文化组织形式，也呼唤着更具大众性、实践性、诉诸视听文化、感官体验与情感动员的文艺形式。
第三，战争局势的复杂多变与战时流动的不稳定性，也为真正想要介入现实、改造社会的革命作家带来了新的难题与挑战。沙汀在总结抗战三年以来自己的创作活动时，就曾直陈在实践路径的选择及现实认识等方面遭遇的落差与“失败”：
但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的责任。而在情绪方面更是一桩不能自已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离开上海那一段时间中，我总四处奔走着，渴望着到前线去。
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抱着相同希望的朋友一样，我失败了。我们似乎只有被热情燃烧着，住在租界里倾听遥远的枪声的权利。我于是回到了四川，我梦想我的故乡也会有如火如荼的场面的，那么凭着我对它熟识，我会能够同它接近，而且了解它。
我碰到了同样的失败，但却不像在上海一样，现实的四周都布置着铁丝网，使人无法和它接近。恰恰相反，在这里，生活之门是向我大开着，我可以较为自由地跨进去了。但我却没有寻觅到什么我梦想的新的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
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战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物事产生的。比如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而许多人是顶着新头衔扰嚷了。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分，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喜剧。25
沙汀在抗战中的这些切身感受也折射出许多左翼作家与进步知识青年在战时迁徙中的心态、选择和困境。与沙汀最终选择回到四川安县老家不同，许多左翼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一直处于一种“在路上”的状态，但也在不断遭遇相似的挫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对现实产生新的、更深的认识。如萧红作为一个在战争中坚守作家岗位的女性写作者，常常在群体化的战时迁徙以及与文学友人的道路分歧中体验到自身处境的边缘甚至孤绝，这使她格外关注弱小者的战时生活，并能在左翼文学和抗战文艺的内部展开富于批判性的审视。骆宾基及其周围的左翼青年从抗战爆发时起就一直抱着“到前线去”的热望，亦尝试过多种不同的战时实践路径，但其迁徙之途总是被迫在前线与后方之间不断辗转，难以真正介入抗战的切实斗争中去。即便是选择“到延安去”的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下乡运动等各种流动性的文艺实践当中，也经历过与战地现实或农村基层社会之间的艰难磨合。
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作家们的具体观感虽然不同，但关于战时中国的新与旧、变与常，大多生成了某种相关联的、具有总体性的认识。与沙汀相类，革命作家大多将抗战视为“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26，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逐渐认识到这一改造过程的艰难。对于流动于国统区的作家而言，沙汀的认识显然不局限于四川一隅，而是具有一种辐射性与概括力。萧红在对战时迁徙中的知识分子生活的观察中，产生了一种绕圈子式的、国家与国民均无进步的悲哀之感，进而写出了《马伯乐》这样的悲喜剧。骆宾基在大后方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仿佛“没有战争”的寂寞，甚至主动的迁徙也未必就能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或带来罗荪所说的“真切的远景”。面对战时流动带来的城乡冲突与文化冲突，路翎则从对工农生活的实感中生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感知，并尝试以强烈的主观性叙事，呼唤一种不稳定的、尚未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形态的历史动能。与此同时，身处延安的丁玲面对的则是现代革命文化政治如何下沉到地方基层社会中去，在“新”与“旧”的相互碰撞中彼此重造。质言之，社会感知与文学感知的更新，在根本上有赖于主体位置与实践方式的重构，如何将被动的流亡与迁徙转换为切实的工作与斗争，也是革命作家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共同面对的难题。
结 语
从抗战文艺研究的角度而言，面对这一整体性的大变革以及复杂多元的经验形态，首先需要破除的是一系列诸如文学与政治、革命与抒情、个体与集体等二元化的论说结构，才有望以更加体贴的姿态与更为内在化的视角进入革命政治的社会肌理与文学经验的深处。在大规模的战时迁徙带来的流动语境下，革命作家们变动不居，或主动选择或被迫遭遇的经验与困境，的确需要更加耐心、细致的还原与辨析，战时迁徙与文学实践的内在关联也有待更加深入的挖掘。应当说，“战时流动”这一研究视野，在1940年代文学的既有研究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浮现以及不同侧面的展开。如何不局限于对作家个体或群体迁徙经验的爬梳与呈现，亦非在某种笼统的战争背景下展开文学考察，而是注重外部经验与文学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聚焦文学形式的流变折射出的历史危机与主体困境，发掘作家在文学感知与社会肌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与经验再造，也是内在于抗战文艺研究的重要命题与理论视域。
在对抗战文艺发展状况的观察中，胡风曾将进步作家的战时迁徙称为一条“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却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27。正是在这条烽火延绵的旅路上，新文学既迎来了现实感知与形式探索上的多重新变，也逐步深入了战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命题。在战时流动的视域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战争为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危机与生机，也会发现革命文艺如何发展出新的经验形态与实践路径，甚至重构了革命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深入革命作家的战时经验，发掘战争、流亡、工业内迁、战地服务、文艺下乡等历史运动与作家的精神结构、社会感知、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基层工作、抗战动员、革命文艺的转型以及新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建构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为探究革命文学的经验重构乃至整个战时中国的文化重造打开新的生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情感政治视域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项目编号：22CZW0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修订本）》（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2 姜涛：《作为“社区研究”的战时现实主义——沙汀“雎水十年”的生活与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3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4 6 齐春风、郑忠、严海建：《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5 苏智良等：《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7 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对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忆和怀念》，《司马文森研究资料汇编》，杨益群等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8 参见张以英《路翎年谱简编》，《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199—200页。
9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
10 14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79页。
11 《许委员长讲救济难民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转引自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12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61页。引文中的“知识份子”原文如此，应为“知识分子”。
13 参见孙艳魁关于难民的文化程度与职业类型的分析，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
15 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1页。
16 闻一多：《210.致闻家𫘧》，《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7 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18 参见路杨《借镜威廉斯：现代性叙事与中国城乡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期。
19 参见路杨《从“我乡我土”到“异地异路”——1940年代文学与“地方性”的再问题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5期。
20 路杨：《流动与重造：抗战文艺与作家的经验重构》，《文艺报》2025年7月18日。
21 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5卷），颜同林主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204页。
22 27 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于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七月》第4集第1期，1939年7月。引文中的“抟斗”原文如此，正确应为“搏斗”。
23 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241页。
24 郭沫若：《三年来的文化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蔡尚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25 26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 年1月1日。引文中的“身分”原文如此，应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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