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梁生宝传统是培育乡村新人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萧长春等理想化、高大全共产党员圣徒融入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奉献敬业，展现鲜明历史主体精神、担当意识；孙少安身逢1980年代，勇于改革顽强创业，带领村民致富，体现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新世纪薛文化，初具现代意识，引入科学民主法治，以民为本谋福祉，不自觉接通传统与现代；范少山忧国忧民返乡创业，振兴乡村，是新时代农民英雄；晚近的王决心、乔麦开拓创新，把知识与劳动结合，实现华丽转型与人生价值。梁生宝传统兼具革命性、时代性、传统性，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乡村实际、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常中有变的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

关键词：当代乡土小说 梁生宝传统 内涵 形象谱系

学者韩毓海曾经用十分抒情的话语质疑道：“如果说，梁生宝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了他所面临的时代和实际中。今天的农村，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吗？不是更需要这样风雨兼程、敢闯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吗？……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1作家关仁山接续了这个疑问，他说：“我心中有个遗憾，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梁生宝’。”2他继而指出，“写农民、写农村似乎是我的宿命。我乐此不疲地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其实就是寻找我们今天‘新农人’形象的原型。……在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中，我塑造了范少山的形象，有点接近今天‘梁生宝’的模样了。但心中还不满足，于是有了《白洋淀上》中的王决心和乔麦”3。随后，他又提出一个重要创作命题：“我有个提法，就是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4可见，无论是学术界或是文坛还是乡村经济社会建设现场，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梁生宝，在深切召唤时代新人。那么，新时代有没有梁生宝？这是一个世纪之问。答案是：有！他就在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火热的现场，就在我们身边。

一、何为“梁生宝传统”？

《创业史》里的蛤蟆滩村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光辉形象是几代人温暖的回忆。就像小说中所赞美的，“精神总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样正直、白净”。当重温“梁生宝买稻种”的情节时，尽管时过境迁，其身上蕴含的精神力量仍然一再感动读者，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暌违已久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理想！柳青这样描述：

唯有梁生宝头顶麻袋、身披麻袋，抱着麻袋裹的被窝卷儿，站在破席棚下踌躇——他舍不得花两角钱住店。他回想起家乡贫雇农的艰难：筹钱买稻种时，互助组有两户的钱是他垫付的，否则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区委王书记的嘱托——“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更让他深感责任重大。生宝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五分钱的汤面，喝了两碗免费面汤，就着风干的馍充饥。他仔细打开红布包，用最破的五分票付了钱，生怕浪费集体一分一厘。随后，他摸黑到车站票房，划三根火柴选定睡觉的位置：头枕磅秤底盘，身下垫着麻袋，和衣而卧。尽管春雨寒凉，他却因心中燃烧的理想之火倍感温暖。5

青年梁生宝身上展现了社会主义新思想：在价值选择上，以集体利益为重，舍小家顾大家，大公无私，敬业奉献；在情感选择上，人性逊位于党性，自律严于他律，以致与徐改霞的恋爱无疾而终；在工作方法与作风上，模范带头，实干为先为要，通过具体行动（如实施科学种田、组织副业生产）推动乡村变革。例如，他带头尝试“百日黄”稻种，以实际成果说服观望的农民；在道德情操上，分配粮食时，他主动照顾困难户……如今，将近八十年过去了，梁生宝的为民服务、敬业奉献、大公无私等崇高精神还有人记得吗？这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还在赓续吗？这是一个长久萦绕在读者心头的疑问。

鲁迅曾经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本文认为，所谓的“梁生宝传统”，就是“中国脊梁”所传承下来的在乡村衍生的伟大传统，既有如“大禹治水”“舍生取义”等优秀文化的传承性，有其赓续的传统文化资源，又有“红色基因”的当代性、革命性。这个梁生宝传统即指社会主义乡村“新人”所创造的立志扎根农村，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体意识，艰苦奋斗、集体主义至上、公而忘私的伟大精神，他们能够体察乡村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自觉承担起土改、合作化、包产到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责大任，带领老百姓奔小康，为实现共同富裕把握历史航向的“领路人”。这个传统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沃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代代相传。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表现各异，精神同一，为众人拾柴抱薪的“梁生宝”。梁生宝代表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朴实、坚韧、为革命理想无私奉献，始终以集体利益为重。柳青通过这一角色，试图展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牺牲自我、奉献他人，无我利他是其精神内核。这个传统的实施主体是“农民”，当然，最好是共产党员或者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农民，要求是立志扎根乡村基层或主动申请到农村工作，从《创业史》的梁生宝开始，到萧长春、孙少安、薛文化、九月、鲍真、范少山、吴小蒿、王决心……还包括了一系列驻村第一书记等形象。他们俯下身子，忘我工作，成就他人，奉献自我。

显然，关仁山在这里回应了一个隐含于乡土小说流脉之下的大家习焉不察的问题，即每一个时代都有“梁生宝”的诞生，新时代当然会有新的梁生宝。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不过，不同时期面目各异，表现不一的梁生宝，他们在历史纵向之间是各自独立、文化精神恰巧相似而已，还是代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遗传”关系呢？它的出现与文化传统或是现代启蒙有着怎样的关系？笔者以为，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与教育，无论是现实中的红色革命教育还是乡土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其经验已经深入骨髓与血肉，内化为一代代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并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梁生宝传统既是千百年的儒家思想浸润的结果，也是革命文化基因代代遗传，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教化的结果。有学者指出，文化心理具有社会遗传性。社会遗传不同于生物遗传，生物遗传是通过遗传基因DNA分子进行遗传，而社会遗传主要是通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日用而不觉的教育对主体的潜移默化，通过主体的日常交往、耳濡目染进行遗传。文化心理结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代遗传进化逐渐积淀而成的。它一经形成和定型就以历史文化传统的形式，先于某一具体的、特定的世代而存在。不管某一时代的人们自认为自己与传统相去多远，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总是深深地印入人们心灵中，并总是“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一句话，梁生宝传统就是乡村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所具有的共产主义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农民英雄主义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是现代精神与革命情怀所淬炼的“制度性人格”。“农村新人”这一母题俨然成为当代乡土小说的重要精神资源和优秀文化遗产。

考察梁生宝传统，就应认识到它的生产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少部分农民顺应时势造就出来的，包含这远和近、新与旧、点和面、常与变的变动不居。梁生宝这个伟大而平凡人物的背影虽然渐行渐远，但是他的精神仍然代代相传，近在咫尺；梁生宝传统尽管只是乡村社会的一个个光辉灿烂的“闪光点”，却无疑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土改、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农村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工作中带动了一大批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涌现出一大批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梁生宝式典型；梁生宝传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其基本精神内核：艰苦奋斗、公而忘私、奉献他人、集体至上、遇苦弥坚等质素是永恒的，但随着时代发展，也不断生长和发展出新的时代内涵，诸如自主创业、开拓进取、改革创新、敢闯敢拼、现代文明……

二、“梁生宝传统”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传承与嬗变

“梁生宝传统”在当代乡土小说中有着源远流长的传承与抒写。传统不是僵化凝滞的、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认为，“‘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既定的而是建构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和活动的萎缩”7，而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8。显然，梁生宝传统在乡村“后革命”历史进程中，也在不断地适应和调适自身，争取其合法性、传承性并将自身丝滑无痕地嵌套进主流意识形态所弘扬的主旋律与乡村社会主义新人的人物群像画廊中，形塑成一种可见可学的标杆与旗帜。

本文选取七十余年当代乡土小说历史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或人物形象进行解读，以期对所谓的“梁生宝传统”予以梳理，厘清其精神内涵与嬗变轨迹。

（一）首创精神与梁生宝传统。翻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扉页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创业难”。这不仅是来自柳青的感慨，也是每个中国人情不自禁的慨叹。毕竟，社会主义建设是亘古未有、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需要开创者、继任者付出艰辛努力甚至生命代价的崇高事业。自然，更需要梁生宝们在创造出物质财富之外的以更加催人奋进的精神财富、革命传统激励后人。梁生宝精神，理所当然是由梁生宝首创的，并在日后的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代代相传，万变不离其宗而逐渐演化为一种催人奋进的革命传统。

与梁生宝同一时代的东山坞支部书记萧长春（浩然的《艳阳天》中的主角）就是当年千百个梁生宝中的一员。他葆有鲜明的历史主体意识，其集体主义精神、奉献意识、艰苦奋斗与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所展示的价值观、革命传统形成互文。萧长春与梁生宝的故事既有同一性、耦合性，又有差异性、特殊性。他复员后放弃在城市发展的机会，主动回乡扎根农业生产，帮助乡亲们发家致富。面对焦淑红对“回家种地”的质疑时，他反问“搞农业不是建设吗？”体现了对乡村建设主体责任的勇敢承担，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刻认同；也说明了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回避、不推诿，勇敢地肩负起合作化运动赋予共产党员的使命。这种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历史责任感与梁生宝如出一辙。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认为，基于贫穷与苦难，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心里蕴含着强烈的改头换面和改天换地的愿景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相对而言，强者和富人则愿意维持现状享受已有的舒适圈。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勇于自我革命和颠覆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有更加强烈的意愿选择改革创新和大胆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在解决“分粮”问题、整顿公社秩序时，他以革命理论指导，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倾向，坚持按劳分配，将个人行动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展现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萧长春有实干作风与高超的领导力，小说通过细节突显其求真务实精神：死了媳妇三年的萧长春夜以继日工作，顾不上续弦就搁下了；父亲萧老大写信托业务员带给远在四十里路之外修建引水渠工地上的儿子，结果业务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不到“干部模样的萧支书”，反而在光着膀子背石头的队伍里发现了汗流浃背的他；他废寝忘食与焦淑红讨论工作；在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场景，充分刻画了其努力向下扎根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实干家形象。他善于化解矛盾，如通过谈心谈话引导焦淑红从个人情感到集体意识的转变，体现了较高的政治智慧与领导艺术。萧长春是同时代的梁生宝，是梁生宝的阶级兄弟、革命战友。梁生宝、萧长春的光辉事业告诉我们，农民平凡的事迹也能穿越历史迷雾，把革命干劲、创业激情传递给后来者，昭示后人在新时代激活生存与生活、创造与创业的意义。

（二）人生突围与兼济天下。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首版）笔下的孙少安的成长代表了那个时代乡村新人的形象，如果说孙少平是乡村自我奋斗、不惜代价的个人主义者、中国式于连，孙少安则代表了托举家庭、自我牺牲、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者。二人为乡村青年的人生进路提供了更多的文学化选择，打开了观察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的重要窗口。

少安是双水村的改革先锋，致富带头人，“苦难哲学”的诠释者，通过承包砖厂带动村民致富。其务实坚韧、与命运抗争的性格与梁生宝传统有共通之处，但更强调自我奋斗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现了1980年代农村改革的风向。与梁生宝的集体主义理想不同，孙少安被安放到分产到户的农村社会背景下，他的成功更多依赖个体能力，1980年代已经开始实施包产到户和“单干”了，让个体回馈形同散沙的集体是一个新的考验。小说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新时期文学对乡村历史进程中“个人英雄”的召唤与青睐。孙少安在原西县搬砖，他思维敏捷，颇富商业头脑，“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就看见现在到处搞建筑，砖瓦一直是紧缺材料，有多少能卖多少。他当时就想过，要是能开个烧砖窑，一年下来肯定能赚不少钱。他当时打算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个砖瓦厂……现在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人就更自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办呢？没力量办大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侍候一个烧砖窑也误不了种庄稼！”9于是决定率先承包砖厂，成了双水村首个“农民企业家”，从濒临倒闭到扭亏为盈，从人民公社到分产到户，其创业史之艰辛历程与屡扑屡起，浓缩了农村青年艰苦奋斗与对发家致富、共同致富理想的不懈追求。砖厂的规模逐渐扩大，还清了债务。在此基础上，孙少安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人民公社时期当“队长”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责任，主动为乡亲提供就业机会，村民们“离土不离乡”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由此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小说中有一段孙少安去外地给生产队的牛看病的叙述颇似梁生宝买稻种的情节，孙少安与梁生宝一样，为了节省公家开支自带干粮、不舍得住招待所。不仅如此，他们都绞尽脑汁改善全队社员的生活。孙少安扩大了猪饲料的种植面积，以便乡亲可以增收一点粮食，并与队员悄悄筹划包产到户的合同。换而言之，孙少安与梁生宝都有改变乡村贫困现状，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和自觉行动，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此外，他捐资办学和修建乡村公路，改善办学条件和基础设施，彰显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伦理自觉，在文化更深层次上接续了梁生宝的“为人民服务”的现代精神，是“以民为本”的无意识诠释。他与弟弟孙少平的精神对话和人生奋斗历程构成镜像对照：一个向土地深深扎根，安土重迁；一个向天空奋力生长，执意进城，共同诠释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青年的不同突围路径。

总之，孙少安是在特殊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初见雏形，社队集体解体，分户单干等条件下，不得不以大胆改革、自主创业的方式以先富带动后富，以期实现最终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的做法不期然接续贯通了梁生宝的精神血脉。但其传统的核心内涵没有改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与奉献乡梓，共同致富。然而，孙少安对形成的奉献及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行动，在很大程度是出于公心，并未升华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境界。若要仔细甄别，孙少安文化心理倒是承袭传统儒家、释家等杂合思想的元素，比如，托举家庭、长兄如父、护犊情深、孝养父母的责任感、使命感；婚姻上直面现实、随缘度日，生活上接纳苦难、放下执念、戒贪嗔痴、牺牲自我的精神；富不忘贫、扶危济困、恤老怜弱的民间伦理；等等。在这个质朴陕北硬汉的内心世界，是传统文化中优秀能量滋养了他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慈悲利他不求回报的大爱精神。在此，火热的梁生宝传统邂逅传统民间伦理的脉脉温情，型构了相互征用、互为资源、相互贯通的新融合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表征了共产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三）为民情怀与现代意识。和军校的《薛文化当官记》（2007年）是一部优秀的、引人入胜的乡土小说，塑造一位当代梁生宝式的村干部。憨厚实诚的薛文化学各种手艺不成，只身赴西安蹬三轮车谋生，返乡竞选村主任意外成功后，排除各种困难，全心全意投入为村民谋发展谋福祉的工作中。上任伊始，通过自费外出考察，薛文化确立了村里“要建医疗站、修缮学校教室、修路、弄一个廉洁管理制度、成立锣鼓队、办工厂”等大大小小的“施政计划”。在他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了“民主决策、管理、监督”的初始形态，展示了古老乡村从人治到法治、自治、德治的起步。薛文化赓续了梁生宝、萧长春、孙少安的精神传统。

——对于村小学修缮，婉拒苏副乡长的托请，采取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队。薛文化组织了一个民主评标小组，将乡贤范技术员、曹老师纳入其中，经过认真评议，独立打分，在5个参加单位中，选出赵木匠的工程队。

——父亲期盼当官有所“回报”，薛文化则坚持无私奉献、为民服务。许三炮当官越当越富，薛文化不仅把家用作小学教室，还为建设新教室以自己的名义去舅舅家赊了两万块砖头。当父亲薛老犟责备儿子当村主任不为自家“办事”的时候，薛文化坚持以民为主、公平正义，反过来劝慰父亲说“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哩”。

——对于村民托请办事，薛文化骑着摩托车悄悄退礼，既得体地顾全了乡亲的脸面，又和颜悦色地向每一位大叔大婶讲明政策和道理，得到大家伙儿的理解和同情，也树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

薛文化从一个三轮车夫成长为初具科学民主法治意识的村干部，他通过“为民做主”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结合，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戴。首先是老婆段香麦，觉得丈夫越来越不顾家，因为他一心为公，扑在了村里的大小事业上；其次被他请来传授村民科学种植的“财神爷”范技术员也被深深打动:“我记得你吃浆水面时的样子。说心里话，那一刻，我被感动了，你为了谁？不是为你自己，是为北墚村。”

薛文化自费外出考察学习乡村经济社会建设的情节与“梁生宝买稻种”的桥段，由表及里分外神似：都是为大家自费外出，都是克勤克俭，自带干粮喝免费的汤水。

薛文化拿着曹老师给他写的纸条，背着媳妇儿段香麦给他烙的四个锅盔，在裤头里缝了四百元，已走出北墚村八里地了……老头儿继续问：“有个作家叫柳青，你知道吗？”薛文化摇头。“他写了一本书叫《创业史》，你听说过没有？”薛文化摇头。“那本书里有一个故事，叫梁生宝买稻种，你听说过没有？”薛文化摇头。老头儿唏嘘着说：“真想不到，五十年代的事情，今天依然会发生，小伙子，你是哪儿的，叫啥名字？”10

两个情节在跨越巨大的时空后遥相呼应，鲜明地表征梁生宝传统后继有人，二者的精神谱系在历史的轮回得以贯通。在小说中，薛文化三摇其头，但并不妨碍范技术员直接指认他为当代“梁生宝”。可见，薛文化在道德精神层面已经深刻地感召了号称“财神爷”的范技术员。其实，与梁生宝、萧长春等具有“卡里斯玛”领袖气质、人格魅力的优秀共产党员相比，薛文化的历史主体意识并没有那么强烈，更缺乏一种清醒的自觉意识与清晰的“执政”目标，他是被父亲薛老犟怂恿着参加竞选的。他的朴素品格、质朴实诚、憨包乃至“轴”的本性决定了他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和竞选时的承诺——在其位谋其职。他作为一个自发、自为式的乡村干部，远未达到自觉、自愿的理想精神境界，但是他以自己的人品和工作实绩赢得了人心，以至于当乡里的苏副乡长出于打击报复到北樑村宣布薛文化停职检查时，过去的竞选“政敌”刘石匠揪住了苏副乡长的领口，赵木匠揪住了苏副乡长的头发，周秩序拧住了苏副乡长的胳膊……这些昔日的竞争者在薛文化的感召下纷纷成了他的忠实拥趸。

综上所述，薛文化是近年来乡土小说新人塑造的新贡献，刷新了往昔村干部的刻板印象，这个“独特的这一个”既不是因循守旧顽愚不化的渔佬儿，也不是出卖苦力在城市东张西望的猥琐小农；既不是完美无缺的“卡里斯玛”型的革命圣徒，也不是碌碌无为自私自利的走读式村干部，他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由民而官，当官为民的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义新人”、新时代的梁生宝，他的身上寄寓着人们对乡村共同富裕、幸福生活的向往。正如批评家柳万评论道：“我们在薛文化身上感受到的‘新鲜’是有精神重量的；既可能与深藏在我们记忆中的高贵情愫相连接，也可能与同样深藏在我们的向往和憧憬中的精神渴望相贯通。”11这么说来，薛文化就有了连接“记忆”和“向往”的双重面向，他既是记忆里过去“为人民服务”的梁生宝式圣徒的子孙，也是向往中未来带领“人民当家作主”的开路人。李万武说：“以敞亮出一个由好人薛文化当家的感动人的文学世界为己任、为荣。和军校在小说里努力把人往好里写，真让人敬佩。他这既是‘写实’，也是对生活、对人生表达出的一种积极向上和善意的祝福。美好的生活就应该是由好人当家的，做人就应该是努力向美、向善的。”12笔者以为，这里所说的“好人当家”，其实就是理想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喻吧。

（四）历史主体与共同致富。关仁山对具有梁生宝式精神内涵的农村新人的塑造，是持续推进的。最初，在《九月还乡》《天高地厚》中塑造了“离去—归来”由城返乡的农村“新人”：九月、鲍真。她们或身不由己或心甘情愿由繁华重返落后，从“打工者”还原为“农民”，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身份降维成了末等公民：泥腿子。在当下“乡下人进城”的浩荡潮流中，逆势而动、由城而乡展现了此类农民笃定的心理准备、初步的历史主体意识；但是，九月们还不是梁生宝。随后，关仁山在《麦河》中塑造了曹双羊“农民企业家”这一形象。曹双羊主动返乡，推动土地流转承包以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带领传统农业向现代转型。面对土地污染与生态危机，曹双羊意识到“离开土地的人永远是瞎子”，于是将经济利润与社会责任结合。这种深刻转换使他从一味追名逐利的“经济人”蝶变为保家为土的“生态守护者”。曹双羊回归乡土又保卫乡土，引领乡村变革，其主体意识较之九月等人又雄厚了一尺：奋发有为自觉担当；曹双羊仍不是梁生宝。最终，关仁山在《金谷银山》（2017年版）的范少山那里浇筑更具历史主体意识、担当精神、自觉奉献的梁生宝式乡村新人，基本完成他对“梁生宝传统”的寻觅与再生产。

范少山是关仁山笔下的理想化、纯粹化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最开始，他在北京昌平卖菜为生，生意不错赚了点钱，“好歹混了一辆比亚迪”，但他放不下家乡，尤其是父亲的打工致残和被子女遗弃、穷困潦倒的老德安的自杀，深深刺痛了他，究其原因是家乡的极度贫困（老德安穷得土豆吃了上顿吃下顿，连死后寿材都没有）给人们带来的遥遥无绝期的苦难，这让他意识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自己摆脱贫困奔小康了，不能忘记父老乡亲更不能对他们的苦难熟视无睹、置身事外。此时，他萌生了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的想法。显然，这一思想赓续了儒家“先忧而忧，后乐而乐”忧国为民传统，贯通了与执政党阐发的“共同致富”的理念，是共产主义理想在普通农民身上的自然萌发与水到渠成的体现。因此，在范少山身上，梁生宝传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胶合的复杂新形态。

范少山返乡后，他以产业发展为龙头，带领乡亲们走上绿色生态的脱贫致富之路。他挖掘先辈留下的传统谷种与外国种子一争高下，终于在太行山找到“金谷子”，引发轰动，在白羊峪村扩大种植面积，还搞了“金谷文化节”，金谷卖出了好价钱。在卖菜时认识了农业大学孙教授，在他的指导下，范少山利用本村的苹果园培育“绿色”苹果，使之成为“永不腐烂”的“金苹果”，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要致富，先修路”，为打通白羊峪与外界的方便路、幸福路，范少山带领村民炸山开凿隧道，修通白羊峪与外界的公路。最后，这个只剩下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脱贫致富，成为享誉盛名的旅游观光村，经济发展使白羊峪过上了城里人羡慕的绿色生活。

“范少山是《金谷银山》塑造得较为理想、纯粹的农村‘新人’形象。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范少山主动回归农村，带领村民一起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体意识。”13此外，范少山还具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和主动的历史责任感，始终将《创业史》作为人生教科书，对标并隐隐自诩为新时代梁生宝，带领乡亲们自主创业，小说中散落五个意向性极其明显的情节，无不显示作家迫不及待的指认和加持。由是，《创业史》成为范少山须臾难离的人生宝典、精神加油站和行动指南。小说五次专门提到《创业史》：

旧书，纸都发黄了。柳青的《创业史》。成立人民公社那阵子，县上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住在范老井家。走的时候，留下了这本《创业史》。范老井说：“俺家人都不识字，给俺没用啊！”组长说：“过些年，你们家就出识字的了，交给他，会有用。”范老井就把这本书珍藏了起来。等范少山高中毕了业，出门闯荡了，就把这本书交给了他。范少山稀罕啊！一直带在身边。14：

为了省钱，他们找了家最便宜的地下室小旅馆住下。这让范少山想起了《创业史》 中的买稻种的梁生宝。他敬重梁生宝，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回白羊峪时，《创业史》更是成了他的口袋书，时常揣在怀里，特别是梁生宝买稻种的章节， 已经被他翻烂了。梁生宝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这时候，夜深了，隔着一层薄板，外间的呼噜声响成一片。范少山睡不着了，他从包里拿出《创业史》，读起来……”15：

范少山看着雨，不由得朗诵起来……这是啥？《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梁生宝买稻种的开头。而今，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融化在血液里了……范少山一字不落地背完了整个章节，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为啥要背诵这篇文字，也许是因为下雨了，也许是想起了这几年的困难，他的心里头住着的那个梁生宝一直没有离开。……朗诵到最后，范少山流下了眼泪，滚烫滚烫的。16：

范少山还是喜欢看《创业史》，提醒自己个过紧日子，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这天晚上，下雨了，他向果园走去，边走边念叨……17：

范少山忽地想起，应该去了，到柳青写成《创业史》的皇甫村去（范少山专程前往陕西凭吊柳青墓）！《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买稻种，他先是在中学时学了这篇课文，又是不识字的爷爷把这本书交到他的手上。于是，他带着这本书走南闯北，开始了创业生涯。他回到白羊峪，更是多次翻看这本书，将“梁生宝买稻种，以及的故事烂熟于心，汲取着精神力量。18：

总之，《金谷银山》塑造的是农民群体中产生的致富“领路人”。范少山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期的梁生宝。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无私地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苦打苦拼，家乡脱贫致富，他本人最终也完成了从一般农民、小菜贩到产业经营能人、致富带头人的转型。19自然，《金谷银山》也成为新时代的《创业史》。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2016年），主人公马坷、马垃喻示着这对梁生宝式的兄弟是土地之花的“土坷垃”。无私忘我的英雄马坷为抢救生产队的种粮英勇牺牲，弟弟马垃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阅读书籍如《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资本论》等），深受哥哥的启蒙和中学逯老师影响，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他胸怀天下返乡创业，紧贴农民，带领村民创办合作社，治污治贫，发展生态新农业，一心想建设“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享受教育、住房和医疗，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生活……”的“理想国”——这就有了先贤“桃花源记”所向往的“人人平等”“自由自在”“爱无等差”的味道，是对古人理想的一次精神还乡。《人境》最典型的情节莫过于“买稻种的马垃”，与《创业史》中买稻种的梁生宝构成了相映成趣、跨越时空的精神贯通。然而，马垃的形象在当下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独特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时代内涵：良好的教育为他挑选优良的绿色稻种提供了科学支撑，也赋予他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作家用“人境”为小说标题，与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有暗通款曲之感。小说最后，神皇洲变成了化工厂的厂址，合作社无疾而终则暗示了从纷纷扰扰、荆棘丛生的人境到人人实现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理想国的艰难。马垃“既不是单纯的农民，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诞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知识分子。……当他最终回归农村，认同了自己作为农民的社会身份，并努力代表农民阶层的利益”20。某种意义上，马垃既是“变种”的梁生宝式新人，是一个悲情英雄。

（五）华丽转型与溢出框架。关仁山以为，“写农民、写农村似乎是我的宿命。我乐此不疲地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其实就是寻找我们今天‘新农人’形象的原型。……在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中，我塑造了范少山的形象，有点接近今天‘梁生宝’的模样了。但心中还不满足，于是有了《白洋淀上》（2023年）中的王决心和乔麦”21。由上观之，范少山已经近乎新时代的梁生宝，在此之后，作家又以不满足和趁热打铁的姿态塑造了似乎更加接近于新时代梁生宝（新农人）的崭新人物形象——王决心与乔麦。那么，问题来了，王决心与乔麦在梁生宝的精神谱系上，承袭了其怎样的内涵与特质？正如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道理，二人又发展出怎样真善美的质素？在这一条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遗传中，梁生宝传统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其外延已经扩而大之到了“今天的新农人”，或者说，关仁山是否要在新农人里寻找更加优秀、更契合梁生宝精神内核的顶尖新农人？

评论家郭宝亮“发明”了一个词：城乡间性。“城乡间性”小说指的是城乡融合、城乡纠缠的小说。新世纪之前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写城乡的纠缠、对立与矛盾，写二者的紧张冲突，写老中国的儿女进城后饱受歧视、压榨，向死而生的悲惨运命。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则书写新时代的城乡间性，反映了传统乡村如何跟上现代化的脚步，迈入城镇化的行列，体现了“城乡协同发展”的可行性、现实性。小说塑造了新时代另一种意义上的梁生宝：尊重知识，大胆创新，用知识提升劳动的效率，并由此在旧有的传承中嵌入新的基因。小说中的主角之一王决心，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最开始王决心是白洋淀上的渔民，靠打鱼为生，作为一个高考落第、求职遭拒、婚约破裂的普通渔家子弟，内心一度失落迷茫，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在新区如火如荼建设力量的感召下，他积极投身于“千年秀林”工程成为一名植树工人。他疾恶如仇，鲁莽刚烈又不乏狡黠粗暴。后来他又苦学电焊技术，勇夺电焊比赛的第一名，成为一名优秀的央企工人，以技术立身立业。这一职业转变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升级，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他意识到“电焊工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并逐渐将人生理想与国家建设自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嬗变，从“自助型”到“价值型”的升华，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跃升。王决心在工地上勤学苦练，成长为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能工巧匠，他砸碎了传统农民背负的身份枷锁，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科技、拥抱城市化，展现了青年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准确识变、主动应变、积极求变的能力。例如，他在参与地下管廊工程时，不仅技术精湛，还善于思考实现工程创新，成为由传统乡村迈进现代城市的新人。随着职业与身份变化，他提升了站位与视野，思想中透露出成熟理性与责任担当。在新区建设中，他不仅关注技术细节，还主动思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其思想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创造”，体现了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王决心身上保留燕赵文化的侠义与质朴。面对姚家的诬陷与暴力，他选择以德报怨，甚至在姚力英落水时舍身相救，最终化解王、姚两族世仇。这种“以德报怨”的品格体现了传统道德在新时代的延续，

经历种种磨难后，王决心由一个言语粗糙、逞勇好斗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智慧沉着、慷慨宽宏、敢于追求真爱的成熟青年——自然，从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崇拜”来说，青年，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托。《白洋淀上》书写了伟大新时代普通农人的精神觉醒与价值实现——他们不啻为新时代的梁生宝，也进一步表征梁生宝传统的升级换代和溢出效应。学者这样评价道，“在物欲激荡中能够坚守初心，在诱惑面前不迷失自我，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肩挑大任依然淡定谦和，无论何时都不失农家本色。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质朴健硕、勇于担当的燕赵文化气质，王决心、乔麦堪称是‘时代新农人’形象的代表”22。关仁山是这样诠释“不满足后又创作了王决心、乔麦夫妇的形象”及其内涵：“王决心的故事，代表着今天农人命运的一种典型走向。王决心踏实肯学，最终成长为优秀工人。他的妻子乔麦扎根土地，搞土地流转和种子培育创新。劳动和知识的耦合，指向新时代乡土叙事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一体化。这里包含农民对知识的尊重和创新意识的觉醒……让王决心等人完成了从渔民到央企工匠的华丽转身，这种中国速度有地域及时代的特殊性”“乔麦从养鸭女成长为‘新农人’。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乔麦，没有获取知识的良好条件，但她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的思想认识，视野和格局的拓展弥补了知识的不足……劳动与知识的重要性，在乔麦这一代‘新农人’身上得到凸显。他们的形象，也丰富了我们对现代‘劳动’和‘知识’的新理解，为今天乡土叙事的写实与想象提供了新视角。”23由此可见，王决心、乔麦等新人的新质溢出了梁生宝传统的既定框架，生成新的内涵。

关仁山在最近的一篇发言中，说作家创作的农民新形象，应该是蕴含时代内涵的独特的“这一个”。在他看来，结合新中国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鲜明特征，在当代乡土小说的历史进程中，也相应发展出三类农民新人。24第一类是挺着胸膛“站起来”的新人，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小芹”等，他们不再匍匐在旧社会压迫阶级的脚下，而是在新政权的庇护下，实现了婚恋自由，思想解放，进而扬眉吐气、顶天立地。但真正“站起来”的农民还是能够实现当家做主，具有比较鲜明的历史主体意识和清醒的革命自觉意识的农民共产党员或者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乡村新人，这些人诞生于《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里，诸如梁生宝、邓秀梅、刘雨生、萧长春、王玉生、王玉梅。第二类是“富起来”的农民形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有《平凡的世界》里的“农民企业家”孙少安、《天露湾》（陈应松）里村支书洪家胜父子、乡村能人金满仓父女等。第三类是“强起来”的农民艺术形象。当下乡土文学需要创作出这一类精神境界提升，物质实现富裕，文化与心理充分强大，足以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与城里人比肩，与现代文明人媲美，能够平起平坐、各领风骚的新型农民。比如，薛文化、范少山、王决心、乔麦等人，他们虽然是地道的农民，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紧随时代步伐，与时代并驾齐驱的变化发展，一种处变不惊的精神笃定和面对困难的神闲气定，这份精神高贵、内心强大既来源于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加持，更来自现代文明的教化涵育。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梁生宝、萧长春、孙少安、马坷、马垃、薛文化、范少山、王决心、乔麦……在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舞台上联袂出演，本色本真影响深远。他们之间既有精神文化的内在连续性、遗传性，也有时代赋予的新质行动力和独特内涵。这是一条延绵不绝的社会主义乡村“新人”谱系与人物群像，这是一条筚路蓝缕、接续奋斗的后革命创业之路，这一人物谱系扎根乡村，胼手胝足，以梁生宝式精神文化传统创造了乡村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乃至惊天动地的伟业。梁生宝传统建构了属于培育中国乡村大地的新人经验：既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又接受了西式舶来品——共产主义理想的滋养，他的身上呈现了“土”与“洋”、传统与现代胶合融通的复杂形态。一句话，梁生宝传统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在于具体而微、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两个结合”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培育乡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宝贵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国经验’书写及其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1BZW32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韩毓海：《时代呼唤梁生宝——柳青〈创业史〉的当下意义》，《人民日报》2017年3月23日

2 关仁山：《继续寻找我的“梁生宝”》，《现代快报》2023年4月16日。

3 21 23关仁山：《〈白洋淀上〉：塑造“新农人”形象》，《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8月24日。

4 关仁山：《关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思考》，《小说评论》2024年2月21日。

5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 年版，第71—76 页。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7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2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8 [美]布莱克·西里尔·E：《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9 路遥：《平凡的世界》，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52页。

10 和军校：《薛文化当官记》，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11 柳万：《一部没有将精彩进行到底的小说》，《作品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12 李万武：《中篇小说〈薛文化当官记〉引关注》，《中国石油报》2009年2月6日。

13 周新民 ：《关仁山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流变论》，《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14 15 16 17 18 关仁山：《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8、69、317、424、430页。

19 周水涛：《略论当下乡村小说对精准扶贫的书写》，《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6期。

20 桂琳：《评小说〈人境〉：一部知识分子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22 张艳丽：《扎根燕赵大地，塑造时代新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2月23日。

24 参见关仁山《展现农村新貌，塑造新人形象————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未刊，2024年3月15日。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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