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9，大连诗歌会议

很高兴亚思明让我来威海参加这次小型会议，讨论由她翻译的，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博士论文2。在座的都是当代新诗史研究者、批评家，不少是张枣的朋友、学生。我虽然喜欢他的诗，读过一些，但是没有深入研究，就谈一点印象。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中，当然要说到张枣，另外他去世的2010年，我也写了纪念他的随笔——《纪念三位诗人：商禽、张枣、许世旭》。2010年这一年有三位“用汉语写作”的诗人离世，分别是台湾的商禽，韩国的许世旭，以及张枣。许世旭是韩国人，他年轻时候在台北留学，跟中国诗人、学者交往密切，不少诗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我使用了“汉语写作”或“中文写作”这个说法。除此之外，前些年讨论苏联作家爱伦堡《〈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的文章也提到张枣，将他和茨维塔耶娃做了比较：这些文章收入《我的阅读史》和《读作品记》这两个集子中。我谈张枣的诗的有些看法，是从一些评论家那里得到启发或者挪用的，如在座的颜炼军和不在座的余旸。要说明的是没有抄袭他们，有注释标明这些观点的来源。

我跟张枣只见过一面，那是1999年12月底，也就是20世纪将要结束的那几天。那个时候，普遍有一种“世纪末”或“时间开始”的似乎有些冲突的意识；特别是对时间敏感的诗人。不知道谁发起，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刻，召开了颇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许多著名诗人、诗评家、文学报刊主持人齐聚大连。会议举办方有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有作家出版社，《收获》《作家》《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山花》《文学报》《大连日报》周刊等文学报刊3。为什么要把金生公司放在最前面？因为它在会议的筹备、组织，特别是经费支持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掌门人王强也是诗人，写诗用笔名麦城，他出版的诗集有《麦城诗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词悬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历史的下颚》（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等。既是诗人，又是企业家，经营企业也写诗，资助诗歌活动、诗歌研究和出版，1990年代之后，王强不是孤例。身份的多样性，以及企业家资助诗歌事业的现象，对当代诗歌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是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我参加这个会议纯属偶然，开会前几天臧棣通知我，并为我补订机票。12月24日下午大连大雪，飞机无法降落经停沈阳。在沈阳机场寒冷的候机厅，臧棣见我枯坐一边，就好意介绍我认识诗歌界的一些人物。他领着芒克走过来，“这是洪老师，认识吗？”芒克摇头；“写过当代新诗史的，读过吗？”芒克仍一脸茫然。我头一回见到这位著名的“朦胧诗人”，开始以为他是李陀：都有稍高大的身躯，头发也稍花白。开会之前，有25日的晚宴，大厅里还有抽奖活动。记得我抽到一支圆珠笔，大奖被老诗人郑敏（1920—2022）和牛汉（1922—2013）获得。我猜想这是有意的安排，为表达对这两位“世纪诗人”的敬意：过了这一年，郑敏先生就年届八十。席间臧棣介绍我认识张枣，他也同样茫然。那时他年轻，容光焕发，有点孩子气的打打闹闹。后来读他的诗，感觉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他诗里写的：“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此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他回国后在中央民大任教的那些年也没有。这有点遗憾，失去向他学习的机会。不过反过来想，保存的是他“蔚蓝蘑菇”的阳光形象，又可以说是幸运。

会议原本要发布迎接新世纪，宣告“时间开始”的“大连诗歌宣言”，但因为“民间”与“知识分子”纷争的烽火已经燃起，总结新诗百年历史，规划未来走向的宣言最终流产。据臧棣告知，核心小组讨论吵翻了，深夜三点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发布一个简短的会议消息。讨论会上也能闻到硝烟味。一位著名诗人批评我和刘登翰编写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年初版）评价不当，偏向“知识分子派”，对“民间派”漠视。我回应说，诗人其实应该学习芒克，不要理睬这些文学史与诗歌史；我们在大学教书，这些也就是上课和评职称的需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回应不厚道，有点推脱责任，正如这位诗人紧接着说的那样，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已经出版，已经发生影响，就应该为书负责。确实，他指出的缺陷、偏颇是存在的，不过也不是故意。编写完这本书是1980年代末，因为涉及北岛等问题，拖延四年秘密转换不同出版社、在无奈做了妥协改动之后，1993年才得以出版。编写时我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民间”的派别意识。出现这些缺陷，一是迟钝，阅读和资料收集上的欠缺，再就是诗歌趣味上的问题。诗人有的很重视“派别”，有的则相反。1994年4月讨论《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座谈会上，牛汉先生发言就反对把他归入“七月派”，他说“我不是七月派，七月派已经不存在”。当然，后来有了解内情的朋友解释，牛汉的否认另有跟诗无关的，但不便透露的原因。不论如何，当时和后来我一直认为，无论哪个派别（如果有的话），都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够好的；流派现象自然很值得研究，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诗人个体身上。

大连的这次会议留给我几个印象。第一，1980年代初“新诗潮”内部的“共识”已不存在——其实，1980年代初“新诗潮”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代诗”对“朦胧诗”的“反叛”意识自不必说；记得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4发表后，当时写作面向历史之问的“大诗”（《大雁塔》《纪念碑》）的江河、杨炼，私下就表示不认同将“自我表现”当作“新的美学原则”；但是他们申明，在面对思想艺术革新的共同阻力下，“内部”的分歧暂且搁置，在这个时间里也微不足道5。大连会议后不久，在北大中文系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尾崎文昭演讲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已经终结，我们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主持人王风教授让我也说说，我对尾崎文昭提的问题是，当你说“新文学”终结时，是快乐还是感伤？因为会场的笑声，我没有听清楚他怎么回答；只听到王风说，“这个问题倒是应该问洪老师自己”。我当时的感慨是，对于“时间”的问题，人们的感觉、判断有时候会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个印象是，先锋诗歌（或者可以用“新诗潮”代替）由于外部压力降低、控制的放松，内部存在的差异、矛盾开始公开化。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位，价值判断有时候又出现“真空”状态，这种差异、矛盾便以“江湖帮派”的民间形态呈现。后来，网络上流传白晓生编的《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幽默地呈现了这个状况。“余少年浪迹江湖，中年为家所累，退隐林泉，日日碌碌，然心之所寄，亦只一个江湖。余于江湖侠少、武林大哥大诸般看家本领多有涉猎，早有心点评一二”。这份排行榜，就有“北京帮”“铁狮子镖局”“第三代联盟”“云南王”等名目。这个情况说明在“后现代视野”下的1990年代，诗歌界其实也还保留着浓重的“传统”观念和结构。当然，不能说这场冲突仅是场域、地位、权力之争。争论中提出了许多“真问题”，如诗人身份，诗与现实、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语言和写作行为的权力特征，文学经典与文化传统……有学者这样认为，论争也隐含着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分化的“症候”，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前者的姿态，似乎更近似于六七十年代之交，欧洲知识分子‘退入书斋，以书写颠覆语言秩序’、以文本作为‘胆大妄为的歹徒’的选择；而后者则选取某种甘居边缘的态度，以文化的放纵与狂欢的姿态挑战或者说戏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斋’间的固守与‘边缘’处的狂欢，正是1990年代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的两种最具症候性的姿态”6。可以修正的是，“民间”派也并未选择“甘居边缘”，否则就不会有火药味十足的这场冲突。一开始就出现的“运动”方式——高度意识形态化立场，简化历史复杂性以划分对立营垒、以“本质主义”的想象来扩展分歧，还有不加掩饰的权力欲望——使讨论难以有效展开，当然也无法继续，不久便烟消云散。然而，“虽漫不经心但无处不在的持久战”仍在。这一切，旁观者眼中原本庄严的诗界，变得有些含混和褪色。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诗歌、小说、戏剧等文类，创作者与批评、与文学史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很相同。这个不同，大部分是与诗的特质有关。小说家一般自信，但也不把自己的行当看得那么玄奥，那么深不可测。批评家说什么，小说家大都不会太上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不同的是，毕竟诗歌是“高端文类”；诗人有的骄傲，有的也有点脆弱，对风吹草动十分敏感。他们是在尽责地看管诗的神圣营垒。他们对非诗人的批评家、研究者普遍不信任，认为其中绝大多数并未了解诗的堂奥，没能真正涉足这一“小径分叉的花园”：“当代中国诗歌的批评状况一塌糊涂，没有一个职业诗歌批评家写出过一篇有益的，有见解的，有信息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或是文采斐然、脍炙人口的诗歌批评文章。”7这个描述有一定道理；许多非诗人的诗歌批评家、研究者确实存在才情、智力上的欠缺，否则就会去写诗，不会退而求其次写评论，去编写《中国当代新诗史》。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景是：“诗人们是自己来操办一切的。诗人既是诗篇的作者，又是编者和出版者……又是热心和够格的读者，当代诗人还是自己诗歌的批评者……”8实际情况自然也不是这样，1990年代有成就的“非诗人”的当代诗歌批评家并不少。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吴思敬、陈超、王光明、沈奇、敬文东、张清华、陈仲义……

1994：《中国诗选（第一辑）》

上面讲的都是1990年代末的记忆，然后试着回到1990年代初。1991年秋天到1993年秋天，我在国外一所大学上课，陈平原幽默说是去当“外劳”。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电邮什么的，资讯传播沟通十分不便。加上我性格上有严重的得过且过的弱点，与中国当代文学、诗歌的状况相当隔膜，1993年9月底回到北京，才陆续知道一些。10月首先遭遇的是顾城事件，一次会议上有朋友递给我《北京青年报》读到这个消息。事情本身无须再多说，留下的记忆却长久未能清除。十多年后，在《中国当代新诗史》（2007年修订版）中，我简略写了这样的几行：“诗人、诗歌与‘残暴’的连接，出乎人们的想象，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学、文化界，成为广泛谈论、争辩的话题。在一段时间里，被从生命、道德、文学、哲学、诗歌等形而上层面，不断加以阐释，从中引申各种寓言和象征。”出版界也及时推出有关这一事件的书籍，我读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如《顾城弃城》9《顾城绝命之谜——解秘》⑩等。1993年第4期在海外出版的《今天》，也有纪念顾城的小辑。小辑里张枣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人类所有的艺术和历史、传统与智慧都是帮助和教导人们生而不是死的。可悲的是，在这严峻的时刻有些人竟故作高深，大谈什么诗人之死是入禅得道，是惊世骇俗的殉美之举……。我们真希望这些伪学的喽啰们少讲几句走火入魔的昏话，更不要再往祖国文化的脸上抹黑。若死可以选择，如同生一般，那么这种选择就必然承担道义之责任。除此之外，别无它说。

张枣的朋友钟鸣在他后来的书中，也写了相似的评议：“正因为有人要抽象地在字面上，在精神上把握一切，遂就有了禅呀，荷花呀，而也恰恰就有了帕斯卡尔下面的命题：要向过分象征性的东西论战。……这是真正哲人的思考，帕斯卡尔和加缪一谈到杀人，便马上把形而上调子降到了常识性论述上来。毕竟，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人们掌握事物，而不是服从命题。”11 在这个时候，我十分赞同“民间派”诗人的说法：拒绝比喻，拒绝象征！

过了不久，在学校我的信箱里发现一份杂志：《中国诗选》第1辑，主编闵正道、执行主编沙光12。后来知道闵正道、沙光当年就读北大中文系的“作家班”。杂志封面印有“中国现当代重要诗人研究资料·每年一辑”的字样。从出版说明中得知，杂志筹划从1989年11月开始，1994年7月才得以出版，其间经历了“饱受的屈辱和讥讽”，以及“出版经费的寻找，出版社的落实，宣传发行的努力”诸多只有当事人才深切体验的波折。沙光写道，“在与时间旷久的搏斗中，我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她还引了这样一段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13不过她还是过于乐观，创刊号也是终刊号。虽说闵正道三十年后出版了第2辑，但很难说是原来那个杂志的延续。这份杂志，现在即使是当代诗歌界，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

从杂志的“编后记”得知，它有很大的抱负，编者的定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诗歌诗论选本”，“集纳的是中国诗坛近年来最为优秀的诗人、诗论家；所编选的，是他们近年来最为优秀的作品。我们以期通过这些‘个点’，描绘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流向，呈现出它的线面与立体空间”；这种呈现，具有甄别、界定和“导向性”的作用。这个抱负，要放在特定的诗歌环境中才能理解。那个时期诗作的发表和出版有极大困难。如果读到吴思敬为《诗探索》复刊在1992到1993年辛苦奔波的那些记载，就能明白这一点。1994年4月2日，在北京西城的“文采阁”，由吴思敬召集开会祝贺《诗探索》复刊，也讨论刚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有牛汉、郑敏、李瑛、张志民、屠岸、刘湛秋、西川等二十多人参加。中午吃饭我坐在郑敏先生旁边，她说到自己的诗集难以出版，问西川有没有办法。当时真的很感慨，没有想到这样资历、成就的老诗人也有这样的难题。1993年10月号的《诗刊》上，有昌耀的《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文章，也说到诗集出版难，说他准备自费出版《命运之书》14。《命运之书》后来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否自费我不知道。收到昌耀先生的寄赠，看到装帧、印刷、纸张都有点简陋，有点心酸。《命运之书》最后一首是写于1992年2月的《播种者》，和编辑《中国诗选》的沙光不约而同地用了播种收获的意象。但是这位写了“我们降生注定已是古人。/一辈子仅是一天”（《眩惑》）的诗人，没有沙光那样的乐观，《播种者》有这样几行：

……

我在自己的作坊却紧扶犁杖

赤脚弯身对着坚冰垦殖播种。

……

啊，苦行中永在的播种者，

你能预期怎样的果实！15

“诗歌民刊”和自印诗集都印数很少，不可能有发行渠道，只是在“圈子”中散发，一般读者，甚至有的专门研究者也难以读到。《中国诗选》借助作者自荐，顾问、编委推举，编者选取的各种方式，让散落各处的“优秀”作品得以汇集，这就是功绩，有助于展示、保存可能被掩盖、忘却的一个时期的诗歌，情感、心理状况。入选诗人有近三十位，他们是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孟浪、陈东东、于坚、翟永明、王寅、萧开愚、陆忆敏、张曙光、陈先发、柏桦、孙文波、钟鸣、蓝蓝、张枣、黄灿然、韩东等。举个例子说，比如王寅，一位出身于上海师大的诗人——在1980年代，上海师大曾经是“新诗潮”的“海派”重镇——从1980年代的飘逸飞翔到1990年代初“下降”到“尘世的皮肤”，写下“城市等待着不期而至的雨点”“你将如何倾听时针的暴动/如何应付纸中的火”“看哪，灵魂终于出窍了，教父/这一切已无法挽回”这样的句子，记录了“浪漫的骑士”如何失去了他的时代，而他的“敏锐与激情”又怎样“反而变成了一把自我伤残的刀子”16。

诗作之外，《中国诗选》也重视这个时期重要的诗论，编者显然看到其中蕴含的当代诗变革的信息。收入有西川的《答鲍夏兰、鲁索四问》，欧阳江河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王家新的《回答四十个问题》、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唐晓渡的《从死亡的方向看》，陈超的《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这些文章，集中回应时代变革对诗和诗人提出的问题，如诗人身份、工作性质、诗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歌观念艺术方法变革。在这样的系列中，似乎还应该收入肖开愚刊于《大河》1990年第1期的《抑制、减速、放弃的中年时期》。

在肯定《中国诗选》贡献的前提下，当然也能发现它的不足。譬如说，一些重要作品未能选入，又如郑敏、牛汉、昌耀、灰娃等老一辈诗人这个时期的劳绩没有显示。编者显然延续的是1980年代那种“新诗潮”就是青年诗歌的思路。这个思路，也导致一些重要诗论没有得到关注。这里指的是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论文17，以及与郑敏论文没有直接关系，却有相近主题的海外汉学家的争论文章。这些文章，大而化之地可以概括为“新诗合法性”问题；这是让人心动也心烦的“世纪之问”。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新诗诞生以来，每隔若干年这个问题就会变化花样地提出来。有时候不免感叹，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仍上不了户口，成为来历不明的“黑户”。郑敏认为，由于以白话为媒介，否定、遗忘、背弃了古典语言和文学传统，使新诗至今没有出现世界级的诗人和作品。许多人对这篇文章感到意外，主要是质疑来自老资格，且在1980年代得到高度评价的新诗诗人那里。这个现象，让人想起1940年代林庚在《甘苦》18里的感慨：灿烂辉煌的古典诗词巨大背景的笼罩，即使新诗的探索者“接受着一般只愿读那烂熟了的作品的人们的骂”，也让有的探索者“迟早也是要做古诗的”；“这文化的遗产真有着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吗？”

但是郑敏不仅在中国“古典诗词”背景下提问，也在“世界诗歌”的视野下提问。这是“全球化”时代问题的“新变”。也就是，用来丈量新诗的，不仅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尺子，还有欧美现代诗歌的尺子。郑敏的论述受到许多质疑，但也有评论者认为，不应简单理解为保守“复旧”，她重提传统，包含着对当代平庸、琐屑、缺乏精神高度的某些“后现代诗歌”的批评。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批评似乎不应在新旧诗关系的框架里得出。在此前后，美国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教授在《什么是世界诗歌》里，也把对中国新诗的评议放置在中西、新旧交错的平台上。他说“现代汉诗”有双重不足，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古典诗，另一方面比不上欧美诗；模仿欧美诗的“现代汉诗”“失了根”，变成不中不西的赝品。

海外学者争论的起因，部分和北岛诗英译本《八月的梦游者》19的出版有关。另一位由这本英译诗集引发感慨的，是澳大利亚的教授威廉·兼乐，他在《评〈八月的梦游者〉》20中有这样的话：“汉语不再可能写出伟大的诗篇了。过去40年没有真正能传世的汉诗，在那以前的半世纪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又说，“即使是那些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也发现几乎没办法用白话创造勉强称得上好的诗歌”。这些话傲慢，也不是事实。当然，海外的中国诗歌研究者中，也不是都持这一偏见，像奚密、周蕾、柯雷等就或写了反驳文章，或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看法。他们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不能无视20世纪中国人的遭遇和面对的问题，他们由此产生的经验，需要寻找相应的语言和艺术表现方式；事实上这一探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后来有研究者指出，这里涉及民族文化身份和审美话语权的问题。但我当时的认识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十多年后2006年的春天，臧棣、姜涛在北大开设“当代诗歌与当代文化”的全校通识课，让我去讲一次。借这个机会，我温和地为对新诗呕心沥血的“志士仁人”鸣冤叫屈。宇文所安在文章中谈到北岛的《雨夜》之后说，“避免写出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一个诗人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不少中国读者读北岛这些诗，有过“震撼性”的触动。21我相信审美评价有超越时空的共同性因素，但是，特定情境的感受、体验也需要尊重，并在思想、美学上做出解释。正是不同时空的特异性，是构筑、推动、发展审美共同性的要素。

由于受到巨大的古典诗歌的覆盖，新诗评价“标准”问题在这个时期出现一种“激进”论述。其中一种思路在臧棣1990年代初论述“后朦胧诗”的文章提出，并在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得到较完整呈现。1997年6月，受孙玉石先生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关于新诗现代性问题的论文答辩。他试图用“现代性”框架来清理新诗的评价史。他的主要论点是，新诗的评判标准“是其自身的历史提供的”，新诗“有能力为自身制定规则和标准”，试图切断新诗与古典诗词联结的“脐带”。这份博士论文是没有终曲乐章的“未完成交响曲”，北大图书馆博士论文库不见收藏，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议修订出版，他虽颔首微笑却不加理睬。不过，论文部分内容以《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的题目，作为一次诗歌会议论文发表。22他的这个论点，让我想起1958年新诗发展道路讨论时的情况。当时，虽然说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新诗发展道路基础是权威性认定。当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卞之琳、力扬，还是禁不住以怯生生的语调提出，新诗自身的传统也应该是一个传统。距何其芳们有点委屈的申辩又过去了五十多年，臧棣觉得无需心虚。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有了成就卓著的诗人；它既无需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臧棣他们认为，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和古典诗歌、和域外诗人的对话。对臧棣这一看法，姜涛评论说，在这种视角中，“一种虚拟的却绝对化的连续性被排斥”，新诗与旧诗之间虽有影响甚至是推动性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应构成一种具有模式意义的评议角度。姜涛认为，臧棣将论述重点转移到新诗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上，“从而巧妙地绕过了仅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或继承或反叛）中思考新诗前途的惯习”，带来了新诗研究的新局面。姜涛有一点“狡猾”、在支持的同时不露声色地将问题缩减为研究和叙述的层面。

1997：武夷山上的“现代汉诗”

前面说到当代诗人“包办一切”，似乎带有一点贬义，其实不然。写诗这个行当，有许多特殊的地方，有天赋的成分。想象力，“通感”的气质，对声音、语言的敏感和辨识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我这样说肯定要受到质疑，赶紧补充一句：批评家和研究者也有诗人难以承担的事情要做。而且，诗人的话也不可全信；诗人们写诗的时候和讲诗（哪怕是讲自己的诗）的时候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沙光他们编辑的《中国诗选》收录的1990年代初诗人的诗论文章，提供了我们认识诗人论述的特点。当时读的时候，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一连串诗学词汇迎面扑来，而这些词汇中有些是写诗人才可能有的感觉。知识分子写作之外，还有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容留的诗歌、不洁的诗歌、及物性、叙事性，以及后来柏桦的“下午”“减速”等等。这是那个时期当代诗学的“关键词”——那个时候，“关键词”的概念还没有流行，还没有成为体制化学术论文的必备“零件”。有诗歌批评家将这个现象描绘为“抛掷着花样繁多的诗学词汇”，以为自己和众人“廓清自身、指明方向”23。

这组诗人诗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对时间（社会的和诗歌的）断裂的强烈意识，以及断裂的情势下对诗人心理、身份意识、写作艺术方法等转变的规划。“中断”“重新开始”，1980年代诗歌方式“失效”等，是他们的相当一致的判断。当然，同时存在被掩盖、忽略的不同认识，如围绕诗歌民刊《他们》的诗人认为，1990年代诗歌艺术路向，在1980年代中后期经由《他们》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已确立，1990年代是它的延伸；“叙事”“日常性”“反讽”等诗歌观念与艺术方法，并不是1990年代的发明。他们拒绝有关“转型”“断裂”的说法。不过，关于1990年代诗歌出现“断裂”和时期更替的认识仍占据主流位置。后来我在《中国当代新诗史》有关大陆1990年代诗歌的部分指出，在这样的估量下，诗歌如何处理复杂化的经验，如何保持“向历史讲话”的能力，是他们不断提出的问题。这包括：“跌落”的、留心生活细节、阴影、皱褶的诗歌，与精神探索、历史承担之间的关系；诗人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如何“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24等等。这个阶段提出“及物性”命题，针对的是1980年代“纯诗”、诗歌“不及物性”“零度意义”的主张；但同时也划出了它和“抗议”诗歌的界限，消解有关诗歌巨大“政治能量”的幻觉。另外，这些诗论也在消解“诗人英雄”、代言人身份意识，打破诗人自我形象与诗的“叙述人”之间的“浪漫主义”式的重合，而“向着诗人的个性收缩”的趋势25。因而，在“断裂”的估量者看来，结论只能是一个：

这一行必须重新做起

学会活着，或怎样写诗

——张曙光《责任》

无独有偶，曾是“朦胧诗人”的王小妮，这个时期也写了以《重新做一个诗人》为题的随笔和诗。他们从各自的时代体验中，意识到更替、转折的必要：

有人说这里面

住着一个不工作的人。

我的工作是望着墙壁

直到它透明。

……

海从来不为别人工作

它只是呼吸和想。

诗歌“转型”的强调者的诗学理念和艺术方式的设定，不仅当作个体，或某一“诗群”的美学个性，而是赋予“范型”意义。他们将“意识”与“事实”，“可能的方面”与“历史的方面”交错、混杂，把正在展开的写作实践迅速历史化。这一处理方式，以及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诗歌理念、艺术方法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后来诗歌界争论的根源之一。包括世纪末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也包括二十多年后的“未来诗学”的提出。

1997年夏天，社科院文学所和福建师大联合举办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26，地点是福建武夷山。这次会议上也能隐隐感觉1980与1990年代诗学观念、学术风格上的差异、碰撞。虽说文学所是主要主办单位，其实也就是挂个名，实际是福建师大中文系，特别是王光明教授在操办。王光明坚持用“现代汉诗”来取代“新诗”，认为“新诗”的概念具有“时间神话”和“历史进化”意识，也不利于将海外用汉语写作的文本纳入其中，他后来出版的有很高水准的著作就用了《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书名。不过，后来中国大陆诗歌界还是不大采用这一概念。王光明把1980年代对诗、对学术的敬畏、热情，秩序带到这次会议上。他事无巨细，包括议题、邀请人选、会议单元规划，发言次序，食宿，菜谱……都殚精竭虑安排。他宽容但也严厉。我那个时期精力已经完全放在当代文学史上，诗歌只是作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关注，没能提交会议论文，但他还是让我参加。但他又“霸道”、不容分说地安排我主持懵懂无知的“女性诗歌”专场。最后一天游九曲溪，最能体现投入、专注、敬业、讲究秩序的“80年代气息”。在溪边，众人正兴致勃勃呼朋唤友时，他从书包里掏出事先草拟好的名单，逐一宣读每个竹筏乘坐人名字。当念到我、孙玉石、和荒林、周瓒、翟永明乘同一竹筏时，能觉察到周围空气中潜藏的失望以至不满的气味。这次会议上，“朦胧诗”时期“三个崛起”首次同台，这被看作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会议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两点，一是关于诗人身份意识与诗歌写作性质的讨论，另一是对1990年代诗歌的评价。柯雷（荷兰莱顿大学）的发言题目是《实验的范围：海子、于坚的诗及其他》27。他比较了《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和于坚的《0档案》，认为前者是“重新陶醉于诗歌和诗人的崇高而重申神话”，而后者则是“反神话诗歌”，用“反”隐喻“回避”意象的方法，让日常生活细节陌生化而产生了另一层面的隐喻。柯雷认为，虽然海子和于坚在“诗歌神话”上趋向两极，他们却都指向有关诗人“身份”的共同问题。“诗人是非常敏感的预言家，与众不同的悲剧英雄，其天才经常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柯雷说，这一浪漫主义的习见，在西方，比如荷兰可能会被认为已经过时，不过在中国诗人这里似乎仍很普遍。他认为于坚、韩东的写作，这种对“崇高的诗观”的拆解，“是一项建设性的事业”。

有关诗人身份和写诗的工作性质的另一个发言人，是王小妮。1980年代中期之后，王小妮与诗歌界的“运动”、潮流很少直接关联，写作变化也明显，以致有“全然换了一个人”的感觉。28 前面我已经引了她的《重新做一个诗人》的诗，她说对着空空的墙壁影子，像是在读出它们的寂寞、幽深……在武夷山这次会上，对着我们她也像是对着影子说话，讲了“木匠致铁匠”的故事29。她提出我们通常不再提出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不停的写字呢？”（当时我也朝自己提问：“为什么要不停地写那些当代文学史的字？”）“故事”里那个“自弃的木匠”，钉死了铺子栅栏走向田野（我却没有这个勇气）。她说，诗人和这个木匠一样，并没有和诗“订过终身厮守的契约”，也可以“终止写作”；而且，“诗写在纸上，誊写清楚了，诗人就消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做饭或者擦地板，手上沾着淘米的浊水……”30。

柯雷和王小妮在诗人身份和诗歌写作性质上的观点，都具有“反浪漫主义”的消解“诗歌英雄”、诗歌神圣想象的指向。这个问题的尖锐性现在已经大为减弱。不过，即使是21世纪之后，我在海口、北京的两次诗歌会议说到诗人“手艺”问题的时候，还是引发我尊敬的知名批评家的强烈不满和反驳。

1990年代诗歌评价并没有列入这次会议的议题，却引起大家的关注。原因是三位“崛起者”对“朦胧诗”之后的新诗潮评价大大降低，有许多实质性的严厉批评。开始我有点错愕不解，曾一度将事情解释为阅读覆盖面差异引起。现在想这是不对的，主要还是诗歌观念上的问题。我和谢冕、孙绍振先生是老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极认真执着（为人和为学）的成就突出的作家、学者，有着坚守的不可更易的原则。他们做出“诗歌离我们远去”判断的原因可能不同，但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孙绍振在潜心于中国古典诗词和文论之后，必然会如林庚先生说的“发现新诗的缺陷”；而谢冕则目睹他信奉的“诗歌精神”在1990年代的磨损和丢失而失望，并发出警觉提醒的声音。设想谢冕也如痖弦先生（他们都出生于1932年，一位在河南南阳，一位在福建福州）那样写《如歌的行板》，可能会有这样的句子：

抒情之必要

天真、朴素，跟顾影自怜、故作高深保持距离之必要

混杂的世界中发现美和单纯之必要

批判之必要

清理英雄幻觉和保存英雄气质之必要

认识“小也是大”但明白“小就是小”之必要

凤凰木，栀子花，酒，羊杂碎汤和微醺之必要

始终的百年忧患意识和代言承担之必要

……

1998，“空白练习曲”

武夷山会议期间，臧棣说想编一个诗歌丛书，入选诗人是1990年代开始活跃，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作品，问我可不可以当主编。我从未当过主编，有这个光荣很高兴。这个诗歌丛书的主旨，猜想是要回应对诗歌现状批评的争议，并为进行中的1990年代诗歌定位。当时诗歌“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丛书或选本方式展现“进行中”的诗人写作，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批评手段。臧棣他们的丛书就叫“九十年代诗歌”。就在武夷山会议召开的同时，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31，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王家新等列入。另一个重要例子是程光炜主编的，影响很大的选本《岁月的遗照》32。

说来惭愧，我其实没有做具体的策划、编辑工作，就是挂个名，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我为饱受责备的“1990年代诗歌”做了辩护，并指出诗歌批评、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偏向，没有疑问，批评的整体描述、判断是重要的，不能只捡芝麻丢掉西瓜。不过，整体性描述和评价应该建立在个案、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否则，全景式的概括便失去根据，空洞乏力。当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首先从各异的诗观出发，凭一种印象对诗界现状估出结果是四分五裂的描述和判断，而是首先细心地考察诗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样，并首先讨论我们据以评判、解读现代诗歌的理论、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不仅要对诗提问，而且对“对诗提问的人”提问，不仅质疑诗，而且质疑自身。

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收入臧棣的《燕园记事》，黄灿然的《世界的隐喻》，西渡的《雪景中的柏拉图》，孙文波的《给小蓓的骊歌》张曙光的《小丑的花格外衣》，张枣的《春秋来信》。我比较集中读张曙光、黄灿然和张枣的诗，也是通过这个丛书。2001年9月到12月，我退休前最后的课，是给研究生上的1990年代诗歌细读讨论课，第一个解读的诗人是张枣，选了他的短诗《边缘》。由臧棣主讲；我当时非常期待，从臧棣的解读中收获很多，但也有点失望。纠结的是解读有点理念化、逻辑化；对我一直小心保护的诗的神秘感有点损害，但也许臧棣是对的。“边缘”作为一种社会位置、心理感受，在张枣那里确实很重要。后来，我在一篇讨论俄国作家爱伦堡的文章里写到张枣，我觉得他和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的性格、诗观、处境有一点相像：这就是潜在的“边缘”位置和心理意识。这个位置和意识其实存在着悖谬的特征。如果诗人们认可奚密教授的概括，把“边缘”作为现代诗的本质特征的话，他们不仅有骄傲，而且更有焦虑和痛苦。我隐隐觉得，这两位不同时代、生活在不同国度的诗人，他们性格、命运有着“自毁”悲剧性，与“边缘”有关。读着《春秋来信》，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抒情方式”和1980年代的不同。主要的一点是如他评论策兰时所说的，以独白式的抒情被“对话式”取代。张枣认为，“对话是一个神话，它比流亡、政治、性别等词更有益于我们时代的诗学认知。不理解它就很难理解今天和未来的诗歌” 33。“抒情方式”的这种转化，在1990年代的中国诗人那里当然不限于张枣，但他表现更为自觉。对话的对象可能是亲友，是某个诗人，是某一文本，是“自我”的虚拟或拆分，或确定的、想象中的“知音”读者。于是，张枣的诗中常漂浮着隐秘的信息。它的传递得到一些读者会心的领悟和参与，而因时空际遇的限制，和对想象方法的陌生，却与另外的读者产生阻隔。因此，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抵达“知音”的向往本身就会包含失败的悲剧。譬如，我当时读诗集中的《今年的云雀》便难以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过了几年读到德国学者苏珊娜·格丝《一棵树是什么？》34的文章，才有一点领悟，才明白这首诗与策兰、与布莱希特之间的关联。 苏珊娜·格丝的文章讨论了张枣《今年的云雀》（1992）、布莱希特《致后来人》（1938）和策兰《一片叶，没有树》（1968）35之间的应答关系，并延伸到诗歌中的对话、寻找倾听者、知音等问题。格丝认为，布莱希特和策兰的诗歌、语言观大相径庭。布莱希特根据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不怀疑语言的交流功能，因此，他认为“非政治性的话语”就是对恶行的沉默，也就是同谋犯罪。策兰却认为一切对话，与以往对话的话语都应含有歉疚，他质疑言说本身。因此，“无树”意味着“对艺术而言，一个可触感的物件已彻底缺在”和“意义空白”。显然，张枣的《今年的云雀》是采取同情策兰的立场来与布莱希特的对话。格丝认为，与其说张枣不同意布莱希特的“言说＋行动”这一诗学宣言，倒不如说他不同意代表一代人发出共同声音的方式，因为具备一个集体意志的“后来人”已不存在，今天的个人只能面视他自己发现的现实。

“个人只能面视他自己发现的现实”，大概就是1990年代诗歌界提出的“个人历史想象力”的命题了。在1990年代，“具备集体意志的后来人”的存在，在一些人那里得到肯定和坚守，但在一些人那里受到怀疑；个人从“一代人”，从“集体意志”中离散，分裂为没有关联的“原子式”个人。如果是后面的这个情况，那么，言说、诗歌等也就跌落破碎，诗人笔下大概就只有“空白练习曲”：

但最末一根手指独立于手

但叶子找不到树

但干涸的不是田野中的乐器

总之它们不运载信息

这是一支空白练习曲……

——张枣《空白练习曲》

这其实是提出了1990年代诗歌紧要、布满歧义，也有着选择上困惑的问题。

注释：

1 五六年前的2019年10月26日，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在威海校区举办“张枣博论译稿暨诗学思想研讨会”，会议由亚思明教授召集、主持，参加的有孙基林、敬文东、江弱水、程一身、西渡、姜涛、冷霜、颜炼军、王东东、张光昕等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这是我的发言，经过修订和扩展。

2 张枣：《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3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将近七十人。有1980年代以来活跃在诗歌界的诗人、批评家，以及文学报刊的负责人：郑敏、牛汉、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李欧梵、杨匡汉、芒克、李陀、徐敬亚、王小妮、曲有源、钟鸣、柏桦、张枣、于坚、程光炜、吴思敬、刘福春、董秀玉、蔡翔、朱朱、西川、唐晓渡、陈超、南帆、耿占春、王鸿生、臧棣、任洪渊、沈奇、陈仲义、叶兆言、树才、宋琳、王一川、宗仁发、何锐、张胜友、杨斌华、程永新、林建法、懿翎、周立民、孟晖、杨克、王强、小海、莫非、张新颖、张柠、赵野、谢有顺、吴俊、还有我。记得还有日本的中国新诗研究者是永骏。因为有一种“世纪会议”的设计，参会者名单不嫌麻烦开列。

4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4期。

5 这个情况，是当年参与编辑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杨匡汉告知笔者的。

6 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7 引自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版。

8 陈东东：《片面的看法》，《标准》1996年春创刊号。

9 萧夏林主编《顾城弃城》，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10 文昕编《顾城绝命之谜——解秘》，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11 钟鸣：《旁观者》（第3卷），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4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12 闵正道主编《中国诗选》（第1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 参考《旧约 · 诗篇》126章5、6节。

14 昌耀等：《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有邵燕祥序《有个诗人叫昌耀》和自序，附录里有骆一禾、张玞的评论文章。卷一收1955—1957年的诗，卷二收1961—1967年的诗，卷三收1979—1994年的诗。

15 昌耀：《命运之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6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流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605页。

17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8 林庚：《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 北岛：The August Sleepwalker，杜博妮英译，new directions1990年版。

20 《评〈八月的梦游者〉》刊于《澳洲中国事务学刊》1990年1月号。这里转引自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 读北岛《回答》等诗引发的“震撼”的描述，来自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 收入王光明编《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3 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诗探索》1998年第2期。

24 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5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选》（第1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26 会议自7月26日至30日。参加者除中国大陆学者外，还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荷兰的研究中国新诗的学者、诗人六十多位。 他们有：王光明、梁秉钧、唐晓渡、王家新、周亚琴（周瓒）、臧棣、李振声、佐佐木久春、孙玉石、蓝棣之、陈仲义、俞兆平、任洪渊、周晓风、翟永明、何锐、南帆、沈奇、王珂、白灵、萧萧、杜国清、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王小妮、程光炜、洪子诚、朱寿桐、金龙云、林祁、荒林、柯雷、顾彬、张炯等。

27 整理稿收入《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8 崔卫平：《编选者序》，《当代诗歌潮流回顾·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 她的这个发言的文稿开会之前已在刊物发表，但是我没有读到，会议后收入《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

30 王光明指出，王小妮的“只为自己的心情”写诗的说法，是“反对诗歌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而作为一种内心需要”。王小妮可能不一定是在“反对”什么。至于写诗是否应该、或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那是因人而异的事情，要看不同诗人的不同生活条件。不过，在大众消费文化成为主流的时代，写诗谋生的可能性大为减少，想拿它作为单一的“社会职业”也已不大可能。参见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31 丛书收入西川的《大意如此》，欧阳江河的《谁去谁留》，陈东东的《明净的部分》，王家新的《游动悬崖》四种，1997年8月版。

32 《岁月的遗照》是“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丛书中的诗歌卷，其他还有主流小说卷《融入野地》（蔡翔主编）、先锋小说卷《夜晚的语言》（南帆主编）、女性小说卷《世纪之门》（戴锦华主编），作家散文卷《新时代的忍耐》（耿占春主编）、学者散文卷《冷漠的证词》（洪子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我和李庆西被委任为总主编，实际策划、编辑的工作均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贺照田等担任。

33 参见苏珊娜·格丝《一棵树是什么？》，《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

34 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苏珊娜·格丝文章副标题是“‘树’、‘对话’和文化差异：细读张枣的《今年的云雀》”，商戈令译，该文随后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2期。

35 布莱希特的《致后代人》（或《致后代》），格丝文章的译文是：“这是什么时代，/连谈话都几乎变成犯罪，/因为它包含了/如此多的以往的话语？”绿原译文是：“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一场/关于树木的谈话几乎就是一桩罪行，/因为它包含着对那么多为非作歹的沉默！”王家新的译文是：“那是什么时代，/那儿一场对话/几乎是一种犯罪，/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流言？”黄灿然的译文是：“这是什么时代，当/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暗示对许多恐怖保持沉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