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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藏族文学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中小说创作更以独特的叙事探索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新鲜活力。青年作家果美·才让扎西（别名赤·桑华）作为新世纪藏族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以先锋性的空间叙事实验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时间框架，构建起多维度的叙事空间与文本结构。相较于短篇与长篇小说，其中篇作品尤为凸显作者对叙事话语的自觉探索——借助橘瓣式辐射、链条式嵌套与双重复合等叙事形式，既实现了文本内在逻辑的精密编织，又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语境下青藏高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命哲思。这种对叙事策略的革新性实践，不仅拓展了藏族文学的表现维度，更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意义。

关键词：果美·才让扎西 叙事结构 藏族小说 橘瓣式 链条式

通常观念里，小说情节是由线性的时间或因果逻辑关系来完成的，其维度是时间。而随着空间研究和叙事作品研究的多样化和精细化，小说叙事结构及空间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推进，诸多小说空间叙事研究者一致认为，叙事作品中的空间元素，等同于其时间元素，在研究叙事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族青年作家果美·才让扎西，作为80后藏汉双语作家群体中的多产者，他以强烈的空间意识，在小说创作中试图打破传统小说对线性时间的成规，即传统叙事的单线或复线模式，追求小说内部的情节结构和空间建构，形成独特新颖且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品。正如杰拉德·普林斯( Gerald Prince)认为，“叙事的真正主题，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1。叙事结构是小说哲理意蕴与思想价值的独特体现，不同小说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叙事结构，不仅适应着小说的意蕴表达，成为小说人物性格发展与思想诞生的沃土；同时，不同的叙事结构还彰显着不同小说迥然相异的叙事魅力，体现着小说创作的价值追求。那么，统摄当代藏族小说组群，正是果美·才让扎西的中篇小说，在叙事进程中，做到了重视叙述形式，通过特定的叙事结构，揭示作品深层主旨。这在当代藏族小说的发展视野上，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

一、《白水、黑水》橘瓣结构的从善理念叙事

果美·才让扎西的中篇小说《白水、黑水》中，作者以强烈的空间意识，试图打破以往线性时间的情节链，将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多重事件和不同空间平面地展现于读者跟前。这一结构模式，在叙事学研究领域统称“橘瓣式结构”。显而易见，“橘瓣”是个比喻措辞，强调小说中并置或并列的故事情节不能零乱地组合在一起，它具体形象地表达了众多事件向心发展的立体感和空间感。因此，这一结构模式也更多地倾向于多重空间内的人和事，因相同主题或人物产生的不可相离的并排结构。类似的叙事结构在现代小说、影视作品中其实屡见不鲜。有研究者也讲道：“橘瓣式的空间形式，即所谓的并置、并列（几条时间线索的并置或并列），是现代小说一种重要的结构方式。”2如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以及墨西哥著名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通天塔》等，都是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完成的艺术佳作。

《白水、黑水》以卓香卡和唐纳村互为邻村的两个村庄为故事空间，把一天一夜时间期限内发生的五个亚故事，与一个主故事错落有致地铺展于小说文本。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小说全文由十七段小部分构成，作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五条亚故事并没有连贯独立地进行叙说，而是犹如现实世界当中，不同空间内的多重事件在同时发生那样，故事文本层面尽可能地相互穿插、片段性地展示出来。根据小说内容，可以知道第一个亚故事是吉先为主线，他跟同久美、多旦两位叔叔到邻近唐纳村，进行提亲说媒，在往返途中与唐纳村的才让发生争执，最后吉先意外身亡等。这些内容在小说第一、四、十、十三段。第二个亚故事是唐纳村的才让为主线，叙说他为了建造自家房屋，深夜到邻村卓香卡林场偷窃木材，天亮时被吉先等人发现，并发生争执的内容，在小说第二、六、十二段。第三个亚故事是索南的故事，在小说第三、五段中，索南趁着妻子杨毛回娘家，去私会情人拉毛，途中偷取才让的拖拉机燃油，到家后引起火灾不幸身亡等情节。第四个是情妇拉毛的故事，她在等待索南一宿未果后，撞见逃亡的才让和进行调查的警察人员等，这些内容在小说第七、十四段。第五个是妻子杨毛的故事，在第九、十一、十六段，讲述杨毛来回娘家时的情景与心境。

如上所述，将故事人物作为参照指称的五条故事线中，它们看似独立发展，实则相互依赖、影响彼此。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不难发现作者注重叙述话语的安排序列，将多重事件的叙说交纵穿插，使线性的阅读习惯出现断层停顿，在文本的话语版图上故意切断故事的自然发展，使读者在相互交错的故事成列下，产生更为复杂立体的空间联想，使叙事文本的话语形式上也充满立体感和空间感。

此外，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也强调，橘瓣式结构注重的是一种向心组合，“小说中并置或并列的故事情节不能零乱地组合在一起，不能向四处发散，而必须集中在相同的主题、人物或情感上”3。从这个意义导向上，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文本中的第十五段起着极其关键性的作用。该段讲道：“那天夜晚，卓香卡叫作卓玛的姑娘被鬼魂附体后鬼话连篇，使得全村鸡犬不宁。”4还有，“咒师仁增从绛红色的背包中取下人皮法具噼里啪啦地砸向卓玛的脖子，卓玛的身体蜷缩了，声音颤抖了，开始悉数自己的来历、目的等各种情况。从她口中响起的不是女声而是洪亮的男音，这令周围人们目瞪口呆”5。小说中，叙述者借卓玛之口将上面涉及的五个亚故事串联在一起，并且使它们围绕卓玛发展冲突，激化矛盾，再到化解问题甚至走向毁灭。也揭晓出，在一天一夜的时间期限内，发生的所有离奇事件，竟是这位“鬼魂”即卓玛为导火索而引起的。因此，若将把“卓玛”这一特殊人物，视为该小说的核心要素，从它的视角再看整体故事，会发现看似离奇古怪的一系列事件，实则都是情有可原。故而，橘瓣式结构的运用，使《白水、黑水》在小说文本层面构成了深浅两种叙事线条，一是表层文本中吉先、索南、才让等人物在充满神秘和偶然性的事件中遭受人间苦难。另一为潜层文本的“鬼魂”作祟即民间元素的挖掘与揭示，后者构成前者一系列事件的深层原因。

一个橘子由诸多果瓣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具有同等的价值功能，但是它们并不向外倾斜，而是趋向于中心，即中心的白色果茎，而它以聚拢果瓣为存在价值，也只有这个果茎才能使相邻的果瓣们产生关系，如果说没有这一果茎存在，那些果瓣也不会以聚拢的方式呈现。在分析橘瓣式结构的叙事作品时，无疑对于果茎位置的主题或人物的发现和意义的阐释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若仅把眼光聚焦于上述内容的文本表层叙事技巧，是很难得出一个贯穿小说整体的核心主题。因而，在分析《白水、黑水》时务必放宽视野，即对小说深层次的故事内涵和价值归依，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合理理解与揭示其“橘瓣式”结构，这样特殊叙事策略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向和艺术价值以及小说题旨。

在叙事学研究方法中，对把握贯穿整个叙事文本的价值归依或创作原则等问题时，总会涉及“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布斯在1961年《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初次提出此概念时，虽然仅仅是区别日常生活中真实写作者与“进行创作状态时刻”的作者两者，意在强化写作意图和文本规约的可循性。便通过强调“隐含作者”的文本性，来论述作品中呈现的价值理念其实与真实作者的立场、态度及价值判断等可以相偏离，甚至违背的现象。然而，叙事理论不断发展，到美国学者西蒙·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将隐含作者看成读者从所有文本成分中收集和推导出来的建构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文本中隐形的作者形象。进一步把“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以作者层面的“编码”和读者层面的“解码”过程，糅合到文本本身呈现的文本规约和原则上，视为叙事文本的主要宗旨和表述指向。

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白水、黑水》这部小说中呈现的诸故事事件，在其本质上是指向人性负面幽暗相关。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组合和事件安排上，作为价值导向的隐含作者始终倾向于对人性恶习层面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唐纳村才让的无赖贪婪、卓香卡村索南的婚内出轨、以及吉先的自大狂傲等。这些特性本身源自小人物的私心、贪婪、欲望，以及恶念作祟。而作为“灵魂附体”的鬼魂，其实就是这些人性幽暗层面的集合体。这也是它何以放置于橘瓣式结构的果茎的缘由。诚然，作家的初衷抑或写作意图是否是聚焦于对其进行批判，但从叙事学视野来看，当这些人性的负面特性以文本的形式书写出来，成为被叙说对象的刹那，已经体现出对人性的一种探索、揭露及展示，甚至可以视为对伪善者和恶行者的反讽和批判。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指出：“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最大的隐义之所在。”6如杨义所言，叙事结构也是小说哲理意蕴与思想价值的独特体现，不同小说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叙事结构，不仅适应着小说的意蕴表达，成为小说人物性格发展与思想诞生的沃土；同时，不同的叙事结构还彰显着不同小说迥然相异的叙事魅力，体现着小说创作的价值追求。在《白水、黑水》一篇，作者通过橘瓣式叙事结构，低沉巧妙地表达出小说深层主旨，正如在小说结尾讲道：“像黑水的人生用黑水洗。/像白水的人生用白水漂。/人世间重新照进不偏不离的阳光。”7用“白水、黑水”民间习俗来进一步呼应题旨的同时，也强调了作为小说价值归依的从善理念，即对贪、嗔、痴、欲等人性中恶的揭露和批判。

二、《小孩不哭睡觉觉》链条结构的生态叙事

《小孩不哭睡觉觉》是果美·才让扎西小说群集中，极少数的将“卓香卡”不再作为小说故事空间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在叙事对象上侧重对“德吉德塞”（བདེ་སྐྱིད་སྡེ་གསར།），这一故事空间的自然景观、人物活动，以及生态状况的描写等。在叙述声音和视角上，以叙述者“我”的感知为中心，将引入眼帘的事物摄像式地进行展示。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叙述者主观臆想的介入，还原和再现了生活在“德吉德塞”即生态移民们的生活景观。而在这样的故事主旨和选题意义下，作者采用了较为新颖的叙事结构——链条式结构。

在一般概念里，链条式叙事结构是指对故事人物在面临抉择时的停顿、联想，以及跳跃等叙事策略，使小说人物在有限的环境境遇下，赋予多种可能性和抉择空间，把同一个人物的多重命运展示出来。在《空间叙事学》一书中，作者把链条式叙事结构的核心放在了“时间零”这一叙事要素的运用中，因为，这一绝对时间，决定着事件发展的趋势和性质，叙述也由此沦陷于追究一系列前因后果的事件链当中，进而完成链条式结构。8那么，在分析《小孩不哭睡觉觉》的链条式叙事结构时，笔者认为，可以从小说人物的身份置换和情节节点的分岔错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依据小说内容可知，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我”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有着一定的身份交叉现象。小说中当叙述者“我”被行车撞击之后，误入一位失明老奶奶屋子时，在老奶奶的口中叙述者“我”变成了她乖巧儿子达波，而在“我”的梦境里达波正是“我”的灵魂之躯。在小说结尾，“我”将目光投向达波时，达波便成为“我”观察自我处境的参照，使折叠的人物身份又隔离开来，成为独立的形象载体。其实小说中叙述者“我”和达波同样属于外来者，“德吉德塞”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栖息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对祖先和故乡保持敬畏与怀念。若不是生活所迫和时代趋势，他们甘愿坚守故乡的牧场和传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叙述者“我”与达波之间忽明忽暗的身份置换，是两者人物间共有的相同意念和愿景的艺术表达。同样，在“我”被行车撞击之后，因听到《小孩不哭睡觉觉》一曲，联想到自己儿时的童年经历，便不由自主地仔细观察起吟唱该曲的妇女，进而将“我”的意志投入到妇女胸中熟睡的婴儿，使不同人物的相同感受浮现于文本，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份交换。由此，读者在人物之间的身份置换和情感意向的错综交叉中，体验到同一人物在不同人生抉择下的感受。而这可以视作链条式结构所强调的叙事原则，即“故事人物在面对众多选择而产生的多种可能性”的变相和延伸。

其次，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整体细读”，可以发现《小孩不哭睡觉觉》其实是以叙述者“我”被行车撞击为情节节点，使撞击前后的情节走向产生分裂、差异，甚至相反趋势。也就是，叙述者“我”被行车撞击的那一刻，对于小说整体来讲，可以视作“时间零”，亦即绝对时间。因为，被撞击前，对于“德吉德塞”来说，“我”是旁观者和圈外之人，此时的叙述者只能记录和观察外在表象，是仅限于对“德吉德塞”外在环境的描写和人物行动的陈述。而被行车撞击之后，“我”不仅倾听关于“德吉德塞”的来源和祖先传说，也通过梦境和联想等方式，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其中，设身处地感受和体验生态移民新区的一切。而这一情节节点的设置，使小说人物在有限的环境境遇下，赋予多种可能性和抉择空间，把同一个人物的多重命运展示出来。进而完成了链条式叙事结构所强调的叙事特性。再者，通读这篇小说，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所蕴藏的写作意图，即写作者对生态移民相关政策和落实境况的不满和批判，故而使文本被一种暗流涌动的讽刺韵味所笼罩。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孩不哭睡觉觉》的链条式叙事结构，不仅在创作美学和叙事策略上有了可取的现实价值，同时也增强了文本的阐释深度。

三、《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双重结构的性别叙事

自1980年代当代藏族小说发展以来，女性形象和女性主题一直是创作者们较为青睐的书写对象。在果美·才让扎西小说群集里，中篇小说《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以性别对立和女性人物的双重命运，深埋于故事大前提，把女性人物的命运悲剧放在中心位置，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生存状态进行叙述，表达了为女性发声的写作意图。

小说以叙述者“我”在下乡访谈的出差地点为故事空间，把老友措毛的悲惨经历，以慰问和倾听者的姿态，将女性人物的自我诉说以场景展示和对话输出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眼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命运多舛的底层女性在文本中有了诉说自我处境和生存困境的平台。然而，借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这篇文本进行仔细分析会发现，其鲜明的性别歧视和女性他者化的潜在意识形态，使其沦为了“伪女性主义”作品。当然，这种潜藏于文本深层次的性别议题，不能归咎于作者其人的价值理念，而只能将其视作身处优势地位的男性作者，在叙说女性和书写女性时所存在的客观局限性所致。

“经典叙事学因其忽略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语境的考察而饱受诟病。女性主义叙事学适时地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打破了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长期对立。”9苏珊·兰瑟，在其《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通过对英美两国历代女性作家叙事作品，进行对此研究，将叙述声音这一范畴，分析归纳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三大类型。在此涉及主要论点是“‘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型叙述声音’指涉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叙述者与作者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近似”。10国内叙事领域前沿学者申丹虽然将其称为“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但她也强调并认可其分类的特殊效益，兰瑟这里将文本层面的叙事技巧与故事内含的女性权威联系起来，提出“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女性权利是被压制的，而个人型叙述声音成为了女性人物争取权利和地位的重要场所”11。把经典叙事学侧重的策略技巧结构等范畴赋予相应的权利、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内涵。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反观《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对理解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启发。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占全文的一半。也就是，《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里作为叙述对象的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作者并没有通过叙述者的转述来呈现。而是通过与女主人公对话的方式，让女性人物自己诉说自己的故事。这时女性人物作为主体和观察者出现于文本，在诉说的过程中隐形地建立起其独立自主的本体形象。然而因个人型叙述模式存在着局限性，故事内容的总体进程上，是需要靠全知全能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来完成。那么，问题产生于，女性自述方式的个人型叙述与作者型男权叙述声音之间含有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张力。在《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中，作者的创作意念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女性人物的个人型叙述，将女性人物的悲惨遭遇和女性自身的生存处境作为叙述对象，阐明了站在性别议题的立场发展故事情节的态度。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诸多细节和情节设计，将叙述目标指向了女性人物的困境和劣势地位。从创作美学加以叙事理论，可以发现这里提及的所有现象，均是文本的编制者（即作者）的有意为之，也是作者通过文本想要表达的价值理念和文本规约。然而，当作品的创作意图或价值归依很明确，且小说各个要素都在极力为这个价值理念和原则进行辅助时，某些细节或表述中，若则会出现与此相背离的观念或原则，只能将其视为作者无意间或潜意识层面的输出。申丹以“潜文本”一词来说明这种现象，认为“通过‘整体细读’，深入分析作者独具匠心的文体选择和结构安排，便可透视表面文本之下的潜藏文本，揭示文中被忽略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12。

首先，从小说人物的立场层面分析《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不难发现文中的女性声音即措毛个人型叙述声音是脱节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虽然在故事内容层面是对话和访问，但文体特征和遣词造句中表现出来自男性权威的压迫和歧视。文中的男性访问者处于一种旁观者袖手旁观的姿态，记录着事件发生、发展以及最终的毁灭，但绝不参与其中的。也就是男性叙述者“我”始终站在女性人物措毛的斜上方，以怜悯和感慨的姿势俯瞰她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女性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成为男性叙述者“我”的观察和凝视的对象，也是讨论话题，更是拿来分析的案例，进而在文本的深层次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权利关系。正如罗宾·沃霍尔提出，“‘看’意味着权力，被凝视象征着被压迫”。因此，这种人物之间的立场和身份不对等间，加深了两性对立和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在整体上削弱了为女性发声的力量。

其次，从小说讲述的故事内容来看，女主人公措毛在相继失败告终的三次婚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命运，即女性人物个人的悲剧性命运所致。也就是，女性的悲惨经历和处境，是无关乎于人物自身的，而是外在环境和更为定数的命运的安排。可是，反观现实社会中的底层女性人物，难道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是任由所谓的命运摆布和安排，对自我处境保持沉默和自暴自弃的吗？难道就没有一位女性人物是独立自强，坚持个人信念，追求美好愿景，努力向上进取的吗？正如有学者提出，藏族社会中妇女的劣势地位在文化实践的诸多领域中被强化了。在男性作者笔下，女性的悲惨遭遇不是人为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可更改的、具有恒常性的现象，似乎只能接受无法反抗，即潜在的质的规定性。他们把女性作为一个对立面，通过他者的悲惨遭遇，警惕自己和认识自己，进而窃喜和庆幸自己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加深和固化男权文化统治下的性别对立处境。这一逻辑和思维方式，显然是男权文化笼罩下某种文学陈规的圈套和继承，是由男性作者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在潜层意识溢出表面的例证。在这个层面上，《青藏高原最长的一夜》只能沦为“伪女性主义”的作品，与文本表层为女性发声这一创作意图，形成强有力的对立和矛盾，完成了文本内外的某种程度上的双重叙事。

结 语

果美·才让扎西中篇小说的“橘瓣式叙事结构”、“链条式叙事结构”以及“双重模式叙事结构”等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叙事学价值。作者将纷繁复杂的人情世态、隐秘幽微的精神情感、低沉隐晦的父权思想等，反映于小说文本之中。诚然，这也得益于果美·才让扎西所秉持的勇于探索和不断进取的写作理念。正如他讲道：“对于小说写作，我认为，怎么写和写什么如同鸟的双翼，缺一不可。”13可见，果美·才让扎西的小说在叙事主题上伴随着时代趋势，在对青藏高原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进行书写的同时，致力于小说叙事话语的技巧策略，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和突破自我，追求着更多可能性。这为当代藏族文学叙事策略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2 3 8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163、159—160页。

4 5 7 果美·才让扎西：《白水、黑水》，切蒋译，《青海湖》2019年第2期。

6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9 吴颉、卢红芳：《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缘起与流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0 [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11 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12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13 切蒋、果美·才让扎西：《我会继续写更多更好的‘卓香卡’故事》，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P6GaSzj8zy6zvWDotm554g。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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