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的路遥研究史
内容提要：“回忆材料”作为研究作家创作的基础性资料，在现当代文学中的运用已经比较普遍。然而，怎么挑选、甄别材料，使之与作家生平和作品更加吻合，同时生发出研究的活力和创新性，也存在相当的困难和难度。本文运用同事材料、研究性材料、知青材料，力图建立更开阔的阐释空间，探讨解释的路径与可能。作为路遥生平创作材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一工作显然是初步性的。
关键词：同事材料 研究材料 知青材料 研究史
一
1992年11月7日，路遥因肝硬化在陕西西安的西京医院病逝1，享年43岁。18日晚9点，其妻林达和女儿路远从北京飞抵西安。19日，妻女去医院瞻看路遥遗容，上海《文学报》同日刊发了一条《著名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的消息。
1993年6月，晓雷2、李星3编选，陈泽顺4责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一书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这是国内第一部回忆路遥的史料书籍，是以这种回忆材料研究路遥的开端。但对于建筑一位作家的丰碑来说，它们还留有土坯与和泥沙阶段的痕迹。
封面以白色为底，有哀悼逝者寓意。上方是四寸左右的插图，着蓝色，喻夜空之意，左上侧是橙色的圆月，右下侧是古城墙的箭楼，是指西安这座城市。封底全部为蓝色，配合着封面的寓意。该书二十四万多字，收有陕西作者的48篇文章，一小半是当地文人，大部分为不知名人士，内有领导、作家、编辑、路遥友人及社会关系等。正如“内容提要”所提示：
著名作家路遥英年早逝，以他短短四十二年的人生轨迹，在平凡的世界中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
本书汇编了路遥生前好友和同他有亲密接触的同志撰写的回忆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位杰出作家的思想和性格，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文章长短不一，最短者为牟玲生，文字不足半页，下用四句古诗凑齐；陈忠实（未见贾平凹悼文）、王愚、畅广元、陈华昌的文章也不长，原因可能是临时应约写作，或是长辈，或觉得一时没有话说。比较动情的是晓雷、赵熙、高建群、李敬寅、张艳茜、张子良、莫伸、李凤杰、京夫、何志铭、王鹏、黄河浪、李勇、徐来见、朱鸿等，这也是人之常情，中国人对刚过世的死者总会说超出日常感受的话来。这种情况不能用一把尺丈量，因成员复杂，关系远近不一，其中真实感情的含量究竟如何，研究者只能从字面上猜测，且极不精确。另一类回忆文章有长有短，第一次透露出路遥创作、日常生活和郊游关系的逸事，故史料价值相当珍贵。不过，这类史料得分几种情况：一类是路遥《延河》杂志社的编辑同事5，如董墨、贺抒玉、李小巴、汪炎。他们既是路遥同事，又是路遥最初写作历程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些史料对掌握作家创作的前史极为重要。二类是与路遥同时期、年龄相差不大的陕西作家，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1993）、莫伸《窗口》（1978）、京夫《八里情仇》（1993）等作品，就在路遥创作旺盛期及去世后出版。他们提供的材料，有助于了解路遥写作的艰辛、曲折，因为材料里蕴含着作家们相互切磋的体温，如高建群的《扶路遥上山》即是一例。三类是评论传播路遥作品的陕西批评家群体，例如省作协的肖云儒、李小巴、王愚、李星、白描、邢小利、张艳茜，陕西师大的畅广元等。路遥1980年代初刚出道时，王愚、李星的评论对作品的解读传播起过较大作用，李小巴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过他，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6。不可否认，由于成书仓促，这部回忆材料书籍在“汇编”时，未必会考虑到体例、系统性和史料整理的整全性规则，因而难以避免有混乱之感。
在我看来，这三类史料中，前后两类较丰富，中间史料较弱，不过可以在相互比较中来参考。
第一类“回忆”史料，主要叙述从路遥入职《延河》到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这六年的情况。据贺抒玉说，路遥1973年上延安大学后，仍在为《延河》写稿，按照编辑部新制度，会适时从中文系或业余作者中抽调一些人到杂志社“轮流帮助工作”7。这一事实，也在路遥大学同学许卫8，王刚的《路遥年谱》9以及董墨等文章处10被证实。贺抒玉接着说，延安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延安、榆林两地培养教师及文教人才，路遥这届学生的分配方案已定（他被内定在延安地区文创室）。她和杂志主编王丕祥立即出马，做延安教育局和延大的工作，办法是以其他指标把路遥换走11。董墨说，路遥实习时的经济状况较窘迫，编辑部每月给的津贴除吃饭外所剩无几，只能抽劣质烟，穿布衣服，但他工作认真。他对稿件的鉴赏力有时超出正式编辑，对一篇稿件的优缺点往往能一针见血地看出。编辑部派其到陕北、关中组稿，他后来根据见闻写过几篇散文。入职后，路遥在做编辑之余，开始写短篇小说，起初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他创作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被两家杂志退稿，这是它“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之故12。李小巴回忆，从他1976年分到编辑部，直到1985年，“他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我家来，在我的小书斋里交谈”，两人很少聊天，话题都与文学有关。路遥对文学和创作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自尊与执拗的个性”，《当代》编辑部要删掉某些情节，他“几乎与孟伟哉吵起来”。气魄宏伟固然是路遥的艺术风格，不过他说，“我常常是用汉石雕的风格去原谅他：只求总形体的浑厚，而不去注意细部。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他作品的艺术魅力”13。汪炎补充的材料，多半是路遥在编辑部日常工作的琐事：如上班的时候，很喜欢去诗歌组，一坐就是很长时间，觉得那里比小说组气氛“轻松”；他晚上熬夜写作，早晨上班起不来，因此常有作者直接闯到小说组对面他的卧室；一次睡眠中的路遥差点煤气中毒，幸亏同事“破门而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14
第三类史料的内容，即路遥与陕西批评家交游的情况。他写完稿子，经常会送给他们征求意见。据简单统计，创作回忆录《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初稿给过畅广元15，委托王愚询问《花城》主编谢望新对《平凡的世界》的意见16，《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即给李小巴看，以及《人生》的初稿和修改稿17，请李星为中国文学出版社《人生》法文译本作序18，他把孙少平二流子姐夫的构思说给人听，还向贺抒玉细讲过《平凡的世界》的构思和布局，说他要写农村青年的奋斗史。第三部结尾，写孙少安的妹妹乘着宇宙飞船上天，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19。作为路遥研究史的第一批史料，这些材料具有鲜活、实证和亲历等一些特点。相较于上述编辑部的材料，这些材料深入到了路遥的创作世界，如构思、初稿、征求意见与修改，包括投寄稿件被退稿后的真实情境，这对于了解他最初文学创作的状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不足之处在于，由于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与路遥创作史之间没有拉开必要的时间距离，很多材料来不及补充，一些史实没有进一步梳理和细化，尤其是路遥遗存的丰富的创作笔记、手稿和书信仍然藏于私人手中，没有被整理出来。因此，这些初级史料的利用价值仍然有限，它还支撑不起“路遥研究史”这只巨鹰飞翔的沉重翅膀。
二
回忆史料具有“亲见性”特点，所以容易在短期内获得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史料传主影响力的减弱，这种亲见性在史料等级序列中的地位必然会呈现下降趋势。而要想维持研究对象的现实热度和传播力，史料的“再叙述”工作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007年，适逢路遥故世15年，这恰好是“路遥十五年祭”的难得机遇。李建军编选的《路遥十五年祭》由此命名20。同年出版的回忆著作，还有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的《路遥纪念集》（2007）21、申晓主编的《守望路遥——六十位著名作家讲述路遥身后的故事》（2007）等22，在该年前后出版的，还有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著《路遥评传》，厚夫的《路遥传》，王云风主编的《延安大学校史》，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的《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记》，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及王刚的《路遥年谱》等。它们与前者遥相呼应，使沉寂多时的“路遥研究热”再度点燃。知名学者何西来为《路遥纪念集》所作的序，已显露出“再叙述”的色彩。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向很讲究‘知人论世’。”如果以这种眼光来说这部书的编选内容，它可以总结为四点：首先，路遥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印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的规律“蚌病成珠”，即好的文章，都是由作者所经历和体验的苦难凝练升华而成；其次，路遥具有开阔的视野，宏大的胸襟，是一位思想者；再次，路遥始终不渝地坚守了经典现实主义的立场；最后，他是文学事业的献身者、殉道者。23
接触这批史料的印象是，“亲见性”的热度在降低，代之以较为冷静客观的“再叙述”口吻，它无意于何西来提到的那种高度，而以平视眼光在回顾与路遥认识和接触的过程。这个时候的路遥，不可能再像亲见史料那样在精神、道德上毫无瑕疵，因为它恢复了正常人的真实状态，以至“缺点”“不足”“局限”的性格特点也都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对文学史来说，塑造作家的精神道德固然重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史料还须要把他们还原为其“肉身”，将不乏烟火气同时元气淋漓的权利归还给他们。这是整理作家研究史绕不开的规律。
《守望路遥》的作者，不再是《星的陨落》的“原班人马”，其变化是：文学圈外的业余作者基本去除，虽不像副标题标榜的都是“著名作家”，但作家阵容大幅增强；有些原作者维持不变，如陈忠实、贺抒玉、闻频、晓雷、高建群（文章重复）、邢小利、朱鸿等，不过增补了吴天明、贾平凹、张贤亮、叶广芹，尤其是以“讲述路遥”而名世的路遥老友谷溪（曹谷溪）。这里边有人情的考虑，也不排除进一步“精选”作者的编选意图；“再叙述”自然有重塑路遥之意，但也在悄然拉开与他的距离。这方面，谷溪的追忆性叙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如严格剖析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同时也是自卑思想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因为他的事业心，几乎使他忽略了“亲情、友情”；再比如，他初恋的北京女知青与其“决裂”，他竟当着谷溪的面哭了起来；等等24。在莫伸心目中，路遥有一段与他的关系不远不近，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原来误解的那么“骄傲”，才又亲近起来。他推测原因，可能是与路遥出身农村“特殊的敏感”有一些关系25。在陕西文学界，贾平凹与路遥是一种竞争关系，尤其他们和陈忠实被视为“陕西三巨头”之后，就更是如此。他看路遥，视角自然会与众不同：一方面，“路遥已经去世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另一方面，仍然觉得“他大气，也霸道”。刚强自负不能容忍于人后，儿女情长却“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26。史料编选者没有意识到，“十五年视角”在祭奠的同时，可能也在冷却，这要求史料采用者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子页说，《平凡的世界》的书名是他起的27，可路遥弟弟王天乐认为，有可能是和谷与子页这两人中的一个人28。
与《守望路遥》的编选理念不同，《路遥十五年祭》评价的调门似有微降，对路遥的肯定又有所升温，这从该书“代序”里已见端倪。由于编选者受过科班训练，该书的编选体例、栏目设计相对来说比较规范，如第一辑“历程”，回顾传主人生旅程。入选作者多是其早年朋友、大学同学或故人友好，因此这些史料的可信度较高。第二辑“忆念”。它与前辑稍有重复，不过史铁生、王安忆等外省作家的史料，可做本省史料的有益佐证、补充。第三辑“评价”。选有日本学者安本实、知名批评家陈骏涛以及编者自己的文章，但该辑文章的学术见识，不见得一定比以前研究成果高明。有意思的是第四辑“影响”。选用的是网友林夕、sdlywrh、杨姝、欢乐一生、不语不行、心梦岭（不知何故却放进了批评家白描文章）等作者，在成长、求学过程中，屡受挫折，幸赖阅读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而猛然醒悟并继续奋斗成功的故事。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这显然是“读者反应”的另一种独特形式，不过“读者”已以“网友”来命名。但是，“网友评价”在互联网上的存活率到底怎样，研究者也不得而知。第五辑是“自述”。在路遥同学高歌、白正明、徐来见的笔下，路遥上延安大学时就与众不同，他苦读该校图书馆所藏中外名著，仔细研习艾思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几乎把柳青的《创业史》“翻烂”。在这种叙述中，路遥超越了“农民青年”的层次，成为受过系统教育的和有准备的作者。白正明说，“他多数在阅览室度过” 29。邢小利认为，路遥是有“生活深度”的作家，因此他不会把“小悲欢当成大悲欢” 30。高建群说，看到病床上缩成一团、瘦得不成形的路遥，“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31。王安忆把路遥看作在陕北地区畅行无阻的“哪吒”，仅凭他给自己写的几封信、几个纸条，使她遍游这片黄土地时犹如神助32。北京知青史铁生当年曾在延川插队，他恨自己很久以后才认识路遥，所幸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见到路遥时，自己也成了名作家33。在这里，由于路遥早年的苦难史不再记述，上述史料正在与他早年的奋斗生活脱节，因为他已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从陕北走出来的成功者。
值得注意的是网友回忆这批别具一格的文学史史料。在他们眼里，路遥既是亲切的“大哥”“青年导师”，也是一个不及物的“神话般”的文学人物。这里面，明显增添了艺术想象的成分，路遥仿佛走出了现实尘界，也远离他专属的1980年代，他正在被与所有时代的“文化英雄”相提并论。网友林夕的一段话，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大意）：
1984年，我刚从农村初中考入县城第二中学，此前已读了《人生》“好多遍”，那时家里很穷，与许多城里孩子同堂上课，“自觉低人一等”。在没有朋友，孤独、贫穷、屈辱之中，“只有路遥的小说陪伴着我”。……16岁失学，我开始了“打工生涯”，在黄河岸边，整日“背石砌岸、挖土整堤”，有时，“真想跳进黄河一了百了”。……但正是路遥，让我重新取得师范学历。……1992年12月，我考入武汉某高校读书。……也就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无意在阅报栏前看到路遥——“引导我解读人生的导师”——逝世的消息，我禁不住丢掉饭碗，“躺在床上蒙头啜泣”。34
这段话尽管难免夸张，却非常真诚。这则史料，作为有关路遥的读者逸事仍需受到尊重；但由于他们把路遥拖出了产生他的特定时代环境氛围，其采用的价值也许不高。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确实已经有了十五年的观望距离，这种时空感，比如会使再叙述本身生产出某种添加、删减和偏移的特殊效应。当然再叙述中路遥研究史也具有某种学术性，不过，对其史料中的芜杂水分也需谨慎而小心地挤出。缺乏干货的史料，注定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马一夫、厚夫和宋学成合编的《路遥纪念集》做进一步讨论。陆懋德说，“历史必须经过有方法的考证，乃得成为科学”，他举例说，现代史料较古代愈为复杂，私人笔记多有夸张，社会布告多有目的，而外交条约多有隐藏。报纸之记载，亦不能认为其来源一定可信35。他的意思是，在求得真相以前，需要多做考证来查实。浮田和民说，发现材料是一种技术，为之批评的是科学，而进一步对其解释者，那才是“别具哲学思想者” 36。大意是不能满足于材料提供的东西。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对发现文献和如何使用它，说得更为细致，他们指出：文献是历史研究者的起点，事实是历史研究者的目标，在起点和目标之间，研究者还须做一系列复杂的工作。他要核实，该文献与该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联结的“动因”，若想弄清楚原初的事实，就有必要在想象中复现文献所展开的整个活动37。也就是说，不光要将史料搜集整理出来，排列为一种可研究的系列，还要考察事实的动因，进一步研究该文献和该事实在联结过程中的矛盾和不协调的活动。
《路遥纪念集》编选者来自高校的专业研究者，该史料的编选体例、意图及效果，与前两部史料其实没有差别，研究质量也无明显进展。比如各辑标题、解释大致相同，有些作者还与后者有比较多的重复，有些文章又退回到“亲历性”的阶段，即使有一些“再叙述”成分，但它并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好在他们的“后记”对编选工作有所反省，且清醒地意识到：路遥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感性的回忆固然重要，不过“理性的态度”更值得研究者引起重视。人们对路遥长时期的热切关注，未因时间的变化而冲淡，然而，如何鉴别、筛选芜杂散乱的史料，应成为整理者的自觉意识38。但从该书编辑内容看，上述史学理论家提出的目标，显然远没有实现。
三
2019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将路遥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大大增加了该活动的“仪式感”。
似乎路遥研究界提前算好了这一重要仪式，研究专辑、回忆材料修订版重版一批著述在密集地出版，它们是：《路遥研究》总第8期（2019年1月）、《路遥研究》总第9—10期（2020年）、编选资料《不平凡的世界》、航宇重版本《路遥的时间》（原版名为《路遥在最后的日子》）和海波重版本《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路遥》（原版名为《我所知道的路遥》）等。
与前两个路遥研究时期的最大不同是，“外地作者”数量大幅增加，“本地作者”的垄断格局被打破，研究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有印有“路遥70周年诞辰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字样的编选资料《不平凡的世界》里，收有赵勇、王兆胜、杨庆祥、杨晓帆等北京、武汉学者的新作和旧作。在《路遥研究》的会议报道中，知名批评家阎晶明、白烨、张志忠、吴秉杰、贺绍俊、牛玉秋、梁鸿鹰、何向阳、邓凯、李朝全等陆续登场。
返观《路遥研究》两年专辑及路遥好友的重版本著作，“仪式感”却是不那么容易被抹去的浓厚痕迹。“仪式感”包含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是对“回忆”的强调，另一个是与“回忆”逐渐的脱离。首先从两年专辑的封面、插图照片及入图人物的材料来分析。总第8期封面，用一整版篇幅登载着路遥背靠高原、面向黄河的巨幅油画像；封三、封四和封五，是延安、榆林两地开展的各项活动的现场照片。总第9期封面，是戴着眼镜的路遥两根手指扶着太阳穴、双目紧闭的大幅照片，有“苦恼的路遥”“思考的路遥”之意；封二以后，是“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和延安本地学术研讨会的多幅照片，以及“路遥老照片”，还有来自北京的批评家阎晶明、白烨和何向阳在会议上的摄影。这些照片，是对路遥“回忆”的进一步强调，是在将“回忆”与今天连接。但是显然，回忆在充分强化的同时，也在被更为今天更为强大的仪式叙事所吞噬。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回忆正在动摇着过去的回忆，至少它们已不像过去那么纯真和朴实。《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版（首版本）责编李金玉说，当时出版社派她去西安主要是“抓”贾平凹的稿子，抓回的却是路遥这部长篇手稿，结果被社领导批评了一通。几年后，这部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但出版社给的是较低的稿费，领导的“冷漠态度”，让路遥“颇有微词”39。路遥和林达在延川共同的朋友吴美华说，1978年8月，路遥回延川帮林达办理调动手续和搬家，自己也在等高考录取通知书，两人在谈话间，路遥不经意冒出一句“我还不如找一个农村婆姨”的话。吴美华当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她“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与林达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孕育着感情上的危机”的阴影40。在《星的陨落》《路遥十五年祭》《守望路遥》《路遥纪念集》等著作里，路遥是爱情世界的守护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而他《人生》《平凡的世界》里高加林与巧珍、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润叶等青年男女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更是激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但是，从路遥研究史的角度看，这种记忆的“调整”应是很正常的。研究史、文学史具有不断反思的功能，它们在意的是，这种记忆史料与另一种史料的偏移、修复和纠正，虽然真相总是令人痛苦，但真相同时也令人深思。
另一些回忆者则在无意识地拉开与路遥的距离。它们使用了长篇小说“播音”、“回忆”史料修改、亲属发言、北京知青叙述等多种形式。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平凡的世界》“首播者”回忆，他起初没想到当播音员，考北京广播学院时就有导演之梦，被抓来试播这部作品，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孙少平等作品人物。透过播音室，他仿佛也来到灰尘滚滚的黄土高原，与从未谋面的路遥他笔下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41。石焕南是插队延川的北京知青，他1971年在县委通讯组时是路遥同事，该文的亮点不在回忆本身，而是文中的三幅插图：一幅是群山环抱中的延川县城，由此可见路遥当时生活的地理环境；一幅是县委通讯组政工组同事照片，内中难得有那时期的林达影像；一幅是焕南北京知青的妻子张景晶，与路遥和谷溪在黄河边的合照，张景晶穿花色衣服、梳两条小辫，背朝着相机，坐在地上戴帽者是路遥，扭过头在朝她笑，站立者是曹谷溪。两幅照片无论着装，还是人物音容笑貌，都刻着1970年代的印痕42。与仪式感最为脱离的，恐怕是路遥生前西安西京医院护士长魏兰娉的回忆。在她的印象中，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路遥的情绪时而乐观、时而悲观。当治疗效果较好时，他“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两位主治医生一天不见，“他就急躁、惶恐，不踏实”；他的病床“乱七八糟”，却坚持“要吃陕北饭”；他是成功人士，而我“见证了他许多的不如意，包括仕途、婚姻、人情冷暖”43。在路遥是否签字离婚协议的问题上，这份史料与《路遥传》《路遥年谱》存在着较大分歧。王刚在《路遥年谱》说，“林达看到路遥的病情，却无法开口提协商离婚”。厚夫在《路遥传》也说，林达因路遥病情，“离婚协议只能推后签订”，而魏兰娉则清清楚楚地写道：“同事们眼睁睁看着北京知青扶起病床上的路遥，让他用颤抖的双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结束了他们苦涩的婚恋。”44
可以看出，“仪式”确实拉开了“回忆”与当年路遥的距离，所以“路遥研究史”只有在这种特殊回忆形式中才能够成立。因为这种回忆，已不像1993年时意见一致，也不会有十五年祭时“亲见性”与“再叙述”的裂缝和矛盾，它们虽然还容易激动，但这一切都在仪式型叙述方式面前平静了下来。因此“回忆”，在这里变成了有关国家历程的知识，变成在学术领域和大学课堂被传授的知识。一位与路遥认识、不在文学圈内的人的话，对此意义有他另外的解释：“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45
从路遥研究史未来的发展可以预想，有关路遥生前是否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史料，一定会被人们不厌其烦地辑轶、争论、考证；有关路遥在延川县委通讯组的逸事材料，还会被重新扒出，对现有的说法给予质疑、补充；有关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怎样出版受阻、如何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播送的史实，也会有人再做田野调查，并开展诸如此类的研究；当时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有一千三百多人，他们遍布北京海淀区的不同中学，与路遥认识的人，基本还是县委通讯组和《山花》杂志这个小圈子。令人遗憾的是，像邢仪、吴美华这样具体细致的史料仍然太少，依然有待更深入地发掘。
在略微讲述了“回忆”对于路遥研究史的价值之后，不能不指出：作为当代作家，由于其日记、书信、生活逸事还未被整理发掘，具有初步史料价值的“回忆”材料，无疑填充了这一空白。然而也应该看到，不同阶段的回忆，总会因社会、环境和人事等因素而带有主观性、片面性的特点，有一些还明显偏离了事实本身。有的回忆是作者亲见，有的则是耳闻和传闻，无疑具有道听途说的性质。相信随着日记、书信逐步被披露，有些回忆的失真状态，将会被怀疑、否定，至少也需要得到纠正。当然有些回忆却拥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它们无论作为稀见材料还是基础材料，都有某种不可替代性。
不过，“回忆”可视为“口述史”的一部分，作为作家日记、书信、作品次一级的史料，有些细节仍然具有丰富补遗的作用。当然，有关路遥的“回忆”性史料，面临着升级的可能和空间，比如对路遥核心关系圈子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路遥创作关系最近的是陕北、西安关系圈，尽力搜集他的书信、字条、文件等，应该成为重要的工作；也包括对林达女士的走访，通过她来整理“两人书信集”（假如当事人还保存着这些书信的话）；再比如走访路遥四弟的遗孀，路遥生前留下的一部分材料，应该存在她们手里，恐怕还会有路遥、林达书信的部分。研究界已经注意到，路遥研究史的部分叙述，是以“回忆”材料为基础的。但是他们相信，有待发现的作家书信及其他重要材料，将会在路遥研究史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注释：
1 西京医院，现名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是1939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医院。1954年，原第四、第五军医大学合并，改称第四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1984年后，对外称“西京医院”。因其传染科为陕西省最好，故路遥被从延安地区医院转院至此。
2 晓雷，作家。1939年出生，陕西省合阳县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历任延安中学教师、延安地区歌舞团编剧、创作组长、《延河》编辑、副主编等职。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席。
3 李星，批评家。1944年生，陕西省兴平县人。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历任《陕西文艺》（后恢复原名《延河》）、《小说评论》编辑、主编。
4 陈泽顺，延安大学中文系1974级学生，路遥同学兼好友。曾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对出版有关路遥的回忆录《星的陨落》《路遥文集》发挥了较大作用。
5 《延河》，创办于1950年代，曾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刊，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所辖杂志。“文革”中改名《陕西文艺》，新时期后恢复原名。路遥入职时，时称《陕西文艺》。
6 笔者曾在《写作陕北》《路遥〈人生〉人物巧珍的原型》等多篇文章中，研究过李小巴对他写作初期的影响，实际王愚、李星也曾以个人的方式参与过这些活动。
7 11 19 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0、83页。
8 许卫：《我所认识的路遥》，《路遥研究》总第9—10期合刊，2020年。
9 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03页。许卫回忆路遥到《延河》编辑部实习的时间，大约是1976年春季。王刚说1975年“本年”，董墨记得是1974年冬到1975年秋，几个人说法不一，需要进一步求证。
10 12 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7、38、41页。
13 17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67、172、167、168页。
14 汪炎：《漫忆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185页。
15 畅广元：《我所认识的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16 王愚：《“文章憎命达”——路遥二三事》，《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页。
18 李星：《回忆，从八月六日开始》，《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
20 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21 马一夫，又名马泽，1950年生，陕西绥德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延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路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梁向阳，笔名厚夫，1965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其外公曾为路遥70年代在延川县“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时期的领导。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其《路遥传》一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学成生平不详。
22 申晓，生平不详。
23 何西来：《追怀文学的献身者》（序一），《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24 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守望路遥》，申晓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6、132页。
25 莫伸：《我接触的路遥》，《守望路遥》，申晓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页。
26 贾平凹：《怀念路遥》，《守望路遥》，申晓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0页。
27 子页：《十五年后说路遥》，《守望路遥》，申晓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28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29 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30 邢小利：《从夏天到秋天——路遥最后的岁月》，《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31 高建群：《扶路遥上山》，《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32 王安忆：《黄土的儿子》，《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33 史铁生：《悼路遥》，《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页。
34 林夕：《被路遥改变的人生——纪念路遥逝世12周年》，《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48、249页。
35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91、92页。
36 [日]浮田和夫：《史学通论》（四种合刊），李浩生译，邬国义编校，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40页。
37 [法]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余伟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2页。
38 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39 李金玉：《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路遥研究》，2019年总第8期。该文原刊于其他杂志。
40 吴美华：《我认识的林达和路遥》，《路遥研究》总第9—10期合刊。
41 张鹏：《平凡世界中的演播者》，《路遥研究》总第9—10期合刊。这是一篇访谈文章，作者张鹏讲述了这部长篇首播者、著名播音艺术家李野墨先生与路遥及作品之间的历史渊源。
42 石焕南：《我对路遥的一些零散的回忆》，《路遥研究》总第9—10期合刊。
43 44 魏兰娉：《路遥最后的日子》，《路遥研究》总第9—10期合刊。
45 陈幼民：《七见路遥》，该文原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后又在《路遥研究》总第5期发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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