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亲爱的人们》聚焦“乡土的变迁”和“变迁的乡土”，既包括个人及家庭的命运史，又内含整体易地扶贫搬迁的村庄变迁史，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新时代以来的城乡发展变化史。马金莲写出了生活的复杂褶皱与纹理，复杂的人物内心以及个体与时代的细密纠葛，透露出对土地、乡村、人们的热爱。小说叙事的总体脉络与“路”和“脚印”密不可分，可将其概括为“修路、寻路、踏路”，它们留下的“印痕”对应着作者关于新时代乡土内涵、形态、风貌的挖掘与书写，即城乡交融、青年成长、日常生活。从中还能感知到一种“新西部叙事”的审美取向，由此可进一步审视新乡土文学何以“新”、何所“新”的问题，以及“新”的困境与“新”的可能，并关切它的未来进路在何处。

关键词：《亲爱的人们》 马金莲 新乡土文学 新西部叙事

一、文学“路”：从扇子湾到羊圈门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什字乡扇子湾村，是马金莲的出生地。这个黄土庄子是马金莲小说中一直书写的那个“村庄”。在202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孤独树》中，扇子湾被马金莲变更为“窝窝梁”，其环境还是那单调枯燥的“黄土山沟，黄土梁峁”，“到处灰苍苍，黄沉沉”1。时至2024年，马金莲发表了体量更为庞大，内容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八十余万字，故事里的村庄由窝窝梁变成了“羊圈门”。

扇子湾—窝窝梁—羊圈门，不变的仍是四面环山、偏远闭塞、单调乏味的乡土“风景”。而与自然环境交融在一起的，是一代又一代村民们直面的物质匮乏和苦难体验。因此，对于这片土地以及生活于此地的“亲爱的人们”的描写，马金莲着力刻画他们在黄土地上耕耘的困顿、艰辛与挣扎。《亲爱的人们》中马一山常说：“世上的人啊，千种苦，万种苦，都没有当老农民的苦！牛一样，驴一样，苦死，又苦活——”2饥饿、缺水、封闭、贫困构成了羊圈门的生存图景，更是马一山及家人或投身劳作、或决然离开的行为动因，他们用永远的农事和坚韧的个体来克服困境，应对生理上的饥饿、物质上的困窘。

面对这些几乎已经被定型了的西海固“风景”，马金莲用纯净的语言和坦然的平和，温情且悲悯地讲述着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农事更替、婚丧嫁娶、睦邻友好，让这些黄土地上千篇一律、枯燥琐碎的日常充盈了起来。这些鲜活的细节还原了乡土日常的质朴，文字中隐含着作者的情感积淀、生命体验及其对故乡、农事、乡情、人性的审视与反省。那些挥之不去的饥饿记忆和永远的农事耕作，夏天里的悲伤和冬天里的大雪，旱年里的“浆水和酸菜”与山坡上的“马兰花开”，都让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具有很高的感染力和辨识度，“它们”是马金莲在文学“路”中留下的“脚印”，也是她对自己“小乡土”的精心构建。

与此同时，马金莲又没有被西海固“风景”所定型，她敏锐地捕捉城乡差异、精神困境等乡村危机，并体认已不再是一种封闭、保守、稳定的文化结构的乡村形象。她感叹说：“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3因此，无论描写“乡村衰败”的阵痛与弊端，将乡村视为一片凋敝的“悲惨世界”，还是追忆“乡村温情”的静谧与和谐，希望农民永远固守土地，维持前现代的生活方式，都简化了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的复杂性。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正发生着新的山乡巨变，是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其中不仅有破败、坍塌和逃离，亦有生长、建构与转型。面对全新的时代语境，马金莲近些年扩展小说创作题材和叙事空间，逐渐走出扇子湾、窝窝梁这一狭小地带，有意挖掘其中出现的新质素、新问题、新困境。例如《孤独树》《伴暖》《庄风》《花姨娘》《化骨绵掌》《榆碑》等小说，直指移民搬迁、乡村空心化、土地抛荒、进城务工、留守者的生存状态等现实问题。

不过，马金莲同样面临困惑：乡土书写的“新路”在哪里？如何通过长篇小说反映乡土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以及农民思想观念和心理的转变？作品又如何凸显“马金莲”的特质与变化？在思索中，马金莲意识到“自己创作的短板”——靠自身亲历的生活经验写作。它虽然“能提供比较多的个人体验价值，但这样的经验是不可再生资源，是经不起大量使用的，总有穷尽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马金莲并未停步而是持续深入生活、发现风景、寻找故事。作为移民搬迁的亲历者，她将目光聚集于西海固“吊庄移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有空就往村里跑，以一种挽留和缅怀的目光打量村子，拍照、保存老物件，去乡亲们的安置地了解他们的新生活等”4。她关注跟踪采访了好几年，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根据接触过的人、收集到的事、交流过的话语、碰撞过的思绪和捕获到的情感，马金莲开始创作新的故事。当这个故事写到20万字的时候，电视剧《山海情》热播，报告文学《诗在远方》热议，这使她感觉没有能超越这些作品的信心，于是只能中断写作。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杨晓澜看完20万字的残稿后向马金莲建议，“你担心写搬迁与其他作家重复了，可是搬迁的只是少部分人，为什么你不去记录留下来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呢？”马金莲听后“思维一下子走出了死胡同”，调整内容和方向，接续写作。5终于，2019年动笔，2023年年初完成初稿，先后修改十多遍的《亲爱的人们》于2024年8月面世。

《亲爱的人们》以新时期到新世纪四十多年的当代史作为叙事时间，聚焦西海固偏远又贫穷的小村庄羊圈门，围绕农民马一山一家的生活变化与命运转折展开叙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步伐直接推动乡土之变，时代浪潮涌入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马金莲不刻意追逐宏大事件，而在意羊圈门不过两百户人家的日常生活的新变，她既关注土生土长“祖、父、孙”三代人心灵空间、话语世界交织映衬又冲突碰撞的情状，又注重通过细密的生活细节，如修路、通电、挖水、建桥、买车、高考、打工、归乡、考公、直播、网红、快递、创业、旅游等，来呈现人们的奋斗历程。马金莲从一村一地、一人一家的生活变迁辐射乡土在新时代发生的沧桑巨变，映照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生成的新局面、新气象、新前景。

深入探究小说会发现全篇多次出现两个意象——路和脚印，它们相互辉映、彼此映照，或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或为主人公及作者的借物抒怀和托物言志。小说中，马一山从小就有一个痴迷的喜好——没事的时候蹲在路上看脚印。羊圈门“哪条路上撒的什么脚印，是人的还是牛羊鸡狗鸟虫的，是大是小，是深是浅”，马一山“可能是最清楚的那个人”6。在马金莲看来，与路关联的脚印喻指“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印”，并且“一辈一辈把根往下传续”7。正如马金莲在书中的感慨：

路永远都在，你来，他去，哭着，笑着，路像长辈，永远驮着你，你的悲伤，你的得意，你的少年时光，你的满头白发，你孤身一人，你儿孙满堂……大家无一例外都奔跑在这条路上，从孩提跑成大人，转眼又到白发苍苍，路见证的是一辈又一辈人的朝与暮、悲与欢、生与死。8

结合前文所述，《亲爱的人们》的写作、中断、困惑、再续、修改、定稿、出版，正是马金莲寻找“新路”、重新定位的过程。小说始终立足和观照两类：一是“乡土的变迁”，聚焦乡村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现实实践本身；二是“变迁的乡土”，突出乡村变化中的人与事，着重刻画“新农民”形象及平凡日常。这两方面叙事的总体脉络与“路”密不可分，我们可以尝试将其概括为“修路、寻路、踏路”，它们留下的“印痕”对应着马金莲关于新时代乡土内涵、形态、风貌的挖掘、书写与表现，即城乡交融、青年成长、日常生活。因此，“路和脚印”是“文眼”，也是必要的解读路径。

二、修路：村庄状貌的“新与旧”

羊圈门地处西海固地区，这里沟壑纵横、降水稀少、常年干旱。《亲爱的人们》中第一次情节高潮是李家与牛家因抢一担水而引发的大械斗，冲突焦点是羊圈门的水资源严重匮乏，类似的争斗多年来常常上演。马金莲描述说，羊圈门唯一有水的地方是“水沟”，村民们祖祖辈辈去沟里担水，以这口甜水泉活命。通往沟底唯一的路是一条窄小的台阶，由一百零八个土台窝接连而成，从沟边蜿蜒至水泉边。沟的四面都是黄土崖，崖上的黄土酥软。下雨发洪水时经常冲垮路，一旦被冲毁，就有崖塌压人的风险，淤泥也会壅住水泉。台阶被阻断，村民们只能拎着农具去铲修。多次修补后，这条土台窝就窄细得像羊肠子一样了。

吃水难，行路也难，进出羊圈门的路只有一条坑洼严重又狭窄难走的小路，从庄里蜿蜒至沟里，又过沟、爬坡、翻山，直到对岸和大路连接起来。这条土路平时仅够板车勉强通行，还得依靠人力拽拉。板车装货少，村民们往往来来回回折腾多次。若要省时省力，只能雇用外村的奔奔车（三轮农用车），但车主往往不愿前来，因为路窄，随时有栽倒的危险。路一旦塌陷，只能凭人力和简陋的工具，用麻袋装上黄土和草，一层层从下往上垫。所谓的“修路”，就是潦草走个过场。路不通、车进出困难，羊圈门人辛勤耕耘后的收成无法运出，电线杆子也运不进来，拉不上电线，家家只能用煤油灯。若人们夜起照看幼孩和牲畜，经常摸得两手屎尿。村里几代人就这样熬守着羊圈门——一个车进不来人出不去、吃水靠挑赶路靠跑、夜晚凭摸联络滞后的贫瘠村庄。

《亲爱的人们》对于“吃水难和路不通”的细致描绘，真实地展现了羊圈门苦焦的“旧貌”，也表露出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质朴、艰辛、韧性和坚守。马金莲并不肆意渲染苦难，而是平和且感同身受地倾诉乡村故事。面对乡村的落后颓败，马一山常常无奈又企盼地喟叹：“羊圈门最大的困难就是水和路。要是把这两个难题从根本上给解决了，我们的日子就有奔头了。”9由此看来，“水和路”不只是故事背景，而是作为西部乡土自然万物赖以存活的生命源泉而存在。

“要想富，先修路。”10马一山的小女儿碎女在众人前喊出的这句话道出了羊圈门人摆脱“喊渴”困局，解决“出行”难题的心声。终于，村队长李有劳带回要修路、压自来水、改电网的喜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春风吹进了羊圈门。新修的水泥马路不仅直连村外的公路，而且延伸至每家门口。更令大家欣喜的是，为解决用水问题，修路队从原来的“沟底”水泉处开始修筑水坝。建成后的水坝如一道梯形金字塔，稳稳坐落在沟里，将沟的两岸以最短的距离连接了起来，宽阔的坝堤还能并行两辆车。最令人们担心的黄土崖，也被做了防垮塌处理。新水坝一时间成为附近村镇网红们的打卡地。

路通了，一根又一根水泥电线杆终于“过沟、爬坡、进村，走进了羊圈门”。当羊圈门第一次通上电的那个下午，全村人坚守在家中惊喜地等到了“每个房间忽然就透出来的一簇亮”。“在油灯下生活了几十年的眼睛，一辈辈遗传下来的对黑暗的适应和认知，此刻都被刷新和考量。”如同马金莲在小说中的感叹，电的连通，“是一个小山村与外头大世界之间被连接的期待，更是一种不愿意被外界遗忘的渴望”11。第一次通电时的新奇与兴奋，奔奔车、摩托车和小汽车在水泥马路上的畅通无阻，这些深度参与到羊圈门人日常生活中的情状，与村民的生活形态、情感诉求发生融合和碰撞，是乡村新变的真实写照，更体现出马金莲对迅速变化中的乡土社会之自然景观、物质条件、思想观念、情感结构、人文生态的关切。

路通了，羊圈门越来越具有“希望的空间”的意涵，而“希望”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对乡村经济生活的媒介化展演之上。羊圈门的“新颜”，既有物质层面的丰盈，也有生活方式的转型。马金莲将座机、手机、互联网、微信、抖音等新媒介设定为一种饶有意味的叙事“装置”，通过村民视频通话、电商进村网购兴起、碎女直播带货、摆兰香中转快递等新的生活和行为，展现乡村发展进步、脱贫致富的新生活。这些更开放、更丰富、更善变的乡村新景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重要补充与构成背景，敏锐传达了作家对当下乡村的观察和思考，重塑了新时代乡村的生活内容、沟通方式，从而影响着小说文本的意义表达、叙事方式和审美经验的生成。

路通了，羊圈门的乡土资源被挖掘，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农特产品被发现。马金莲将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民新的现代体验融入羊圈门的“新颜”。小说设置了这样的情节，驻村扶贫组乔组长与挖台阶的马一山交谈后，被“奇异的落日风景所吸引”。他迎着落日的光辉远眺“那么高那么整齐”的黄土崖，“朴素的苍黄本色之上又被涂染了一抹灿烂的金黄”，辅之以马一山开掘的“一排排凌空出现、盘旋而上的台窝”，具有了“分外壮丽恢宏的气象”。乔组长喃喃自语道：“如今到处搞乡村旅游，难道这不是最好的乡景、乡风、乡愁、乡情？”12小说结尾时，马一山成为全网有名的“黄土大爷”，水沟边的三棵百年老柳“枯木逢春”（挂上红绳、系上牌，用以宣传），村里的老式农具、石碾磨子、桌子板凳、砖头瓦片、裹脚布小肚兜、油瓮汤瓶等也都收入村史大院，供游人参观……羊圈门正由传统乡村逐步转型为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新型乡村，重新焕发出蓬勃的活力与生机。

修路，在《亲爱的人们》中贯穿全文。作为至关重要的情节，其内涵不仅勾勒出乡村振兴与社会发展的画卷，让每位读者见证了中国西北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筚路蓝缕的时代风貌，而且抒写了羊圈门人的奋斗之志、合作之道、创造之力、发展之果，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展现出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因此，修路和筑大坝，既打通了羊圈门的“出路”，也修筑起幸福路和致富路。乡村道路的铺设如同“加速器”，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又如纽带般紧密连接城乡两地的空间和生活圈，促使交融越发活跃。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城与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正是这种看似对立又共融的状态，让乡村和城市互相凝视，又互相接受，从而共同发展。

在《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多次借马一山、祖祖和舍娃的眼来“看”城市，以心来“感”城市，又用口来“讲”城市，他们的凝视和感受传递出城市与乡村新旧元素的交叠碰撞。小说中有一处重要细节：马一山南下寻子。舍娃私自高中辍学去南方打工。牵挂儿子的马一山带着精心准备的烧鸡，出羊圈门、去银川、经西安，最后南下到广州。初到大城市的马一山，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城市的街比十个羊圈门都大，纵立成林的楼房多得像树木，车流、人流、吆喝声——满耳朵都是难懂的语音。这些熙熙攘攘的景和物给马一山带来了巨大的迷惑性。外出十三天后，寻子无果的马一山回到了羊圈门。这个时候，在经过大城市“洗礼和冲击”的马一山眼中，羊圈门——日夜思念的老家，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没一点风景可看，到处光秃秃的。

路通了，羊圈门“亲爱的人们”终于有机会去更远、更大的地方，见更亮的“光”。眼界的拓宽不仅推动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而且带来了认知的扩展、理念的转变和思想的冲突。因此，羊圈门变迁的不仅是村庄状貌和脱贫致富，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和精神重塑。循此路径我们感知到，马金莲将时空变迁、乡村发展与个体成长编织在一起，特别关注羊圈门人生活变迁中的爱与痛、挣扎与苦熬、出走还是留守等命运变化。依托祖祖、舍娃和碎女等乡村青年寻找人生的出路，羊圈门发展的多维面相获得了真正的实感，并生成了新时代生动而精微的面容。

三、寻路：乡村青年的“走与留”

作为以地域为根基、扎根中国大地、隐喻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学地理空间，羊圈门彰显了“乡→土→家→人”的互动关系、基本特征、价值判断等核心要义。对于羊圈门，主人公马一山及子女有着不同的情感与认知，由此衍生而成的心理变化、行为表现和精神成长，显现出许多“新”因素，也成为新时代山乡巨变下的人物“类型”——恋土者（马一山）、建设者（祖祖）、返乡者（舍娃）、守乡者（碎女）。

马一山是羊圈门中传统农民的代表，是典型的“恋土者”。与祖辈父辈一样，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延续着一种经验式的生存，内心充满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在其眼中，羊圈门是片老土，“生我们，养我们，几十年来吃吃喝喝冷的暖的，没有亏待我们”，因而“故土难离”13。马一山的大女儿祖祖对“这山沟沟”充满了纠葛。看着祖辈父辈一辈子都困在这里，她有一种深重的悲哀感。因此，在县城读书时，她就隐隐地认定，要考学走出羊圈门，和这里的人群、日子分离，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如愿到北京读大学后，她极力掩饰自己身上羊圈门的气息，甚至对这种气息有一种微微的厌倦感。然而，她又悄然地摇头否决这种“怨恨”——“羊圈门就算是个丑陋贫寒的母亲，可也生养拉扯了她，她有什么理由嫌弃那个村庄那片土地呢？”14马一山的儿子舍娃中途辍学、南下打工，虽然是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但使其毅然决然离开羊圈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要翻过鳖盖山，摆脱这个“落后、贫穷、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大世界”；他不接受农民父辈传给的衣钵，要改变“像先辈一样，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命运。15马一山的小女儿碎女没有想过要离开羊圈门，她既不愿同父母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一生，也无法沿袭姐姐哥哥的轨迹，通过念书或打工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她要的是在羊圈门“走我的路”！16

“人啊，路该怎么走？”17面对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乡村生活如何进行，个体命运何去何从，舍娃道出了众人的困惑与感慨。羊圈门“亲爱的人们”追问着、思索着、寻找着，都在亲身经历变化，发生蜕变，并被马金莲赋予可贵的精神成长性。在此意义上，探究马一山及家人与乡村、土地、家庭的关系，并非只是表现人对乡村、土地的情感与认知，而是试图以更开阔的视野去辨识这些体认所折射的深刻意义。

马一山是羊圈门的中生代，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面对乡村变迁，他选择留在农村靠劳作维生，同时他又有着超越狭隘的远见，比如勤俭持家坚持供子女上学，与队长李有劳共商村里“难肠事”，探寻着羊圈门的前路。然而，马金莲又着力表现他异于乡邻的心灵世界和行为举止：旁若无人长时间蹲在路边观察人、动物的脚印和机车的车辙，并借此追问、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为儿子的前程装病卖傻，促使舍娃独自策划生活大事；得了脑瘤失忆失语后，与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是每天埋首在水沟里挖台窝，竟然在碎女的直播中变成了“黄土大爷”。“恋土者”马一山一心想着提升家庭在村庄的地位，其所作所为充满“算计”，却处处透着对家人的爱、对村庄走向美好生活的期待。他终其一生奔波在这条“人生路”上，其身上所蕴含的荒诞感、悲剧性、矛盾性等，鲜明地体现了人物在时代巨变与空间变化中的精神成长。

马一山的儿女祖祖、舍娃和碎女分别代表了乡村青年的三种成长路径和“寻路”方式。祖祖勤奋好学，通过读书走出山沟迈入大学，考上公务员进入乡政府，不仅成为乡村“建设者”，而且成长为一位独立女性。她的奋斗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逆袭，更是对羊圈门发展的期许和贡献。舍娃在高考前主动选择辍学，闯入城市打拼，被传销团伙诈骗，但他没有放弃，在城镇干装修、学电焊，并收获爱情。返回羊圈门创业后，他勇担村队长责任，带领乡亲开发旅游线路及农副产品，将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作为“返乡者”，舍娃勇敢“寻路”，一心奔赴美好生活，他的拼搏体现了乡村青年在新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希望。碎女早恋早婚，她只想在羊圈门做一个“守乡者”。但是，她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活力，成为短视频“网红”，通过在线直播及带货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道路。与祖祖舍娃相比，乡村媳妇碎女的“寻路”或许有些离经叛道，但她不再囿于传统的乡村生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诠释青春的多样和可能。

《亲爱的人们》倾心观照复数的人，温柔审视个体的人，他们内心的纠葛、缠绵、无奈、挣扎与乡土社会的变迁及重塑紧密相连。马一山的质朴、祖祖的执着、舍娃的坚韧、碎女的聪慧，每一个鲜活而立体的角色都是对这个时代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个家庭“寻路”的故事体现了文学书写的力量，展现了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的生存之苦和渴望冲破命运束缚的意志，仿佛是岁月中缓缓流淌的一弯清流，温柔而又坚韧。

舍娃是“从马一山手中接过生活的接力棒、将新生活的希望和重担一起承担的人”。马金莲坦言，舍娃“让我纠结”，也“让我无比痛苦”。因此，写作中花了不少心血，有意将其塑造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复杂的综合体”，即“性格里有刚强勇敢，也有优柔寡断畏惧艰难”，“有理想有热情，同时也经常陷入现实生活的泥淖”。18相较于马一山，马金莲更侧重描摹舍娃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困境，着力去反映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与坚守、徘徊和挣扎，去探询“一个乡村青年，他何去何从，才能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因此，舍娃承载着一代乡村青年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探索，其典型性就在于面临“走还是留”的人生选择，小说也对这一时代重要课题进行了细致的呈现：

（舍娃）渴望摆脱的，其实不是羊圈门，不是这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村庄、熟悉的乡亲、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认知和情感，而是附着在这一切之上的东西，比如偏远、封闭、枯焦、艰难、贫寒、落后、匮乏、短见、愁苦、煎熬……

羊圈门一直都在这里，在静静地经历着岁月的变迁，在等待自身的突破和前行，它多么像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每一个羊圈门人，它终于跟随时代的脚步迈出了该有的步伐。……他看到了自己的前路，这路上有方向，有目标，有希望，更有信心。19

在马金莲心目中，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舍娃这样的人身上”20。如作者所说，舍娃“离乡—还乡—留乡/建乡”的新体验、新方向、新出路，具有与时代脉搏、精神走向相共振的特性。“走与留”的抉择，既是乡村青年对人生前路的寻找，也代表着农村“新人”生命的提升和内在主体性的建构。返乡是农村“新人”舍娃们自愿地奉献，而不是失意后的暂避，他们能敏锐感受时代之变，具有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质，诸如互联网思维及现代农业、市场经济、法律、绿色生态等意识。另外，乡村青年的“返乡”也是“精神/文化”回嵌乡土。他们利用电商平台打开农产品销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产业和乡村旅游等措施刺激乡村经济发展，助推乡村脱贫致富。因此，“返乡”是内在主体情感的选择，具有未来的指向性和精神引领作用。从这一意义而言，以舍娃为代表的乡村青年的返乡，与其说是一种退守，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再出发。

四、踏路：日常生活的“景与情”

《亲爱的人们》的开篇这样写道：

多少年来，日子都是那么过着，饿了动火做饭，天黑上炕睡觉，春天往地里下种，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日子难熬，也好过，一眨眼，土里埋着三四辈人了。……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一百多年前，羊圈门叫羊圈门，到现如今，还是叫羊圈门。21

每一个日子“踏”在实处，漫长的季节就厚重起来了。在马金莲舒缓静谧的讲述中，羊圈门的晨曦日暮与寒来暑往，马一山一家人的传统劳作和生活方式就铺陈开来；乡村生活中的大地、人民、风物、文化、民俗、习惯等，缓缓流淌于小说呈现出的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皱褶处。也正是羊圈门的平凡琐碎，才勾勒出宏大时代力量给乡村空间所带来的变化，从而构建起一个家庭及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史。沉浸式地生活过、经历过、成长过的乡村生活，是马金莲倾注情感、反复吟唱的对象。可以说，日常生活是其小说中最瓷实的因素。她擅长描写鲜活丰满的生活细部，更多以一种日常性和散点透视的方法对乡村的文化伦理、情感结构、价值观念进行细致深刻的观照和呈现。那么，马金莲在小说中如何将农村日常作为叙事的聚焦点，并以其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和扎实的生活经历将乡土书写的“新路”“踏”得更稳、更结实呢？

首先，突出日常的“细节”。《亲爱的人们》用绵密、真实的羊圈门生活细节来推动故事发展，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变化及影响常常落脚于再寻常不过的某时、某天或某事。比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冬天回到羊圈门，他们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聚众赌博、打牌、抽烟、扯磨逛闲。这些“瞎毛病”让马德福等“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老人们产生了“一股薄薄的悲凉”，认为这些恶习带坏了羊圈门清白、亮堂的庄风、世风，甚至还要徒步去找县长告状。最终，村民们集资在羊圈门修建了篮球场，便于他们“活动活动，发散发散”。小说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大都由时代变迁里的人间烟火氤氲而成，再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肌理。故而，偏远贫瘠的羊圈门看似与宏大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潮流距离甚远，但在马金莲的笔下，羊圈门和新时代、大都市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及关联，让读者感受到乡村变革和个体成长的起伏和波澜。

其次，描摹日常的“景”。“永远的农事”一直是马金莲写作中最为核心的生活内容，对于作物的播种及收割的时令、耕作农具的使用、庄稼生长的态势等农耕农事，她了然于胸，并会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因而，日常劳作场景有着高“出镜率”。在《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提及“农活里最苦的一项”是挖洋芋，并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挖的过程：抡（锄头）—翻（土）—提（洋芋）—抖（洋芋蔓子）—拾—磕（湿土）—分（大小）—堆（归类）。挖完后去乡镇的葫芦街售卖，还要经过人背、牲口拉、架子车运、讨价还价等。除了挖洋芋，马金莲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装麦子、拉粪等劳作场景。这种工笔画般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大部头小说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和温度。乡村饮食的制作与规矩，同样也是重要的生活场景。马金莲讲述了“炸油香”时热火朝天的制作场面：准备妥当干面、清油、鸡蛋、白糖和小苏打等食材原料后，马一山女人揉面、三三媳妇擀面、二虎媳妇守在锅边捞油香。三人密切配合，烧灶火，起油锅，搓好的面饼顺锅边溜进油里时发出的噼啪声响，瞬间变得饱满鼓胀，炸出的油香黄中映出微红，满屋很快就弥漫着香气了。这一场景是对日常生活的具象化表达，也是生活意义的淬炼、生活之美的晕染。

最后，抒写日常的“情”。马金莲书写日常生活时，弱者和苦难总是保留的。在《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并不刻意渲染弱者的苦楚，而是描写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及期盼。小说中一处细节极具象征意义。羊圈门终于通电了，村民们欣喜若狂，可是马一山的弟弟三三是一个盲人，他如何享受电的光明，表达内心的企盼与激动呢？马金莲通过三三媳妇的视角来观察：三三将儿子贝壳拖举起来，让他近距离观察灯泡和灯丝，然后又怂恿儿子去抓灯泡，孩子的小手徘徊在灯泡下方，这小小生命对新鲜事物的感受，似乎传递给了他的父亲，三三一直紧闭的双眼在灯光下“眼皮分开，两眼瞪得大大的”“傻乎乎地咧开嘴笑个不停”。他“痴痴地望着那一团光亮，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眷恋过世上的光明”22。马金莲没有直接陈述三三对光亮的渴望和评价，只是白描一家人的家常举动，实际上已经把一位盲人心中对光明的无限渴望勾勒出来了。在书写弱者和苦难之余，马金莲总会“在苦难中寻找光”，耐心而细致地交代着羊圈门人生活的乐观和希望、生命的坚韧与尊严。如前文所述，马一山及其三个子女的“寻路”故事，虽然各自不同，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改变命运、追求幸福。他们的奋斗历程，不仅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成长与蜕变，更是羊圈门村乃至整个西海固地区在新时代的巨大变迁。

《亲爱的人们》以细腻的文笔叙写乡土生存的芜杂、困顿、无意义但也纯朴、温暖、生机盎然的日常景观，细致观照羊圈门的“难肠事”与“好日子”，描摹一帧帧乡村场景的画面，刻画一处处日常细节显现的“印痕”，乡土世界的生与死、盛与衰、枯与荣，以及更深层面下的乡村秩序、乡村精神与乡村内核的断裂与续接、流传、继承，都在乡村日常中演绎。马金莲舒缓平静的讲述在亲情、友情和乡村日常烟火的温润下熠熠闪光，让我们相信，那些被艰窘和烦乱围困着的“亲爱的人们”，必然也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抓住某些微小、细腻、亲切的喜悦，并通过这些喜悦，使逼仄的日子舒缓下来，以获得继续前行的希望和信仰。

五、未来进路：悬置的难题及“新西部叙事”的可能性

《亲爱的人们》更像一本写满岁月褶皱的日记，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生命的体温。如评论所言，小说所蕴藏的，就是对生生不息、坚韧前行的中华儿女走出“山豁口”的期冀，以及奔赴美好生活的赤心与良愿。23“走出‘山豁口’”需要有“路”，并留下“脚印”，这恰恰和前文所释的修路（睁开眼看世界）、寻路（迈开腿闯城市）、踏路（守住心过生活）相契合，其内蕴在于既刻画出人物生命的韧性和成长的弧光，又折射出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自强变革、奋勇向前的中国精神。

当然，我们不禁会追问：在城乡交融、青年成长、日常生活之外，我们还能从《亲爱的人们》中读到什么？又或者说，这部小说为我们今天认识与想象当代中国西部的乡村世界提供了何种路径与视域？

小说结尾，祖祖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在县城、舍娃和妻子摆兰香返回羊圈门创业、碎女坚持网络直播，每个人的故事都生动演绎着。然而，若进一步探究，小说还潜藏着一个个“悬置的难题”。就故事而言，祖祖和王全有的婚姻悲剧预示着城乡差距并不仅仅在于经济水平，认知、观念的不对等是否对乡村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舍娃勇担羊圈门的村队长，但作为村庄致富的带头人，他的思想、能力和管理水平等能否顺利解决此后乡村振兴路上的诸多难题？碎女的直播事业目前虽然获取了高流量，但是否会因为短视频赛道的日趋内卷化和流水线创作而让涨粉神话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呢？这些困境及解决途径，马金莲在文中并没有说明，但需要当下的新乡土写作持续关注和探询。

马金莲在接受访谈时说，当下乡村书写最大的挑战和难度是“离开乡村的事实”。虽然她随时都在关注掌握乡村的变化，但“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至于人心深处的变迁，还是有些隔阂了”。她感觉生活的“根”断了，因为自己已是一个外来者，而不是真正的“乡村人”。24这反映出当下青年作家乡村书写的普遍问题。确实，乡土写作不能以一个“离乡者”的姿态总是靠记忆与经验来书写。除了对乡村现实与未来理解的不够深入，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表现内容和叙事方法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缺陷。比如关涉乡村发展时，不少作家都会雷同地设计度假村、旅游业、生态农业，抑或驻村干部等故事情节。然而，没有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度假村和旅游业从何谈起？“农村新人”如何再融进血缘和地缘缔结的共同体，其身上的城乡文化之间的碰撞该如何解决？这些不加思辨地以偶然性、戏剧性、突发性作为乡村发展的常态书写，无法传达出乡村大地的真实声音和深沉呼吸，无法呈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多样和复杂、真实和客观，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地域性审美特征的淡化，以及形式试验、方言写作的锐减等问题，也需要被重视。

有评论者认为，在《亲爱的人们》中看到一种“新西部叙事”的取向，即继承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写作的优良传统”，写出了“人物的棱角与质感”和“日常生活的真实感与生动性”，凸显了西部山乡巨变“较长的时间长度和厚度”25。这一提法及释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量新乡土文学的视角。关于“新西部叙事”，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新”和“西部”两个词语加以阐释。当代中国的乡土之“新”，不仅仅是“建新路、建新楼、建新村”，或“新身份、新面貌、新生活”，还应体现出“新价值”和“新可能”。聚焦于文学书写，主要在于四个层面：一是主体性，建构出具有典型性的农村“新人”形象；二是实践性，写作者深入生活，或见证或参与到新的乡村变局中；三是时代性，展现当下农村社会真实的矛盾、结构、变迁，挖掘乡土新变的内生性动力；四是发展性，认识并显现乡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新型关系。客观看来，当代文学提及西部时，概念涵盖的更多是西北，加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西北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气息，使得西部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并具有独特质素的一部分构成。26因此，“西部”并不单纯指地理方位，而是一个融合了地域、文化、民族、生态等多元素的文化性指称。基于以上论述，乡土文学的“新西部叙事”还有进一步的生长空间。

一是文化根基。新乡土书写不能窄化为浅薄的歌颂，写作者需要深入乡村的文化根部，去探究包裹在物质形态之下和日常生活之中的乡村文化的纹理和精魂，写出中国乡村文化中蕴含的生存观、生态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诸多层面的变化。因此，赋予乡土写作更深邃更浑厚的价值意义，“必须深入到乡村所独具的文化传统和根基之上”，才能真正“写出乡村之魂和乡村之魅，写出具有整体性的乡村的恒常与新变”27。

二是时代典型。“农村新人”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与时代血脉相连、互为镜像。如今，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加快，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新型农民、乡村能人，以及支教老师、返乡创业者等，无不以自己的智慧与拼搏改善着乡村面貌。因此，要塑造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文化信仰、价值伦理和的创造活力新农民形象，将其作为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兼业、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新时代主体，写出他们的心灵景观和精神景深，让读者从中认识到乡村的历史来路、时代新变和未来走向。

三是地方经验。现在的乡村，不再只是“风景画”“风俗画”或“风情画”，而是呈现为折叠、开放、流动等参差多样的风貌。更何况，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差异性。在马金莲的笔下，“西海固”已成为一处鲜明的坐标，在“地方”通达“当代中国”中打开了一条“西北路径”。这也提醒着作家们要走出同质化的乡村想象，不能用某种单一模式来处理乡村经验，要深入真实的场景之中，努力保持土地的质感与乡土的底色，同时描摹有着不同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的乡村，写出西部地区的乡村的个性化发展之路。

四是指向未来。今天的乡村显然面对着一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美好召唤和期盼。面对这一大趋势，新乡土文学书写需要思考中国乡村建设的可能性，记录、理解和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方案、进程，想象乡村的美好未来，探索乡村的“新愿景”。在这方面的深度思考和反思，或许恰是今后我们阅读乡土文学的驱力以及魅力所在。它不仅会引导我们在一百年的延长线上检视乡土文学如何勾连、如何转折、如何再造，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去展望未来中国道路的走向。

《亲爱的人们》出版后，马金莲坦言，自己生活的根在西海固，要继续写这片土地，去挖掘和书写更多的内容。而且下一本小说想表达的主题也从影影绰绰变得有一些轮廓，“想要关注那些从山乡中走出去的人，他们人到中年后如何安放自己？”28马金莲仍然坚定不移地以乡村为方法，从自己的历史、创造中觅得文学书写的方向、道路和方法。的确，当代乡村的变革与发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乡村依然是进入和撬动这个时代复杂经验的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动力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叙事会持续成为中国现实的症候与表征，是“振兴”中的时代镜像，蕴蓄着极为强烈的变革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乡土文学书写的实践依然在路上。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写作研究”（项目编号：2025ZZ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马金莲：《孤独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2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1 22马金莲：《亲爱的人们》，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9、175、441、178—179、401、63、153、141、1105、251、329、569、257、646、1035—1036、1、156页。

3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4 18 叶怡雯：《“写作是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有水深，也有火热”》，《文艺报》2024年9月11日。

5 徐颖：《马金莲揭秘〈亲爱的人们〉背后的故事》，《极目新闻》2024年10月20日。

20 马金莲：《用心写出乡土人物典型性》，《六盘文苑》2025年第1期。

23 沈念：《翻越人生的“山豁口”——读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29日。

24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让我内心激动》，《文化艺术报》2024年8月7日。

25 邓立峰：《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呈现中国西部山乡巨变》，《中国艺术报》2024年5月31日。

26 张晓琴：《新的西部美学原则在崛起》，《文艺报》2023年9月18日。

27 崔庆蕾：《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观察》，《湖南文学》2024年第9期。

28 王海珍：《马金莲：心里要很宽阔，才能住下这么多人》，《中华儿女》2024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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