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双星落山村
山东日照丁家楼子村，虽为寻常山村，却因两段文化传奇而熠熠生辉。北宋文豪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屡访九仙山并题刻“白鹤楼”，留下诗文与治理佳话；明代丁惟宁辞官归隐于此，其子丁耀斗建石祠追思，家族更与《金瓶梅》作者之谜紧密相连。一村双星，跨越时空，交织成齐鲁大地上一段深邃而瑰丽的人文记忆。
密州遗韵
从五莲山的光明寺下来，我们来到九仙山下。
这两座山原来统称九仙山，五莲山只是九仙山的一座山峰，现在分称两山了。
五莲山有一条通向日照市区的公路叫莲海大道，大道西侧是丁家楼子村，村东口有一座广场，称苏轼文化广场，上面泊着十几台小客车，广场北面有一排平房，屋檐上镶嵌“白鹤楼书院”五个大字。书院的墙壁是白色，屋顶是深蓝色，背后是一座浅粉色的山体，衬托得雅致而恬静。白鹤楼书院是一座文化展室，由两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是苏轼和日照，第二单元是丁惟宁与《金瓶梅》，讲述了丁家楼村的两段文化传奇。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奉召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祀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的身份，至山东密州，权知密州军州事。
北宋时期，实行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制度。“官”，即本官，也称阶官，用来确定品级和俸禄；职，又称馆职或贴职，泛指三馆一阁，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与秘阁，所谓的馆职，以及大学士、学士等，将这些荣誉头衔授予高级文官，以彰显这些官员的清望和地位，宋朝重文抑武，因此武官不被授予，低级文官也不被授予；骑都尉，亦为虚职，用以赏赐功臣或者外戚；“差遣”，即实职，一般冠以“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动词，表示这名官员真正负责的工作。综括起来，苏轼的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祀部员外郎、直史馆和骑都尉等均是虚职，而其中尚书祀部员外郎的级别是正六品，品级最高，他便是以这个级别来到密州。
密州当时属京东东路，治所在诸城，管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县、胶西县，涉及今天日照市的岚山区和五莲县等地。密州是舜帝故里，是京东东路的第一大州。相对在杭州做通判（长官副手），此时的苏轼在密州，升任行政与军事（厢军）的最高长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员，故而充满了豪迈之情，用苏轼的表述是：“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然而，此时的密州正值蝗灾与旱灾，苏轼触目所见的是：“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指出：“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豁免密州秋粮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在苏轼的治理下，密州的灾情逐渐消退，呈现出政通人和景象了。
石刻春秋
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在即将调离密州时，友人乐清令周邠寄来一幅《雁荡山图》和一首诗，苏轼看后很快写了两首七律回赠：其一写道：“指点先凭采药翁，丹青化出大槐宫。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二华行观雄陕右，九仙今已压京东。此生的有寻山分，已觉温台落手中。”在第五六句之间，苏轼有一句自注：
将赴河中，密迩太华，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
这段自注，包含了许多历史和地理信息，这里略作解释。“将赴河中”，十二月上旬，苏轼将离开密州，调任河中知府，河中在今山西永济市蒲州一带。知府雅称太守，在官职上一般高于知州。“密迩太华”，山西与陕西隔黄河相望，陕西的渭南市有少华山，其下的华阴市有太华山，即常说的华山，均以雄奇险峻著称。苏轼是一位喜欢寄情山水的人，因此有此“密迩太华”之句。“九仙在东武”，“东武”是诸城旧称，设于汉初，到了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为诸城。“九仙”即九仙山，传说有九位仙人在这里饮酒，因此以九仙称之，位于五莲县境，而五莲县正在诸城的管辖范围之内。九仙山形成于燕山晚期的造山运动，以花岗岩为主体，清、幽、奇、秀，深受苏轼喜爱，因此谓其“奇秀不减雁荡”。雁荡山大部分在温州，小部分在台州，苏轼诗中“已觉温台落手中”，也是将九仙山与雁荡山相比拟的意思。在苏轼的诗词中九仙山多次出现，其《江城子》的第一句便是：“前瞻马耳九仙山”，马耳也是九仙山的一座山峰，其上有两座巨石，形如马耳。因此苏轼在《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中写道：“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雪花如盐纷然洒落，把林木都遮蔽了，只有马耳山上的两块巨石仍然耸峙而依稀可见。
对于九仙山，苏轼情有独钟，不仅于其诗词中多次歌咏，而且还留有他书丹的“白鹤楼”刻石。这块刻石位于九仙山东南麓丁家楼子村西的巨石之上，根据地理环境与山石形态判断，白鹤楼的体量应该不大，或介于二层与三层之间，修复应该不难。晚餐时，与当地一位领导交谈，他说，他们最近准备修复，我听了十分兴奋，建议不要体量太大，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建筑与自然相协调，他说是的。
苏轼书丹的刻石，长、宽各40厘米，上款已经剥蚀，下款却依旧清晰，曰：“熙宁九年九月轼”，均为楷体，其时距离苏轼离开密州只有三个月了。而在同样一块巨石的不同位置上又刻有“白鹤楼”三字，上款是：“宋熙宁九年苏轼书于石东”，下款是“明万历四十年丁耀斗摹此”。熙宁九年是公元1076年，万历四十年是公元1612年，二者相差五百余年。就是说在苏轼离开密州五百余年后有一个叫丁耀斗的人，在同样一块巨石上摹刻了“白鹤楼”三字。而在白鹤楼遗址附近的半山腰处，还有一块巨石，其上刻有两首诗，其一曰：“四围山色碧嶙峋，树拥平台万绿匀。麈尾一挥云尽散，此身已觉近星辰。”另一首：“醒来不惜醉如泥，笑把山人铁笛吹。我说是仙君不信，涉就海上觅村归。”诗下署名“万历壬子春邑人王化贞书”。 万历壬子即万历四十年，与丁耀斗同年刻石，或者是同游也未可知。王化贞，字元启，号肖乾，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任辽东巡抚。揣摩诗意，其时白鹤楼应该已经不存，故有“树拥平台万绿匀”之句。“觅村归”，哪个村呢？当然是丁家楼子村。
那么，丁耀斗又是何许人呢？
丁氏遗风
丁耀斗，字虹野，崇祯二年（1629）的恩贡生，诰授内阁中书舍人，其父是丁惟宁，丁耀斗系其长子。丁惟宁，字汝安，号少浜，诸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清苑县令。后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湖广郧襄兵备副使等职，治行清廉，深得百姓爱戴。由于得罪权臣受到诬陷，丁惟宁于万历十五年（1587）辞官回乡，在丁家楼子村修建了数间茅舍，自称“吾庐”，取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意，从此丁惟宁的后人在这个村子繁衍起来。中国的文人，讲究穷达之变，但丁惟宁仍有不甘，与同样是辞官归里的张肃，广纳同仁，创立了“东武西社”（或称“琅琊西社”），旨在“剪除权奸，广开言路，兴利除弊，实行改良”，而成为一股社会清流。入清以后，“东武西社”被取缔了。
在丁家楼子村，丁惟宁吟咏山水，其中有一首五绝描摹这里的风光：“荒村当何地，五垛九仙中。夏木山衣绿，朝霞溪啖红”。村子坐落在群山之间，故称荒村。五垛，指五莲峰。溪水沿着村边流泻而来，清澄明媚，朝霞漫天倒映，溪水变成了鲜艳的红色，仿佛把霞光吞进一般。此时正是夏天，林木蓊郁苍翠如海，九仙环绕，其山其石如剑如戟，令人不得不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功。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丁耀斗“逆探公意”，拆掉“吾庐”建造石室。两年以后，又在石室前面修建了一座石坊。丁惟宁故世以后，石室便成为祭祀他的地方，称“丁公石祠”。石祠纯为石构，在绿树掩映之下“望之皑然”，宛“如银阙”，从此这里成为丁家楼子村的瑰丽亮点。
石室距离白鹤楼书院不远。石室前面的石坊高亢俊朗，正面额曰“仰止”，后面额曰：“山高水长”，两侧楹联：“一咏一觞畅百年之逸兴，勿伐勿剪绵千载之遐思”，上联摘用王羲之的《兰亭序》，下联“勿伐勿剪”，则运用了召公之典，语出《诗经·召南·甘棠》。石室体量不大，中间有门，两侧有窗，明堂北墙悬挂丁惟宁的画像，上方镶嵌一方刻石曰：“羲黄（皇）上人”，赞颂他人格纯粹，有林泉之志而不汲汲于功名富贵。丁维宁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他的长子丁耀斗，在对父亲的认知方面超过了丁惟宁的其他儿子，比如他的五弟丁耀亢。
丁耀亢名声籍籍，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康熙八年（1669），字西声，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木鸡道人，是一位在明清之际的活跃人物。丁耀亢作品丰赡，著有《西湖扇》《化人游》《赤松游》等传奇和十卷本的《丁野鹤诗钞》。然而，最引人瞩目还是他创作的六十四回《续金瓶梅》。这部小说以宋金之际为背景，被清廷认为是借古喻今讽刺本朝，于是在康熙四年（1665）八月将丁耀亢抓捕入狱，后来经过友人营救在十二月释放出来，残酷的狱中折磨导致丁耀亢双目失明，《续金瓶梅》也遭到禁毁，不久丁耀亢便谢世了。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属于滥觞之作，不仅在我国，在世界文学之林也拥有极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红楼梦》。从某种意义说，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金瓶梅》问世以后续书颇多，丁耀亢的续书只是其中一部。而《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却始终扑朔迷离。有一种说法，便是丁耀亢的父亲丁维宁和祖父丁纯。有专家指出：《金瓶梅》第一百回收尾处有两句诗赞，一句是：“三降尘寰人不识”；一句是：“倏然飞过岱东峰。”《续金瓶梅》中也插入了一个丁令威三次转世的故事。而在丁公石祠的石刻中，一再将丁惟宁喻为丁令威：“令威翩翩一柱史（丁惟宁曾任御史，御史又称柱史），早薄荣名谢天子”“华表不归丁令鹤，武东空说九仙峦”等等，这里难道不存在某种隐约的遗传密码？
当然，《金瓶梅》与丁惟宁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讨论证。无论如何，丁家楼子，作为日照市一个户刚过百的小小山村，却与两位光芒四射的灿烂星斗——苏轼与丁惟宁，冥冥之中仿佛前世有约似的而熠熠交织，怎能不令人惊异、感喟、欣忭，而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