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墨构筑起 永不陷落的精神堡垒
电视剧《阵地》海报
作为导演，能够参与电视剧《阵地》的创作，于我而言使命光荣。这部作品并非单纯的历史复刻，而是试图以当代视角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在战争硝烟与笔墨纸砚的碰撞中，寻找文化血脉传承的精神密码。
与我此前拍摄的《光荣岁月》《历史的天空》《血战长空》《大决战》《破晓东方》等战争题材作品不同，《阵地》讲述的是文化人的抗战故事。这部剧最大的困难在于呈现——因为描述“以笔为枪、以笔铸魂”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是要用声画艺术去体现、去表达则不容易。比如在剧中，我们表现了学生任素宁亲历南京大屠杀后，其撰写的《南京惨案亲历记》在《救亡日报》刊发，文章迅速传播，唤醒全国人民，点燃了大众同仇敌忾的抗争斗志。“新安旅行团”的少年团员们奔走于抗日前线，用振聋发聩的歌声驱散阴霾，极大提振了军民的抗日信心。艾芜等青年作家毅然奔赴前线采访，以第一手资料和鲜活文字凝聚力量，号召人民共御外侮。
一部戏若想好看，最重要的是解决“呼吸”问题。“呼吸”表现在文与武、动与静这一张一弛的关系上。《阵地》中既有武戏也有文戏，比如剧中榕城饭店一场戏，日寇飞机轰炸中国民众的闪回画面与艾青的诗歌形成交叉蒙太奇，最终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中将情绪推向顶点。文武交织、动静相融，正是为了同步呈现外部环境的艰难与人物内心的汹涌波澜。
人物群像塑造向来是难题，故事讲不好极易松散。拍摄《阵地》犹如写散文，主张“形散神不散”的创作理念。剧中涉及的文人角色粗略统计超230位，在搭建戏剧结构时，我们的核心是找到“主梁”，再将人物与事件逐一挂靠其上。比如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扛起文化抗战大旗，而他的行动需要一个载体——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日报》，这份报纸正是我们寻找的关键“主梁”。顺着它，我们先引出夏衍，再通过夏衍，带出与其意见相左的王鲁彦：王鲁彦最初坚持“文学就是文学”的文人观念，认为作家只需专注创作，在《救亡日报》编辑的影响下，他逐渐领悟到文学与时代、人民的血肉联系，最终决心走出书斋，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行。此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的设立是另一重要“主梁”，这里不仅团结引领了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还承担着筹集、转运军需物资的重任，为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根基。
我们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周恩来、李克农等党的领导人与沈钧儒、陶行知、郭沫若、叶圣陶、茅盾、田汉、夏衍、洪深、王鲁彦、巴金、安娥、张曙等在中国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艺术家群体为素材，剧中历史人物言行均基于文献考据，如茅盾在轰炸间隙完成《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最后一章，张曙谱写的战歌在断壁残垣间响起，这些细节不是艺术夸张，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文化奇迹。
这部剧于2024年1月开机，5月完成拍摄。在这期间，我希望尽量多用实景拍摄取代后期CG特效。到了桂林后我们发现，一些场景需要重新改造成80年前的样子。在保护文物的原则基础上，我们复原了当年桂林的印刷作坊、战时剧场，从而让观众更好触摸到文化抗战的温度。
同时，我们还设计了任素宁、韩大勇等虚构角色，他们不仅服务于主线，更是万千文化战士的缩影。此外，剧中对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物的刻画，也跳脱出简单的脸谱描摹窠臼，试图展现特殊时期不同阵营人士在民族大义前的精神抉择。这种复杂性恰恰是统一战线的精妙所在。
剧中还有很多“戏中戏”的呈现。我们重点呈现了三部话剧——《一年间》《秋声赋》《屈原》。郭沫若计划在重庆和桂林上演话剧《一年间》，但缺乏大量戏剧表演人才，田汉的爱人安娥女士专门来到上海邀请演员赵明、舒绣文、吴茵等参演。李克农不仅动员“八办”的同志们参演，还兴致勃勃地拉上了儿子李伦。一台话剧背后展开的是全民族抗战的宏阔图景。夏衍创作的《一年间》收获不错反响和效果后，田汉又创作了话剧《秋声赋》。后来又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郭沫若完成了话剧《屈原》。其实这三台戏都是在国破家亡的时间节点上告诉民众，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能丢弃，以此达到守住文化阵地的目的。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部剧的拍摄也给和平年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如何坚守好文化阵地带来启示：一是深入生活。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救亡日报》的记者不能深入到第一线，又怎能捕捉到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动人细节？这些细节正是感染民众、凝聚力量的关键。二是要增强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文明历程，在历史的厚重感中筑牢文化根基，坚定文化立场。
作为导演，我深知任何艺术创作都难以完全复现历史的浩瀚。但我们希望《阵地》能成为一扇窗，让今人看见：在那战火纷飞的民族存亡之际，曾有一群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笔墨构筑起永不陷落的精神堡垒。这种文化自觉与担当，正是我们今天仍需传承的"阵地意识"。谨以此片，致敬所有守护过精神火种的先辈，他们的风骨，永远是我们民族最坚实的阵地。
（本文由本报记者许莹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