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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明策划出版的《老照片》

汪家明

汪家明少年时代反复读过的文学作品

“意味深长的是，记忆中我的故家，青岛小鱼山山坡上那幢旧楼院，总是笼罩着一片夏日正午的阳光，还有蝉的长鸣和丁香花的浓香，这记忆是视觉、听觉、嗅觉三位一体的，是任何高明的画家也画不出的，它将伴随着我生命的整个旅程。”

这是汪家明散文《故乡景物思》中的一段话，出自他新近出版的自选集《一个小姑娘到海边去》。我到青岛参加活动，巧遇汪家明老师在良友书坊做新书发布，于是有了这一次专访。

作为当代著名出版家、作家，汪家明的出版生涯与文学创作紧密交织——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3年创办山东画报出版社，开创《老照片》系列，提出“图文并茂的高品位通俗读物”理念，推动中国“读图时代”的发展；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2015年退休后，专注于文学创作。可以说，无论在出版界、写作界，他都是大家共同的偶像。

讲座席上的他，给人敦厚、内敛的谦谦君子印象。他是青岛人，发布会现场有不少家乡故旧。一场座谈下来，青岛的旧日时光和今日风景也深深感染了我这个外乡人。

家乡轨迹 大海和洋楼有深入骨髓的影响

青岛曾经文人荟萃，萧红、萧军、沈从文等等文学大家都曾在青岛暂居。汪家明从小爱好文学，自觉未受到青岛文学传统的影响，但又认为自己所有的写作，甚至出版工作，都有家乡深入骨髓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来自青岛的大海和洋楼。

汪家明的哥哥是画家，他从小就看哥哥画青岛。哥哥有很多画册，其中的《门采尔素描集》，是汪家明最喜欢的。“那时看不到门采尔的油画，看的全是他的素描。”他迷恋门采尔画的德国的街道、建筑，觉得很有神秘感，“他画的建筑内部，有曲折的小楼梯，背景光线暗沉，一道光从天窗照下来。”

美术滋养了汪家明的童年，他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理想，是做一名画家。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美术事业。”少年汪家明最初临摹门采尔，继而喜欢写生。他画青岛的小院、花格墙、大铁门，画了厚厚一沓子，“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绘画式的观察，培养了我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的能力；对画境意象的追求，熏陶了我超脱世俗抱朴守一的气质。这能力、这气质还远远谈不上高妙，但它影响到我的一切。我之所以为我，均起源于少年时代的美术生涯。”汪家明专门著文抒发对音乐和美术的感悟，文章名为《艺术雨露》。

汪家明之所以成为汪家明，也少不了少时读书的影响。他藏书很多，书桌左侧小书架上放了三十几本“枕边书”，大多是俄苏文学，都是他少年时代反复读过的。“这里的好多书都存了几十年，《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最久，有57年了。”汪家明说面对这些旧书就像面对一位发小。

“普希金曾让我精神激荡，但我的普希金，是查良铮的普希金，这或许和我内向的性格有关。”在内向少年记忆中还有一本留下鲜明印记的书，是一本不起眼的苏联小说，他特别谈道：“这本《初升的太阳》写一位天才的少年艺术家，他15岁时和同伴去打猎，因同伴的枪走火而去世。虽然只有15岁，但是苏联把他作为大师来对待，给他做展览，出画册。”

这本书汪家明读了不下十遍，这位少年天才名叫柯理亚，他喜欢他的奇思妙想，“比如他在美术学校搞毕业创作，老师给的题目是画俄罗斯勇士。俄罗斯有一幅名画就叫《三勇士》，三个勇士穿着铠甲骑着高头大马。可柯理亚画的却是勇士骑马的背面和马屁股，老师说这很不礼貌，要给他打不及格。他说‘勇士面对的是敌人，背后是我们，所以我画他的背面。’才十三四岁就有这样独立的思考。”

山海之城 带来不一样的眼界

“直到17岁工作，我在青岛的回忆总体是寂寞的，容易多愁善感，读一本《茶花女》，一个星期都吃不下饭，躺在我们家小屋里头郁郁寡欢。”

鲁迅公园离汪家明家很近，还有水族馆，汪家明常和朋友们在那儿玩。朋友都不在的时候，他会自己坐在海边的大礁石上，坐烦了就躺下。海鸥时而落停在他身边，一睁眼，海鸥就哗一下从头上飞过去了。多愁善感的孤独寂寞，现在回想都是美好，这也是他持续书写家乡的动因。

中学时期因病休学在家，17岁干临时工，“不仅不需要家里支援，还能给家里钱了。”这样一个很早自立又内心敏感的人，18岁那年当上了文艺兵。他回忆自己最初很有些优越感，“文工团驻地离我家只有十几分钟远，文艺兵一当上就有领章帽徽，我领了军装回家。第二天早晨穿上军装出门，邻居一见都很惊讶，说你怎么敢冒充解放军？我说我就是解放军。”

在部队文工团，早晨3:30起床学习，然后打扫卫生。每周至少做一件好事，比如给战友洗碗袋，比如打扫排练场，等等类似的事。“我们到北京去参观全军美展，一路上座位都是让给别人的，那时候青岛到北京要十五六个小时，途中还帮列车员扫地打水。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所以要尽力表现好。但是到了入党的时候，即便领导和同事都认可我的优秀，两次入党却都没成功，于是总觉得低人一等。”当时的挫败感与屈辱感难以言喻，但回头去看，这种自卑反而成了动力，如同毛姆《人性的枷锁》中主人公的残疾促使其发奋一样。

1978年，汪家明如愿考上大学，在师范学院里学中文，那里是他慢慢建立起自信心的地方。“因为同学大多来自农村，我读的书比他们多，所以学校里办文学社、办杂志我都是领头的，就有了些优越感。”

青岛是山海之城，汪家明回忆小时候看大人们在栈桥上放船，于是也学着做。“就是用木板钉一个三角形的小船，然后弄一个桅杆，放到海里。船上还拉上很长的钓绳，上面装很多鱼钩，鱼钩上都有鱼饵，要钓针亮鱼。”汪家明做木船时不小心切了手，留下了伤疤。“当时伤手裹着纱布，沾水就疼得要命，船也放不好，只是乱放一气。”

偶遇的一位老人教他：“看得准风向定帆。”他听懂了，照做了，船下了水，他放的船和别人的一样跑得很远，“而且我的帆是红色的，他们的都不如我的鲜艳。”汪家明记得当时“太阳升起，浓雾散去，大海全部展现在眼前，纯绿深蓝，空旷辽远”。大概从那时起，他的心里永远升起了一桅红帆，眼界也自在山海之外了吧。

出版时段 一棵琴叶榕的陪伴

汪家明1984年进入出版行业，耕耘至退休，成就斐然。他特别谈到在山东画报杂志社时做“青岛老房子故事”。

“那时候说实在的，资料很欠缺，我先后找了7个单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什么的，都跑遍了。最后在情报所找到一本宝书，是国家建设部的一位建筑专家写的，他1955年调查青岛的建筑，把调查过程和结果油印了一本小册子，清楚又详细，但没正式出版。我找到这本书，发现只能看不能带走，之后只好托朋友复印了一份，现在我还留着呢。当然现在各种资料很多，当年那个资料也不是很准确。”

汪家明根据搜寻到的资料和那本“宝书”出了12期青岛老房子的故事，“青岛重要的建筑基本写到了。”对老房的关注，当年的汪家明可以说独一无二，在全国画报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家明说自己喜欢留东西，好多四五十年前的信都留着，后来策划出版《老照片》时，撰写的发刊词题目就叫《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他说：“我的理解，人一辈子不是空的，要把有些具体的事、具体的人记录下来，才有了自己的人生，所谓的怀旧也就是这种感情。”

生活是被时间填充起来的，汪家明讲了一棵陪伴他20多年的花的故事。“花是我调到三联书店，发行部主任叶芳送给我的，很久以后才知道它叫琴叶榕。当时栽在一个白色塑料小盆里，就放在我办公室的窗台上，想起来就浇点水。后来我调到人美社，他们说别带了，又不值钱。我一算已经跟我9年了，坚持带了过去。”

搬到人美社一间漂亮的大办公室，琴叶榕被安置在落地窗前。“它已经长成了树，保洁员说盆太小了，给换了个瓷盆。”退休了，汪家明带它回家，它太长了，有三米多高，只好“剃了头”，横放在车厢里。“有一天天很暖和，我看到放在阳台上的它，突然发现我从没不在意它，最后居然20多年了还跟着我。我就想写由它串联起的人和事。”

这棵琴叶榕既不开花也没结果，但汪家明很满意，回忆起“在人美社时晚上加班，看着长得高高大大的它在灯光底下晃来晃去。因为头太大了，所以风一吹它就晃。”

汪家明家和著名作家徐城北、叶稚姗夫妇在一个小区，楼相邻，可以隔窗相望，但因为楼高窗子多，徐城北要看汪家明就以花为标志。汪家明于是写到两家的友谊：叶稚姗擅养水仙，每年过节时，汪家都少不了一盆成色极好的当季之花。徐城北生病以后，对汪家明说“叶稚姗就是我的菩萨”。他也写到徐城北当年意气飞扬的时候，放豪言“要在全国的报纸副刊上面都发我的文章”。

汪家明说写琴叶榕时，坐下来一会儿就写完了，第一句就说天气很暖，在走廊上看到它，突然想写它，“我觉得有很多情感在里面，所以写得很顺畅，写文章没情感就没意思了。”

新书书名 女儿一眼选中

关于新书，汪家明表示希望能吸引年轻人阅读，所以整体风格比较轻松，文章篇幅都偏短小。这本书收录了他1982年至2025年间创作的文章，通过童年经历和亲情回忆展现青岛的文化底蕴。他在写作上力求克制，不愿煽情，修改稿件时形容词都尽量删掉，替换为具体的故事或细节。

关于书名，汪家明说起初没有信心，“主要因为年龄大了”，于是灵机一动，请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女儿帮忙。女儿看了所选文章的题目，一眼就选出了现在的书名。汪家明觉得很巧合：“因为这是我1982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小说讲述了一个心灵纯洁的女孩初次目睹人性小小丑恶的故事：女孩眼中的世界原本干净纯粹，遭遇小挫折后，坐在礁石上凝望暮霭沉沉的海面，这恰好能代表汪家明整部作品的怀旧基调。

除了儿时记忆，汪家明也记录家人故事。书中不乏青岛普通人的生活写照，他的家人都是地道的青岛人，母亲曾是街道干部，妹妹如今已退休，幼时趣事记在哥哥的书中：一次捉迷藏，他叮嘱妹妹不要泄露自己的藏身之处，妹妹却对找来的伙伴们脱口说出：“我小哥没藏在那个地方”，导致他立刻被找到。他说这类故事或许看似平淡，却深深牵动着他的情感。

汪家明儿时居住的青岛渔山路22号小院，是青岛特有的洋楼，有石桌石凳、前后院落，能在其中做游戏、种花草，院里还有两棵大梨树和一排丁香。最特别的是，院里的冬青树长得像大树，他曾爬上去后从两米多高处摔下，翻了个跟头落地后毫发无损；本是灌木的丁香也长成了大树，爬到树顶能望见二楼，因院落房屋层高4米，两层楼堪比现在的三层。每到梨熟时节，大家会架梯子摘梨分食。只是如今再回小院，他只觉空间狭小，当年的树木也已不在了。

谈及家乡青岛，汪家明提到，辛亥革命后，许多京城权贵因青岛当时是德日占领区而迁居到此。他们带来大量资产，使青岛兴起了建洋房的风尚。1931年后，老舍、沈从文、梁实秋、萧红、萧军等著名作家也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创作了《骆驼祥子》《边城》《生死场》等代表作。他表示，自己虽未受青岛文学传统直接影响，但最早的文章发表在青岛的刊物上，已故的耿林莽老师以及如今已80岁的徐培范等前辈都曾对他有栽培之恩。如今无论身在何处，他始终视青岛为第一故乡，济南、北京则分别是第二、第三故乡。

文学创作 受汪曾祺和孙犁影响最大

文学创作上，汪曾祺与孙犁对汪家明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始于大学时期。“上大学前，我是除鲁迅外看不上其他中国作家的，对古典文学也没什么好感，读的都是当时翻译过来的外国经典文学，即便如《复活》这类十几岁难以读懂的作品也都硬读下来了。”

进入大学后，汪家明才逐渐明白萧红、郁达夫等作家作品的价值，尤其欣赏萧红的文字，认为其观察细致、表达具体。后来他做老师教学生作文时，常推荐学生读萧红作品，称能从中学会写作。

汪曾祺的作品则是他大学时的“惊喜发现”。198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学》（原《北京文艺》10期）发表小说《受戒》，这篇在当时颇为新颖的作品让他十分激动。他还记得自己挨个儿到同学宿舍分享，称这篇小说即使百年后的个人选本也不会被遗漏。“其实那时汪曾祺还不为人熟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年龄与性别，仅仅从文末‘43年前的一个旧梦’推测作者是一位有一定阅历的男性。”

1981年，汪家明筹备毕业论文时，最初想以最爱的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战争与和平》为主题，因为他曾收集大量材料，还做过人物线索分析，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小说中的小说”。但因前人研究已浩如烟海，他最终转而选择研究汪曾祺。“当时关于汪曾祺的评论仅有4篇，他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小说数量也足以支撑论文写作，我断定不会有他人选此题目。”

为此，他先给《北京文艺》写信，希望联系到汪曾祺，随后他收到了汪曾祺的回信。“那封4页纸的信字迹漂亮，末尾汪曾祺还开玩笑说：‘你我都姓汪，我还有一点宗族思想，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论文发表，人家会以为是同姓者吹捧，也殊为不利。’”这封信后来被收录进《汪曾祺全集》。

汪家明坦言，虽然喜爱汪曾祺的作品并做过深入分析，但从语言风格来看，他更偏爱孙犁。“汪曾祺的文字虽好却略带刻意，我的性格内向克制，孙犁‘雕琢到毫无雕琢’的风格更合我的心意。”

1982年汪家明大学毕业后，到一所偏僻的乡镇中学教书。寂寞日子里，下课骑五六分钟车去镇上的小新华书店成了他每日的乐趣之一。也是在那里，他买到了孙犁“文革”后出版的《尺泽集》。做图书编辑后，也编辑了孙犁的13本作品，均为孙犁1978年后的创作。

汪家明评价这些作品的语言炉火纯青，因为孙犁研读了大量古书，并撰写笔记，其《书衣文录》便是在书皮上记录的感想，兼具日记特质与音乐感，晚年对四六句的运用更是浑然天成，“他有时即便语句不完整，也要刻意缩成四字或六字句式，又力求让读者感受不到雕琢痕迹。”

受此影响，汪家明如今写作与修改文章时也格外注重语言节奏，认为中国古文四六句如歌谣般富有韵律。他说，集子里的文章均未做大的改动，“就像那些关于青岛老房子的故事一样，我想保留它们最本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