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匆忙，等等灵魂”——关于王十月《不舍昼夜》
摘要：
王十月的小说《不舍昼夜》通过书写主人公王端午从湖北农村到深圳、广州等地的人生轨迹，通过人与书之间的错综联系，展现了其人生不同阶段肉身与灵魂的错位纠缠。作品依托“西西弗斯”书店这一中介，串联起当代中国的多层级空间；借助地方巫鬼文化中的亡灵书写与家庭伦理的情爱探讨，深刻展现了独立个体在时代中的茫然与孤独。通过对存在意义与道德赎罪的哲学追问与思辨叙事，王十月完成了对“打工文学”表层描摹的内在超越，不仅生动刻画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广阔图景，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审视灵魂失落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
《不舍昼夜》；王十月；思辨叙事；打工文学
01
命名及其情节转换
如何命名笔下人物形象，向来是小说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命名既意味着对个体经验的照亮，也是小说叙事的起点，有效的人物命名不仅是作家思想与精神图谱的补全，更关乎作家如何处理个人经验这一重大诗学命题，并由此衍生出文学风格倾向、意识形态立场等文学史内外的多元观照。当王十月在科幻小说集《如果末日无期》后，选择命名新长篇为《不舍昼夜》，并将主人公重新叫回“王端午”（以及将重要配角再次命名为“李中标”），至少意味着一些先前适用于王十月的关键词与理解框架重新获得用武之地。这并非是要为王十月的创作历程刻画出某种根源性的断裂与转折，而是在尝试赋予《不舍昼夜》更为综合立体的多元阐释框架：经历了科幻文体的极致探索，《不舍昼夜》理应、也必然体现出王十月更繁复的人世理解、更深刻的文学认知。这种深刻与繁复鲜明集中体现于王端午的肉身与灵魂的错位纠缠：他的物质肉身与精神灵魂始终处于不和谐的状态。
与先前的“王端午”们一样，《不舍昼夜》里的王端午也出生在湖北荆州农村，初中辍学，南下深圳打工。通过盗窃大学生李文艳的证件并冒名顶替，王端午得以入关工作，改变了人生轨迹。所在公司上市前夕，由于工友举报和道德负罪感的内外压力，王端午主动辞职，离开深圳前往广州开起书店，并遇见妻子冯素素。两人结婚生子，进入新的家庭生活。
以这家被命名为“西西弗斯”的书店为中介，王端午的人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王端午处于肉身滞后于灵魂的状态。无论是在湖北农村种田，还是在县城纺织厂干活，四姐王幺姑的遗言“走得越远越好”始终徘徊在他脑海中。“远走”是没有具体指向的骚动，是对先进思想与高标灵魂的懵懂追求，就像王端午南下时那张“衡阳以远”（到衡阳更远处）的车票，只能为肉身提供追赶灵魂的大致方向，而无法给出未来的确切坐标。深圳工厂的打工经历，让王端午一度找到了这个坐标：由身份证、厂证、暂住证、边境证等证件所隔离开的深圳特区关内。他的肉身在关外，精神在关内。从王端午偷到李文艳的证件进入关内，直到名字从王端改回王端午，这一段人生，王端午处于肉身与灵魂的平行错位状态。两者表面上虽极为贴近，却在根源上处于不同维度：王端午虽然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经历的却是“李文艳”及“王端”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获得了暂时丰盈，但精神世界却一直高度紧绷，最终压垮了他。王端午被迫逃离到广州以赎罪，并改名王端午以自我惊醒。
在名字改回王端午后，王端午进入生命第三阶段，此时其精神已滞后于肉体。生活琐碎让王端午应接不暇，精神劳累带来肉体病痛，后者又反过来加剧精神疲惫。经历家庭不睦、身体病痛、事业遭挫等一系列事件后，王端午与妻子离婚，选择再次流浪，结果遭遇了二零二零年的特殊时期。徒步流浪去李文艳老家的尝试与直播倾诉探究初恋宋小雨下落的努力，已经不能被视作是精神对肉身的追赶，而更接近于彻底放弃前的象征性仪式。在灵魂与肉身的彻底分裂下，王端午走向了自己的最终结局：在用短视频造势挽救书店的计划破产后，王端午病情逐渐加重，开始在直播中回顾自身往事，最终死于向观众吐露李文艳事件真相的前夜。
02
肉体与精神的错位
以王端午人生经历为对照，他为西西弗斯书店撰写的广告语“肉身匆忙，等等灵魂”无疑具有多重意味。一方面，作为城市外来客，王端午打量并试图提醒都市人，在忙于物质生活的同时不要忘却对精神世界的充实；另一方面，让肉身等待灵魂，是对王端午此后的人生状态之间极为精炼的暗示铺垫：在时间的不舍昼夜里，人的肉身常常如西西弗斯一般自顾不暇，灵魂因此支离破碎。事实上，王端午对此并非全然无所觉，小说写到了他的弥合尝试——流浪。流浪是对社会身份的暂时抛弃与重新洗牌，也是用极端环境折磨肉体或精神，为二者的弥合创造几乎不可能的可能。偷窃李文艳证件前的流浪，王端午保持着精神的绝对空洞，专注于肉体的物质需求；离婚后前往李文艳老家的流浪，王端午仅仅维持着肉体的基础需求，关注重点聚焦于精神的高度反刍，并在此过程中，以幻觉形式一人分饰四角，完成了“王端午—王中秋—加缪—鲁迅”的灵魂对话。通过肉体再造与精神重塑，王端午在某些瞬间达成了肉体与灵魂的片刻和谐，但又很快坠入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去。
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发现王十月小说写作的持续深入。先前作品中，王十月小说经常出现主人公的“导师”。这些人物时常超脱于当下环境，为主人公指明一条超脱的道路与选择，帮助人物成长。如小说《无碑》，王十月就为主人公老乌安排了李钟、画家两位导师，以此在丰富辽阔的社会空间中书写老乌的个人成长，使小说成为“一部成长小说，中国改革开放下一个农民的成长史”。但在《不舍昼夜》中，“导师”的角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契合者”形象。所谓契合者，主要是指肉身与灵魂匹配的人物，如县城纺织厂里技术出众、经常调戏捉弄女工的李飞，深圳工厂里吃喝嫖赌、勾搭出纳的黎哥，广州华南大学的黄教授……这些人物出现在王端午生命的不同阶段，连缀成不同环境里的宏观群像。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物质生活同频共振，所思所想符合并指导着所作所为，或是游刃有余出入于法律与道德边界，或是从容不迫融进文化转型与经济变革的主潮，肉身与灵魂始终处于和谐的状态。以名匠老总黄盼弟为例，她有着极为敏锐的商业头脑，能对市场潮流做出清晰判断，果断投身广告行业；也有良好的政治嗅觉，会为了扩大自身商业帝国版图及时表态“一定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有应变之举，尽管她爱的是假冒李文艳身份的王端午，却也在得不到回应后放下个人情感，嫁给更“合适”的陈博士。
总体上，他们极少会如王端午那样对生活的困境有极端化的抗争行为，对现状的不满也能在遵守整体制度的框架下指向明确的细节修正。换言之，他们更多时候是在保持肉身与灵魂和谐同频的前提下主动随波逐流，并为不同阶段的王端午提供了彼时彼刻“应有”的“模范状态”。也正是在对“模范状态”的背离与抗拒中，王十月将老乌与导师的立体引领关系，转化为王端午与契合者的平行对立关系，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二元关系铺陈为多层次人物并联叠加的社会立体结构。王端午一面艰难弥合着肉体与精神的错位，一面又不自觉抵制着两者的彻底融合，这是他无法解决的悖论，其命运也由此成为西西弗斯神话的同义复写。
03
城乡空间的灵魂穿越
如果说不同群体的命运构成了王端午肉身与灵魂冲突的具体对照，不容忽视的还有人所存在的具体时空环境。《不舍昼夜》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王十月通过王端午繁杂反复的空间行动，串联起的当代中国的多重空间。这些呈现之间彼此迥异的环境空间既造就了王端午的不同命运走向，也伴随着人的成长持续进行着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不舍昼夜》涉及的空间大致为三个层次：基层乡镇乡村，如王端午的湖北烟村老家，李文艳的江西上饶老家；中间状态的县城，主要是王端午多次返回的石首县，也包括李文艳家乡上饶市横峰县；代表现代化的大都市，如王端午打工的深圳市与他开书店的广州市。三个层次并非纯粹作为背景静态出现，而是与王端午生命历程变化轨迹同步演变的动态坐标。
县城是王端午肉身迁徙与精神转型历程的中介或原点：向下望去，是王端午出生成长的乡村，他对县城的向往促成了他的辍学与“远走高飞”，县城的读书会短暂却有效地安抚了他躁动的灵魂，也将他从车间拯救出来；向上望去，是王端午流浪多年的都市，为他从街头盗版书摊的路边读者到精品书店幕后老板的身份转型提供了物质可能与精神准备。同时，县城自身的变迁联接着都市与乡镇的变化，也标记出客观现实与个体记忆之间的落差：刁难他的乡长升了副镇长，崇尚自由主义的李想变成打砸日系车辆的极端主义者，老沈从激愤于九十年代前风云变换的青年转变为靠PPT与计划书从事金融游戏的资本家……王端午每次与县城的重逢，心中都抱有重温旧梦的幻想，而记忆里滞后肉体所向往的广阔精神世界，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不堪肉体重负的倦怠精神现实对号入座，也因此注定了王端午的失望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王十月对的空间描写一直是以动态笔法，借由人物直观感受之眼所实现。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开头描写上海弄堂时采用过极为精妙的手法，即以一群飞起的鸽子创造的俯视视角，刻画城市的整体景观。《不舍昼夜》里，则几乎通篇都在以人物行动带出城市构造，利用穿越空间的人眼观察比对，逐步丰盈城市的角落与深处。譬如对县城的描写：最初只是以王端午骑自行车路过的方式，走马观花勾勒县城主干道的基本建筑结构；然后写王端午在工厂上班，在步行上下班路途中的巷道里注意到县城里的积水潭与城中村；再写则是以文人老曾派车接王端午赴饭局，以车窗向外观看角度，扫视过建筑的消失与新建，炊烟的消散与灯光的璀璨。交通工具之间的速度、高度差异，为王端午提供了不同的观察方式与视角，使小说对县城的描写得以由平面走向纵深，探入幽微的精神缝隙之中。此外，对都市广州的相关书写，也经由王端午及其父亲的行走补充。二人各自以步行方式不断出游，半夜落脚人民公园，既延展了都市空间的边界，也在空间穿越中，映衬出王端午稍显轮回色彩的命运涟漪。
在《不舍昼夜》里，个体视角在行动间对空间的审视与认知，更多指向了王十月一直强调的“恐惧”主题：“地理位置上发生的位移导致了心理上的错位，在安全感严重缺失的境况下寻求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焦虑一直伴随与他”。两者的差异或许与书写的具体空间对象紧密相关，如张楚笔下的桃源县、云落县始终是对滦南县的经验虚构，王十月则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现实体验，他笔下的人物链接着众多不断变动的具体时空，且彼此间互有牵连。从这个角度，当王十月通过书写人物在城乡空间的来回穿梭，借助复杂的行动轨迹，以精神审问为焦点，有效连缀着村镇与都市的整体变革，《不舍昼夜》最终呈现的，是极为广阔的当代中国的立体图景。
04
巫鬼文化与精神审问
无论是对“契合者”的群像勾勒，还是对城乡空间的穿越观照，某种程度上，都是王端午的肉身见闻，是个体的经验空间。它们组成了王端午的外部视野，形塑了王端午的精神世界，既是其精神空间的物质呈现，也隐含着个体命运的空间关系，但在根源上，还有值得细究之处。即是说，王十月既在书写城乡空间变革中王端午的个人命运，并借此描绘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也连贯铺陈了小说的暗线。值得注意的是，与王端午一起穿越城乡空间的，还有早夭弟弟的灵幻伴随，这一灵魂叙事背后隐含着王十月更为深切的精神审问。
灵魂的精神源泉与传统的家庭伦理密不可分。《不舍昼夜》开篇即塑造了王中秋这一人物，他是王端午早夭的弟弟，以鬼魂形态存在于王端午脑海里，时常在王端午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显形，对他进行提醒与监督。这或许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亡灵叙事，小说只是暧昧地模糊了传统认知中的亡灵与现代医学视野下的人格（或精神分裂），王端午与王中秋始终停留在他自己的肉身之中，而没有创造完全独立的其他视角。更为合适的理解方式可能是参照王十月此前的小说《收脚印的人》，恰如“收脚印”来自于荆楚大地民间流传的传说，王中秋的出现不过是王十月在楚地巫鬼文化滋养下的另一产物。
这或许也更能解释小说里王中秋的离开：王端午离婚后第二次流浪途中饥病交加命悬一线，此时王中秋附身到一条中华田园犬身上，招来了当地村民，将昏迷的王端午救了回来。这条“皮毛金黄卷着尾巴”的中华田园犬，其实是守在故乡的王端午父亲身边“黄狗”的另类表达，黄狗对父亲的守护，也就是父亲对亡灵们（后山上一家人的坟茔）的守护。而王端午与王中秋—黄狗—父亲，以及与儿子王快乐，三代人之间的对抗、扶持、守望，共同构成了王端午精神世界的核心部分。从互相仇视到平等理解、成为彼此，王端午在生命最后时刻终于皈依了家庭亲情。这是他对具体亲人（父母、姐姐）的赎罪，也是对血缘宗亲与伦理传统的再靠拢。亲情之爱是“对死亡最有效的反抗”，是抵御恐惧的最有效工具，也为王端午高飚无定的灵魂系上了稳定的砝码。
同时，王端午对亲情的找寻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散布于他个人生命的诸多阶段，并伴随着所处地理空间中具象物的刺激与引导。类似麦家小说《人间信》，小说借助“我”的回忆，书写了几十年间来盘旋在故乡双家村上空的种种话语（革命理想、宗教信仰、乡村伦理）在具体语境下对人的异化，这是对同一空间里不同话语演变的历时梳理。相较之下，王十月卸下了革命理想的重担，聚焦于家庭伦理的人情慰藉，将其置于不同空间的具体环境中，呈现其共时性的精神重构，在亲戚关系与婚宴菜肴的罗列盘点中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由此，王端午死前所见的春天降临、野百合盛开更显凄美：死亡与新生同步发生，肉身虽逝，灵魂却将永远“存在”。
尤需注意的是，王端午灵魂世界的物质载体，直接指向了书店。小说有个一笔带过的追忆：“后来他想明白了，他向往的是县城的文明，说到底，县城最初吸引他的不是纺织厂，而是新华书店”。而后来，王端午在广州开书店，在经历广告公司的金钱收获后，转向高度浓缩的精神审问（书店），书店的特质契合了王端午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为年轻的他给予精神鼓舞，也给中年以后的他制造了物质困境。因此，当王端午把对文明的想象、对城市的体认具象化地坍缩在一间书店之上——可以是县城的新华书店，可以是深圳的地摊盗版书店，也可以是他在广州自己开的西西弗斯书店——书店也自然被指认为王端午张扬灵魂旗帜的现代肉身图腾。
05
情感问题与个体确认
毋庸置疑，王十月所推崇的爱，并不仅仅由亲情构成，爱情也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舍昼夜》用相当篇幅书写了王端午的几段感情：与暗恋对象唐丽之间的无疾而终，与初恋情人宋小雨之间的突遭变故，以及与妻子冯素素之间的婚姻破裂。其中，后两段爱情对王端午的影响显然更为深远。
最初，王端午深深感动于宋小雨“为自己的命运加班”的认知，将看海时两人之间的观念差异铭记于心；认识冯素素后，他认为“宋小雨的务实是物质生活的务实，而冯素素的务实则是精神生活的务实”；回家结婚时，恍惚间觉得海滩边的宋小雨就是现在的王端（午），冯素素则与当时的他“何其相像”。此外，他又觉得冯素素体内有理性与感性两套不同的系统，有时对冯素素理性的一面倍感恐惧，却深深迷醉于感性的她给自己带来的冲击。显然，王端午有意识地进行几人间的相互对比，这也意味着他与冯素素结婚之时并没有真正走进她的内心，心中更多涌现的是好奇、感动等其他情绪。在潜意识认知中，宋小雨与冯素素与其之间生成的更接近是伙伴关系，是自己的另一侧面，而非真正的爱情。所以他才会反复比较，不停自我确认爱情是否存在。
也因此，这种比较在王端午生病修养、冯素素出面经营书店后戛然而止——直到此时，他才逐渐理解了冯素素，开始意识到“他们是一类人”。所谓的“一类人”，不仅是说他们在面对生活重压时肉身的坚强反抗，同时也指向了两人在以肉身反抗世俗时内在精神世界的剧烈动荡与自我辩证。王端午在王中秋的告诫与警示下选择偷窃李文艳的证件与人生，冯素素则是以忙碌作为对抗抑郁症的“最好的解药”。王端午一再围绕“存在”的命题诘问自身的现实处境，他口中心头反复念叨的“放下”也从未真正达成，冯素素则是在人称代词的选择上反复混淆，无论是第三人称的直接称呼，还是“老妈”“老总”等社会身份的代指，都与世俗认知里的“我”与灵魂深处的“自己”存在隔阂。这种隔阂是冯素素混淆肉体孕育（怀孕生子）与精神孵化（写作小说）的核心成因，她认为个人的写作事业与家庭的呵护维系存在绝对对立，先是放弃出版宣传专注怀孕生子，后来又在儿子中考失利出国之后重新找回写作状态，这其实就是精神孵化对肉体孕育的整体替代。从这个角度，冯素素的理性与感性的两套系统及其对应的精神孵化与肉体孕育之间的切换背反，也正是王端午肉身与灵魂冲突错位的同模翻版。
另一方面，精神的前进最终导致肉体的陨灭，肉体的强自支撑也未必能换来精神滋养。在肉体与灵魂的角逐中，王端午与冯素素确实成为了注定互相理解的同类人，而宋小雨只能是早早退场的旧日幻梦。宋小雨努力上进却无意中卷入传销被迫自杀身亡的悲剧，是以王端午为代表的一类人的常规结局。而她最开始的猝然消失，为王端午保留了一些渺茫的希望：个体存在着在时代中以精神引领肉体改变命运的可能。冯素素比王端午走得更远，她从生活在纯粹精神世界到以物质现实为重的转变，让王端午看到了灵魂世界的幻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孤独——无论王端午是否真正得到了爱情的呵护，他都始终是作为单一的个体独自面对着世界。从恐惧愤怒到孤独迷茫，王十月雕琢出了王端午最深处的灵魂印记，“在一个天地易变的时代里，那种至大而无告的哀伤”。
06
“打工文学”的内在超越
尽管王十月不太认同“打工作家”的头衔，但《不舍昼夜》依然为小说主角选择了王端午的姓名，并将王十月“卖过鱼丸、画过广告、厨房打杂、织布杂工、当过调色师、生产主管、广告公司艺术总监、厂刊主编、编辑记者等”经历，微妙地拆解进王端午的打工历程中：王端午、刘祖之与李中标所面试、打工的工厂，都是王十月曾经从事过的工作。这可谓源自深度体验的小说虚构，嵌入小说情节时显得异常自然。如王端午去李文艳家准备办理出国签证时，王十月安排了公司客户不满意，需要王端午立刻回公司处理业务的商业细节。这一时常真实发生于广告公司的设计，及时地为犹豫不决的王端午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给自己逃避心理罪责的行为找到自欺欺人的借口，也为以后持续盘桓在他心头的赎罪意识埋下伏笔。
有着丰富打工经历的王十月，特别擅长利用个体深度经验及其思想认知，将某些可以想象的抽象恶，精准投射在具体人物与事件上，通过书写普通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呈现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命运循环，揭示人的“原罪”，从而“一个都不原谅”，似乎也由此延伸和拓展了鲁迅小说的某些思考。这也是小说有意让王端午找到宋小雨，对李文艳的追溯却一直失败的深层原因：王端午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汇给李文艳母亲的款项会被一直退回，他向李文艳老家的肉身流浪与精神忏悔（向直播间观众讲述自己偷窃证件的事实）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罪行不会因为弥补的行为就凭空消失，只会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痕。王端午的忏悔或许能得到原谅，但他的罪行却不可能得到救赎。
更深刻处在于，王十月没有停留于早期打工文学的简单质问，而是进行了更尖锐的思考与批判。如收容所制度只是体系的局部特写，所体现与依仗的是社会观念的整体性认知。制度没有把对人的认知放在首位，而是将证件奉为圭臬，李文艳因丢失证件寸步难行，在暴力殴打下精神失常走向死亡。讽刺的是，通过与主播小黑策划直播，并提出“殿堂空荡荡，大神在民间”的宣传口号，王端午发现直播间的观众们更在意镜头前主播的知识复述与观念表达，而不再对学历证件过分关心。关注焦点的转移与变换，意味着当下价值需求的转向。恰是对“流浪大师”的吹捧，反向证明了当下学历与证件的过分普遍及其事实无效——这与王端午以前的经验大相径庭。在证件从绝对权威到无人问津的转变背后，是社会一以贯之的根源性精神空虚，人在其中难以寻找到坚实的存在基础与立身根基。
这是王十月的深切困惑与敏锐质问，也是其对“打工文学”的内在超越，显示出独特的现实追问和思想关怀。现实主义小说的史诗追求传统惯性要求对于现实的多方位综合呈现，在作品中通常表现为多重要素（地域变迁、职业变化、身份转型）的叠加，这固然是有效表现时代精神的方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遮蔽了个人与历史主潮未必完全同步的具体芜杂感触和暧昧精神空间。王十月找到了社会物质载体与精神符号之间的隐秘罅隙，发掘出个体更为驳乱的肉身经验和灵魂痕迹，由此提出的对当代灵魂失落命题的拷问才更显难得。
回到开头的问题，小说以“不舍昼夜”命名，《论语》原文有着意义明确的前句“逝者如斯”。这一被省略的嗟叹，不仅以冯素素小说书名的形式嵌进文本中，与小说中王端午持续面对的死亡遥相呼应，也同时成为王十月自身文学观念与生命感悟的同义复写。流动不居的时间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理感知状态，“端午”“中秋”，是纪年法的一体两面，也是肉身的一体两魂，其背后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今的时空巨变。在时代变革的社会结构中，《不舍昼夜》召唤着必要的停顿，以及这代人心灵上的巨大迷茫与无措。这或许是为什么王十月在《不舍昼夜》里要加入大量晦涩的阅读体悟与哲学思辨：他试图以此在阅读层面制造明显的停顿，在文本内外为时代“新我”的诞生搭建思想舞台。也正是在这样不断进行精神层面自我诘问的时刻，个体才会重新激发肉身的生存本能，删繁就简，脱胎换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