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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自刊登于重要文学刊物《十月》，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名单行本后，已经有众多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的文章重在判别小说主人公王端午的生活、命运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广东在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互文性关联，有的文章则操持心理学的理论工具，从那个隐身于王端午脑海中的“弟弟”王中秋出发，谈论童年经历对人物的人生路径选择的影响。上述视角当然都有其合理价值，但在笔者看来，本文尝试从对死亡的叙述来对作品主题和结构进行分析。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总观生命，生命就是失望，不，骗局”。这一说法虽然简略，但已足够清晰。从这一稍显感性的对死亡的定义来看，《不舍昼夜》的主人公王端午实际上经历了多次的死亡。小说由王端午的童年开始，最后以王端午在直播镜头前的亡故为结局。小说中，出生于江边农家的王端午，初中毕业后在县城呆了三年后赴广东务工，他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一直无力维持生计，困窘之际，只得窃取大学生李文艳的身份、学历证件，又冒充李文艳求职。他本来已经在广告界混得风生水起，却被情同手足的好友妒忌、出卖，不得不放弃高薪职位另谋生路。他利用积蓄开起了书店，一来以此维生，同时也可一圆自己的读书梦想。后来书店因房东出国等原因停业，王端午在流浪中放下心理包袱，走上人生另一条赛道——网络直播，并成为知名网红。最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王端午准备在直播间中向公众公开自己一生中的最大污点时，他旧疾复发，中年离世。王端午的命运中，不乏叔本华所指出的“失望”或者“骗局”。但是，王端午本人的死亡是小说的结局，并非小说的重心。小说中布满了各种死亡。笔者统计，小说中直接描写的死亡包括王端午弟弟王中秋的死亡，王端午四姐、大姐、母亲、父亲的死亡，书店房东黄教授夫人的死亡，间接提及的死亡包括李文艳的死亡、王端午直播搭档小黑的死亡，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的死亡包括李文艳母亲的死亡、王端午初恋女友宋小雨的死亡等。

小说第一次提及死亡，是王端午弟弟王中秋在四岁时的意外夭亡。人们——包括王端午自己——均将王中秋的死归结为王端午照顾不周。后来，王中秋的形象多次在王端午面临重大抉择时出现在王端午脑海中，对王端午可能做出的抉择进行干预，如果王端午的选择有道德上的理亏之处，王中秋还会对王端午进行批评教育。已有论者将王中秋视为王端午的第二人格，但在笔者看来，王中秋在王端午脑海中的频繁出现，其意义在于提供一个道德上的正面参照系，王中秋的道德立场和王端午的世俗欲望构成了张力，这种张力是王端午和脑海中的“弟弟”相互博弈的结果，犹如一根撬棍，撬动王端午的深层心理结构，使得读者对王端午的心理世界获得更深入的认知。文学作品中讲述人物的心理斗争时，往往以人物内心中善恶对立的形式展开。这种对立看似发生在人物内心，实际上是外部社会中不同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毕竟，因为王中秋形象的非实体性，他的劝诫并不来自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人。这也就意味着，时常浮现于王端午脑海中的王中秋，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观念的人格化。由此可见，“弟弟”这一形象并非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他者，更接近于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者。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端午的道德水准并不低，他的价值谱系中，既有着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世代沿袭的传统道德，同时也有着他通过对国外文化经典的研读而获得的精神启蒙。甚至可以说，在王端午一生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道德水准显著高于他的人。即使在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大学教授黄老师，看似品行不凡令人仰视，但细读作品可以看出，这一形象之所以被描写得异常高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知识分子光环的加持。小说中，王端午需要在社会底层，从一文不名的状态不断积累财富、实现阶层跃升，这一过程中他必然面临种种抉择，这些抉择往往以道德考验的形式出现，由此，作者也必须在王端午脑海中构建出一个能对他进行道德引导的人物。而且，对于嗜书者王端午，他所有读过的文化经典，也势必会在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构建出这样一个人物。否则，这些经典著作中的各种哲理就是空洞的，无法对王端午的各种现实考量产生影响。“弟弟”王中秋在王端午脑海中出现时，他所面对或者说对抗的，并不是王端午本人，而是各种形而下的世俗欲望。正如神秘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说的，“我们悲悼亡魂，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一切美德使形象更为崇高，于是，这些美德成为我们的美德”。“弟弟”在王端午脑海中的最后一次出现，是王端午按照“弟弟”的规划，由广州流浪返乡的过程中。此时，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远比王端午内心中的痛苦更大的“人类面临的劫难”使得王端午格外惦记家人，王端午由此彻底放弃对“纯粹的灵魂生活”的追求。王端午既然完成了这一转变，“弟弟”作为良善道德观念的人格化形象也就无所凭籍了，在小说的使命由此终结。

“弟弟”的亡灵形象几乎贯穿全书，所以本文对这一形象的解读所费笔墨略多。出现在作品结尾处的王端午父亲和王端午直播搭档小黑的死亡，则是另外两起意义重大的死亡。在《不舍昼夜》这样一部跨越一个人的一生，有着五十余年时间跨度的作品中，死亡的出现当然不可避免。但是，哪怕亲人的死亡，如四姐、大姐、母亲的死亡，因为并未对王端午的人生路径选择产生影响，这些死亡实际上只具有路旁景观的意义，作者只是出于合理性的需要才予以提及。但父亲和小黑的死亡并非如此。父亲不仅让王端午获得肉体生命，更是乡村传统的象征，而和小黑的合作缔造了王端午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成为现象级网红“流浪大师”。小说中有着意味深长的一组情节，其中，王端午找到小黑，把自己炒作成网红，然后又长期合作，把百万粉丝留住。他们的直播账号能够成功，看似靠的是两人的高明炒作和王端午高品质的内容输出，但“流浪大师王端午”的账号却承继自“小黑穷游中国”。小黑对于王端午而言，有着某种含混的躯壳、肉身意义。小黑的死亡，虽然发生在两人的合作关系结束之后，但这意味着王端午与现实关联的结束。而父亲的死亡前，实际上意味着王端午和农民社会的关联的终结。从这时开始，他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的盗窃李文艳学历证书并冒充李文艳身份的历史。

李文艳的自杀，虽然并未在小说中获得直接的呈现，但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次死亡。这不仅标示了王端午盗窃行为的罪恶程度，更意味着在受害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王端午无法完成忏悔——除了以命相抵。曾经盗窃、冒充李文艳并导致李文艳自杀，这对王端午而言，是“致命的死穴”。儿子王快乐和王端午的决裂，也来自于王快乐对王端午罪恶历史的洞悉。当初在盗窃成功后，此时，王端午的心态是，“他在那一刻感到很委屈，他的泪水汹涌而下。后来他经常回想这一幕，他自己都不是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感到委屈，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悲伤”。其实，他的委屈、悲伤来自对自我的否定，对王端午此前的人生的悼念，这其实无异于葬礼上生者对死者的哀悼，这不过在这里，生者和死者共用一个肉身而已。正如小说中写道的，“他想，从此王端午死了，醒宝死了，我叫李文艳。”

接下来小说中提到王端午来到李文艳的故乡，得知李文艳已经自杀身亡，是因为他的公司老板要带他出国，他需要回到李文艳的故乡办理护照。他由此得知李文艳还在死前有过痛苦的经历，他被殴打致瘫，卧床数年，并且多次自杀。他在梦中看到李文艳变成了蜘蛛这样一种能结网的动物，这也是在暗示王端午将终生生活在李文艳悲惨命运的笼罩中。

所以，李文艳的死亡和作品中其他人的死亡形成了蛛网式结构。小说本身是较为传统的线性结构，按时间顺序展开。但内部又隐藏着强烈的复调意味。就对死亡的讲述而言，王端午得知李文艳的死亡，即位于作品的中部，也位于王端午人生的中部。卢卡奇在讨论小说的传记形式时的看法，正是对这种结构的绝妙概括，“世界的范围受到主人公可能有的体验范围的限制，而大量体验则在自我认识中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朝着发现生活意义的方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孤立的人、非感性的产物和毫无意义的事件的离散—异质的群体，则通过每一个个别人与中心任务和由其生活历程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生活难题联系起来而得到统一的划分[1]。”《不舍昼夜》中，主人公王端午对于他人死亡的观看，正是“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组织起来的，但这种组织如果单单从时间顺序上看又是松散的，只有把这些死亡置于李文艳之死对王端午的命运所带来的影响的背景中，他们的意义和相互之间的网状关联才浮现出来。

以上种种，都是对王端午有着特殊意义的人的死亡。接下来不妨转入对王端午本人的死亡的探究。王端午本人的死亡当然也位于这张以李文艳之死为核心的的蛛网结构中，但是王端午本人的命运在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中又有着清晰的线状特征。而且，如果我们把某人视为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特质视为某种特定的生命形式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将这种特质的离散视为一种隐性死亡，这种隐性死亡和王端午肉身死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们不妨对王端午的隐性死亡、显性死亡进行单独考量。在笔者看来，王端午在广州火车站对昏睡中的李文艳出手行窃就是第一次隐性死亡。后来，他冒充李文艳的情况遭到举报，他不得不离开能充分发挥他的文化素质的高薪职位，也不得不放弃李文艳这个名字，看似生活被拦腰斩断，但对王端午的影响远远没达到第一次死亡的效果。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他改名为王端、希望自己从此端端正正做人来看，这毋宁视为一种复活。

王端午的另一次隐性死亡，来自他倾尽心力、财力建成并苦心经营的书店老店的关闭。他的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也是发生在老店关闭后不久。《不舍昼夜》中多次提到读者将这家书店当成物欲社会中的灵魂净土，其实原因是王端午自己先把这里当作灵魂净土。他对种种形而上命题——如对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这一行为——的意义的追问，是通过阅读产生，并在阅读中获得解答的。他作为广告公司高管迅速积累财富的时候，因为回想自己堕落为窃贼的过程，发现原因就在于放弃了阅读，“他开始怀念青少年时代不带任何功利的读书时光┅┅他在那一瞬间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说人生是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前行的一叶小舟，有益的阅读，便是那随时锚定小舟的锚。”对于开书店这件事，他的定位是“从全新的地方开始他的新生”。当房东黄教授要卖出房产时，他无力买下这处书店所在的房产，这件事就构成了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否定。值得品味的是，王端午选择端午节这天正式关闭西西弗斯书店老店，这也再次暗示了书店命运和他本人命运的内在关联。他虽然有一处新店，但新店对他只有商业属性。小说中对第二家书店的开办过程甚至没有直接谈及，只是通过王端午、冯素素的夫妻对话，说了一句“我在中大附件看中了一个好地方，想租下来，再开一家新书店┅┅经营书店虽说挣不了大钱，但终归是有盈利的，而且新店面积比老店大了一倍。”由此可见，新书店对他来说，完全是商业考量的结果。当他只能通过书店经营者这个身份生存时，生命的意义就开始逐渐消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端午其实还经历过第二次诞生。那就是他在中考失利后由四姐留下的一本《卡门》开始的对西方文化经典的阅读。他由此获得了精神的启蒙。从此时开始，无论是在县城纺织厂织布，还是赴广东打工，即使是在穷困潦倒的流浪中，在公司高管觥筹交错的酒色生涯里，作者都频频强调王端午与同类人的不同。打工时期的女友宋小雨就曾经如此形容他，“你在讲你读的书时，整个人是发光的。”只有到了开起了书店，王端午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双重生存需要才获得统一，“忙忙碌碌让他觉得前所未有的充实，忙碌也让他忘了李文艳。他感觉到，活了三十岁，直到现在，他才是真正为自己活”。

还有一次具有隐性死亡性质的事件，就是王端午、王快乐父子的决裂。值得注意的是，王端午给儿子——自己生命的继承者——起名为快乐，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也渴望能够放弃某些因自我道德期许所带来的羁绊，只有放弃了这些生命才能延续，但他做不到，“他是打心眼里觉得，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快乐，而他的生命中似乎天生缺少快乐”。需要指出的是，《不舍昼夜》中他的名字曾经从王端改回王端午，这是被父亲按照“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的“老话”要求的，这暗示着现代社会中，某些传统因素也在扭曲着一个现代人对自我价值、自身人格的追求。

尼采曾经这样描述对死亡的过程，“通过某种死亡的景象，可以和每一个生命融合”，这可以视为对王端午最终的死亡过程的隐喻。这次死亡，因为面向百万粉丝进行直播而有着极为沉重的仪式感。这可以被视为一次公开的忏悔，一次姗姗来迟的对自我罪恶历史的审视。显而易见，读者读至此处必然会产生疑问，如果王端午早些进行公开的忏悔，早些把过往的罪恶如揭掉一层皮一般揭露出来，也就不必常年背负着沉重的命运十字架，承受没有尽头的精神折磨，也就不至于在五十出头就心力交瘁。如果说王端午父亲的死亡，隔断了王端午和故乡、童年、传统社会这些概念的脐带，那么对初恋情人宋小雨死亡的确认和小黑的死，则隔断了王端午和自己过往人生经历和现实生活的连接。王端午的一切由此都处于悬置状态。此时，除了死亡，他面前已经空无一物了。对于王端午最后的死亡瞬间，小说中这样描写，“他最后的知觉，是裤裆一热，一泡尿没有憋住”。污秽之物离开肉身，肉身恢复到降生之初的纯净状态，意味着主人公对盗窃恶行的赎罪已经完成，灵魂已经获得净化。

卢卡奇曾这样概括文学作品中死亡叙事，尤其是对死亡瞬间的讲述的意义，“在十分罕有的伟大瞬间——大多是死亡的瞬间，有一种现实向人展示出来，在这种现实中，人以透视一切的突然性看到并把握关于他、同时支配他的本质，即他生活的意义。[2]”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小说中，死亡要么是一种解脱，要么可能成为一种升华，死亡往往被赋予‘宏大’的意义┅┅死亡叙述的现代性意义：不是生而后有死，而是死启示了生，死向生展示了人生的意义，显示了生命的价值，死是生的价值体现。[3]”以此来看，王端午的死，正是来自他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小说中，李文艳的亡故导致王端午无法完成忏悔，王端午逐渐把自己的生命视为无价值之物，具体表现为在心脏搭桥手术后，他并不按时服药，当医生发出“你不要命了？”的斥责后，他不过是淡然一笑。他还站在珠江边准备跳江自杀，在血管再次堵塞后，对医生二次搭桥手术的建议更是置之不理。如果说赴死也需要勇气的话，那么王端午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来自哪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王端午在阅读中获得了精神启蒙，使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盗窃行为，哪怕他是因生活所迫而行窃，被盗者的悲惨结局更是让他无法通过忏悔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道德压力推动他一步步地放弃自己的生命。

从小说中的线索可知，王端午六岁时毛泽东逝世，他本人则死于2023年初，可见他死时仅有五十三岁。这在以讲述个体生命历程为故事主线的长篇小说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短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活到了85岁，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胡学文《有生》中的祖奶都有着近百岁的高寿，余华《活着》。这是主人公王端午本人因背负精神枷锁有意为之的结果。在较晚近的个人史题材作品中，李佩甫《生命册》中的“骆驼”是较为与之类似的，比如都是在寿命停留在五十多岁，都在青少年时代怀抱有文学梦想，都因为带有“堕落”性质的恶行而改变困窘命运。细究起来，二者更大的近似之处是他们的死亡都具有道德属性，是作家道德观念的产物。如果说王端午的盗窃行为所带来的精神负担成为他罹患心脏病并早逝的重要因素，“骆驼”不断积累、趋向疯狂的犯罪行为也构成他不得不跳楼的原因。王端午看似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但从他停止服药、拒绝医生手术建议，表示“不想再治”来看，也是一种自杀。但二者的不同在于，“骆驼”的堕落是无底线的，法律、道德对他来说，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不构成积聚财富的障碍，作者对他的批判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是为了给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迷失堕落的知识分子赋形而塑造了这一人物。王端午的道德底线显然比“骆驼”高得多，一次盗窃行为就成为他毕生无法摆脱的负担，而且，因为王端午的生活轨迹和作者本人颇为近似，如都出生于湖北农村，都有着不短的打工经历，都在青少年时代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经典，都曾因热爱文学被视为异类，这一形象带有自画像性质。

经过上述对《不舍昼夜》中死亡叙事的检视，作品的主题也就呈现出来了，即作者通过对王端午这一人物稍显短暂的一生的讲述，思考启蒙的价值，思考形而上的精神启蒙和形而下的现实困境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命运的撞击。

注释

[1] [匈]卢卡奇著《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一版72页

[2] [匈]卢卡奇著《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一版137页

[3] 徐勇著《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一版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