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知道吕新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那个时候忙着做硕士论文，闷头闷脑地想着研究一位山西本土作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了吕新的《下弦月》《白杨木的春天》。于是把它们借过来，打算一个礼拜内读完。就这样，在一种缘分和巧合之下，一位极具个性的先锋作家跃入了我的视野。再后来，与吕新的交集，是在参加工作后。出于一些基本的接洽，常常要叨扰一些作者，当然吕新也在我叨扰之列。加过联系方式后，匆匆寒暄，微信上只留下只言片语。一年后，单位举办一次大型活动，我才真正见到吕新本人。我吃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也被他身上那种内敛、含蓄、亲和的气质所打动。于是，当得知吕新在跨越8年后，又有一部长篇小说《深山》面世时，我便按耐不住写作的冲动，总想写点什么。读《深山》时，在后记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说别的，只说一点，不写下这些，连山上的山杨树、山下的那些白杨树也会愧对，以后还有何面目和理由再走到它们的面前。”或许我想写下点什么的初衷正是如此。不写点什么，愧对叨扰过的吕新，愧对我蓬勃的创作冲动。

一

从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开始，吕新已经创作30年有余。在30多年间，他心无杂念，勤奋地探索和创作，写下了大量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的背景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晋北农村，《深山》也不例外。这或许与其出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吕新出生于山西大同的左云县。左云县地处塞北高原，是山西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常年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影响，土壤贫瘠，传统农业发展十分落后，山区农民的生存状况异常艰难。所以当吕新决定书写乡土世界时，自然地将目光聚焦于晋北农村，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在实现着精神的返乡。其在小说中一度再现晋北地区的风俗人情、地理风物，思念和回溯着他曾经栖息和依存的故乡。这样一种显著的文化烙印，也成为吕新乡土书写的特殊面目。无论是《瓦楞上的青草》，还是《哭泣的窗户》《深山》，都篆刻着吕新乡土书写的标识。

《深山》并不算是一部可读性强、容易进入阅读状态的小说，相反它是一部需要跨越阅读障碍，细细品咂的艺术作品。翻开目录，全书包含29个章节。这29个章节的题目，有的是一句话，有的是一个词。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前几章，那么极有可能会放弃阅读。当你试图绕过复杂的叙事，直接冲到故事结尾，寻找一个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有的结局时，你发现作者吕新比你更加狡诘。在有的章节的末尾，你能够得到的只有一个画外音，而你完全无法辨别出，这样一个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声音究竟是由谁发出的。于是，问题回到了我前面做出的那个大胆论断：吕新的乡土小说是有自己的特殊标识的。这样一个论断中，不仅包含着他所聚焦的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更在于他如何写，他是怎样写下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交汇处的晋北乡村的。

很多人说，在山西这片土地上，或者说山西文坛，最深沉的写作传统是现实主义，而吕新是开在黄土高坡上的一朵奇葩。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着孤绝的创作路径，不被市场、消费、网络等新质生态所影响，或许是他自觉疏离于大多数之外，而也因此收获了关于“少数人”“少数作品”的荣誉和掌声。先锋作家的标签一直被赋予着吕新，这与他独特的艺术感觉、想象回忆息息相关。不知道他本人是否认同这样一个定义，但我想大多数阅读者都会在他的文本中体会和验证到。甚至可以说，一部尽管没有任何署名的小说，单单看文本本身，对吕新足够了解和熟悉的读者一定能一眼看出它是吕新的作品。

二

在《深山》中有一点不得不引起关注，那就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这部小说中有没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依我愚见，吕新似乎只是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群像，并不刻意地渲染笔墨和区分人物的主次。吕新给予人物笔触和深度，将他们变得立体、综合、致密，使他们成为与主题相契合的源头，以此为深山的氛围提供依据，为叙事的推进提供动力。五灯、耗子、富贵、七板、连富、银焕、杜林，甚至包括没有任何名字的“她”以及那些面目模糊，连姓名和称谓都没有的村民等人物，在文本中自然地出场，自然地成为深山的一部分。他们的灵魂几十年来就像被镌刻在深山中一样，与深山的风貌彼此呼应。也因此，当他们被错落安插于小说各个章节中时，读者像寻找一个谜底一样，跋涉在章节之间，去发现藏在深山处的他们，去寻找他们在小说中留下的一点踪影和痕迹。他们多数匍匐在生活的底层，有的甚至生活在正常世界之外。银焕是一个“疯人”，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他的患病原因小说里未曾提及，但他的疯癫在与学校的较量中表现激烈。当学校就建在他家房顶时，他不断地往学校投掷石头，被视为异类的他，成为令校长和老师们头疼的难题。他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着学校的防御工程。而就在他们想方设法准备砌一堵石头墙时，银焕竟然悄无声息地死了。没有亲戚的送别，也没有一支白花花的出殡队伍，银焕的丧事如默片电影般草草结束。更离奇的是，在银焕死后不久，耗子他妈和耗子也先后死掉了。于是，这一家人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村子。他们蹑手蹑脚地来到这个世界，随后又悄悄地死掉，没有人祭奠，更没有人在意。多少年来，人死了一茬又一茬，而那些山，动也没动，这些死掉的人，在深山中谢幕，又在深山中被遗忘。

小说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我想也是困扰大多数读者的问题，那就是杜林是谁？杜林笔记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阅读过小说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随着小说第一章结束，杜林笔记便开始呈现。而直到在小说的第24章，这个叫杜林的人才迟迟出场。他戴着一副眼镜，用着一支蘸笔，趴在一张又旧又稀松的桌子上奋力写着些什么。杜林的笔记将近30篇，将它们串在一起，像杜林一部单独的日记。其实与其叫杜林笔记，不如干脆叫杜林日记。这部日记里一端连着山村，一端连着杜林自我，既写到山村的日常人事，也勾连着杜林的私人生活，浮沉着杜林的无限思索。它与主文本相互呼应，又有所区别。深山中发生的一切事，闪过的所有光景，在杜林日记里都以另一种角度和声音记录，而同时杜林本人又被更大的叙事框架所裹挟。睿智的读者一定能看出来杜林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具有着“写”与“被写”双重使命的人。通过杜林相亲一事，他被美琳描述成“脑子不太正常，还有点疯疯癫癫，不通人情的味道。说话、做事硬邦邦直挺挺的，冲着人就过来啦”的怪人。读者在杜林笔记和主文本中转换挪腾，一方面体验着吕新的叙事魔法，揣度着杜林的人物特性；另一方面或许会思考除去叙事技巧上的考量，杜林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杜林或许更大程度上像一粒火种，他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展现着深山的路径和朝向。

三

最后我想说说吕新的语言。吕新的语言历来被人所称道，王春林认为吕新是一位语言的天才，吴义勤将吕新的语言总结为——“神奇的想象，飞动的意象，隐秘的意识，深邃的内心，复杂的能指，诗性的隐喻，反讽的修辞，若隐若现的意义，再加上抒情地、交响乐般的节奏，就是吕新语言的全部奥秘”。其实，吕新的语言之所以能受到评论家们的赞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对语言的敏感，对小说语言质量的恒定追求，对于小说语言的把握。他曾说“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与文学相伴一生的人，先别说你要肩负什么，担当什么，但是至少要贡献出一种属于你自己的语言，这应该是一种最低的要求”。吕新将语言视为小说写作的最低标准和第一要务，因为有这样一种充分自省的语言意识，也难怪其被津津乐道。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吕新的读者之一，我在吕新的小说语言中有三点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吕新非常喜欢精确地描述各种颜色，他巧妙地将所有的物体都赋予或明或暗，或灰调或明媚的状态。在他眼里，“山川又黑又硬”“地上的雪放射出一种又蓝又白的青光”“漫长而破旧的山区岁月始终以土黄色和黑褐色两种颜色相继交替着重复出现”“孙五露出蛀黑的牙齿和灰色的笑容，一颗布满青筋的头剃成青白的葫芦”“她一个人在空荡的山区里走着，沿着一种草绿加牛毛黄的方向走了很久”……以上种种，让我强烈的感觉到在作家这一序列中，吕新对色彩的把握比其他人要更突出，他能很敏锐的捕捉到具象的色彩。或者换一种说法，因为对颜色足够的谙熟于心，使他像一个油画家一样，能在不同的语境下，找到对应的色盘。第二个发现是小说中常常出现新奇独特的比喻。吕新对比喻手法的运用总是新颖别致，出乎意料，因此常常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效果。“山鹰像几件山区小孩穿的黑棉袄，被扔到天上慢慢地飘着，一会儿扣上，一会儿又解开”“歌声像一条短细的绳子一样缠绕在夏日炎热的山区，有时又如柳条一般从脸前拂过”“梯子一样的坡，螺丝形状的路和裤子一样的河，冷硬的窝头和瘫软的干饭一样的房子”“很多地方又黄又亮，有些山崖像极了才出笼的糕”……本体和喻体的奇妙组合，让本就陈旧的语言抽出新芽、长出枝叶，焕发出勃然生机，也令读者拍案叫绝，却原来还可以这样比喻。第三个发现是语言的减法。吕新在文本中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叙事的冷静和持久的耐心，将高密度的情感压抑在寥寥数语之下。“她看见公公在笑，一时不确定是不是在冷笑。只看见一笑的时候，长期在他脸上睡觉的那些麻子就劈里啪啦地起来了，都叮铃咣啷地出来了，跳舞的，乱窜的，有一些因为刚睡醒的缘故在伸胳膊伸腿的，用手揉眼睛的。”在“她”内心的感情不断翻涌到达顶峰时，代之以对公公脸上麻子的联想，以此产生的张力，正衬托出恰到好处的语言用力。

以上，便是我对《深山》的一点体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深山》，更多的评论家关注《深山》。

吴倩蓉，女，山西长治人，山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任职于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山西文学博物馆），主攻文学评论，数篇文章发于省级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