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认识的吕新老师

吕新老师新书《深山》上市前，我已有幸读过出版社寄来的“试读本”，算是体验了一把文学版的“超前点映”。距离吕新老师上一部作品《下弦月》出版，也过去了八年，这也是我与吕新老师真正相识的八年。

是2016年夏季，我刚到省作协举办讲座的地方，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从报告厅出来准备打水，顺手还帮我支棱着半扇门。我抬头回以微笑，聊表谢意。他盯着我手中的杂志，注视了片刻，回头去打水了。我从主讲嘉宾扫视到最后一排空位过程中，思考了两遍：刚才那个打水的人是不是吕新？

我把手里的杂志摆上桌子，出门打水的人忽然也坐了过来。那个瞬间，我确定他就是吕新。2014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读了学校校报的一篇文章，后来便用大学毕业前仅剩的稿费全网海淘吕新的作品，甚至打电话到《花城》编辑部索要发表吕新作品的杂志。等收到五本不同期号崭新的《花城》后，心中大喜，如获至宝，已然忘记给编辑部的人回电话说句感谢。再往后，《十月》《上海文学》《大家》《山花》《佛山文艺》等好几家刊物编辑部的电话我都打了个遍。就这样，加上从线上平台购买，除个别实在买不到的几本刊物外，我把发表吕新作品的杂志几乎集齐。想到此处，我侧身道：“吕新老师好。”

他指着桌上的杂志问：“这是你的样刊？”我点了点头。他又问：“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才反应过来，在门口打照面的那个瞬间，他已经看到了杂志封面的文章标题。那一年，《都市》杂志开设了“晋土作家扫描”专栏，我就囫囵吞枣地读了两遍吕新刚发表的长篇小说《下弦月》，写了个简短的评论投出去，没想到几天后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可以发表。

讲座结束后，吕新跟我道别说：“谢谢你读我的小说。”我一时没想好说啥，就回了句“老师再见”。

2017年，去晋城参加一个活动，我抽闲暇时间找吕新老师合影。他穿着一件草色短袖，目光如炬，让人捉摸不透他笔下那些完全能够漫天飞翔的语言是如何安分守己地跃于纸上的。他在一本小说集的自序中提到，某个外出的傍晚，在路边听到两个陌生人的闲言碎语，便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构思。当时《庆余年》还没拍成电视剧，我却读过猫腻在网上连载的全文，思来想去，发现吕新就是写小说的“大宗师”。吕新老师一定是把我每天嘚啵嘚啵跟人闲谈乱扯的时间都用来思考创作了，他一定仔细盘算过每一个角色的容貌、生活、命运，像面对出门后看见的人群、车流、落日。他的百般思绪和千言万语，仿佛国漫《异人之下》中的“炁体源流”，一旦落笔，那些词句和段落就结结实实地留在纸上，谁也不左顾右盼，谁也不东张西望。这样一位作家，我与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坐在我身边。

2023年，还是在晋城，还是在同样的地方。我问吕新老师：“新书叫什么名字，能不能悄悄告诉我，我保证不透露给别人。”他笑了笑，便告诉了我。鲁顺民和王春林几位前辈与吕新老师分别合影，我大声喊出“三二一”，看见他们朝我的镜头微笑，我想起那张六年前拍的照片，想起七年前吕新老师坐在我身边的情形。我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早已把那些想好的句子装进了他的口袋，平时不愿意掏出来给别人看。等他想好那些句子的归宿时，就悄悄地拿出来写成小说，写成一个个短篇、中篇、长篇，再悄悄地投给不同的刊物或者出版社。

还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报告厅，吕新老师问我的名字，我指着杂志上那篇文章的署名，慢吞吞地说出三个字，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从那以后，吕新老师问我的所有问题，我都斩钉截铁的回答。比如有一年冬天，下着雪，吕新老师从办公区超市买完两桶油出来时，问我：“在单位这几年过得开心吗？”我一边帮他拎起两桶油，一边往台阶下走，一边回答他：“开心。”

关于长篇小说《深山》

看完“试读本”，前几天买回来正式出版的《深山》，又读了一遍。与之前感受相同，三个关键词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悠，像几片树叶在这样深秋之际，从窗前落下又被风吹起。

1.中文房间

《深山》写乡村，写北方乡村，写人们熟悉又陌生的北方乡村。单是村庄的名字就出现了数十个，它们在小说人物的只言片语中，有了相对距离，一幅完整的深山地理图便徐徐展开。这些村子中的近一百个人名，陆续出现在叙事时间线上，不论其故事长短，总有些久别重逢之感。

初读《深山》，想到一词：信以为真。小说如果能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人，一定是叫人信以为真的。仿佛书中所述内容发生在记忆深处，仿佛那些角色就住在故乡的某间石窑瓦舍。读到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对梦境的描写，比现实还要真实，如同古代笔记小说一样。“杜林笔记”部分，在全书中占比不大，但分量不小。一个保守知识分子的才华、性格、思想、生活，尽数显现。通过杜林的自述，不难发现，人们似乎并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关于一座村庄古往今来的密语，它传递出的只有循环往复的岁月和老生常谈的记忆。

初读《深山》，还想到一词：中文房间。这个构词奇怪且极具指向性的词，是我听到鲁顺民先生的一句话之后想起的。他曾说：“吕新是一位文体家。”我似乎在阅读吕新以往作品的一些瞬间，能够感受到他对汉语运用的多样尝试。这样的尝试，必然导致读者在阅读吕新每一部新出版或者发表的作品时，抛开日常阅读习惯，将所有的预判、思考、想象，拒之千里。读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放松、专注、耐心，慢慢沉浸在属于吕新独有的叙述中。从1986年开始，从那年的《山西文学》开始，从一篇《那是个幽幽的湖》开始，吕新的笔端能够生发的词语、句子、段落，在数十年间，不断向他的读者倾诉。回应吕新的是读者一次次的惊讶、着迷、不舍。又或许，吕新自己也在通过不断地修正、删改、增补，解答这自己内心的疑问。在闫文盛先生的一次讲述中，曾提到，吕新所有的作品都饱含着强烈的让叙事者和阅读者同时意犹未尽的体验，即写作体验与阅读体验。我想，《深山》所带来的，或许已经开始满足上述的双重体验。又或许，在吕新本人和读者看来，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会使得双方认为那种意犹未尽的体验，正在得到满足。

回到小说本身，比较吕新以往的带有“宿命感”的长篇作品，《深山》则从一些细枝末节或者零星闲笔中，散发出一种“反宿命”色彩。比如五灯对成人世界的认知与思辨，比如一群多年不出深山的教师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仅限于吕新笔下的乡村或者说创造出的“中文房间”。

乡村的可知与未知，熟悉与隐秘，落寞与奋进，在小说中一遍遍地被轮番登场的角色，在举手投足间，在思忖命运差异原委之际，反复确认或否定，就像人们进入深山后，对一个乡村产生的所有联想与判断。

2.砌墙

经典“砌墙”场面出现在《连城诀》中，发生在故事时间线上的后半程。

校长与众教师商量如何“对付”银焕，最终达成共识：砌墙，挡住银焕的院子。银焕是“疯子”，是一个受了某种刺激后举止反常的人。倘若真有这么一个村庄，真有这么一些人物，大伙最想看的，最想打听的，一定是这部分内容。

校长与众教师，作为整个村庄里最有思想与学识的群体，却因为银焕的举动，诸如从院子里向学校投掷石块等反常行为而专门开会商讨应对办法。如此精神内耗，偏偏消耗在一个他们认为是神经出了问题的人身上。要想彻底解决银焕向学校投石的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砌墙，让银焕无法将石块投到学校里。

墙就要砌好了，银焕却去世了。再往后，妻子和儿子相继去世。一堵墙，阻隔了银焕的反常行为，也阻隔了校长与众教师见证一个家庭在世间逐渐落幕，直到彻底淡出人们的谈资。一堵墙，让银焕一家的命运与故事，最终成为口口相传的消息，就连离得最近的校长与众教师，也被这墙挡住双眼，看不到银焕院子里的恓惶。

在这里，“墙”便是深山的转义，即它象征一种“反宿命”的自我隔绝。校长与众教师的自我隔绝，也验证了如此环境下，才有了杜林这样的保守知识分子，相反，“杜林笔记”也从侧面暴露了校长与众教师的眼界与格局。

“砌墙”的徒劳还在于，银焕一家的被疏远、被挤兑、被遗忘，并非因为“墙”的存在。“墙”还只是对银焕一家进一步的物理隔绝，要想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彻底断层式保持距离，必然是保持于思想上。由此继续延伸，城市里的人，自诩拥有极大程度现代文明的人，观察所谓深山之中乡村以内的人，是否也会在某个时刻，满眼皆是自认为的“反常”。

就整部小说内容而言，“砌墙”更是文本的分水岭。“砌墙”之前，所有人物形象相对模糊、片面、单调；“砌墙”之后，逐渐变得清晰、完整、饱满。“砌墙”成为小说中动静最大、范围最广、目的最强的一次群体活动。在此活动中，乡村里的集体意志首次达到人数最多的一次局部一致。意志统一以后，又随着“墙”的功能的失效，开始涣散，直至瓦解。可以说，“砌墙”是《深山》中值得更多讨论的情节之一。

3.她

《深山》中有多个章节以“她”作为主要行为主体进行叙述，“她”在小说中无疑代表着女性形象。吕新以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乏令人难忘者，比如《草青》里的邬云娜，《掩面》里的女青年，《下弦月》里的怀玉。邬云娜在“寻找”母亲的身份，女青年在“寻找”女儿的身份，怀玉在“寻找”妻子的身份。《深山》中女性形象，与上述角色不同，“她”在寻找生活、未来、世界，哪怕日子并不顺遂，哪怕无奈二次嫁人，哪怕好梦一再惊醒。

提及女性，首先不可不提一个词：孕育。从古至今，女性孕育生命和希望。《深山》中，属于“她”的世界实在太小，不过几个村庄。但“她”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带着希望活的。即便是耗子的母亲，从本质上讲，也是带着希望死的，她希望在没有银焕的日子里能改变家庭的命运，也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耗子身上。

“她”在小说中演绎出多样的人生轨迹，可以是默默无闻的、被人指责的、痛苦凄凉的，但绝不是浮皮潦草的。不提及姓名的“她”，成为小说第二个转义意象，即故乡。“她”的命运如同故乡的命运，也许平淡无奇，也许治改他辖，也许消亡不复。“该如何呼唤你，我的又黑又瘦又聋又哑的故乡，该如何描绘你，我的狂风大作荒山秃岭的故乡。”吕新借助书中角色道出小说要旨，故乡的存在，故乡的被感知，让《深山》的书写和表达变得悠长、绵密、深邃。

“她”在小说中，又是具象的，有性格的，有思想的，让人心生怜悯或备感敬佩的。无数个“她”在携行低语或偶遇攀谈中，交流起远亲近邻，评判着雅事俗谈，让故事不再隐于深山。“她”担心老人身体抱恙，“她”生怕丈夫外出有难，“她”祈愿孩子平安多福。“她”拥有故乡的所有模样，从生到死。

深山有“她”，又不只有“她”。谷正楼、裴日鼓、李永福、孙五、连富、富贵，一个个叫得出名字的人，几乎于深山中度过一辈子的人，在四十万言的叙述中真实、鲜活、动人。他们害怕山上的狼，他们嫉妒光景好的人家，他们辛勤劳碌半生，他们保留着不少质朴的情愫，他们怀揣着许多遥远的梦想。

《深山》有“她”，总期待着“她”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碰巧故事到头，又不见“她”的身影。假如一个或者一组故事，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角色，没有写出结局，只好合上书去寻找了。等再次翻阅的时候，兴许会有答案。

可听的“有声读物”

《深山》的语言可以说是全程“高能”，笔力均匀绵密，阅读过程中让人为小说人物感到忧心忡忡，阅读之后却也能心平气和地思考书中的一切，人事往来，日月更替，山里那故事，总有人来书写和记录，也该被人记下来。

《深山》与吕新老师其它长篇小说一样，每当我阅读或者回读的时候，总能感到一种听觉上的冲击。再准确点讲，吕新的长篇小说是可以“听”的，读的时候老觉得是一张老唱片或者农村大喇叭播放出来的。

《抚摸》《草青》《光线》《阮郎归》《成为往事》《梅雨》《掩面》《下弦月》，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仿佛是“有声读物”，看着看着，书中的文字仿佛在耳边被人大声朗读或者低声相告。

李义利，现居太原，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文章见《火花》《青年作家》《都市》《山西文学》《黄河》等刊及【ONE·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