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戏 韵

锣鼓声在热闹地响着，时而不急不慢，有板有眼；时而疾如风雨，倾盆而下。看戏的大都知道，这是戏班子在招揽观众，属于开台锣鼓。我时不时地回头扫视一遍，见人群逐渐汇聚，陆续进来的人中，有提着小木椅子的，有牵着娃儿的，也有成双成对像小情人的，不久，祠堂里就快坐满了。场上一片嘈杂，有的高声喊叫，呼朋唤友；有的窃窃私语，弯着手掌当扩音器，贴近对方耳边说着什么，其实也是在大声呼叫，听者则梗着脖子，最大限度地扩张着听力，不时点点头，脸上变化着各种表情。我沉浸在这热闹异常的氛围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数十年前的孩童时期，每年总会有一两次这样的场面，令我陶醉其中。“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可见看大戏是孩童生涯中一件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呢！阔别多年，进入暮年后，又一次感受到这个氛围，怎不叫人乐乎快哉！

锣鼓声还在震响，以超强的分贝直冲屋顶。我一点也不觉得吵闹，由于不便与友人交谈，我便抬头四顾，饶有兴味地打量起这间祠堂来。

这是一间古老的祠堂，在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翘檐耸角之间，八字大门上方，青石板上刻有“余氏宗祠”四字，乃是当地余姓祖堂。里面的格局，与中国绝大多数祠堂相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祖堂，正面北墙下，是一张砖砌的长案，案上摆放着宗族祖牌及香炉等祭拜之物，案下有一方形开口，里面供奉着社灵菩萨和土地公公。人们祭祖时，要同时给这两个神位烧纸上香。祖堂的右边，还有一副神轿，里面端坐着一尊木雕神像，慈眉善目，神态安详，乃余家至尊祖上，号称“余太公”。据说余家戏班子外出演出，都是抬着这副轿子前往的，接戏的人家也是以接奉余太公之名义，属于接香火之列。下前方，是一个戏台，正对着上堂的列祖列宗，说明在这里演戏，不仅是演给观众看的，也是演给祖宗看的。整个祠堂雕梁画栋，精致典雅，尤以木雕画见长。由于年代久远，那些彩色的雕刻都已暗淡，整个显得有些灰黑，唯有两块刻着“天马背印”“麒麟吐书”的大匾，却是白底黑字，刚劲挺拔，高悬在上堂大梁两边，分外醒目。我不明其意，友人解释，说“天马背印”为此地风水地名，“麒麟吐书”则是其宗族的荣耀。据说这余氏一族，史上曾出过三个太师和五个尚书，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大家族。

锣鼓声在一阵“急急风”之后戛然而止，观众席中的嘈杂声也跟着由大到小、由小到无，霎时归于安静。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演出剧目是传统宁河戏《大登殿》。剧情在旧时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唐太师千金三小姐王宝钏绣楼招亲，绣球打中了卖花郎薛平贵。三小姐看中了卖花郎，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与父亲三击掌，毅然断绝父女关系，委身穷汉子，离开富得流油的太师府，住进了一座破窑，艰难度日。后来薛平贵时来运转，投军征战，被西凉国公主代战招为驸马。国王驾崩之后，他接班掌权，反破唐朝，登基为君，坐了天下。据说该剧初创为秦腔，后以京剧闻名，并为很多地方剧种移植。全本名为《红鬃烈马》，分《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探寒窑》《赶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部分组成。此次的《大登殿》属宁河戏移植剧目，由宁河戏嫡传戏班余氏春林班出演。

这场戏其实是我特意点的。

时值清明佳节，游子返乡扫墓。我跟友人说，我有一个心愿，想专门到全丰镇看一场宁河戏。友人齐声响应，约好4月6日清明翌日下午前往，点戏的钱由我出，家住全丰的水明先生管饭。

我的宁河戏情结由来已久，真正引我动心的，还是一年前的一次心灵穿越。

也是清明时节，我和修水文化名人戴逢红下乡采风。到全丰，便谈起了宁河戏。因为宁河戏相传几百年，至今已是风雨飘摇，苟延残喘，20世纪60年代初创办的县宁河剧团早已解散，仅剩五个民间案堂班，还在苦撑着坚守阵地。而这五个班中，全丰镇就占了两个，一个为余姓的“春林班”，一个是戴姓的“凤舞班”，且都很活跃，终年在外巡演不停。我于是提出要去探访一番，逢红便带我来到了余家祠堂。

其时余家班已外出，且在几百里外的湖北崇阳演出，没有预约，一时自然难以回来，观看节目的愿望是泡汤了。接待我们的是老班主余黄轩，老先生年逾古稀，身板仍很健朗，步履稳实，精神矍铄，谈说间眉飞色舞，挑起一脸皱纹。他是宁河戏的“戏骨”，“文革”后1980年恢复春林班，他就是班主，直到老迈年高干不动了，还在班里做些后勤工作，真叫生命不息勤奋不止。

菊花茶飘出的香味是那么熟悉，那么好闻。透过木窗棂，我看到地场上的小鸡们，正在低头觅食，池塘里有鸭子嬉戏，田野里红花草低调地开着紫色的小花，远处的大湖山郁郁葱葱，巍然挺立。余老用他亲切的乡音，娓娓道着宁河戏的前世今生。六百年前，宁河戏进入了成熟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社会上拥有了自己的受众群体，奠定了自己的稳固地位。余老从里屋搬出来一个大本子，本子的纸张已经发黄，指头拨动稍微用劲，就会出现破痕。本子上有笔迹不同的文字，一段紧接一段，都是写的接戏契约：

信人某某，立许余公法显、法广二大真人合案，永年香火一晚。

落款某地某族，有的还添上一句“永保合家清吉平安事”。立约年代多是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最早的距今两百余年；地址近的遍及修水县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远至湖北崇阳、湖南平江、江西武宁等地。这样的“合同”共计三百多个，至今个个有效，代代忠实履行。除非立信人已绝，凡有后代的，几乎家家热忱接戏。演出之前，都要虔诚拜谒余太公，香火燃烧，鞭炮齐鸣。因为分布太散，距离遥远，余家一个班子不可能在一年内家家演完，只得与各位立信人约定，“每年”改为“每两年”，就这样，他们从1981年起，每年演出都在两百场以上，至今不衰。

我翻阅着这些古代的“合同”，心中满是感慨。一直以来，好像很多人对西方的“契约制”推崇备至，似乎中国是个不懂契约的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契约就是一个“信”字。信守约定，诚信待人，既是儒家的一贯训导，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形成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早已成为民族的道德规范。如果说“季札挂剑”只因自己的心中许诺便执着践约，显得有些难以理喻的感动的话，那么“尾生抱柱”的信守爱情约定，就坚定得有些叫人瞠目结舌了。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故事是否属实姑且不必计较，起码说明我们祖先对“诚信”二字是看得无比重要的。民间的“一诺千金”“许神成愿，许钱成债，许人一物，千金不移”等俚语俗话，几千年都在训教传承。眼下这些民间的立约，我粗算了一下，都已过了十五六代了。这么多代的后人，仍是这样忠诚地履行着祖上的约定，而且还在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毋庸讳言，古老的宁河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以至于春林班、凤舞班在演出中，不得不在正戏的前后，加进一些现代歌舞，以吸引观众。但立信人的后代还是毫无怨倦之意，还在虔诚地接戏看戏，为的不就是那一纸“永年”合同，那一份祖上留下的忠实信守吗？

只是近几十年来，“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的盛行，才使得构筑了几千年的诚信“长城”轰然倒塌，中华传统美德被破坏得惨不忍睹。

诚信至上，正是家里的瑰宝；金钱至上，才是外来的糟粕。这一黑白分明的道理，是到了国人应该明白的时候了！

宁河戏从魏晋时的傩舞发端，到清初从徽班中吸收吹腔、昆腔，从汉剧中吸收西皮，从宜黄戏中吸收二犯，兼收民间小调，遂以汉剧皮黄为基础，结合高腔、二犯等，设计出悠扬高亢、低回婉转的唱腔，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同时在以北方方言为主的基础上，糅合进幕阜山当地方言，使念白富有美感。伴随唱念做打，还有许多表现技巧令人惊叹。比如表演骑马，演员有时不用马鞭，仅以蟒袍前摆作马头，后摆作马尾，生动地表演骑马上岭下坡及行走奔跑之状。宁河戏亦有“变脸”，但与川剧变脸不同，川剧是要戴上面具的，而宁河戏则不需面具，别有高超技能。在《劈山救母》一剧中，杨戬从人到神的转变，就采用了高难度的变脸技巧：预先在鞋尖上用油彩画上一只眼睛，在手中的碗里撒上粉末，表演时一个正面踢腿，就把眼睛印上了额头；对着碗里一吹气，粉末便粘在了脸上，于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白脸少年，顷刻间变成了三只眼的红脸二郎神。这一切均在一场戏中完成，这在其他剧种中甚为鲜见，没有过硬的功夫也是难以办到的。宁河戏生、旦、净、丑文武兼具，唱念做打完整成套，剧目多达四千余种，可见其兼收并蓄、包容大度的气概何等非凡。这一处于山区的僻壤之县，能开创出流传千载、经久不息的剧种，居于江西七大剧种之列，不能不令我等山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大登殿》是一出热闹戏，人物多，角色全，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青衣的婉转，老旦的铿锵，小生的激越，老生的悠扬，都是那么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尤其是花脸出场，响板骤起，胡琴紧拉，一声高腔，震惊四座，赢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感到，此时此刻，我已进入历史隧道，置身于千百年前。这古老的祠堂，这满堂的雕刻，都慨然复活了，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竟都幻化成一个个观众，坐在祠堂里，坐在我的身边。我也一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抑或头戴紫金冠，身穿大襟袍，袖子里掏出一把折扇，扇子上是唐伯虎的山水，抑或郑板桥的花草，还有那超然世外的“难得糊涂”字样。我和着胡琴响板的节奏，沉浸在抑扬顿挫的咏叹中，手敲桌面，摇头晃脑，一时间物我俱无了。

面 子

酒杯里正在斟酒。酒是白酒，高度的，当地的品牌“山谷泉”，很清澈，很香。斟酒的技术也很高，青花瓷的酒壶，长长的流线型的壶嘴，在斟酒者的手上上下飞舞着，颇有点“凤凰三点头”的味道，斟到杯口处，我分明看到那酒在一滴一滴地滴入酒杯，装满酒杯又不溢出，真真叫人叹为观止。

斟酒者一杯接一杯地斟着，我的眼睛便也一杯接一杯地看着，竟然看得出神。那些酒滴在光的映照下，像极了一颗颗珍珠，一个一个地往酒杯里掉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个幻觉，而且那酒滴入杯时清脆细微的声音，进入我的耳朵里时，还时不时地变成了“哐”的一声，有点震得人发蒙。这声音愈发加深了“珍珠酒滴”的印象，愈发教我确认，这酒是有多么贵重。

刚才，就是刚才，我们这些来自男方的“上客”们，被女方亲属迎进客厅，落座之后，准新娘就端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修水茶，一人一碗。接到手上，屋子里便响起一片吹汤嗦水的声音。最后一碗端到准新郎——我表侄面前时，表侄一手接茶，一手把一捆钞票放到茶盘里，不料那捆钞票太重，准新娘猝不及防，没有端住，茶盘“哐”的一声掉落地上，众人发出一片笑声。

我闻声一看，却笑不出来，因为我看到那捆钞票大得惊人，难怪准新娘会失手掉落。我知道那是压茶盘的礼金，便悄悄问表弟数额多少，表弟伸出两个手指头。“二十万？”我使劲用牙齿咬住拼命往外伸的舌头，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于是那“哐”的一声，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于是酒桌上新亲家招待我们的每一滴酒，也就变成了贵重的珍珠。可那些“珍珠”喝进嘴里，我总感到已经变味，究竟变成了什么味道，我还一时难以品出，好像五味杂陈，好像苦多于甘。

“压茶盘”本是幕阜山区的一个风俗，是从前男女相亲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在幕阜山区，称呼青少年男女，也和称呼小孩一样，男的称“崽哩”，女的称“姑哩”。当媒人提亲之后，男方崽哩就要在约定的时间，在父亲和媒人的陪同下，到女方家里相亲。因为在此之前，男女双方一般都是素不相识的，整个相亲的成败便全在三杯茶中。第一杯是待客茶，由姑哩端出。实际上这是考验双方眼力和思辨力的关键一刻，就在这递茶接茶的一瞬间，男女双方便要判断是否中意。如姑哩不喜欢崽哩，下一杯茶便由女方的一个女眷端出，男方喝完走路。如姑哩将第二杯茶端了出来，则表明她已相中，就看崽哩了。如崽哩不接茶，说明他不喜欢姑哩，男方的人也是喝完走路。如崽哩接过了茶，则表明他已相中，于是姑哩再端出第三杯茶。男方父亲在接过第三杯茶时，会把一个红包放在茶盘里，作为相亲成功的一个喜庆标志。双方家人和媒人皆大欢喜，开始商谈到男方看门房、吃定庚饭以及婚礼喜酒等诸多事宜。这便是“压茶盘”的本意。那个红包里的钱是不多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在五至十元。就是结婚的彩礼也并不太重，一般以实物为主，如男方要给女方做多少件首饰、打多少箱柜家什等，女方也要做多少衣被陪嫁。那时流行的说法是：“上等之人赔钱嫁女，中等之人以毛缚毛，下等之人赚钱嫁女。”女方家庭不是十分困难，是不会收太重的礼金的。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这压茶盘的酒，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以前婚礼的情景，品味那时候的古老和纯真。

时过境迁，“压茶盘”早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当然相亲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事儿，几乎每对男女都是谈恋爱谈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不少还是姑哩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再来走这么一个程序的。走程序的目的，也成了收付压茶盘的礼金，与“相亲”的本义相去甚远了。那礼金的数额，可说是一路飙升，普遍已高达十万至二十万元，甚至更多。这叫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如何承受得起？然而此风一刮，谁也挡不住，谁也输不起这个面子。手头宽裕些的，还想摆摆脸，便往上加码，把茶盘越压越沉。

酒刚斟满，第一个炒菜便端了上来，酒宴宣告开台。

社会的发展真有意思，对于某件事物，有时几百年上千年都一成不变，有时才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变了个天翻地覆。比如这幕阜山区的酒席，原来一直沿用着在家里办的惯例，当然一切都是主人自己操作，然后请来亲戚邻居们帮忙，反正都是族群一大家，都是你帮我我帮你，谁家的红白喜事都是热情似火地主动参与，不请也会自来。酒席摆在大屋堂上，从祖宗牌位前开始，一次十几桌，直摆到耳巷边上，满是家族和睦的氛围。可到了21世纪初，却出现了一种办酒席的专业团队，上门提供服务，你只要准备好食材，然后一切都由他们操办，就连饭桌凳子、瓢盆碗筷等吃喝工具，全由他们提供，主人只需付费即可。我有时回乡碰到了，禁不住为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所折服，却也不得不点头称赞，因为这样既保持了传统的摆酒风味，又节省了自家人手，毕竟许多村庄的崽姑哩都已外出打工，平时找不到帮手，即便是年节他们回乡，也是做客似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也做不了什么事。这样请一个团队进来，事情就简单多了，无非付钱了事！不想才过了十来年时间，现在的情况又有了变化。山乡的小镇上陡然出现了好几家酒店，牌子叫得响当当，什么“黄龙山迎宾馆”“汨罗江大酒店”等等。山里人学着城里的样，办喜事都到镇上预订酒席，若是婚宴，还要请来婚庆公司举办婚礼。主人家是省事了，可那气氛也就变味了，没有了祖传屋宇，见不到神台牌位，就连古色古香的八仙桌，也被转盘圆桌取代，当然更看不到亲戚排行打躬作揖的场景，听不见“东手一席：尊姻翁某某大人……”之类的牵席唱词声，总觉得有种失落感，场面令人陌生。

不过我表侄的这次压茶盘，对方还是把酒席摆在自家屋里，因为客人不多，仅摆了六桌。酒席的吃法也还是沿用了老习惯：斟酒之后上菜，菜是一碗接一碗上的（不能用盘子，古训有云，用盘子是给叫花子吃的）。第一碗是海带，意为结亲牵手，欢乐和谐。然后有十五六碗荤素轮番端上，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风味菜：荤的有炖土鸡、红烧肉、炒肝片、炒腰花、烧肥肠、炖猪肚等；素的有鲜时蔬、干竹笋、干豆角、薯粉皮等；还有荤素相间、独具特色的大哨子；最后一碗是鱼，说明有吃有余，或叫年年有余。客人吃到此时已经酒足饭饱了，鱼上来后一般不动筷子，只在主人一声“来来来，请用请用”的客气招呼下，他们才扶起筷子示意一下，点到为止。

不知怎的，我喝着那酒总不是滋味，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捆沉重的钞票，那压得茶盘“哐”一声的响声，不时在敲击我的心房。我抬眼看看下手桌上的表侄，他倒无忧无虑得很，边吃着菜边与身旁的准老婆调情，真是刚碰着火花的一堆干柴，无时无刻不在旺盛地燃烧。他们似乎还沉浸在昨晚的翻云覆雨之中，黏糊得不像样，两人右手握筷，左手还在桌沿下面抓着戏耍，眼里流溢着满满的暧昧。不过那姑哩长得还真不赖，瓜子脸形，双眼皮大眼，高鼻梁，翘嘴角，一笑俩酒窝，人见人爱，难怪会把我表侄迷倒。我再瞧一眼身边的表弟，发现他此时倒有一股子骄傲劲儿，身板笔正，昂首挺胸，眯眼微笑，满脸红光。他不时举起酒杯，应和着新老亲戚的敬意，谦恭地表达着自己的分量。我忽然对他怜悯起来，要知道一个靠打工赚点血汗钱的农民，那捆压茶盘的几十万礼金，早已把他的腰压弯了，他的骄傲、自豪，都不过是自以为不比别人少，争了口气、挣到了面子而已！

我真的很无奈。面子，这一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几千年了，至今还压得多少人喘不过气来！

酒席仍在进行，酒桌上气氛正浓，人们的情绪被酒一点燃，话便也多了起来，声音也一个比一个高。我发现往往这种时候，话题总是缠绕在“面子”二字上，从互问情况到互相感叹，再到互相吹捧，看似谦虚礼让，实则暗中较劲，并且说着说着就进入了喝酒的状态，一些要面子的男人来回敬酒，争比酒量，祖堂上开始闹哄哄起来。

现如今，山乡里喝酒的机会还真不少，我每次回乡省亲，总会遇到有亲邻们操办请客摆酒。盖了新房的，要请“过屋酒”；子女结婚的，除去压茶盘酒，男方要请“定庚酒”“婚庆酒”，女方要请“起嫁圆”；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即便是个大专中专，也要请“升学酒”；生了小孩的，要请“三朝酒”“弥月酒”“周岁酒”；老人过整岁的，从五十开始，就要每十年请一回“长寿酒”……当然，凡受请者必要随礼，请酒的总要先下请柬，到了吃酒之时，就会专设一间“礼房”，安排专人收礼，还要登记造册，以备还礼之需。

面对“面子”万象，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把这归纳为面子文化，当然有其道理。因为面子问题确属中国特色，古往今来，虽说有些面子是要的，是非讲不可的，但多数都是虚荣心作怪，得不偿失，为了面子而自讨苦吃，甚至可能害己害人。爱面子或讲面子再往前一步，便是“摆脸”了。翻开历史，发现摆脸的事儿还真不少。《笑林广记》中的“引避”，说的就是：“有势利者，每出逢冠盖，必引避。同行者问其故，答曰：‘舍亲。’”比阿Q还阿Q。民间此等摆脸者不少，而官场就更多了。廉颇老将三拦蔺相如，要“羞辱于他”，差点因面子误国；寇准庆寿摆脸，极尽奢华，导致保姆刘妈妈展画罢宴；翼王石达开为小儿子庆贺“三朝”，竟在强渡大渡河的危急关头大摆宴席，以致错过时机，导致全军覆没。摆脸摆到极致的，恐怕要数慈禧太后了。为了筹备庆贺她的六十岁生日庆典，竟敢挪用巨额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户部奏请暂停颐和园工程，节省开支移作军费，慈禧太后大怒：“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体现我大清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孰料这一摆，不仅面子给摆丢了，还给泱泱中华蒙上了耻辱。

每每联想到这些，心里总有种莫名的愁绪，难以排解。其实当今何止在幕阜山区，为挣面子的负面影响在华夏大地何处没有？近期听说有地方政府进行干预，如结婚礼金不得超过多少，违者受罚等等。这样的做法未必能长久奏效，改变一个习俗，光靠行政干预是不行的，需要从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治理。有个笑话，颇能给人启发：说有一男，问准丈母娘要多少礼金，答曰十万元，男子慷慨应允，说给二十万，不过要分期付款，首付两万。丈母娘闻之大喜，急忙答应。婚后男子忠实履约，每月付五千，致使家庭经济十分紧张，妻子被逼无奈，跑到娘家向母亲诉苦，不仅分期付款一笔勾销，还把首付悉数退还。看似好笑，深究一下，却有奥妙，思维、理念的更新，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压茶盘因是幕阜山区结婚程序中的第一个环节，所以相对简单些，吃完酒宴就结束了。我随了“上客”队伍，走出新亲戚的家门，不禁呼出一口粗气，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抬头看天，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正是初夏时节，炙热的太阳光直射下来，晒得脸上火辣辣的。

【朱法元，1955年出生于江西修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军，从政三十年后归于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散文海外版》《百花洲》等处发表作品2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诗集10部，其中《沉静的山歌》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多篇作品入选全国各地中小学教辅和试卷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