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若干年前读荷尔德林，深为他描述故乡的诗句所动，这位曾以徒步方式返回故乡的诗人，最终以他对故土的吟唱完成了他诗歌以及生命的神祇的回归，漂泊多年之后，“宁静的家园”收容了“无望的日子”。我一直清晰记得这样的诗句：

你们，连绵起伏的山峦！呵，你们，座座

阳光普照的山巅，你们还是这般模样吗？

你呵，宁静的家园！无望的日子过后，

你曾闯入远方思乡者的梦里，

你呵，我的家舍，和你们昔日的游伴——

自1991年至今，在离开石榴村的三十余年之间，我经历过无数次返回，每一次，我几乎都是孑然一身，辗转不同道路、交通方式和莫名情绪。故乡太过偏僻遥远，而邻近村庄的大山，却有着几条同样艰难的路径可以抵达，仿佛那里的群山深处唯独只有我出生的一个村子，而走出去就是四面八方。我曾经多次转过暮色渐重的山坡，望见山谷中石榴村久违而亲切的灯火，多数时候，我都是跟随着夜色踏进家门，然后在漆黑和迷惘中度过第一个归家之夜。最令我难以释怀的是，三十年间，一年复一年守望着我归来的父母已相继辞世，而我亦从双眼蒙昧的青年步入沧桑满怀的中年，沦为家乡这片土地来去匆匆的异乡人。还乡的道路依然遥远，但相对越来越容易抵达，我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只是狭小的村庄和屋子也越来越空落了。

石榴村，我出生的村庄

石榴村是我出生的村庄，不为人知地潜伏在广西藤县西南端一个群山围困的角落。如果需要从行政区划上进行指认，那么，石榴村不过是一个最小的自然村，隶属新庆镇同敏行政村。这是我能够说出的唯一具有公共性的信息，除此之外所有的说出均属私人化和情感化，可能只对我个人产生效果。

石榴村因何而得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答案，或许随着村庄的存留久远也早已无人知晓。一个村庄必然有着始于蛮荒与机遇的开村史，但总是容易被它充满对外界和未来渴望的后人所忽略，渐渐随着繁衍、物事的更替变换而被遗忘或篡改，尤其是那些靠近城镇的村庄，越来越多面临消失，即便村庄流传着为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我宁愿相信我无从追溯的祖先在初来乍到时，肯定目睹了荒芜中蓬勃遍地的石榴树，自然而然地把即将安身立命的村庄命名为“石榴村”。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儿时的石榴村，田地屋舍周围还有着很多一簇一簇的石榴树丛，大抵是大树遭受砍伐之后继续从根部萌发的树苗，后来这些不被守护和关注的石榴树丛也消失不见了。

现在，整个村落早就看不到几棵昭示渊源的石榴树了，而我或许也是石榴村迄今唯一一个将村庄嵌入名字和生命的人，石榴村使我注定拥有一个在外传播的符号。自然，这些记忆中的石榴树是南方所常见的番石榴而非最早从西域传入的安石榴，它们与村庄一起，曾引起我最初浅显的遐想和后来徒劳的书写，必须承认这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精神源头。我在写于1996年的小说《幻想石榴》中就把“我”想象成在最大那棵石榴树下降生的“孽种”，此生注定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人。大概在2001年，我写了一组诗《献给石榴村的歌谣》，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石榴村只剩下一个名字/我离开了石榴村/什么也没有剩下。”

石榴村处在群山之上一个狭长的山谷之中，四面阻隔，村小人稀，仅有十数户几乎全属李姓的人家，房屋依山势层叠而建。20世纪70年代初，我就出生于其中一户贫困的李姓家庭，像同龄的许多农村家庭一样，我家兄弟姐妹众多，而我在三男三女的六兄弟姐妹中排行倒数第二，在男孩中最小，也即说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家庭在那些年月，可想而知我的童年是怎样的窘迫。我至今最无法消除的记忆是饥饿，那是我初涉人世时沉重的桎梏，可能正是由于生来缺吃少穿，我大概先天不足、发育不良，从小到大都比同龄人显得矮小，也造成了后来很长时间内深深的自卑。

我的出生或可视为石榴村的一个异数，我不明白这个偏远蛮荒的山村赋予了我怎样的冥冥启示，但不能不认为我从记事开始就颇有天资、无师自通，似乎很多行为设想都得自天成。小学三四年级，我就会在带方格的作业本上用毛笔一格一格地填写自行想象的文字，还会用红色的植物籽粒挤出汁液自制墨水，并会捡拾废弃的药丸蜡壳在小盒子中融化后插入棉签制作蜡油灯……这些少时的举动促成了我坚持至今的两大兴趣：文学和书法。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灯，外出也唯有步行翻越狭窄的山路，石榴村就像是一个漆黑的世界的尽头。多年以后，我把这些归结为自然的教育，是山川田野、草木鸟虫、乡间风物以及季节气候等暗中给予的提示。

我的小学生涯是在村里仅有一间教室、一个操场和一位老师的学校度过的，这是中国偏远山村典型的复式学校。村里人口不多，自然学龄儿童也少，就读的学生从未超过二十人。我入学时，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不过几个学生，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讲一下又给另一个年级讲一下，所学的课程也仅限于语文和算术（数学）。小学期间，我从未接触过诸如美术、音乐之类的学科，甚至于闻所未闻，这一局限导致了我在文艺上严重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我之所以热衷于文学艺术，或许正是这一缺憾促使的。

村中罕有宽阔平地，学校的操场，实际也是全村唯一公共晒场，在收稻时节，我们这些小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也充当着家里看管晒场的劳力，每天早上来到学校，第一件事不是晨读或做早操，而是为家里的谷堆开场，而课间的活动则是翻晒稻谷，放学时还得收堆盖好再回家，有时上课中看到将要下雨了，全部跑出来抢收谷子。临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尽管学习成绩不错，但因为长得过于矮小，看上去还像是八九岁的样子，父母担心我一年后无法去上初中，和老师（也是我的堂叔）商量让我留级，然而当时学生太少，没有四年级，我只好留了两级，又从三年级读起，也由此我的小学读了整整七年。

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于县城读高中的大哥考上了广西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大学生。回想起来，大哥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其时每逢寒暑假，他都会带回来一些图书，比如《说唐》《三侠五义》《薛刚反唐》之类的历史演义小说，由此，我得以从书本中接触到另一个对我后来影响深远的世界。在那时的寒暑假或星期日，我就会在空寂的山中向一同放牛的小伙伴们讲述包公的故事，讲述陷空岛五鼠以及瓦岗寨好汉。至今，我依然能够脱口背诵《说唐》开篇的那首七律。

我打小就在潜意识中将石榴村当作“世界的尽头”，不单是无端的想象或压抑的情绪，更多的是现实的提示。从地域范围来说，石榴村的确也等同于一个尽头，因为这个偏远的村庄不但处于同敏行政村或新庆镇的边缘，也是藤县或梧州市的边缘，由村后进山翻过一重大岭，往前一步便属平南县（今隶属贵港市，之前隶属玉林地区）地界。方圆数里的人说起石榴村，通常都称为“石榴笃”，“笃”是白话音，意思就是尽头、最里边。实际上从村里去往平南县的大洲圩（大洲乡），比去新庆圩还要近一些，因此以前村里人“趁圩”（赶圩、赶集），常常是去大洲圩。我的一个堂姐，在我四五岁时嫁到了大洲圩。

石榴村确实是群山之上的孤零零的村落，进出都必须翻山越岭，要三四公里外才有另外的村子。通往外面村庄的道路，或者说是下山的山路，狭小崎岖，蜿蜒盘绕，而且长期没有得到扩修。在我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村里人出去还唯有步行，到80年代后才陆续有了自行车，再到90年代后期才有人买了摩托车。2009年左右，由同敏村委到石榴村的泥石路终于拓宽到能通小型汽车，几年后又铺了水泥路面。随后，另一条从不同方向通往石榴村的山路也拓宽到勉强能通小型汽车。

少年时期，我总觉得走出去殊为艰难，而在青年离乡以后，我才发现返回更为不易。单就交通来说，这么多年，我尝试过几种还乡方式，或抵达藤县县城后坐班车到新庆镇，再由家里的二哥骑单车来接；或从梧州市区（也可以是藤县县城）坐开往平南县的班车，在靠近石榴村方向的途中下车，然后步行回去或同样由二哥骑单车来接，只是这一路线需翻越大岭，单车常常只能推行。二哥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务农，学做木匠，不到二十岁便结婚生子。随着时间推移，二哥来接我时由单车换成了摩托车，而他的两个儿子逐渐长成，更多时候替代了二哥的接送之劳。以前，通常一天之内是无法回到家的，而第二天抵达家门，时间大抵都到了入夜时分。现在，每次回家，我基本都是乘坐高铁列车到藤县站，然后由侄子开小汽车来接。2024年岁末，我回家过年，发现村后的山上安装了发电风车，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泥路连接山那边的南梧二级公路。目前，进入石榴村，共有三条可通汽车的不同方向的道路，真是今非昔比了。

这些年，我常常会在梦境中切入石榴村模糊的场景，即村中那些如老屋、大树之类的旧日风貌，总会在梦中闪出，嫁接到各种各样的梦境中，而梦的内容多与石榴村毫无关联。用小说或电影来比喻，就是故事情节游移飘忽，背景地点却始终拉回原处。

藤县，我成长的乡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小学毕业，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开始到二十余公里外的乡里（其时新庆镇还叫做新庆乡，2000年后才改称为镇）住校就读，才算是第一次离开了村庄，得以接触外面依然是狭小压抑的世界。

新庆乡没有高中，学校就叫新庆初中。由于学生多来自下边远近不一的村庄，所以基本都是住校，每个班级男生女生各一个宿舍，在学生食堂集体吃饭。那时乡下普遍贫穷，大部分学生家里都拿不出钱来交伙食费，因此学校规定每个在食堂吃饭的学生都要交纳定额的大米和木柴，以换取每学期的饭票。很多年之后，我依然无法忘记这样的情景：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从家里返回学校，都必须挑着大米或木柴，步行三四个小时，一路走一路歇息，回到学校往往疲惫不堪。有时，父母会在农活稍松的时候专程为我挑柴米送到学校。初二下学期，家里省吃俭用攒出钱来为我买了一辆单车，由此，我终于摆脱了徒步挑担的艰辛，回校时把米或柴捆在单车后架，轻轻松松地骑行在乡间小路上。想起来，父母先前决意让我留级，正是忧心成长不良的我无法承担与求学俱来的负重远行之责。

我对刚上初中时较为特别的一次记忆，是第一次写作文之后，被语文老师在班上点名批评，原因并非写得太差，而是写得过好，老师认定与当时的年龄见识严重不符，必然属于抄袭。说实话，那时我尚不知道有抄袭这码事，也不知道何为写得好，只不过是自然发挥，内心非常委屈又不敢争辩，似乎是默认了。上初二时，班里换了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的看法截然相反，对我的作文能力赞赏有加，几乎每次都会在班上作范文宣读，还拿到学校的墙报栏张贴宣传。

新庆初中有一个半间教室大的图书馆，虽然图书不多，种类也少，但于我而言可谓“天堂的模样”了。大约每周我都会到图书馆借书，管理员对我印象很好，除了偶尔提醒我不要总是借文史类的课外书，基本上不拒绝，并且允许我在规定的范围内多借。由此，我内心朦胧躁动的文学梦想得以萌芽，开始偷偷地写作文之外的小文章和分行的小诗。初三上学期，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文学函授启事，好像是河北文学院主办的，于是写信向当时已到深圳打工的姐姐要了一点钱，悄然报了名。记得第一次收到函授班寄来的教材，其中有一本优秀文学作品选集，开篇便是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函授班定期批改作业，办有一份专门发表学员作品的《文学通讯》，我曾有两篇经过老师指导批改的文章在上面发表。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有文字“变成了铅字”， 当时那种喜悦与自豪的感觉，无以言表。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竟然有一首诗和一篇小说连续在江苏《春笋报》和上海《少年文艺》发了出来，一时轰动全校，也获得了外界的关注。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受邀参加在湖南举办的一个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主办方安排食宿还报销来回车票。夏令营的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先到长沙，后来又去了韶山、宁乡再返回长沙，时间大概一个星期。匪夷所思的是，那时从未经历远行又只是略通普通话的我，居然一个人由乡里坐班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班车到桂林，再从桂林坐火车到长沙，独立完成了一路上所有的事宜，大概辗转了两天两夜才到达报到地点。

初中阶段，我开始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初二时甚至跻身进了由学习好的尖子生组成的重点班。然而从初三开始，由于对写作的兴趣与日俱增，称得上有些狂热了，又参加文学函授分心太多，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不可挽回。初中毕业，因为考不上县城的重点高中，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邻镇的一所普通高中就读。这一落差，也意味着我极可能与大学无缘，因为那时这样的乡村普通高中较少有人能考上大学。

似乎是重蹈刚上初中时的覆辙，我进入高中较为特别的一次记忆，依然是一次公开批评，并且由班级上升到全校。那时，我已算是一个在当地略有名气的“校园作家”了，又因为刚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内心不免有些自大，认为自己在同学中是一位颇有“才华和见识”的“人物”，入校不到两个月即私下纠集十几位同学，包括高年级的学长，自行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因校园有数棵引人注目的垂柳而命名为“柳园文学社”，自任社长，又将商议订立的文学社章程、机构人员用毛笔抄在两张大红纸上，趁晚自习后无人看到时在校内的布告栏贴了出来。结果，第二天早操结束校长讲话时，点名对我进行了批评，由此我在学校一下子尽人皆知。

然而文学社并未因此夭折，学校竟然认可了我们的做法，还专门拨了一间教研室给文学社使用，配了一台油印机和用来刻字的钢板、蜡纸等，又委派语文教研组组长做指导老师。后来，文学社定期出版社刊《螺山》（学校所在的小山名叫螺山），成员增加到二十多人。实际上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对写作并不热衷，我们常常是自行组织活动，除常规出版油印刊物外，开展得最多的就是在周日外出采风，而去得最多的地方则是学校几公里外的北流河畔。对了，学校所在的镇叫金鸡镇，离县城约二十公里，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北流河贯穿全镇而过，北流河水道宽阔，水面滔滔，沿岸风景秀丽，风光旖旎，两旁竹林沙滩绵延不尽，岸边峰峦错落，山崖耸立，岩石纵横……那是我与北流河最为亲近的一个时期，那一河风景曾引发我纷繁的遐想，那一江流水曾浸染我少年的肌肤，催生内心深处萌动的激情与憧憬。

北流河并非一条简单的河流，它是秦汉以来“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由北流河上游过鬼门关，入南流江，可以到达合浦，扬帆出海；北流河下游则在藤县县城汇入浔江，连通红水河、西江、珠江、漓江和湘江。历代以来，不知有多少官宦商客、名人雅士从这条河流上走过，奔向各自的苍茫命途，如唐代的沈佺期、宋之问、鉴真，宋代的苏轼、苏辙、秦观，明代的解缙、徐霞客等。金鸡镇所在之处，古代设有一个交通驿站——金鸡驿，“金鸡”的得名，乃是由于此处的北流河边有一块状若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的岩石。明永乐年间，当朝翰林学士解缙，曾由西江溯北流河而上，在此处留下一首诗：“金鸡驿前津吏迎，金鸡岩下江水声。金鸡飞上九天去，唯有空岩余旧名。”解缙还写了一篇文章《藤州记》，收入由其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中。

北流河给予我最初的精神浸润无疑是深刻的，它称得上是我内心深处一条波涛涌动和水声变幻的大河，是我回望家乡及往事不可避开的源头之一。时隔多年之后，我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散文《溯源追昔北流河》，除对北流河的渊源变迁作出纵横深入的梳理外，还深情回忆了我少年时期与这条河流的接触与感受，等同于以文字的方式从古到今、从头到尾穿行了一趟北流河。如同完成了一项人生的使命，文章写好后，我特地交给北流河的发源地——北流市主办的刊物《北流文艺》刊出。

就我个人写作而言，高中期间无疑是重要的起步期，那时我对文学的兴趣接近痴狂，自发创作了大批诗文，并且不断投稿，频繁与外界联络，信件多得连镇上邮政所的工作人员都对我有印象。那个时期，我分别在县、市、区（自治区）的报刊《紫藤》《桂东报》《南国诗报》《广西文学》等发表了文学作品，不时令人羡慕地收到样刊和稿费。当然也由此造成了学业的荒废，我的学习成绩除语文外一塌糊涂，糟糕到其他任课老师几乎对我不管不问了。高中毕业高考，尽管我在全校考生中考了倒数第二，但我在那所高中的知名度可能比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要高。至今，我依然保留着一本笔记本，里面抄录了我高中时期写的几十首诗，由备注可知其中有十几首在各种报刊发表过。此外，我还保留着高中时用过的书包，书包上面有我当时用钢笔写上去的徐志摩的一句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人的一生首先是从名字开始的，那是他契入这个世界的符号。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取名安石榴，正是在刚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蓄意要取一个笔名，自然而然联想到出生的村庄，起初我只是直接取名“石榴”，随后偶然看到有介绍说石榴又叫安石榴，相传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带回榴的种子，后来不知为何“安息”竟被误读成了“安石”，而“榴”也变成了“石榴”。另一说法是张骞从西域的安国、石国带回榴的种子，故称“安石榴”。总之今天所说的“石榴”其实原本叫做“榴”，而全称“安石榴”却鲜为人知。我被“安”这个字轻易吸引住了，遂正式把笔名定为“安石榴”。石榴村赋予了我契入文学世界的一个符号，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我离开家乡之后逐渐取代了我的原名，很多人也理所当然地误将“安”视为我的姓氏。

两广，沿一道河流往返

珠江的上游是西江，西江的上游便是我的家乡——藤县。在我少年时期的意识中，西江就是一条代表着出走和远方的漫漫水道，水流的方向就是我追寻的去向，后来命运果然安排我顺着这条水道来回奔走。从步入青年时期至今，我的人生轨迹，大抵就是由广西到广东，三十余载驻留往返，其间虽然有着短暂的偏离，然而命运终究将我拉回这一轨道。这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自称是“两广人”，并请人刻了一枚“两广闲人”的印章，事实上这一自诩并无半点夸张。

1993年春夏之交，我在南宁做了一年多临时工之后，决定放弃省城而“落广”谋生。在我们家乡，到广东打工称为“落广”，一个“落”字，已显现潮流方向。我首先将深圳确定为奔赴去处，之所以如此选择，乃是因为这年春节和村里的小伙伴们聊天，听他们大肆渲染自己在深圳那边的打工收入，居然比我在南宁要多出两倍以上。犹记得临行前，我曾做过一个大雾弥漫、水光汹涌的梦，或许这只是其时不谙世事的我潜意识中对未明前程的一种渴望或忧虑，但没想到就在去往广东途中似乎有所印证。那时从梧州通往广东的321国道还需要盘山越岭，路程艰险，而西江水道水流壮阔，梧州到广州、虎门的客运轮船还在正常通航。我选择了乘船顺流而下的行走方式，傍晚时分从梧州上船，次日凌晨，船到顺德容奇，遭受了罕见大雾，轮船在缓慢探行一阵后终于放弃航行，不得不在江心停泊了一夜。我从轮船底层的三等舱往外望去，目睹浓雾中汹涌的江水在面前奔腾翻滚，清楚地回忆起不久前的梦境，不由得内心戚然不安。

若干年后，当我以诗歌的方式回望家乡来路，不自觉地写下“通往异乡的道路是一条河流”这样的句子，不由得蓦然省悟，原来我离乡的最初行程，不过是选择了沿一条河流出走，我不过是这条河流上一叶不断打转的船只，追逐着生命中空茫涌现的波涛！在大山里出生成长的经历，很早就给予我这样的认知，只有流水才能自行冲破重重阻隔，一往无前。在不同时期，我曾写过两首题为《西江水道》的诗，前一首是组诗《还乡》中的第一首，我由西江水道而写到梧州、藤县、石榴村，这是我由广东一路还乡的落点；后一首写于2023年初夏，正值我奔赴广东三十周年，此时我已清晰意识到这条水道于我的特别意义，自然而然地写下这些句子：“每一段水道都别具意义/标注家乡、出生和成长/更多的含义语焉不详”“流水从不停歇，又不止是流动/我顺着河流的方向出走/背负沿岸越来越多的地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江上的客运轮船逐渐消失，西江不知何时也丧失了原有的波澜壮阔，一度陷入枯竭干涸。随着国道改道和高速公路开通，及至2014年底南广高速铁路通车，西江作为两广之间的交通线路似乎已局限于零星的货船。事实上我也唯有初涉广东的那一次乘船顺流而下，此后每次跨越两广都是从陆地迂回行走，由国道到高速公路，由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321国道肇庆到梧州路段，大多依傍着西江，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而从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上坐车经过，一路上则极少看得到西江的身影。然而不能不说，地面上的道路方向，也就是河流的方向，只不过是削减了河流的曲折盘绕，而起点或终点殊途同归。

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将还乡之路当作一条时空苍茫的水道，它与我的人生去向息息相关，是生命和现实投射或束缚于我身上一道松弛又无法松开的绳索。在我不同时期的诗文中，这一长期潜伏的情结若隐若现，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献给石榴村的歌谣》《还乡》《西江水道》等诗作，更深的牵挂表现在我写于2000年前后的一篇小说《逆水》，小说中虚构了一位漂泊多年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家乡又在何处的人，独自驾着一条小船逆水而上寻找家乡，他只记得家乡在河流的上游……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已由当年那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成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年轻时候的归去或可仅仅为了思念，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还乡就有了更多的承载，这些承载中可能思念是最轻的。三十余年间，我大多数的还乡之行，不言而喻便是由广东到广西，具体来说更多时候是由广州到梧州或藤县，不变的终点是石榴村。即使在我旅居北京的那几年，也是取道广州回去，因为广州距梧州不足三百公里路程，比南宁至梧州还要近一些。所以，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大抵都是沿着西江水道的方向穿行，离乡是起程，还乡是终程。当然，2019年之后，随着位于藤县境内的梧州西江机场开通，从两广之外的不少城市到梧州，完全可以撇开地面和水面了。

今天的藤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高铁站和机场、又有着跨省高速公路及内河港口的县份，在交通方面可谓水陆空一应俱全了。然而，作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土生土长的藤县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更有着少年时期出走的艰难和精神的窒息。事实上，在我长大离开之前，对县城及其他乡镇仍然知之甚少，我没有在县城读书或居留的往事，像外乡人一样，我至今对县城的了解尚属于道听途说。只记得年少时看到过的县城犹如一个半岛状的城池，楼房和街道沿江岸排布，层叠而至半山，浔江和绣江（北流河）一南一北两面环绕，在前方交汇而去。如今，我记忆中的县城已成为寥落的老城，称为河西，而隔着绣江的河东已发展为县城繁华中心，另有一座跨江大桥连通浔江北岸的新城区。

我对县城最为难忘的一段回忆，属于最早结交的诗友戈鱼，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南方偏远小城，戈鱼成为我诗歌唯一同伴。其时他也初中毕业没几年，顶替父职在县城一个工厂做机修工人，自发写诗，曾在当时的《诗歌报》《诗神》等刊物发表过诗作，并与国内各地诗友有着较多书信往来，也是广西具有影响力的民间诗报《扬子鳄》《自行车》的早期参与者。只是，随着后来的结婚、生子、下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戈鱼被世俗和现实绊倒了，竟至在藤县那个方寸之隅渐渐消失。

与戈鱼的结识，打开了我诗歌写作初期的蒙昧，我从他那里最先接触到现代主义诗歌作品，观念意识骤然发生变化。那时我每到县城，仅有的去处就是他在东山脚下的工厂宿舍，现今那一片厂区早已荡然无存。2001年岁末，我从广州返回石榴村，在县城等候转车到镇上的间隙，一股强烈的思念促使我直奔戈鱼以前的工厂宿舍，在那个熟悉的门口，我目睹一派萧索无人的景象，那里似乎弃置已久了，据说工厂早就倒闭，人员散尽。我默默地在荒凉中坐了一会，眼前又浮现出当年与戈鱼一起饮酒谈诗的场景，倍感黯然神伤。

这么多年来，我不知有过多少次还乡之行，多数时候都乏善可陈，但不能不说每次都会涌出或轻或重的波澜，尤其是父母相继病重到去世的那几次返回，我的内心充满凄怆，一路的行程也无比灰暗，仿佛在返回遭受浩劫后的家乡。母亲病逝于2009年岁末，在她去世一个月之后，我写下了一首诗《母亲睡着了》，其中好几处提及我长年在外对母亲造成的伤痛：“母亲病了很久，从我离开家乡/她就开始把病传染给身体”“在这个冬日，离春节还有十三天/她厌倦了新年/我不是节庆/但回家可能是一个节日/却没能再和母亲一起度过”“在我道路开始的地方/她入土为安/我不是花朵/但可能是一棵青草/却没能茂盛在母亲的坟茔”。

在很多人看来，越是离乡日久，还乡就越是显得郑重或隆重，不是有一个成语叫“衣锦还乡”嘛！我却从来喜欢不事声张的还乡，事实上也没什么可以声张的。二三十年来，我并未积攒到世俗眼中的功名财富，也依然孑然一身，除了成为一个不被乡亲所知或许也不可理解的诗人，我算得上一无所成，尽管我自己对此越来越不以为忤。我更在意的是，这些年来，我所返回的家乡，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家乡。以石榴村为例，越来越显得衰败和寂寥，亲人离散，风土变异，这些并非不可接受，令我难以释怀的是不仅村庄房屋景象寥落，就连山川河流也一派萎靡，最讶异的是人烟声息的隐匿。我宁愿认为这是自己对村庄的背叛，而不愿相信是村庄和土地失去了秩序，或许也丢失了伦理。自然不再是乡村的启蒙、教育及恩典，而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嫌弃、冲突与排拒……

三十余年间，我仅有过四次算得上并不孤单且有些动静的还乡。第一次是2004年秋天，我回石榴村给母亲过生日，东荡子（已故）、汪成武、何炯平三位朋友跟我一起从广州返回，其时广州到梧州的高速公路尚未全线通车，通往石榴村的乡村公路也尚未开通，我们辗转坐了几次客车，然后在南梧公路后段搭乘摩托车翻越一座山岭才进入石榴村。

第二次是2010年清明节前夕，深圳电视台一个摄制组趁我回乡祭祖的时机，一路跟拍我的还乡路途，用镜头记录我出生成长的村庄。那次陪同我回来的还有梦亦非，其时通往石榴村的泥路刚刚拓宽到可通小型汽车。随后，我又同摄制组一起返回深圳，补拍了一些我在这座城市活动的镜头并做了一个访谈。这些素材，后来制作成了一集二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作为“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系列纪录片《追梦——一个城市的心灵史》的一个单元。

第三次是2011年入夏，由《诗歌与人》诗刊策划的“诗人出生地之旅”走进石榴村。我们一行人，包括黄礼孩、世宾、黄金明、余丛、莱耳、吕布布、王连权等十位朋友，临近中午从广州开车出发，黄昏时分抵达石榴村。当车在我小学就读的学校操场上停好后，我第一件事是带他们参观我的小学教室，那时这个复式小学已停办了好多年，教室早就残破不堪。当夜，大家在我家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晚宴，饮了好几斤本地的米酒，席间有几人一时兴起到菜地摘菜现炒，后来又在漆黑中跑到山坡上围坐聊天。由于离县城较远，他们只好在我家中将就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他们进山，一一指认我小时候亲近过的山川草木。下午到县城，县文联安排带我们游览了东坡亭、龙母庙等当地胜迹，晚上又与藤县的文学作者举行了一个交流会。随后，我和黄金明各自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文章，记述了此行的过程及见闻感受，黄礼孩也写了一首送给我及石榴村的诗。

2023年4月，“藤县首届乡村音乐诗歌节”期间，两广诗人和藤县作者、读者于濛江镇举行读书会

第四次是2023年农历三月三期间，正值广西特有的盛大节庆，我受藤县方面的邀请，帮忙策划了“藤县首届乡村音乐诗歌节”。实际上这个音乐诗歌节做成了一个“两广诗会”，广西、广东的二十多位诗人、艺术家相聚藤县，广西诗人包括刘春、黄芳、庞白、黄土路、宋先周、吉小吉等，广东诗人包括黄礼孩、梦亦非、谢湘南、阮雪芳、曾欣兰、洪永争、汪能平、嘉励、杨莲等，并包括我和羽微微、苏文健三个真正具有“两广”身份的诗人，又包括游坚、卜军、粥样、仲思、牧言等多位专程从广州过来演出的艺术家，以及数十位藤县当地的文学作者。为期两天的活动，我们在濛江镇江边一艘由旧轮船改成的水上舞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诗歌晚会，同时与藤县的作者、读者举行了一场读书会，又游览了泗洲岛、袁崇焕故里新马村等地点，几乎每位参与的诗人都专门为藤县创作了诗歌。

“两广诗会”曾经是我数度有过的想法，我曾设想过邀请广东、广西的诗友们，从南宁出发，乘坐轮船一路开往广州，来一次由邕江、西江到珠江的诗歌行旅，沿途选择一些地点下船与当地诗歌作者交流，这绝对是一场诗歌的梦幻长旅，可惜长久以来只能止于想象，当然以我的能力也实属难以企及。这一次于藤县的“两广诗会”，虽然与设想有着很大差距，也算是一小部分夙愿达成吧。

【作者简介：安石榴，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广西藤县石榴村，8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90年代初到广东谋生，2005年通过人才引进落户广州。现居广州、佛山两城之间，创立南风台文艺空间。已出版诗歌、散文、评论、非虚构等各类作品集近二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