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写作者，只要身体还可以，就有吃不完的饭，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文章一篇接一篇写下去，上一篇完成了，往往并不知道下一篇该写什么。人不愿意闲着，手不愿意空下来，却常常想不出下一篇文章在哪里，让人犯愁。

但只要不放弃，只要还在想，总会心里一热，或脑子一亮，发现新的题目。脑子老在不停地运转，有时转得快一些，有时转得慢一些。想起新的文章主题，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有时在散步，有时在静坐；有时在望星空，有时在望月亮；有时在看落花，有时在看流水；有时甚至是在睡梦里。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我和一些上岁数的老朋友们聚餐时想到的。大家谈到国家的变化、生活的幸福，都有说不完的话。一个人还没说完，另一个人就把话抢了过去。这个说遇到了风调雨顺，那个说赶上了国泰民安，气氛越来越热烈。一位80多岁的老大姐说，别的不说，她只知道现在没有饿肚子的了，再也看不见要饭的了。

她的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同感，唤醒了我的记忆。趁着酒酣，我大声宣布道：“好了，我一篇文章的题目有了。事实最有说服力，我下一篇文章就写乞丐的消失。”

话虽然说了出去，但说话是一回事，要把文章题目落实在字面上，还要斟酌一下。乞丐是一种书面上的说法，或者说是文人的说法。在我的农村老家，没有人把要饭的说成乞丐。你要是说乞丐，乡亲们一定会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你，说你在拽文，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千百年来，他们习惯把乞丐说成要饭的，直来直去，一说谁都明白。同时，他们也从不把要饭说成乞讨，要饭就是伸手，要到一口算一口，要不到换一家再要。乞哪门子的讨呢？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回忆起来，我对要饭的一点儿都不陌生。可以说，从我刚有记忆的时候起，要饭的就没断过，他们轮流到我们家要饭，刚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晃。

那些要饭的大都是女的，有老奶奶、中年妇女、年轻媳妇，也有小姑娘。她们都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裳，夹袄和裤子上打着各色补丁，有的补丁都烂了，向下耷拉着，还不如一片树叶子结实。她们站在灶屋门口一侧，要饭时的说辞几乎是一样的：行行好吧，可怜可怜俺吧，给俺一口吃的吧。她们的声音都弱弱的，低低的。

我当时不太懂得，为什么走村串户要饭的都是女的，连一个男的都没有呢？难道男的就不怕饿吗？长大后我才知道，其实男的对食物的需求量更大，更容易挨饿，也更容易被饿死。只是男人放不下架子，舍不得面子，不愿低声下气地去要饭。还有，人们往往愿意同情弱者，同情女的，不愿意给男的饭吃。所以，一旦遇上饥荒年，男人们只能自认倒霉。有的男人或许会躲在某个角落，等他家的女人要来了食物，分一口给他吃。

我记得，要饭的人一般都带着三样东西：一根粗糙的打狗棍，一只破旧的竹篮子，还有一只灰白色的瓦碗。她们带的碗不是很完整，碗的边沿会有一到两个豁口儿。奇怪的是，她们都不带筷子。筷子是吃饭必备的东西，不带筷子怎么吃饭呢？我看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她们要到的饭，有时是一口稀面条汤，有时是两口红薯片子茶，都是稀汤寡水。她们根本用不着筷子，嘴对着碗边，一仰脸就把汤水喝掉了。比较大方的人家，有时会给她们半个红薯面窝头，或一块蒸红薯。要到这样的饭食，她们总是舍不得马上吃掉，而是放进竹篮子里暂存起来，再挨家挨户去要。

在村里人吃早饭的时候，很少看见要饭的进村要饭。这是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一大早就要下地干活，干完了活都是又饥又渴，家里做的早饭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哪里还有多余的饭打发要饭的呢？这时候进村要饭，除了要不到饭，还会让人家心烦，遭到人家白眼。

过去，在要饭的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宁往南走一千，不愿往北挪一砖。意思是说，南方的人比较富裕，越往南走越接近鱼米之乡。而北方大地贫瘠，多是穷乡僻壤。而我的老家在黄淮海大平原，不南也不北，处在中间的过渡地带。所以，去我们村要饭的人多是从北方来的，往南方走。这样一来，我所见到的要饭的人大都是生面孔，还没等我记住他们长什么样，他们就走掉了。

也有个别停下来的，天天去我们村要饭。那些住下来扎长桩要饭的，晚上睡觉各寻住处，有的钻麦秸垛，有的睡饲养室的草屋，还有的住在废弃砖窑里。我见过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天天去我们家要饭。从我夏天看见她，直到冬天开始下雪了，她仍在我们那里要饭。夏天天热，她跑来跑去，满头满脸都是汗，汗水把鬓角的头发都湿透了。冬天，她顶着寒风，冒着大雪，还得要饭。晚上踏雪走在村街上，那个女人大概饥寒交迫，忍不住发出声来：受罪呀！受罪呀！她声音不高，带着呻吟，颤抖而凄凉。一听到那个女人在风雪中的呻吟，我就有些害怕。

听二姐说，那个女人就住在我们村东河边那座破砖窑的窑碹眼下面，她不但养有一条黄狗，还带着一个小孩子呢。我一听觉得有些稀罕，就打算去破砖窑那里看看。天放晴后，地里的残雪还没化尽。一天上午，我从家里拿了一个锅饼子，一边啃着吃，一边踏着田间泥路上的冰碴子，向砖窑走去。我一走到砖窑的窑碹眼门口，就看到了那个要饭的女人，还有小孩子和黄狗。

碹眼下面，是用麦秸铺成的地铺，地铺上面放着一条露着灰棉絮的黑粗布被子。砖窑上面朝天敞着的大口子在呼呼地往外抽风，把窑碹眼变成了一个风口。碹眼门口，一些挡风用的玉米秆子被风抽得哗哗作响。那条卧在地铺上警觉的黄狗首先看到了我，或者说是看到了我手上拿着的没吃完的半块锅饼子。黄狗很瘦，身上的毛显得很长。当它发现我也在看它，它马上表现出很害羞的样子，耷拉下了眼皮。那个女人也看见了我，从地铺上坐了起来。她把我手里拿的半块锅饼子看了一会儿，对我说：这个学生，把你的锅饼子给俺闺女吃一口吧。

我见她家的闺女还很小，还没长牙，不知道她会不会吃锅饼子。我那时还没上学，她却把我叫成学生，我很爱听。于是，我掰下一小块锅饼子递给她。锅饼子是用红薯片子面做成的，又黑又硬，还很皮韧，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锅饼子掰开。那个女的把锅饼子放在嘴里嚼了嚼，嚼成糊糊，吐在一根指头肚上，然后抿在小孩子嘴里。小孩子的小红舌头一伸一缩，竟把锅饼子嚼成的稀糊糊，吸进肚子里去了。

小孩子这么小，正是吃奶的时候，一定是要饭女人的奶水不够她吃，所以她连红薯面做成的锅饼子都吃。我看见小孩子的小嘴儿还在动，就把剩下的锅饼子都给了小孩子的娘。这时，小孩子的娘夸奖了我一句。她所说的夸奖我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说的是：这个学生心眼儿真好。

此前，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眼儿，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眼儿是好还是不好。那个要饭女人的夸奖，好像为我的行为指出了一个方向。此后，每过一两天，我都会从家里拿一个锅饼子，装作是自己吃，吃半个留半个，留下的半个给那个小孩子吃。我每次拿去锅饼子，都能得到那个要饭女人的夸奖。

因为这个故事太难忘了，后来我就把它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还获得了《中国作家》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呢。

我在农村长到19岁，反正在我的印象里，经常能看到要饭的。好像有人做饭就有人要饭一样，不管年景是好还是坏，总是有人到我们那里要饭吃。我听人说过，要饭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成了一种职业，全靠要饭维持生活，不要饭就急得慌。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能认同，甚至表示反对。

在我看来，离乡背井去要饭，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是一种有失个体生命尊严的行为，不是饿得实在没办法了，不是活不下去了，谁会拖儿带女去要饭呢！

有一次回老家探亲，听我的大姐偶尔提起，她还要过饭呢。大姐的话让我顿感吃惊，羞愧难当。我是在外面有工作能挣到工资的人，大姐却在老家要饭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大姐解释说，那是因为1975年夏天，河南发大水，他们家被大水淹得房倒屋塌，一片白水，全家人只得逃到外地。孩子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她才挎起要饭筐，端上要饭碗，去给孩子们要点儿吃的。说到这儿，大姐满眼含泪，说要饭是舍脸的事，低搭得很，要不是万不得已，她才不会要饭呢。她要饭只要了两三次，听说老家的大水退下去了，他们就赶快回家去了。

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回忆，我们那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要饭的呢？回忆的结果是，国家实施联家庭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后，才看不见要饭的了。

是呀，地里打的粮食吃不完，谁还跑到外地要饭吃呢。拿我们老家来说，过去平日里连用红薯片子面蒸成的黑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时才能吃到一两个用小麦面蒸成的白馍。现在呢，天天都可以吃到白馍，日子天天都跟过年一样，再也看不见逃荒要饭的了。

不仅我们老家是这样，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走，看到大河上下、山南海北都是如此，到处都是一派丰衣足食的美好景象。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农村的面貌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农民能吃饱饭的太平年月很少。“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挨饿要饭，总是和历史相伴，一部中国史，也不乏啼饥号寒者的记录。只有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老百姓要饭的历史才彻底翻了过去。这个历史性的奇迹，像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一样，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作者：刘庆邦，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