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传统文学杂志走进直播间、进驻自媒体平台等一系列动作，可以理解成文学主动对接新的话语场域，也意味着与文化生产机制、社会经济形势，以及读者的生活状态、情绪状态可能形成新的耦合与共振。[1]此后，文学叙事不仅要对话已有的纸质书籍，还要对话海量的视听叙事以及反映社会热点和民众情绪的网络话语。中短篇小说担负着表现时代生活的脉动和走向的职责。它如何链接新的话语场域、用独特的方式介入生活，如何有效地表现当下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存困境，成为2024年的重要主题。总体而言，江西小说家依然保持艺术创新和探索的热情，在关注主题、叙事形式和思想表达上的表现都有新的突破。小说家站在社会的最前沿，用笔触刻画算法、新媒体如何影响和重构生活，也在喟叹日新月异的时代背后旧的乡村记忆的逐渐消逝。在主题上，小说始终关心复杂伦理关系中的人的情感波动与价值取向，同时通过深入历史记忆和质询日常生活来获取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资源。

一、社会关切：科技与乡村

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科技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文学叙事中，如何表达科技对生活的形塑成为新的话题。在本年度中短篇小说中，作家并没有直接大规模正面书写科技现实，而是把技术作为一种生活变迁的背景，以此再现人的生存之痛。

在二进制的计算机世界中，人的情感和创造应该如何安放呢？鲁般的短篇小说《欢乐女神》（《科幻世界》2024年第7期）对这一问题进行延伸性的推理和想象。库利的父亲是个典型的“理工直男”。与探索孩子的情感世界相比，库利的父亲更热衷于公司的业绩和股票。五岁的库利用计算机创造了一幅特别的图案，他期待父亲看到自己创造的独特之处，但父亲仅仅从技术层面上将这幅画判断为假。库利带着委屈和期待被认可的心情更改了父亲创建的“真图在线”数据库鉴定标准，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世界从此“变假为真”“真假不辨”。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当科技完全定义世界后，人类的语言将会被缩减成简单粗暴的“是”或者“否”，人类的情感和想象因为不属于事实而被否认，那么人的主体性又如何建构？

王明明把笔触伸向社会的最前沿，探讨消费主义、新媒体、城乡流动等对青年生活的影响。其短篇小说《极大的秘密》（《小说月报（原创版）》2024年第12期）致敬契诃夫的名篇《关于爱情》，描绘当下青年的爱情观念，刻画在金钱和爱情纠缠中人的微妙心理。在消费主义环境中，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小说选择从女性的视角切入。中年离婚的万妮娜在相亲对象陈樵问道“相信爱情吗？”时作出了应激反应，几乎有些挑衅地说：“我不懂爱情”，并声称“没有金钱，谈何爱情”。在她与前夫的恋爱与婚姻过程中，金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万妮娜因为前夫一掷千金而生出情愫。他们的婚姻也因为前夫负债累累，而分崩离析。当她试图以匿名的奶茶来确认与陈樵的爱情时，发现这份甜蜜还是来自被她抛弃的、贫穷且相貌不佳的安东。小说要表明的是，爱情有时候并不来自“门当户对”，也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来自某种倾慕和渴望，以及无条件的付出。这也遥遥地呼应了契诃夫《关于爱情》中阿列兴的疑问。王明明的短篇小说《冰山雪莲》（《作家》2024年第2期）探讨城乡流动背景下进城的打工人的情感困境和生活出路。“80后”的罗欣然与“00后”余晓慧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只身在城市打工的罗欣然与丈夫日渐疏远，与同在城市打工的张明成为“固定炮友”。余晓慧因为原生家庭的创伤成为“梦女”，耽溺于与漫画偶像辛俐的想象与互动中。但这都没有办法解决她们实际的困境。在城乡之间流浪的她们既无法在乡村家庭关系中获得情感的慰藉，也不能在城市生活里建立真正的情感关系。王明明的短篇小说《嘉年华》（《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中“嘉年华”原义是狂欢节，也可以说是新媒介时代的人的情感状况的一种反映。人们在面对生活痛苦时，会通过社交新媒体转移注意力。这看起来到处充满情爱的世界，背后其实是荒凉和悲哀。过于容易和频繁的谈情说爱，看起来“健康向上”，实际上携带着致命的病毒。小说开篇就营造了一种喧嚣的氛围：“车轮缓慢停止转动，手机在短暂卡顿后屏幕再次亮起来，被分成左右两块，左侧是他的女神蓝馨儿，圆脸短发、皮肤嫩白，嘴唇红似窗外的夕阳，右侧画面是一位蓬头垢面的老汉在踢腿扭屁股。”过去有序排列在物理世界里的各色人等，通过交通工具、通信工具不断地重组。离婚丧女的陈樵一边给女神蓝馨儿打赏“嘉年华”，一边与邂逅的小艾发生“一夜情”。生活正以甜美的方式掩盖痛苦，殊不知更大的痛苦即将来临。陈樵考上设区市事业单位时，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除此之外，令人心惊的是，为了接济陈樵，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当上“擦边”主播，并与粉丝纠缠不清。在网络世界里，身体和语言正在脱离伦理框架，变成一种可流通的商品。虚拟的网络与金钱和生产联系起来之后，正以隐秘的方式瓦解和重构某些社会关系。

在火热的时代前沿之外，作家还把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书写乡村之变与乡村之困。虚拟和现实、城市和乡村、新与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虚拟世界无限扩展，就会反向地塑造现实世界；城市的高楼拔地而起，乡村的老屋就会逐渐衰老坍塌；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过去的记忆就会不断地被遮盖、消逝。相比较而言，江西小说反映城市生活较少，但观察乡村、书写乡村从来没有缺席。文非的短篇小说《飘轻的村庄》（《广州文艺》2024年第6期）是典型的诗体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乡村人口流失和原乡记忆瓦解这一不无残酷的话题，但读起来有美感，且富有诗意。小说中不少比喻形象生动，准确且有概括性。比如作家把“村庄”比作一个有生命的树，村庄里的人们出走的渴望侵蚀着乡村的“根”。乡村同时也是飘浮在大地上的空间，属于它的物件减少一点，就会倾斜，甚至会变轻、上浮。进城潮流如同大风席卷着乡村的资源，不仅是人员的减少，连同乡村其他可流通和变现的东西，比如蛐蛐，都被潜回村庄的饲虫人鲍五连夜捉走。小说用诗歌一般的语言，感伤地喟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衰败的现状。最后，李孤儿细心地保管全村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保留着未来乡村重启的可能和希望。

徐观潮的短篇小说《祖业》（《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则关注资本进入乡村之后，给乡村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灾难。贫瘠的山村在福建采石商人老钟眼里是一个宝藏，他花费不菲的价钱承包村里十几个山头。随着矿山的开采，村里逐渐污水横流，怪病不断。村民们出让石山获得的补偿金也在赌桌、医院和日常的生活中花费殆尽。小说最后，老钟撤出了石头山，村人又过上了以前的生活。钱财的裹挟下乡村的人情生态是作家试图剖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作家将人性的复杂性放大，精心布设细节捕捉人的微妙心理，写出卖山前村人的抗拒、后卖者对先卖者的嫉妒、村支书面对采石场污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等，淋漓地掀开乡村人情的冰山一角。

樊健军笔下的乡村意味是多元、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也是人类精神的困守之地。其短篇小说《如果不是夏天》（《广州文艺》2024年第11期）可以归置到“离乡”的叙事脉络中，不过主人公是少年，且不以生存为目的，因此多了几分形而上的追问。小说言辞间充满对讳莫如深的命运的窥探。“偶然的出走”“意外地去世”“数人命运为此改变”，这些看似不经意间发生的事情，又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数张“帆船”火花图画连成一片汪洋大海，这对生长在封闭山村中的少年构成致命的诱惑。他们成功躲过成年人的恐吓和阻挠，走向充满危险的未知世界。同伴夏天在宽阔美丽的“江面”淹死了，“我们”的“出门远行”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写了数个家庭的命运。“我”和吴黑子无法忍受村里人对“我们”的“孤立”，最后逃离了村庄。樊健军另外一个短篇小说《我是来告别的》（《飞天》2024年第11期）则用略微促狭的口吻讲述“乡村中年人的出走”。回乡的发小送给姑父几样“奇特的礼物”——裸女打火机、礼帽、花衬衫。这引发了姑父和姑母之间的情感裂隙。在姑父与姑姑第一次争吵并离家出走后，接连有陌生人上门讨债，并告知姑父的情史。姑母被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击垮了，她拒绝姑父回家，最后提出离婚。姑父不得已之下，只能走向城市。这是一个“被动进城”的故事，但也从侧面体现了乡村文化秩序的僵硬和脆弱。裸女打火机、礼帽、花衬衫之所以诱发姑母的不安，是因为这些物品背后隐藏着与乡村格格不入的文化价值观。

尽管乡村振兴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还是有不少农村人要进城打工。陈玉龙的短篇小说《寻夫记》（《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中妻子寻找丈夫曲折的过程反映了进城务工者生存的不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成为当下乡村的一个新景象。蓝燕飞的短篇小说《阿军的黄昏》（《满族文学》2024年第5期）通过阿军对回娘家后杳无音信的异国妻子的牵挂和忧虑，反映了农民跨国婚姻的甜蜜与困扰。

二、伦理困境：抗争或者和解

伦理“关系”中的人，以及人的情感或精神的困境依旧是今年中短篇小说关心的问题。面对社会挤压和生存困顿，个体如何安放自我，建立自我与他人的关系？2024年中短篇小说提供了两种叙事走向：一种是将复杂的人伦关系置入社会历史的框架，另一种是通过人与人的善意和理解搭建心灵的桥梁。勾画伦理错位，呈现个体在历史情境中的精神痛楚，使这一类小说叙事具有批判性；而寻找以“和解”为主的救赎路径使得这类小说具有了某种温暖的气质。

文非的短篇小说《天黑前抵达》（《北京文学》2024年第2期）延续他的家庭伦理书写。不同的是，小说把看似平常的老夫妻矛盾置入历史的框架，使得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了更加宽广的阐释空间。父亲跨越新旧中国，有两段婚姻。和很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父亲虽然有了新的生活，但始终放不下前妻和儿子。这其中不仅仅是伦理上的亏欠，更重要的是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深知作为农民的前妻谋生不易。父亲常常接济前妻和儿子，引发了姆妈的不满，并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由告发了父亲。父亲从此与前妻和儿子断绝联系，也对姆妈产生深深的怨恨。小说以倒叙的方式，从年迈的父亲病危之时展开讲述。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林的到来，激起了全家人的万千思绪。小林极尽殷勤和孝敬，不仅是对父亲的思念，更多的是希望父亲起死回生，给他谋一个生存的空间。父亲的两段婚姻构成了生活的两面：一面有序稳定，另一面流离失所。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序列在几十年之后都没有改变，昔日穷困的小林依然穷困，依然要靠父亲才能获得一席之地。小说里每一个人物在两段完全不可能兼容的情感坐标里变得矛盾，每一次视角的切换都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伤痛。姆妈最后要带着“我们”与小林一争高低，等于是无奈之中承认了小林的存在。

如果说以上是历史造成的个人伤痛，那么文非的短篇小说《树婴》（《长江文艺》2024年第6期）则是在关注无解的生活困境中如何与他人及自我和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房东阿婆的儿子欠债跑路，西屋男人因此妻离子散，上门讨债。小说以怀孕租客美瑶的视角切入，不明就里地观察突如其来的西屋男人和黑狗，带着令人不安的“凶恶”。“黑狗”在某种意义上是西屋男人的分身，既让人觉得可怜，又令人感到害怕。黑狗的存在不仅让美瑶感到不安，也让阿婆害怕黑狗吓走万一回家的儿子。黑狗被阿婆偷偷放走，流浪几日后怀孕归来，引起了美瑶极大的同情。阿婆、美瑶和西屋男人之间逐渐产生理解。小说结尾西屋男人出手抢救中风的房东阿婆，他雕刻的“树婴”分明在表达生育让人们获得相同的伦理起点，也对世界有份共同的美好期待。文非的短篇小说《洗澡》（《朔方》2024年第3期）讲述青年韦宇航在与女友小秋分手后，跟着师傅给病重患者洗澡，逐渐领悟了爱的真谛的故事。小说中对多年患病在床的植物人以及隔壁老阿婆的病痛和衰老的描述是惊心动魄的。因为疾病和衰老，夫妻和亲子之间的情感逐渐失去了本味，从相爱到怨怼，病和老在亲人的埋怨下越显得可怜。韦宇航就是从这种负面情形当中获得正向的力量。爱不仅是岁月静好、你侬我侬，还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伦理的复杂性在于面对部分生活矛盾无法给出清晰的判断标准，王芸的短篇小说《长夏》（《中国作家》2024年第6期）讲述战场上生死相交，同时又不足以与外人道的战友情。小说从“准孙女婿”上门开始讲述女友两个爷爷的故事。爷爷的战友为拯救爷爷的性命，失去了生育能力。战争结束后，爷爷将十四岁的儿子——女友的父亲强行过继给战友，让他给战友养老送终。小说不仅关注战友情与父子情难以取舍的困境，还探讨了伦理讲述的原则问题。面对这样一段“秘史”，王芸没有让人物直接宣泄情感，因为任何一个视角的讲述都可能掩盖另外一个视角，造成事实的歪曲，而是在“外人的问询”下轻轻地吐露曲折的心路。

李冬凤以散文写作见长，其短篇小说《卖蜂蜜的女人》（《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展现了作家小说创作的才华。作品通过多重视角、交叉叙事的方式来展现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农村女性。主人公慧慧身上几乎集合了极端父权制度下所有的苦难，羞辱、虐待、买卖。她对父母有极度的恨却无力反抗，她把生活的苦难指认为丈夫和婆婆造成的。婚后她不惜编造理由让自己放纵堕落。她不断地在城市里找爱她的男人，最后总被男人所骗。小说通过偶遇的同乡芸的观察、慧慧的自我叙述、慧慧丈夫的讲述三种视角来实现人物的多面向雕刻。芸震惊于慧慧的美貌和轻浮，而慧慧大肆夸大她的家庭苦难并宣扬她的“苦甜”哲学。被慧慧描述成又丑又凶的丈夫，却吃苦耐劳，并对慧慧一往情深。小说在这些人物相互抵牾的叙事中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

晏子的小说有鲜明的湖区文化特点和悲苦的情感特质。这种悲苦一方面是来自客观的社会原因，比如生活贫困、居家迁徙，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女性人物的“受害情结”。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湖区，孤儿寡母的生存环境确实不容乐观。其中篇小说《喊湖》（《飞天》2024年第11期）中的“喊湖”是湖区民众对生活不满的控诉，也是对命运不屈的反抗。小说从嫁入渔村的外来媳妇的视角切入，故事开始于丈夫赵贵在城市被车撞到，在医院等待抢救。叙事者在焦急、慌乱、悲苦的情形下回顾了自己和丈夫家里两代人的命运。“我”自幼丧父，母亲带着儿女改嫁，继父不容“我”，“我”草草嫁给赵贵。公公和赵贵恪守渔人的底线，与滥杀滥捕的村人据理力争，造成与全村人的对立。“我”与赵贵刚刚把生活安顿好，赵贵出事了，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双重的不幸让小说蒙上一层绝望的气息。小说最后“我”的困境以家人和村人的主动或者被动的相助得以缓和。小说以富含情绪张力的语言展开，人物之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叙事节奏快，有效地调动读者的情绪投入情节当中。

欧阳娟的短篇小说《余地》（《作家》2024年第9期）别具一格，通过描写即将进入暮年的吴志国的艳遇表达生命的困境。年近花甲，吴志国已经拥有了金钱和社会地位，唯独再次作为“男人”展开人生的可能性不大。小说最具戏剧性的转折是，正当吴志国对女孩夏璐心旌摇曳的时候，好友约他参观养老院，让他彻底清醒过来。作家富有创造性地把将老未老的状态称为人生的“余地”，并给予它恰到好处的解释，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诗意内涵。

三、历史质询与日常追问

历史被重新翻开书写，大多时候是因为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有一种微妙的互文意味。如今中短篇小说较少书写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场面，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角落和末端，从不经意的地方重构和再现历史。

与某种先验性的判断相比，陈世旭更倾向于认为人心或者人的品行才是左右历史的最重要的要素。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历史幽暗之处，寻找支撑宏大历史下另类个体的力量。陈世旭的短篇小说《表叔》（《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虽然关注传统文化，但却不像当下的传统文化题材的小说。小说把中医放在一个正史的框架中，似乎要以“中医”为视角，重写正史。陈世旭将“表叔”置入动荡起伏的岁月里的避难时刻，药铺抄方，天井讲古，无不是人生彷徨时刻的一剂良药。小说花了大量的笔墨讲述表叔的医术和医德，其实也是与世俗价值观的一种对照。爹爹官复原职之后，再三邀请表叔出山任职，表叔以伺候老母为由推托。老母去世后，表叔避入山野，杳无音信。小说叙事笔触克制，以静写动，以无声写有声，在艺术处理上有大量留白，非常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其《仙姑岭》（《湖南文学》2024年第10期）可以说是一段知青逸史。再写知青，作家意不在评判历史，而是勾画世道人心。作家笔下的梅鸭嘴有鲜明特征，嘴硬且对事物有单纯的判断。他为了仙姑岭的意中人不惜对抗农场领导的意愿，也不在乎对方有婚约，二人情路虽然曲折，但最终修成正果。梅鸭嘴最后也成为那一群知青之中比较有成就的人。

白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赣南近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其短篇小说《通荡巷的黄昏》（《四川文学》2024年第8期）书写在日寇入侵之前封建世家平静而腐朽的日常生活。

赵家太太为傻儿子娶媳妇，但儿子不懂得跟媳妇圆房，赵太太居然劝说赵老爷与媳妇圆房，并成功怀孕。但这些为传宗接代的苦心经营在战争的铁蹄下被撕碎，给人一种无常的感觉。舟山的短篇小说《向一支桔色的铅笔忏悔》（《黄河》2024年第4期）利用“铅笔”这个切口，揭开特殊时代乡村学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表达作家的忏悔之心。小小铅笔，是上学必备的工具，也是并不富裕的乡村家庭沉重的负担。“我”屡次丢失铅笔后，无奈之下就偷了同伴柯喜牛一个孩子的铅笔。“我”被父母责骂的命运就传递到柯喜牛的身上。老师错把徐红星当成偷铅笔的小偷，让她跪在摇摇欲坠的讲台逼她认错。时光流逝，铅笔已经是人人可得的小东西，但因为铅笔引发的创伤应激还在延续。陈玉龙的短篇小说《寻找》（《当代小说》2024年第2期）通过寻找一份佚名剧本的作者揭开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创作环境和精神生态。有热爱文艺创作但家人不支持的吴天初，有热爱写作但剧本遭人盗取的陈先进，也有缺乏才华但为了职称评审冒名发表的刘金松。“我”将剧本的奖金送到去世的吴天初家里，吴天初妻子的“痛哭”道出了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尴尬处境和不易。

陈世旭的短篇小说《二十一克》（《上海文学》2024年第3期）探索如何在平庸的生活里保持灵魂的重量。小说中父女俩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父亲舒学群带着艺术理想希望能在文化机关干出一番事业，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文艺工作绩效化评判标准与艺术创作的非功利性严重相悖。更可怕的是，机关人际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互为标尺。舒学群表达“高远的理想”，总会被别人误以为是对其他人的批评。保持平庸，才可能获得安全。女儿舒小宁发现自己意志逐渐被生活消磨殆尽之后毅然辞职，选择到边远山区支教，并在旅途中遇到志同道合的心爱之人。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讲述父女二人互相启发、互相推动的人生故事，语言诗意质朴，叙事节奏张弛有度，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读来有趣有味，又令人深思。

樊健军的短篇小说《奔月楼》（《芒种》2024年第2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则权力戏仿的寓言。一群退休老干部再次集结，像在岗时期一样晨练、开会、交流。从来散淡的易平安接近这个圈子之后，逐渐从冷眼旁观到乐在其中，最后落寞地被放逐。虽然全文对权力不着一字，但处处透露出权势对人的威慑和影响。小说题为“奔月楼”，借用奔月之后寂寞的嫦娥隐喻退休后隐匿在城市公园一角的老干部们，虽看起来平静，但仍然心系着官场上的万顷波澜。其中篇小说《凤兮凰兮》（《钟山》2024年第2期）可以说是县城生活中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和相互照亮，也可能是创伤之后的情感代偿。杨凤凰小时候其父亲因救火而丧生，长大以后选择与同学妹妹沈慧结为夫妻，只因沈慧的丈夫因抗洪意外去世。这样的轮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心理学的规律，杨凤凰自然而然地将拯救母亲的情感投射在另外一个与母亲境遇类似的女人身上。

陈然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蹊跷的裂隙，窥探人性的秘密。他的短篇小说《我的学生赵章来》（《雨花》2024年第2期）是另外一则权力的寓言。作为班主任的“我”十分信任学生班干部，也依靠他们管理班级。他们慢慢地打着“尊师爱师”的名义，做出僭越边界的事情，比如用某种不可言说的方法帮老师找出小偷，擅自劝退差生。他们逐渐成了权力真正的执行者，而“我”却逐渐被架空了，“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学生谋取权力的棋子。作家并不急于审判人物的善恶，而是着笔于学生如何若有若无地探测老师的底线，逐渐跨越身份关系的边界，将老师玩弄于股掌之间。蔡凌燕的短篇小说《虫儿飞》（《天津文学》2024年第12期）通过一个乡村教师偶然发起的捐助贫困学生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中国社会慈善机制的不完善，也透视出当公共力量介入到个体家庭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变形。

本年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位新生代作家登场。李杏霖的短篇小说《一尾鱼的消失》（《山西文学》2024年第12期）通过追溯舅舅扑朔迷离的经历和特立独行的论说来思考在巨量的数据空间下个体如何确认存在的问题。陈羲的短篇小说《南方没有河流》（《黄河》2024年第5期）中，“我”在看望父亲的路上展开回忆和想象，情节丰富复杂，充满奇幻色彩。家族秘密与父亲童年相互缠绕，梦境中落满羽毛的白浪之河、鱼群、着火的羽毛以及红龙般的壮景，与家族祠堂中讲武王伐纣渡黄河、陈胜王的故事的画，以及古书等相勾连，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尹子仪今年发表了四篇小说，涉及不同题材，可以看出作家在努力延展创作的维度，历史穿越、市井烟火、校园生活皆有涉猎。总体上来说，作家学习能力强，每一种题材作品都能找到相应的学习对象，小说细节丰满，人物情感细腻。其短篇小说《滔滔生活》（《黄河》2024年第2期）带着鲜明的“萌芽”气质，讲述一群青少年成长故事，中学校园男生女生恋爱细节可靠，但故事发展的动力并不建立在人物性格或情节冲突上，而是建立在时间流逝上，显得比较随意和散漫。其短篇小说《老姊妹》（《长江文艺》2024年第3期）讲述上海外来媳妇与陪床保姆之间的故事。她们既是同盟，又是敌人。她们有相同的地域背景，都有隐秘的求生索利的念头，都想争夺老人有限的财产。小说更为深刻的是将两个女性人物放在层层叠叠的关系之中，一颦一笑、一喜一怒，都有着多重考量和意味，像极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短篇小说《温泉客栈》（《延河》2024年第4期）讲述现代青年在丛林探险误入“异度空间”的故事，文字功底扎实，逼真且富有想象力。但小说没有解决人物为什么穿越以及穿越之后思想变化的问题，那么这样的穿越本质上是“偶然的邂逅”，没有完成小说探索和思考的使命。其短篇小说《苏依依的学院斗争学》（《草原》2024年第7期）可以说是最为精彩的一篇，也是对当下校园的一种写实。苏依依试图通过挑拨老师之间的关系获得利益，最后，老师两败俱伤，她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苏依依不爱学习，却深谙学院生活的人情世故。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范畴，是大学校园师生关系的“搅屎棍”。如果小说能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探讨苏依依式的人物的历史来处和未来去处，会让小说的艺术价值大大提升。

总而言之，2024年江西中短篇小说延续现实主义传统，切实地反映科技兴起、城乡流动等当下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其他省份尖锐的社会批判姿态和前卫的先锋精神不同，江西作家更注重探讨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处境中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历史或现实达成和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是流动的产物，创作个体通过流动在不同的视角上看到不同的现实，并不断地重构自我。当代文学也是建构的产物，比如近年来崛起的“新东北文学”“新南方文学”都是作家在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再出发的产物。江西小说未来发展的道路也是如此，应该找到新的价值坐标，重新审视自身所处的位置，才能创造出新的成绩。

注释：

[1]刘诗宇：《无穷的远方和人们，如何与文学有关？——2024年长篇小说创作综述》，《文艺报》

2025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江西小说中的城乡关系书写”（项目编号：22WX0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