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把城市空间作为故事背景和象征系统的“软科幻”很多，以科学眼光预测城市形态演进的“硬科幻”较少。其原因可能在于，城市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超越了单一学科的理论边界，也超越了自然科学。城市形态演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受城市规划影响，也有自然生长的一面。正因为这种复杂性，相比天体物理学、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这些在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领域，城市本身很少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被提出。

当代科幻文学对城市的描绘展现出三种视野：人类学的视野、社会学的视野、城市学和城市规划的视野。前两者回应了当下的现实问题，以建构未来都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三种视野主要来自建筑、规划专业出身的新生代作家，有更多的“硬科幻”色彩，他们笔下的都市形态经过了专业推演，既是现有的建筑、规划理念的延伸，又包含对未来可能性的诗意想象，尤其值得关注。

城市危机和空间隔阂

科幻小说中大部分未来都市的作用是充当故事背景和象征系统，其形象建构类似于中国画的“写意”，没有依赖城市规划建设的知识，通常会规避建筑结构功能的细节，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是面对科学真理时的情感体验。最常见的都市形象包括处于极端环境、危机状态下的建筑群以及废墟建筑，涉及的主题类型有灾难、怪兽、太空冒险等。这些故事大多影射了环境恶化、资源过度开采、土地开发冲突等被环境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作家塑造此类城市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福祉，或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做出反思，重新考虑人地关系。刘慈欣在《流浪地球》里描绘的地下城是人类为应对“太阳氦闪”建造的巨型避难所。郭步调的《南屏晚钟》以当代杭州为背景，讲述地铁建设时挖开了冻土层，感染某种史前病毒的恐龙突然复活，捣毁了整座城市。这些城市形象大多是人类集体困境的缩影，或者没有明确的象征意义。

另一类具有文化人类学视野的科幻小说探讨了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后发文明与发达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后发文明本身的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小说家用地球人遭遇外星人的故事来影射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接触”。这类小说里地球城市的发展水平反映出作者对后发国家的社会组织运行、价值体系的观察和评价。

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形象还体现出一种社会学视野，小说家虚构了各种被分割、折叠、平行的城市空间，以此作为阶层分化的象征。这些空间各自封闭，同一空间的居民有相似的职业特点、身份认同和利益关系。杨平的《山民纪事》塑造了聚居在外环塔楼的“山民”和享受中心城区地面生活的“盆地人”两个族群，暗喻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边缘群体的结构性困境。不同层级的城市空间之间的流动性差，往往只有很窄的通道。何夕的《六道众生》设想地球为了解决人口危机，秘密开发出“枫叶刀市”等六个平行空间，每个平行世界有截然不同的物理规则与社会秩序，能自由穿梭其间的极少数人被低维空间的人当成了神。生活在不同城市空间的群体还存在疏离与隔阂。韩松的《老年时代》描绘了一幅老龄化社会的极端图景，老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集体迁移到沙漠中的金字塔型城市。

科幻作家把当下的社会问题转移到了陌生化的想象世界，正如理论家杰姆逊在他的代表性科幻论文《进步与乌托邦：文明能想象未来吗？》中所说，“最典型的科幻小说并没有真正试图设想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未来”。这种象征性的城市形象建构引起人们对资源分配、社会分化等问题的关注，但它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城市形态演进有很大不同。近20年来，中国通过系统性的城市更新工程避免了发达国家常见的内城衰败、空心化等问题。我们实施了大范围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拆除物理隔阂、整合公共空间，对工业遗存、腾退建筑进行转化利用，新建了大批公园绿地和文体设施，我们有理由畅想未来更好的城市形态。

垂直城市还是平面城市

当代科幻文学中未来都市的突出特征是垂直发展，摩天大楼林立、拥有巨型功能建筑几乎成为标配。建筑师出身的作家潘海天在《大角，快跑！》中描绘了森林状的大城市，“木叶城就像一棵棵巨型的参天大树。那些住满人的小舱室，像是一串串透明的果实，悬吊在枝干底下，静悄悄地迎着阳光旋转着。每一棵巨树可以住下五千人。在最低的枝桠下面两三百米处，就是覆盖着整个盆地的大森林顶部。从上往下望去，那些粗大的树冠随风起伏，仿佛一片波澜壮阔的绿色海洋”。刘慈欣在《三体·黑暗森林》中也塑造过类似的位于地下空间的巨型城市，人们居住在由“绿叶集团”开发的悬挂式建筑中，用飞行器充当交通工具。

未来都市的垂直发展形象由来已久，受到20世纪初期的建筑画的深刻影响。早在1910年代，美国建筑师科贝特就用建筑画和纸板模型探讨过垂直城市的可能性，意大利建筑师圣埃利亚也推出过题为“新城市”的空想作品。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美国建筑画师费里斯的作品，他专门为一线建筑师绘制渲染图、效果图，有以未来都市为主题的概念化创作，给建筑行业和大众文化带来新的范式。费里斯依据1916年颁布的《纽约区划条例》，对高层建筑的理想建设模式进行图释，在美国推广了一种主流的塔楼设计哲学和美学风格。

费里斯的画作含有20世纪20年代乐观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纽约、芝加哥等城市逐渐形成摩天大楼天际线。他的炭笔画有夸张的尺度、强烈的明暗对比和戏剧化构图，凸显建筑物的宏大和精神维度，对科幻文学和影视产生深远影响。此后的“赛博朋克”把这种立体化、网格化、大尺度的空间规划推到极致，大量直线的单调刻板代表着未来世界对人的过度规训，以及缺乏个性的无限复制。

垂直发展还是水平发展，是20世纪以来城市规划领域最具持续性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论争反映了人类对空间利用方式的根本性思考，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条件、社会矛盾与生态认知的变迁。垂直都市主义推崇高层建筑的集约性和功能整合，认为摩天大楼可以帮我们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应对城市人口激增等问题。中国科幻作家对垂直都市的想象同样根植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矛盾。早期的作家把高楼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仍然把高密度发展作为解决方案，不同高度的建筑有时也充当不同阶层的视觉符号。

从城市发展和建筑设计的规律看，如果未来的人类进一步突破能源限制、提升交通速度，完全可以不被禁锢在都市塔楼里，毕竟地球表面还有广袤的未开发空间。中国的城市空间拓展正在实践垂直和平面发展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整体上形成大城市集聚与中小城市差异化发展的动态平衡。这种空间逻辑的突破，也许会率先在星际旅行、太空歌剧类型的科幻作品中得到浪漫化呈现。

模块化和智能化

科幻小说界近十年来出现了顾适、王宽等具有建筑、规划专业背景、甚至以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为主业的青年作家，通过科幻文学和建筑的跨界融合，为未来都市想象提供了专业视角和实践价值。他们作品中讨论的重要主题包括城市的模块化、智能化发展、特殊材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生态城市等问题。

顾适2023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母舰来到大海中央》是一篇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建设的“硬科幻”作品。她构想了一座浮在海上、由不同板块组合而成的“东海城”，道路是板块的边界，住宅单元用榫卯结构连接固定，整座城市在遇到灾害时可以沿道路断开，分裂为若干部分，就像海怪的触手一样。“母舰”携带大量无人机和建筑材料在海上直接建造新城，住宅单元装配太阳能板，家具由住户自行3D打印。无人机的功能是组合和拆卸板块，用高温熔化道路的聚合材料，撑开榫卯结构。配套的浮船源源不断地提供建筑所需的再生材料。

《母舰来到大海中央》讲述了主人公建造新家的过程，展现了未来城市建设的宏阔格局，以及建设者本人世界观的微妙变化。小说结尾写道，“晨雾散去，母舰又在海平面上出现。宵明问无人机：‘母舰里面是什么样子？’无人机没有回答，它已完成任务，便升腾而起。宵明的自行车留在旧世界了，但没关系，她可以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大海的中央”。宵明作为海上新生代，放弃了自行车这一陆地文明的象征。这一结尾以主人公的行动代替心理描写，不但是个体成长的宣言、文明形态转化的隐喻，也与耶稣海上行走的故事形成互文，主人公从围海造城中获得了相似的精神力量。

王宽《蜂群城市》的故事主线和刘慈欣《三体》一样，描写地球如何与高维文明抗争。高维文明要求人类退出城市，“吸食”掉地球上所有摩天大楼的钢铁骨架，人类被迫在后工业条件下用碳材料创造出20亿个居住单元，这些白色立方体不再受限于地理条件，如蜂巢般可自主移动、灵活重组，甚至升入太空形成星环，飞向适宜的定居地。作家畅想了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城市。

智能化是城市模块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在人工智能引领下才能充分实现建筑单元的标准、灵活、快速的移动组合。顾适和王宽设想的城市模块化发展都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力量，顾适尤其关注了AI驱动的模块化城市需要解决的算法偏见和数据安全问题。《择城》设想了在气候灾害频发的未来，沿海城市常年面临洪水威胁。主人公发现她参与设计的城市智能导航系统存在“算法黑箱”，会在灾害来临时通过判断不同年龄、身份的居民的“价值”分配逃生路线。小说描绘了智能系统带来的伦理困境，揭示了算法决策中效率与公平的深层矛盾。

顾适的《搬家》讲述一对在青海冷湖工作的夫妻对火星的城市建设方案产生分歧，身为设计师的男方主张从人的需求和尺度出发安排城市空间，代表开发商的女方则推崇用人工智能写出合理的方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男主人公独自留在地球。当他濒死之际，女儿试图破解他的记忆数据并带回火星，主人公脑海中浮现出他与妻子初识的美好时刻。这一悲怆结局同样揭示了数字工具的伦理困境，技术无法代替真实的情感联结，城市本质上是记忆的物理容器，是全人类集体记忆的具象化存在，冷湖废弃的工业遗址印证了城市作为记忆载体的脆弱性。

除了模块化和智能化发展，未来城市建构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切入点。例如在作家们的想象中，看不到多少对历史遗存的描写。这种倾向可能与科幻文学的特性有关——更倾向于想象未知而非回顾过去。然而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历史建筑、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在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郭步调的《南屏晚钟》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指出了历史遗存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在主人公与其导师半真半假的学术讨论中，读者得知灵隐寺的兴建者慧理其实是外星人，这一荒诞不经的结论在小说结尾的恐龙大灾难中被证实，不明飞行物带着佛光从西湖升起。未来城市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神圣空间。

（作者陈镭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晏晨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