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烽火中诞生的《抗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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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事端，随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全面战争。国难当头，为了宣传抗日，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发动边区百姓拿起武器抵抗，当时在河北阜平县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将军，指示军区政治部筹办一份报纸。

办报需要人手和设备。他们从部队调来两名战士，也得到了阜平县政府支持的一台石印机。接着，他们又找到城里一家叫“竹兴书局”的店铺老板，姓贾，吸收了他店里的两名技术工人，并每月付6块大洋，租用了书局的一台石印机。就这样，4个人、2台石印机、外加一把裁纸的弯刀，组成了“政治部石印组”。

石印组和政治部一起，挤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阜平县文娴街赵家大院仅有的3间北房里。但大家劲头很足，充满乐观精神，不分白天黑夜地试着印报纸。经过一番努力，晋察冀军区《抗敌报》于1937年12月11日正式创刊。报纸4开2版，字体大小不一。文字是请两位当地人朱自清和赵昆刚，先用特制的药墨写在药纸上，再翻印到专门的大石板上印刷出来的。印出的字迹清楚，还得到了军区首长的表扬。除了印《抗敌报》，后来还增加了印一种8开2版的小报，叫《抗敌副刊》。

这份军区报纸的印发，给边区军民的心里添了劲，坚定了大家抗日必胜的信心，为晋察冀边区抗击侵略的斗争做了重要的宣传鼓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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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8年3月7日，几千名日本兵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打进了阜平县，想把刚刚成立的军区机关消灭掉。当天下午，石印组只好跟着军区机关撤出县城，往山西省五台县转移。从阜平到五台，山高路险，弯弯绕绕。石印组的同志们背着设备，在连绵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翻越了海拔3000米的长城岭，才进入山西地界。走了四五天，总算到了五台县的大甘河村安顿下来。

在大甘河期间，军区政治部给石印组增加了4个人，又添置了一台石印机。在这里待了半年，前前后后印出了62期《抗敌报》和60期《抗敌副刊》（中间因为敌人骚扰，有10期临时改用油印，改名叫《抗敌》），还印了不少课本和文件。

1938年8月16日，《抗敌报》不再使用石印，改为铅印。这份报纸后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即现在《人民日报》的前身。石印组则主要继续印刷《抗敌副刊》和另一份《抗敌三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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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七八月间，日本鬼子又集结兵力“北围五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按照军区的安排，8月中旬，石印组再次跟随政治部撤离大甘河，向250里外的平山县李家岸村转移。那时候正是夏天，雨水不断，一路大多是山间河谷。印刷队的战士们肩扛物资，手牵着驮东西的牲口，冒着雨在湿滑的山路上前行，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万丈悬崖。大家互相搀扶，拽着树枝藤蔓向上攀爬。5天后，终于到达了李家岸村。石印组还是和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上级又给石印组调来了3个人。

1939年，是日本鬼子最猖狂的一年，也是我军打游击战发展壮大的一年。石印组不停地搬家，几乎没有个安稳地方。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印刷队的战士们练出了很强的应变能力，每到一个地方立刻安装机器开印，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拆卸机器转移。1940年2月，日本鬼子趁着边区受灾之机，经常派部队出来“扫荡”。石印组跟着政治部撤进深山，和敌人兜圈子周旋。后来暂时驻扎在唐县的东山里。这时候，因为石印组的人又多了，政治部同意他们单独起火做饭，同时名字也改成了“政治部石印所”。到了9月，石印所又奉命搬到了平山县的支角沟。不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重创敌人，战局发生逆转，鬼子一时不敢轻举妄动。1941年初，军区政治部把“石印所”正式命名为“政治部印刷所”，《抗敌三日刊》改名为《子弟兵报》，同时还负责印刷《抗敌前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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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春，聂荣臻司令员为扩大宣传，让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负责前期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工作。

但根据地没有像大张铜版纸、克络甸这样的贵重材料，得到敌占区去买。筹备组副主任罗光达接受了任务，他前往冀中，通过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天津一带买到了一批急需的铜版纸，还有一些药品和油墨。

到了4月，印刷所迁至平山县碾盘沟。5月1日那天，军区的摄影科和印刷所合在一起，在碾盘沟正式成立了晋察冀画报社。沙飞任主任，罗光达任副主任，赵烈任技师。这时画报社已经有了120多人，机器也添了不少：有１台铅印机、１台圆盘机、１台手摇铸字机、６台石印机，还有１台轻便印刷机，工作渐渐走上正轨。从这时起，《子弟兵报》也由石印改成了铅印。

画报社成立后，沙飞主任提出要在“七七”抗战5周年之际，把创刊号印出来。这第一期画报印了1000份，里面的图片印得很清楚，封面也做得挺好看。《晋察冀画报》印好后，不仅在边区发行，而且想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传到国统区，甚至远至新加坡等海外地区。

敌人那边，华北的日寇头子看到这么精美的画报，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边区能印出这样的东西。他们派人把保定的印刷厂搜了个遍，结果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他们就把《晋察冀画报》当成了重点搜捕的目标。

1943年春，侵华日军加紧进攻解放区。4月20日天还没亮，几百个鬼子偷袭军区机关。当时，画报社的印刷军人正在平山县曹家庄，点着汽灯赶印第三期画报。沙飞、罗光达和赵烈立刻决定，让大家停下工作，赶紧往村外转移。敌军早已在村口高处架起机枪，对着村口就是一阵扫射。乡亲们在慌乱中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敌人胡乱地打了一阵枪，顺着村子的边缘向南去了。他们竟然没发现，这里就是他们找了很久的画报社驻地。画报人在敌军下午撤离后，陆续返回曹家庄。这次袭击没有吓倒大家，他们把伤员安顿好，顾不得疲劳，从藏机器的地方把设备挖出来，继续工作。至5月1日，该画报第三期准时刊出。这是印刷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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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3年6月，敌军在曹家庄附近开始蚕食村寨。画报社受到威胁，再次转移到阜平县上庄。不久，画报社接到政治部的紧急通知，说敌人要来“扫荡”，命令他们立刻停止印刷，迅速转移。沙飞和赵烈仔细安排，连夜把机器、药品、纸张这些物资分散藏好，然后带着全体人员撤到阜平和灵寿交界的花塔山打游击。

那时已是深秋，山风很冷。沙飞和赵烈带着大部分同志，在花塔山上和敌人周旋。12月8日夜里，队伍住进了柏崖村。走了两天山路，大家都非常疲惫。吃完饭已经很晚了，大家就地休息，很快睡着了。没想到，敌人悄悄跟了上来，9号天还没亮，就把村子包围了，封锁了周围的山头。换岗的同志发现了敌情，立刻开枪报警，但已经来不及了。一片混乱中，警卫连的战士和敌人打了起来，其他人则掩护着老乡往外突围。

沙飞同志背着一包珍贵的底片，爬上一座山梁。突然，几个鬼子从后面追了上来，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危急时刻，工兵班长王友和、战士韩栓仓冲上去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掩护沙飞脱险。王友和连刺三敌，自己也被刺中颈部倒在血泊中；韩栓仓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混战中，沙飞抱着底片滚下山梁，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了十几里路，顾不上双脚被山石扎破、冻伤的疼痛。另一边，赵烈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他发现还有一部分被困在村里，又折返回去，掩护何重生、杨瑞生、高华亭等同志向外突围。在胭脂河边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何重生、张梦华两位同志也中弹牺牲。画报社的杨瑞生同志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握着手榴弹与敌人搏斗，渐渐体力不支，正欲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时，被敌人击中头部，血流满面，昏死过去。随后，敌军夺其衣衫，扬长而去。

等敌人撤走后，画报社的李志书同志看到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爱人张立同志惨遭敌人毒手，倒在大树下。李志书悲痛万分。进村后，他到一户老乡家想找口水喝，一掀开锅盖，看到里面有两个煮死的孩子。李志书看得清楚，其中一个正是余光文的孩子。那样的惨状，真是世所罕见。

下午，劫后余生的画报社同志在山脚下找到了伤势很重的沙飞。战友重逢，众人不禁潸然泪下。经清点，仅画报社在这次突围行动中，就有9名同志牺牲。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和解放军画报社里，至今还珍藏着沙飞、赵银德等同志用生命保护的珍贵照片底片。

1943年12月9日，这是中国印刷界无法忘记的一天。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挺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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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年，原本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挺进报》，决定向更远的敌后——平北抗日根据地派出一支队伍，以平北地委机关报的身份，创办新的《挺进报》。

2月和5月，报社的人分成两批出发了。社长、编辑、采购、发行，总共二十多人，带着他们全部的家当：一部收报机、一架油印机、两块钢板，还有各人简单的行李，从平西涞水县的福山口出发。

现在看，从北京西边转到北边，似乎不算远。但当时的道路异常艰险。从伪华北政府辖区进入伪蒙疆自治政府地盘，一直深入到靠近伪满边境的大山深处，他们要穿越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那一带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战略要地。

第一批十几位同志在2月出发，由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带领。出发当天到了昌宛县的一个村子。第二天下午再走，天快黑时到了怀来县的南山边。暮色中，队伍开始急行军。前面的人走得快，后面的人就得跑起来。在渡桑干河之前，因为要找向导，队伍停了下来。大家一听到休息的命令，很多人都累得直接躺倒在冰冷的沙滩上，不想动弹。段政委提醒大家：“同志们，周围都是敌人的据点，不能久停，还是起来吧，我们得继续走。”那时春节刚过，河里的冰开始融化，过河时，冰冷的河水没过了小腿肚。过了河，又到了平绥铁路边。铁路沿线据点里敌伪军的叫喊声听得清清楚楚，好在他们夜里不敢轻易出来。队伍在沙城（现在的怀来县城）附近跨过了铁路。一过铁路，紧绷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些，脚步也慢了下来，困意袭来，有人边走边打瞌睡，甚至做起梦来。一个晚上，连续行军140多里，刚到一个村子躺下，就被敌人的机枪声惊醒。原来是敌人发现他们过路，天亮后追来了。警卫部队立刻还击，拖住敌人。他们迅速集合，撤进北山，向平北领导机关所在地——赤城县南部大海陀山脚下的西坡村前进。

三个月后，第二批十来位同志也在五月中旬到达了平北。

平北地委机关1942年驻扎在西坡村，后来在1943年到1944年，又先后转移到南碾沟和大朱家沟。这些地方，虽然算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但离敌人设在鹏鹗、后城、小芦庄等地的据点，也就二三十里路。挺进报社也跟随转移，在西坡村旁的老虎沟、南碾沟附近的石片沟、大朱家沟里的小朱家沟等地，报社都先后住过。

1942年是平北地区对敌斗争最艰苦的一年。从5月到12月，日伪军反复“扫荡”中心区，时间长达近8个月。报社有5位同志在这一年的战斗中牺牲了。这8个月里，他们很少能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上三天。敌人对平北中心区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制造“无人区”，想彻底孤立并消灭共产党、八路军这支抗日力量。根据地缩小了，困难更加严重，但平北军民还是坚持斗争，守住了基本阵地。《挺进报》也抓住一切战斗的间隙，坚持着不规律的编辑出版。每到一处，他们总是先架设好电台，摆好油印机、文稿袋，一有敌情，几分钟内就能收拾妥当，投入到战斗中去。

1943年4月3日上午，几位同志正在南碾沟的山坡上露天印报，对面山上敌人的机枪突然响了。幸好山沟很深，敌人一时过不来。他们紧急集合，转移到水泉的修械所。天刚黑就下起雨，前半夜队伍冒雨上山。走着走着，雨就变成了雪，而且越下越大。等爬到雀岭梁山顶时，大雪已经把小路两旁的坑洼都填平了。大家只能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有的同志没打绑腿，棉裤腿被没膝深的雪浸湿冻硬，走路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带队的同志让身体强的帮体弱的，两个男同志帮一位女同志。快到山口时，大风夹着雪片迎面扑来，吹得人喘不过气，好几次被风顶回去。身体好的同志手脚并用，帮着体弱的和女同志，一个一个艰难地翻过山口，下到朱家沟路边的一块小地里。十来里路，走了大半夜，天色渐明。编辑沈育平时不太讲究，当晚没有戴帽子，那天夜里没戴帽子，冰天雪地冻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耳朵边、眉毛和鼻子上都结了冰。在朦胧的晨光里，他那样子让大伙儿看了直乐，一边跺着脚取暖，一边看着他笑。当时在场的地委副书记武光对大家说：“看起来，平北的日子是真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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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端午节，报社的同志们跟着分区机关，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转移到了延庆南山，落脚在十三陵北边的果庄。上午天气挺好，大家正想着好好过个节，村后大山梁上敌人的重机枪突然就响起来了。来的是一伙住在怀柔大水峪的伪军，一个营的人马，从百多里外奔袭而来。指挥员赶紧下令，让一个排冲上河沟对面那个小山头，顶着敌人的火力打掩护，同时命令机关人员紧急集合。大家一个接一个，伏低身子爬过河滩。敌机枪子弹击中河滩石块，直冒火星。文书章敬刚过去，部队电台的一位同志就中弹牺牲了。

1942年和1943年那会儿，报社的同志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都是被敌人烧过好几遍的破房子。敌人每“扫荡”完一次，同志们都要在剩下的断壁残垣上，重新砍荆条，刨土和泥，再把房子支起来。冬天，冷到零下二三十度，要用大锅烧热水和泥。可刚把泥团糊到荆条上，转眼就又冻硬了。所以屋顶常常是露着天的，晚上躺在炕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星。有一年，房子被敌人烧了整整5回。有时候报社的同志还没回来盖好，日伪军就又来“扫荡”了。敌人烧房子也烧出“经验”了。开始，敌人点着火就走。后来看到报社的同志烧一次盖一次，敌人烧完房顶，就把砌墙的石头也拆了，扔进河沟里。我们的报人也在总结经验，敌人再来“扫荡”前，我们的新闻战士就在门窗上挂好地雷、手榴弹，真炸死炸伤过几个来放火的敌人。到了1944年下半年，敌人再来骚扰时，就不太敢轻易碰这些土窝棚了。

报人们住在“无人区”，冬天全靠自己打柴烧炕取暖。大家都没有被子，几年里都是穿着衣服睡觉。天热了，又得对付蚊子、跳蚤。至于虱子，那更是一年到头跟着他们。不过，因为工作和打仗实在太累，大家躺下还是睡得很沉。一年中，一半以上的日子里，他们在坚持办报的同时，还要打游击。编辑背着文具、稿纸、地图和一点参考资料，报务员背着收报机、大块干电池和电码本，文书背着钢版、油印机（后来换成一套石印工具）。队伍只要一停下，大家立刻就地开始干活。没有桌子，老乡家的炕沿、锅台，或者露天地里的大石头就是办公桌，不少稿子都是趴在膝盖上写出来的。像乔述东这些同志，下雨时就撑开一块油布罩在收报机上，坚持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一发现敌人或者听到枪响，立刻收起天线，背起机器就走。要是遇上敌人包围或者追赶，还得和其他部队一起，跟敌人拼杀。有时情况太紧急，没空做饭，或者怕点火冒烟暴露目标，就只能饿着。实在饿得不行了，山上的棒子（玉米）、野杏、欧粒（一种像樱桃的野果子）都是填肚子的好东西。饿极了的时候，嚼生玉米粒、生小米也觉得挺香。有一次被敌人包围，两天没吃上熟饭，就是靠嚼生米撑过来的。

那时候，报社里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有的来自北平、天津那些被敌人占着的地方，有的来自平西、平北、冀东、冀中这些抗日根据地，还有的来自东北，甚至南方。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吃苦奋斗，赶走日本侵略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聚到了一起。就因为有这个共同的念想，日子过得再苦，同志们也总是有说有笑，干活有劲，彼此之间像亲人一样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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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斗争的日子极其残酷，报社里的每个人都经受着考验，在战斗中成长。战斗总是伴随着牺牲。为了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坚持抗日，报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一些好同志永远留在了战场上。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印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

安适同志是安徽人，共产党员。他曾在延安新华书店做校对工作。1941年，他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一路艰难跋涉，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挺进报》的同志一起战斗。第二年春天，他又去了平北，兼任平北《挺进报》的记者。就在那年夏天，他在龙（关）崇（礼）赤（城）一带采访时，不幸被叛徒设计杀害了。他牺牲的消息是在当年12月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的。

任显志是河北涞水县北边雀村人，雇农的儿子。1939年冬天，他翻山越岭，一路追随部队，在平西参加了革命，很快入了党。他先在报社做勤务员、通讯员，1942年春天，当上了龙（关）赤（城）联合县交通站的站长（那时交通站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武装护送《挺进报》）。同年夏天反“扫荡”时，他坚守岗位，和侯庄子村的民兵游击队一起抗击敌人，受了重伤，光荣牺牲，那年他才21岁。

索广才是北京门头沟沿河城人，原来是平西《挺进报》的印刷工人。1942年春，调任平北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交通站站长。就在那年夏天，他在怀来县北山边东门营村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包围。他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田旭明是河北深县人，原先在冀中十分区战报社工作，1941年转到平西《挺进报》印刷厂。1942年春，他成为平北挺进报社的采购员。他带着一支枪，在延庆川几个据点之间穿梭，一边完成任务，一边配合龙延怀县一区的游击队打击汉奸、特务，带领群众斗争敌人。那年6月中旬，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在小芦庄村遭遇了敌人。他们先开了火，打死打伤3个敌人。田旭明同志身负重伤。他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轰然倒下。

贺庆芝是北京门头沟妙峰山人，在平西参加革命，很快入了党。他先后在平西、平北的挺进报社做勤务员、交通员。他乐观、单纯，不怕困难。1942年秋反“扫荡”时，他在延庆北山带病单枪匹马遭遇敌军，奋勇拼杀，壮烈牺牲，时年不满20岁。

这些烈士们崇高的气节，不是一天养成的。从平西《挺进报》创刊起，报社内部就一直强调民族气节和艰苦奋斗，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这样的事迹很多。特别要说一说吴铮同志，一位女同志。她原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1941年春天，她离家出走，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被分配到挺进报社做编辑。她身体瘦弱，但意志坚强。那年秋天反“扫荡”，因为随队行动太困难，她和少数同志在涞水县西北部深山区村干部帮助下，藏在一个山洞里。不幸的是，搜山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抓走了吴铮。敌人威逼利诱，她坚决不从，不肯跟敌人走，当场就被杀害了。吴铮的牺牲，深深地震撼了同志们，让大家更加痛恨敌人，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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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报》在平西时是用石印的。搬到平北后，环境太残酷，有段时间只能改成油印，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三天出一期。报纸的发行范围很广，除了分区、县、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部队，还送到了北平郊区、张家口、承德附近许多县的广大农村，像昌平、顺义、怀柔、密云这些地方。那时候条件有限，印的数量不多，但每一份报纸都被人们传阅很久，保存很长时间。很多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常常随身带着几份报纸，像保护重要文件一样珍藏着，走到哪里，就拿出来给群众读，让大家传看。

抗战形势在1944年春天有所好转，根据地也变得稳固起来。《挺进报》认真准备后，改成了４开４版的石印报，还是三天一期，能印大约1500份。当时建个石印厂可不容易。石印机和用的石板，是通过北平城里的地下关系买到的。东西装在一列从北平开往张家口的火车头里，当火车停在南口北边一个小站时，悄悄卸下来。然后用几头毛驴驮着，白天躲藏，夜晚赶路，经过延庆等地，费尽周折才运到延庆的七山。因为石印机拆装运输不方便，游击环境里难办，需要个相对安稳的地方。报人们就请拥军模范赵顺同志帮忙，在侯庄子亮棚沟附近半山腰，找了个很隐蔽的山洞，把机器安在里面。这就是《挺进报》的石印厂了。

以魏秉钧同志为首的石印厂工人，就在这山洞里坚持工作。他们用的纸张、油墨，还有吃的粮食、油盐，都由秘密交通员和村干部送进山洞。为了减少人员往来，保守秘密，一般情况下，印刷厂的同志们不下山，也很少出去。报社的编辑和文书们把编排、书写、校对好的石印药纸，装在一个马口铁筒里，每三天一次，派人送到山洞里的印刷厂。负责送这铁筒的，是个只有十几岁的小通讯员，大家都叫他“小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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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喝水都要远远地背回来，再加上吃食跟不上，活儿又重，印厂的几个同志，大都脸色苍白，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们干起活来，把自己都抛到了脑后。

石印的报纸比油印的清楚多了，印的数量也多。印刷之前，必须用毛笔蘸上特制的药墨，在一种药纸上写上字。然后有人摇动机器的轮子，靠着沉重的压力，把药纸上的字迹压到石板上。接着再摇轮子，一张一张地印出来。等一期报纸印完，得把那石板磨平磨光，才能再写再印。文书们写的字工整又好看，不论是仿宋体、黑体、楷体还是美术字，还有他们画的花边、插图，若不仔细瞧，真和铅印报纸差不了多少。人们看了，没有不佩服的。

《晋察冀日报》1944年4月1日刊载消息：“1939年9月1日创刊的《挺进报》，在平北改版了，内容和样子都有进步。”这个消息让大伙儿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

报纸上登的，除了新华社的消息，主要就是本地的新鲜事和评论文章。这些内容，都与当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蚕食”，瓦解敌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如何在村里建立政权……有几个记者，常年就在分区下边的县里跑，有时跟着队伍打仗、采访。每个记者都配了一支“独角牛”（一种土造单发手枪）和两颗手榴弹。记者还有个任务，就是在地方干部、小学老师和部队里组织写稿子的人。有了这些热心肠的通讯员，地方上的新闻稿子就源源不断送到报社。有些工农通讯员识字不多，写的稿子表达有时不太清楚，文书们常常得重新写过。可他们热情很高，反映的事也顶重要。有些农民和村干部自己实在写不了，就把看到的事讲给小学老师听，请老师代笔写好，寄给报社。《挺进报》发回了刊登他们稿件的报纸，通讯员如获至宝。想想一个大老粗也能在报上登文章，他们学认字的劲头就更足了。当年给报社写稿子的，也经常是分区、地委和各县的领导同志。区政委、地委书记段苏权，副书记武光、陆平等同志都对报社的工作亲自过问，对《挺进报》报道了哪些内容，还亲自动笔撰文。

虽说报纸主要是给部队和地方干部看的，可它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人。当日本鬼子“扫荡”我党中心区时，报社转移到外线，配合部队和地方干部向敌人喊话、宣传的时候，更是报社散发报纸、讲形势、讲政策的好机会。散出去的《挺进报》，常常传到敌占区，有时甚至能进到北平城里。北平城里有一位医生，从昌平县的一位农民手中看到《挺进报》后，心里乐开了花。他偷偷写了封信，想办法交给滦昌怀联合县的干部，转到了报社，还附了一篇揭露敌人罪行的稿子。他在信里说：“我太高兴了，我看见祖国的报纸了！”像这样的事不少，可见这份报纸当时影响有多大。

各级党委为瓦解敌人，成立敌工部。县里的敌工部下面设几个敌工站，《挺进报》就成了向敌占区散发的重要宣传品。敌工部的同志们拿这报纸当材料，给伪军、伪政府的人讲形势。后来随着抗日战争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越来越好，1944 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把沦陷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看得和根据地建设同等重要。这时候，更多的《挺进报》传进了敌占区，成了团结教育群众、打击敌人、争取胜利的重要武器。

那时候，报纸和老百姓的心贴得特别近。在那么残酷的斗争里，报社全靠老百姓大力支持和保护。敌人知道北平附近的八路军有张《挺进报》，也知道山里有个印刷厂，可他们搜来搜去，硬是找不到印刷厂在哪儿，这多亏了乡亲们的掩护和帮助。报社没地方住，拥军模范赵顺就带着民兵帮着盖房子，还帮报社运办报用的东西，送粮食、送菜，一有敌情就赶紧给报社报信。因为《挺进报》在老百姓心里分量重，对敌人威胁太大，所以鬼子“扫荡”时，总把它当成搜剿的目标。最可气的是盘踞在怀来的敌人，他们照着《挺进报》的样子，也弄了张假《挺进报》，想骗老百姓。可那假报纸一到群众手里，立马就露馅了。大伙儿都说：“这《挺进报》是假的！八路军的报，不说这些鬼话。”

报社有时还将《挺进报》通过军邮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延安解放出版社等单位。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挺进报》寄来了《解放日报》的合订本和解放出版社出的好多书。这不仅给报社送去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也让大伙儿的心里格外暖和，更加充满了干劲。

《挺进报》随着抗战胜利的脚步日益临近，也在按部就班地成长、壮大。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历史从此掀开新的一页。到1946年，形势所需，上级决定将平北的《挺进报》与平西的《群众报》合并出版《察哈尔日报》。就这样，平北的《挺进报》，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