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两年，老袁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约我回去看看。我和老袁小学同学，当时关系并不算好。他和我打过两架，每次都打得头破血流，我额头上至今清晰可见的疤痕拜他所赐。这在当时算不上什么事儿。我俩头破血流地回家，各自老娘问的话基本一样，他流血没？都说“也流血了”。既然都流血了，那算是打平，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用扯皮拉筋。回到学校，两人都要脸，三天不说话。过了三天，远远近近又玩到一起了。小学毕业，老袁上了初中，我转校，从此一别三十余年。按照常规法则，我和老袁此生不必再见，再见也未必能认出来。事情总有奇怪的转机，命运像是一条齿轮，如果不出故障，它将一直循环往复照常运转。除非有一天，突然“咔哒”一声，齿轮被卡住，它可能被拆卸，换上新的链条。对老袁来说，那“咔哒”一声来得突然而猛烈。四十岁的年纪，他突然开始写诗了，成为狂热的诗歌爱好者。

那时候的老袁，早已从走马镇到了大武汉，公司开得虽然不算太大，每年也有近亿的营业额，生活算是无忧了。生活无忧的老袁，爱上了诗歌，很快认识了一帮诗人。武汉诗人之多，出乎老袁的意料。他原本以为诗人应该是稀缺之物，如同天上的文昌星。交上了诗人朋友，老袁很高兴，每周总有一次两次的诗歌酒局。也是在诗歌酒局上，他听到了我的名字。听说我也从走马镇出来的，他有些惊奇。经过反复核实，他确信，我就是他的小学同学。这个发现不仅让老袁意外，武汉的诗人朋友也很意外，这世界还有这么凑巧的事情？老袁一个电话打过来，直吼吼一句，老马，你还记得我吧？我是老袁。我说，哪个老袁？老袁这才意识到，我们中间隔着三十余年的时空。他“嘿嘿”一笑，我是你小学同学，黄山村的，把你脑壳打破两次那个。他这一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的脑壳一共也就破过那两次，印象深刻，永不会忘。我说了句，是你啊。老实说，对多年未见，几无印象的同学朋友打电话，我有些警惕，总怕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问，你怎么找到我的？老袁说，你放心，我不找你借钱，也不麻烦你，就想找你聊几句。我说，那你说吧。我们能聊什么呢？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也没有任何交流。老袁说，老马啊，听说你也是个诗人？我愣了一下。老袁说，我也写诗，笔名叫鲁重煤，鲁迅的鲁，重量的重，煤炭的煤。你知道吧，就是郭沫若《炉中煤》的谐音。老袁这么一说，我想起我好像看过这个名字，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小学同学。虽如此，亲近感一下子产生了，天下诗人是一家，何况还是小学同学。电话里，老袁第一次邀请我回家看看。

和老袁联系上，自然偶尔也会说几句话。多半情况下，他给我甩一个链接过来，里面都有他的诗。他说，我入圈不久，都是同学，你多批评。方便的话，也推荐推荐。老袁的诗我看过，写得中规中矩，不出彩也不丢人，和大多数诗人一样。我给他的回复以赞美为主，时不时挑一两处过于明显的不妥处商榷商榷。老袁很快引我为知己，他说，到底还是同学靠谱，一方水土出来的，彼此更好交流理解。隔一段时间，老袁便会邀请我，老马，这么多年没见了，回来看看吧，家乡和以前不一样了。通常，我会应付道，找个机会，找个时间，反正都联系上了，迟早能聚上。老袁想过把我拉进同学群，想了想又说，算了，你进去和他们也没什么话说，省得尴尬。不要说你，我经常和他们见见面，有时候也挺无语的。毕竟我们是诗人，和他们还是不太一样。老袁说得认真，我听着有点滑稽，又觉得不无道理。老袁最近一次给我打电话大约两个月前。他说，你还记得我们村不？我说，当然记得。老袁黄山村的，离我们村不远，隔着一个湖。整个村庄在山谷平缓处，左右皆山，门前开阔起来，对着三角形的田野。山上满是松树和楠竹，连绵不绝，据说是大屏山的余脉。据老人讲，以前山里有老虎，草豹和野猪就更常见了。因为这些传说，小时候上山玩，都不敢往山里走，黑黢黢的，着实让人害怕。这些年我还看过新闻，说是黄山村发现了古墓，大约是明中期的遗存。老袁说，我们村有故事啊，你回来一趟，保证不虚此行。我笑笑，发现老虎了？老袁说，那倒没有，不过野猪现在是真多，成群结队地出来害人。我说，这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些年封山育林，到处都是野猪，泛滥成灾了。老袁说，我不跟你扯这个，你不是也写小说吗？我给你提供一个素材。一听这话，我又笑了。类似的话我听过太多次了。几乎每次有陌生人的饭局，进行到后半程，总有人跟我说，马老师，我给你讲个故事，写出来就是个好小说。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承认，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人生经历都具有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价值，而对人类经验而言又过于普通平凡，以致没有任何意义。小说当然可以写普通人，但大多数人的故事不足以支撑一个小说。我听过他们讲的故事，没有任何惊喜和意外，普通人的生活不过如此，这并不悲哀。老袁的话，我自然也不信。老袁说，你认识冯一虎吗？我说，认识，大作家。老袁说，前段时间他也去了，你再不去就晚了。说完，老袁截了冯一虎的朋友圈给我看。果然，冯一虎去了黄山村，为的什么语焉不详。这张图引起了我的兴趣。老袁说，你回来吧，这个故事我熟悉，我讲给你听。

在高铁站，和老袁接上头，两人先是都有点犹疑，确认之后又是哈哈大笑，伸出双臂热烈拥抱。坐在老袁车上，老袁说，你样子变了，以前你瘦得很，现在胖了。我说，那会儿我们才多大，十来岁的小屁孩，如今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老袁不时看看我，像是想看出我从前的样子。老袁开的车我不认识，一看就是好车，内饰豪华，坐得也舒服。我调整了下座椅位置说，袁总亲自开车啊，怎么不带司机来。老袁说，接老同学，必须亲自来，我们这是什么感情。说完，又问，你要不要先在武汉逗留一两天，和老朋友见个面聚一下。我说，不必了，我这次时间也匆忙，要不是你再三催，我也懒得回来，家里没什么人在这边，都出去了。老袁说，那也行，按你的意思，我还以为你会想和大家聚一下，我们平时喝酒经常提起你。他们说你还在读大学时，你们就一起玩了。我真是羡慕你，那么早就入行了，有一帮好老师好大哥带着。我笑了笑，你想多了，那会儿大家都年轻，聚在一块儿除了吃吃喝喝还是吃吃喝喝，也谈诗，严格来说叫吵诗，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也挺难得，也挺愉快的。到了这个年龄，见谁都一脸和气。老袁说，那是的，都成熟了。车从高铁站出来，在高架上纵横穿梭，武汉变化太大了，看着非常陌生。等车转进高速，车窗两边恢复了正常的景观，树木和田野扎扎实实地贴在那里。初秋的湖泊和山尖，给人安慰，清凉的季节适合还乡，干净得萧索和简洁，像极了空手而归的游子。我们的目的地离武汉很近，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老袁说，我也好几个月没回去了。要不是你，我估计我要到过年才回去。到了走马镇，天微微擦黑，老袁找了家餐厅说，今晚我们就住镇上，明天一早回去。我说，反正我交到你手上了，听你安排。老袁说，老马，你放心，我肯定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做生意的最讲一个诚信，更何况我们还是老同学，有什么关系能亲过同学？还是小学同学，还都是诗人。老袁还是喊了几个本地诗人，外加几位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老袁在，酒局气氛热烈，又不失分寸。我作为久未还乡的游子，又被老袁说成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自然受到重点关注。等我躺倒在沙发上，老袁尚还意犹未尽。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你带马老师去看陈跛子，会不会有麻烦？老袁说，这有什么麻烦，省里市里领导都来看过，你说的那些问题，不存在。又听到人说，要不要让镇上宣传中心派个人带你们过去？老袁说，那真是把小事搞大了，咱们就轻松点儿，随便转转看看。又是一阵喧闹，等酒局散场，老袁把我摇醒，我才觉得身上一阵阵冷。

第二天，等我们睡醒，差不多十点了。老袁带我到楼下吃早餐，他说，给你来个乡愁三件套吧。说完，也不等我回答，招招手，叫了一碗热干面，一碗蛋酒，再加两个面窝。老袁热情洋溢地说，尝尝，最正宗的家乡味道。看着三件套，我有点发愁，拿着筷子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昨晚喝了酒，我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比如清汤，那就很好。热干面和面窝都太干了，而蛋酒又太甜。老袁看着我说，别客气，不够再叫，回来一次，吃好喝好。我拿起蛋酒喝了一口，喉咙和胃舒展了些。老袁面前摆着一碗牛杂粉，上面浮着一层红亮的辣油，他把筷子深深插进粉里，又捞起来，嗍得“吱吱”响。那个畅快，真是让人羡慕。我又吃了口热干面，放下筷子说，要不，我也来碗牛杂粉吧。老袁先是一愣，接着又是大笑，他娘的，太干了，你可能吃不惯了。吃完早餐，老袁脸上生机勃勃，看不出一点喝过大酒的痕迹。我问老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老袁说，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我还能把你卖了不成。再说了，这个地方你又不是不熟。我们先去爬个山怀个旧，这种天气，不爬爬山晒晒太阳简直可惜了。从走马镇到黄山村，不过二十几分钟。老袁把车停他家院子里，院子又大又空，没有一点人气。老袁说，你还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我点点头。老袁说，感觉都不像家了，像一个象征，最后一丝倔强。有本书叫什么来着，土地的黄昏，差不多这个意思。又指着屋后的山说，只有它们还是老样子。站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老袁说，走吧，我带你出去转转。

村子不大，全然没有鸡鸣狗吠的场景，阳光普照，安安静静。刚收过的谷草堆成垛子，金灿灿地散发着清新的香味。从老袁家出来，路过一户人家，院门敞开着，有位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老袁打了声招呼，又发了根烟，闲扯了几句，拱手告辞。我们沿着村里的小路往山上走。老袁说，你以前应该也爬过这座山吧？我说，爬过。老袁说，还记得小时候老人说山里有野猪吧？我从来不信，不要说野猪，山上连兔子都少。我说，那时候确实没见过野猪，刺猬倒是有些。老袁指着旁边一块玉米地说，你看到没，拱得乱七八糟的，不消说那都是野猪的杰作。每年野猪都出来害人，我也是觉得奇怪，这么多年没见，它们都躲哪儿去了？要么多少年见不着影子，只要见过一次，越来越多。我问，那你们打野猪吧？老袁说，按规定不能打，偷偷打，也没人管，太多了。等过年，我给你寄点野猪肉，我觉得口感一般，也就尝个新鲜。山上将枯未枯的杂草和松树温柔的反光，我解开衣扣说，有点热了。老袁找了块石头坐下来说，坐会儿，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抽根烟。接过烟，我说，老袁啊，你叫我回来，就是来陪你爬山，听你抒情的吗？老袁点上火说，你别着急，我正要开始讲。山风微弱，轻轻荡去热气，从半山腰能看到我长大的村庄了。老袁讲不讲无所谓了，讲什么也无所谓了，我知道我心里惦记的也不是老袁的故事，为的也是这一眼。老袁抽了口烟，问：

老马，你打过仗吗？我愣了一下，这什么意思？我打没打过仗你不知道？我连兵都没当过，怎么打仗？再说了，但凡有一点常识，都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即使当兵，也不可能打过仗。老马，你别着急，我知道你没打过仗。我想问你，如果让你去打仗，你会害怕吗？这个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你看战争片会害怕吗？那不会，战争片看得多了，要害怕就不看了。老马，我告诉你，我以前也不害怕，这些年害怕了。我设身处地想了一下，太吓人了。老马，不要说打仗，你看过杀人放火吗？我摇摇头。那你看过抢劫群殴吗？我想了想，还是没有。老袁说，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场面一辈子都碰不上，虽然在电影电视里随处可见。电影里哪怕一个小小的片段，对个人来说，那都是痛彻心扉的一生。想了想，我说，这个我同意。我听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小，我外婆村里有一个疯子。听别人讲，这人吓疯的。我不太理解，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吓疯。后来才知道，这人当过兵，战时被送到前线，还没上战场，看到撤下来的伤兵，精神整个崩溃了。没有办法，部队只好把他送了回来。本来以为回来之后，远离战场，慢慢会好起来，哪知道没一点好转的迹象，整天像只老鼠一样躲躲藏藏，生怕别人找到。这疯子也被人看不起，哪见过这么胆小的男人，还没上战场都能被吓疯了。老马，说真的，我能理解，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英雄。他如果不去当兵，可能也只是个胆小懦弱的普通人，特殊情况下，把他这个缺点放大了，强化了。他原本可以在乡下安稳过这一生，虽不能闻达于诸侯，也能美满自足，然而这一切都被毁掉了，战争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得多。我要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也和战争有关，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们村里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有首歌你应该记得的，《血染的风采》，还有部电视剧叫《凯旋在子夜》。歌在学校在工厂在电视上到处唱，电视更是看得让人沸腾，谁不崇拜英雄呢？我们村当年就有这么一个英雄。说起来你可能不信，烈士，立过一等功的。慢着，你说的不是陈跛子吧？他不是活着吗，怎么成烈士了？没错，就是陈跛子，你听我慢慢给你讲。

陈跛子以前不叫陈跛子，身体好得很，跛是后来的事。陈跛子家庭情况不太好，不是成分问题，成分没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虽说那时候大家都穷，陈跛子家穷得比较突出。人家好歹有方屋檐遮身，他们家住村里牛棚。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哑巴，哥哥脑子有点毛病，家里没有劳动力，那是真让人发愁。人被逼上绝境，总要找个出路，那时候农村人能选的路少之又少，陈跛子自然想到了当兵。陈跛子去当兵，村里也支持，家里这么困难，不找个出路，以后找个媳妇都难。一年没选上，二年还是没选上，第三年，老天爷开眼，陈跛子选上兵了。选上兵隔年，战争爆发了。陈跛子所在的连队上了战场。当时全连一共一百三十多号人，都是新兵，训练还不到一个月。战况紧急，新兵也得上战场，以打代训。你刚才也讲了，有些兵还没上战场心理就被摧毁了，要说不怕那恐怕也不真实。陈跛子也怕，但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立下战功、活着回来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即使牺牲了，也能落下名声，不说万世流芳，起码家里人也能体体面面站在人前了。上了战场，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连队接连牺牲了好几位战友。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见到身边的战友倒下，陈跛子是个什么心态，我们很难揣测和感受，更不要说理解了。人在特殊环境下，反应可能也不一样。

决定陈跛子命运的是一场大战。那天，连队赶赴前线途中遭到敌军伏击。这场战斗极其惨烈，连队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战死沙场。要突围，没有办法，只能靠机枪手吸引火力，打开缺口。陈跛子正是机枪手，战斗激烈，几乎不会给人留下思考时间，一切全靠平时的训练和身体直觉。陈跛子也杀红了眼，战斗进行到尾声，陈跛子杀敌数名，全身多处中弹。如果仅仅到这儿，这个故事也没有特别之处。要命的是，正是这个时候敌人的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一下子昏死过去。战斗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敌军见伤亡太大，后方支援又没有跟上，只好停火撤退，战斗就此结束。由于连队还要继续行军，也就没有乘胜追击，稍事休整后继续前进。时间太紧了，根本来不及细细清理牺牲的战士遗体，只好挖个浅坑草草掩埋。掩埋的遗体中，就有陈跛子。等连队转回来，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战场已被敌军清理过，我军战士遗体有不少被破坏，割耳割鼻、开肠破肚的都有，样子惨不忍睹。战争还在继续，清理遗体也要冒着极大风险。连队一共抢回十几具遗体，但怎么也找不到陈跛子的遗体。连队想，在那种情况下，陈跛子活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向组织上报他已经牺牲。很快，陈跛子被追认为烈士，追授一等功奖章，和其他战友一起埋在烈士陵园。他那个墓，自然没有遗骸那些，算是个衣冠冢吧。消息传回村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谁能想到，我们村也会出一个战斗英雄，一等功啊。村里虽然穷，还是给陈跛子树了一个碑，还在碑上刻了陈跛子的光荣事迹。那时候，我们村里人走出去头都抬得比人高一些，骄傲啊自豪。

说话间，我和老袁走到了半山腰，秋草将黄，远处的湖水碧蓝澄澈。老袁指着半坡说，那里是我们的坟山，你还记得吧，你以前没少到这里抽茅针吧？我笑了笑，确实抽得不少。茅针是个什么东西，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少了。春夏之交，茅草的花穗还卷在茎叶里，抽出来一看，两头尖中间粗，像是刺猬的尖刺，茅针大约因此得名。剥开茅针，将未成熟的花穗放到嘴里咀嚼，有清新的甜味。那时苦涩的乡下孩子，哪里舍得这一丝甜。一到季节，到处都是抽茅针的孩子，老袁村里这一块儿，茅针长得特别好，吸引周边的孩子纷纷前来。入了秋，茅草长到最长，即将枯萎。老袁指着坟山上方说，以前注意到那里没有？顺着老袁手指的方向，隐约像是看到了点什么，一个墓碑，还是一块大石头？老袁说，我们过去看看吧。看过墓碑，我再继续给你讲。老袁卖了个关子，把话题转向和湖北诗人的交往。我大致猜到了故事走向，又不太确定，更不想打断老袁。他兴致勃勃的，这么热情邀请我回来，我不能太不解风情了，那就听他讲吧。走到墓碑边上，我注意到，这块墓碑所处的地势远远高于其他墓碑，有种一览众碑低的感觉。不光地势高，视野开阔，而且背山面水，风水极佳，墓碑的高度也远超一般规模。我目测了一下，碑石高约三米，宽约一米五，用的还是我们这一带少见的青石，可见是花了心思和本钱的。一看碑上的名字和事迹，一切都明白了。仔细看看碑石上面，还有敲打的刮痕和各种凌乱的破坏痕迹。等我看完，老袁说，我估计你都猜到了。老袁摸了摸碑石，有时候，我有些感叹，人在历史在时代面前太渺小了，简直不堪一击。

没错，陈跛子没死，要是死了，倒也干净，那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陈跛子“牺牲”后，被评为烈士，还拿到了一等功奖章，部队和地方政府都来看过陈跛子家人，发慰问金抚恤金，这些自然不在话下，也是应有之举。村里还给他树了碑石，这个位置，这个规格，你也看到了，那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为什么给他？那是对英雄的赞歌。但是，让人尴尬的是，过了三年，陈跛子活着回来了。这一回来，事情麻烦了，烈士肯定不能算了，说到天上去人也还活着，家里烈属的待遇自然也得取消。至于一等功奖章要不要收回，部队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收回。对部队的决定，陈跛子没意见，和那些死去的战友比，他毕竟还有一条命在，那还能说什么呢？战场上默默无闻的英雄太多了，他不能争，也不应该争，只提出了一个请求：让他保留奖章作个纪念。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陈跛子不争，有个不好明说的原因：他是战俘。据陈跛子说，连队撤走后，晚上下了场雨。第二天敌军过来清理战场时，他虽然不能动，但人醒了。敌军是真坏啊，陈跛子说，他们拿刺刀戳我们战士的遗体。陈跛子原本闭着眼睛，敌军的刺刀刺到他腿上时，原始的生理机能让他动了一下。这一动，暴露了。他听到一阵大呼小叫，接着，他被人从坑里面拖了出来。等他再次醒来，发现他躺在医院，周围都是他不认识的人，说的也是他听不懂的话。陈跛子知道，事情坏了，他这是被俘虏了。等陈跛子恢复行动能力，想死也难了。他咬过舌头，没死成，反倒让人看管得更严了。也逃跑过几次，每次都被抓回来。时间一长，陈跛子想通了，既然死不了，那就努力活着，说不定哪天还能回家。他想的是，无论如何我不是投降，而是“战死”后侥幸又活了过来，而且还有战友和身上的三十六处伤疤做证，事情总可以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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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湖南文学》2025年第9期）

【马拉，1978年生，主要从事小说、诗歌写作。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多种重要选本。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三毛散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奖项及《红岩》《山东文学》等刊物年度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