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腔调的红色小说，有一种难以实现的可贵。《九龙溪静静流》这部以闽西苏区为叙事场域的作品，复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身——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游击队的精神基因，破译了1934年那支战略奇兵在黎明前的精神胎动。小说以红军为载体，却并不是为了简单的歌颂而书写之，作者力图表达在家国生死命运抉择的关口，普通人是于怎样的偶然契机中选择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队伍受到重挫，党的军事指挥方略颇受质疑，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与迷茫之中。当时的中国，面临日军入侵、军阀混战，大多数普通百姓都活得艰难，都在期待捍卫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带来新的生机。苏联、德国等外来军事、政治、科学、文化及民主自由革命思想的介入，重新阐释了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就是这样的背景，促成主人公曹桂声对活路的大胆追寻。在刻画这个人物上，作者刻意消解了传统革命叙事中“觉醒——成长”的线性逻辑，转而用存在主义的叙事螺旋重构红色基因——桂声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是技有一专的白兵，再是“病急乱投医”借力大刀会的土匪，后来将信将疑进了赤卫队，时运裹挟着他，他也在挣扎摆脱逃离时代旋涡。然而在他寻求平凡圆满的日子里，红军队伍里的泽兰等人始终在影响或者牵引着他力图自我选择的命运。他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一路奔赴试图建立的家园，最终被红军苏维埃政权所建构的理想家园所吸引。当然作者也冷静地以桂声之眼看到，尽管红军队伍内部也有“左倾”等问题，但其核心追求是为广大劳苦人民的利益抗争。对于主人公来说，跟随红军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人生选择、最符合保家卫国民族利益的路径选择。

小说中的九龙溪，作为核心地理意象，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承载蜕变、见证流血、运送革命火种的精神通道，俨然成为北上征程的精神预演。《九龙溪静静流》，流淌而下的是一段段战争冲突，推进线索却是为了和恋人回归幸福的田园、过上安宁的日子。主人公桂声跟着白军打红军，为了活命逃出白军，又为了救未婚妻加入红军冲锋陷阵，同样是打仗，却是完全不同的心境和姿态。前者他是被逼无奈，满心恐惧；后来在红军阵营里耳濡目染，有了翻身做主人的革命自觉——当桂声最终跟随先遣队北上，他背负着的不仅是泽兰的嘱托，更是整条九龙溪沉淀的革命记忆。

在这样的叙事把握上，小说的调性，不同于以往革命题材小说，叙述节奏处于一种自由独立放松的状态，没有被强大的政治色彩束缚，语言是放松的，舒缓的，与作者作为特战作家的那种紧张、强势、霸气完全不同，低姿态地抵达大地，从大地出发，放弃了很多执念，回归内心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他用新奇的洋铜匙诱惑，从放牛娃那里打听到，这一片村乡已归苏维埃政府管”“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脚下，炮弹炸坏了窨井的水管，水花四溅开来。一汪一汪被风吹皱的水纹，像镶嵌着无数面镜子”……诸如此类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语言风格与纳博科夫相似。

从情节上讲，文本还呈现了一种诙谐基调。在国民党的疯狂压榨下，老百姓和红军的生存环境本是凄苦压抑、沉闷甚至绝望的，可作者的叙事手法却营造了轻快流动、值得玩味的民间智慧：大刀会的神秘仪式、打土豪的黑色幽默，甚至打土豪时迸发的喜剧性场景，这些乡人苦中作乐的生存寓言，通常是被正统革命叙事过滤的“杂质”，恰恰成为作者激活历史记忆的密钥。

作为青年作家，王昆选择与历史对话的写作姿态本身便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从文本本身的信息量来看，作者潜心研究了一段历史久远的史料，可见其心中有一种特殊的视野，这值得肯定。这代表了作家的一种时代责任感，以及与时代信仰的互换。作家的选材决定了他作品的格局和视野。

作为新时代作家对红色历史的重新叙事，王昆的创作不仅是对红军将士牺牲精神的敬仰，更彰显出革命与人性的辩证思考。因此，作品留下的启示，恰似先遣队留给历史的战略遗产：真正的红色叙事不应只是简单的脸谱化描述，而应如九龙溪般，在静默流淌中照见个体与集体、历史与当下的永恒对话。

通过创作谈不难看出，作者在此方面的题材选择与其家族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王昆的家族血液里流淌着抗战的基因，在几十年的反复讲述中，亲历这些革命事件的爷爷又为其建构起意蕴深沉的精神世界和方向清晰的价值观。中篇小说《九龙溪静静流》与纪念爷爷的散文《大风向西》的同步推出，正是这位青年军旅作家严肃地将红色历史与家族生命体验结合，并升华为哲学思考的文本创新。这样的尝试，也使得《九龙溪静静流》既是一部红军小说，更是一曲关于所有时代寻找者的情感宣叙调。当溪水最终汇入历史洪流，作者留给当代文学的启示或许正在于：真正的革命叙事，终归是要让个体生命在集体记忆中找回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