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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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报案，我父亲不见了，昨天早上他出门买菜，到现在还没回家。

我低头扫了一眼手机屏幕，09:35，至此我的父亲张仲德已失联二十六小时。

小警察长一张清白瘦脸，两颊缀几粒青春痘，20岁出头的样子。我补充道：我父亲叫张仲德，70岁，身体健康，头脑也不糊涂。

小警察看着我，嘴角微微朝上抿了抿，带点故作姿态的温和，表情却严肃：你父亲出门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带身份证和手机？打过他电话吗？

他一连问了三个问题，脸上的青春痘瞬间涨得绯红，看来有些紧张，不会是警校刚毕业的实习生吧？我加快语速：护工阿姨说，他出门时穿的是浅蓝短袖衬衣、米色长裤、黑色跑步鞋，身份证不知道他带没带，手机他随身带的，我打过他电话，一开始有接听音，后来关机了……我一口气说了很多，老父亲失联，作为女儿的我有些窘迫，我想，我不能表现得过于轻描淡写，当然也不能太气急败坏，我希望自己的情绪表达是急切而又略微克制的，我想让小警察明白，父亲失联我很着急，但我来自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不会因此而失态。

小警察从记录本上抬起头：你父亲有交往比较多的朋友吗？或者亲戚，有没有问过？

问过，我说，我给我孃孃和堂伯父打过电话，他们都说好久没见我父亲了。嗯——我家有个情况，我母亲中风瘫痪，三年了，我父亲一直在家照顾她。我没和父母住一起，平时要上班，周末去……

小警察紧绷的面容松弛几许，青春痘也没那么红了。遇到我这样的中年女性，到派出所报案，不崩溃，不痛哭流涕，相对理性，对一个疑似还在实习期的新手警察来说大概算幸运。事实上，我的确没那么着急，丁阿姨给我打电话时，我就急了那么一小下，我急的是，我父亲若是不回家，晚上就没人照顾我母亲了。

昨天下午将近四点，丁阿姨突然打来电话，远郊口音的本地话从听筒里飓风般刮进我的耳朵：东家一早出去到现在还没回转来，老板娘快来替我，四点半我还要去别人家做生活，来了先喂女东家吃饭，她不肯吃我烧的饭……挂掉电话，我立即请假赶去了父母家。

丁阿姨管我的父亲和母亲叫“东家”和“女东家”，管我叫“老板娘”。她这么称呼我，也许是因为给她发工资的人是我。每个月底付她薪水，丁阿姨总会说一声“谢谢老板娘”。我说叫我小张就行。丁阿姨嘻嘻笑：晓得哉。下回给她发工资，她还是会说“谢谢老板娘”。

丁阿姨六十出头，大嗓门，大脸盘，性格开朗、身体健康。我母亲中风后，我从家政公司请过三个护工，都只干了几天就辞了，不是嫌瘫痪病人不好伺候，就是嫌工资不够高。后来我父亲的一位广场舞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就是丁阿姨。丁阿姨除了干活粗糙一些，别的都好，手脚麻利，力气还大。要的就是她能把我那瘫痪在床的母亲搬到轮椅上的力气，就这样，丁阿姨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

丁阿姨的东家有很多，她一天的工作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在我们家，下午四点离开，骑着她的小电驴去接她另一户东家的孩子，还要给他们家做一餐晚饭。她一周来我们家五个白天，主要任务是陪伴和护理我母亲。周末是她的休息日，她要回她的远郊老家，距离市中心七十多公里的海边农场，她老公种了两个大棚的蔬菜，她得回去帮忙。丁阿姨回老家的那两天，白天就由我护理母亲。晚上我不住父母家，我得回自己家，我有一个叫庄勇的丈夫，我还收养了一只叫“阿橘”的流浪猫，他们都需要我的陪伴和照顾。我和丁阿姨一起分担了我母亲白天的护理工作，她五天，我两天，区别是，丁阿姨有工资，我没有，我还要付工资给丁阿姨。丁阿姨晚上住哪里？我没问过她，据说她和几个同乡合租了一间民房，她们都是出来做钟点工的。我和丁阿姨都不在的晚上，护理我母亲的工作就由我父亲负责。

对我父亲而言，护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三年来，他的生活节奏保持着相对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半，丁阿姨在楼洞口停下她的小电驴，进走廊，用钥匙打开102室银灰色防盗门，对，丁阿姨有钥匙，我给她配的。丁阿姨进门时，我父亲已经给我母亲喂过早饭，自己也差不多快吃完了。他喝掉最后一口豆浆或牛奶，抹干净嘴巴，说一声“我去买菜了”，接着把自己穿戴整齐的身躯移到门口，换鞋、出门。三小时后他将回家，带回买好的菜，开始做饭，炒两个烂乎乎的红烧菜，喂完我母亲，再自己吃。丁阿姨只负责照护我母亲，以及洗刷属于我母亲的衣物，她不吃我父亲做的饭，她的饭都是自己带来的，她嫌我们家的饭不好吃。可我母亲爱吃，她一辈子都爱吃那种煮得烂乎乎的红烧菜。下午，丁阿姨洗衣服、拖地板，每隔一小时给我母亲翻一次身，随时替我母亲更换染了屎溺的纸尿裤，为她擦洗身子。天气好的话，把我母亲搬到轮椅上，用看护带把她拦腰捆在椅背上，推着她在小区里逛一圈，大约二十分钟后回家。有一回，我在超市里买了一堆打折纸尿裤，趁午休时间送去父母家。刚进小区，就见中心花坛边停着一台黑棕色轮椅，我的母亲歪坐在上面，一群左邻右舍的阿姨妈妈散立在周围，丁阿姨也在其中。她们正在聊天，我隐约听见几句八卦，媳妇睡懒觉、女婿赚不到钱、老头藏私房钱……我母亲的轮椅几乎处于中心位置，她仰着脑袋，歪嘴扯来扯去，想要插嘴的样子，却又无法说出口，急得一顿眉眼乱飞，口水都溢出了嘴角。

我喊了一声：丁阿姨！

丁阿姨一转脑袋，大脸顿时绯红：老板娘！侬哪能来了？

我赶紧说：丁阿姨带姆妈散步呢？让我姆妈和你们聊聊天，蛮好的。

丁阿姨脸皮一松，笑了。我并不是要标榜自己是一个体恤人心的好主顾，我真觉得，我的母亲需要出去见人，哪怕不能说话，也该听听别人说话，多多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样对她的病情有帮助。我也相信，那些阿姨妈妈的“八卦”一定充满了别人家的狗血与狼藉，我希望我的母亲因此而觉得自己并不是最悲惨的那个人。

丁阿姨推着我母亲在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就是我父亲给自己安排的午睡时间，直到下午股市开盘，他才会如期醒来。接下来，他就坐在主卧隔壁的“专用炒股室”里，眼睛盯着书桌上的台式老电脑，十二寸大的屏幕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红绿线条。所谓的股票走势图，在我眼里就是一片充满压力感和膨胀感的涂鸦，他却对一整屏混乱的线条乐此不疲。

“专用炒股室”曾经是我的卧室，后来我和庄勇结婚，买了房子，就搬出去住了，电脑和写字台都是我淘汰下来的。可是我父亲好像从未在股票中赚过钱，我甚至怀疑，他只是不想让我们觉得他太过悠闲，于是把自己打扮成“忙碌”的样子。下午三点前，他几乎一分钟都不会把脚步移去别处，直到股市收盘，才从“专用炒股室”里出来，一脸疲惫地朝躺在主卧大床上的我母亲喊一句：蒋来娣，今天股票涨啦！我的三百股张江高科赚了五百多……他赚的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明天就有可能被抹掉，但是没有人能反驳他，丁阿姨不能，他的妻子蒋来娣更不能。

我母亲中风瘫痪三年，我父亲过了三年这样的日子，对此他从未提过异议，也没说过半句不乐意，直到昨天，他出门买菜，一去不回。

对于父亲失联这件事，我有种并非侥幸的乐观，也许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回来，因为，他有过离家出走的历史，年轻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每次出走，他都会拎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包，就像一次例行公事的上班，并且在某个我们想象中的日期内返回，还是拎着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如任何一次例行公事的下班。

是的，我的父亲大人，张仲德，他喜欢离家出走……这话我没对小警察说，这只是我的个人臆测。以我对我父亲的了解，我不认为他会出意外，所以报案也不是我的主意，而是我那躺在床上口齿不清的母亲以一天一夜的绝食行动对我的威逼。

2

三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我那正坐在沙发前看电视的母亲突然中风。彼时，张仲德正在观澜广场“晨练”。那时候，他的活动中心还在这个本区最著名的老城墙遗址公园，虽然离家有点远，但环境好、人气旺。张仲德的“晨练”时间与现在并无多少区别，只不过早晨出门更早，中午回家更晚。那天他照例在观澜广场唱了歌、跳了舞，或许还学了几个太极拳招式，又和一群涂着红嘴唇的老女人闲聊了一阵，直到十一点，他才优哉游哉地踱步回家，到家已是十一点半。张仲德踏进家门时没有听见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没有闻到红烧肉、红烧鱼、红烧萝卜的香味。按照惯例，十一点半左右，蒋来娣应该已经做好一荤一素两道菜，此刻正在烹制最后一道汤。可是张仲德踏进家门，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午饭的声色，他一边喊“蒋来娣，中午给我吃啥？”一边走进客厅，然后，他就看见了令他惊慌失措的一幕：他的妻子蒋来娣躺倒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双眼紧闭、不省人事。张仲德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他首先想到的竟是给我打电话。我正在上班，我冲着电话吼：打120啊！快打120！他恍然大悟，挂了我的电话，转而拨打120。万幸，蒋来娣的命救回来了，但属于突发出血性脑卒中，最凶险的中风，手术后在ICU住了一个月，最后成了一个瘫痪在床、手脚佝偻、眼斜嘴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

病情稳定后，蒋来娣再不肯住医院，也不愿意进护理院，只想要回家。一回家，就让我们把她搬到轮椅上，她伸手指向哪里，轮椅就推到哪里，床边的“夜壶箱”是她的第一个目标。蒋来娣把床头柜叫“夜壶箱”，这是本地人的古老说法，顾名思义，用来放置起夜用具，哪怕都有抽水马桶了，她还愿意叫“夜壶箱”。蒋来娣指挥我打开“夜壶箱”，拉开抽屉，只见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生锈的杏花楼铁皮月饼盒、边沿磨损的皮封面笔记簿、檀香木手串、一沓发票，以及各种证件。我一样样拿出来问：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她连续摇了五次脑袋，直到我打开铁皮月饼盒，找出一本红色的工商银行存折，她才猛点一下头，歪着嘴囫囵出两个字：拨我（给我），而后伸出鸡爪似的手颤颤巍巍地攥了过去。从那以后，那张存折就被她藏了起来。也不知道她不灵便的手脚是怎么操作的，总之，那个红色小本本，不是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就是藏在她贴身的睡衣口袋里。毕竟是患过脑卒中的人，不聪明了，她也不想想，以她的能力，藏在哪儿又能不被我们找到？

实事求是地说，张仲德对待钱的态度还是很令人放心的，蒋来娣瘫痪三年，他从未惦记过她那张存折。与其说他看不上那点钱，不如说他对钱不敏感，他所热衷的一切，都和钱没关系。他最热爱的，就是整个上午的娱乐生活，去公园、去广场、去唱歌跳舞、去会朋友、去聊天吹牛，关心股票，关心美国大选，关心台海问题……只要离开他那长年躺着一个瘫痪女人的家，他就是一只放飞的风筝，虽无用却自由。

有一回，我给蒋来娣换床单，发现存折藏在她的尿垫下面。我把小红本交还给蒋来娣，笑着逗她：姆妈，你把密码告诉我吧，钞票就是要用的，给你买个新房子好不好？大一点的，这个“老破小”也该换了。

蒋来娣坐在轮椅上，一脸横眉冷对，那表情，带着中风病人不能自控的狰狞，又饱含着真实的恼怒与警惕。张仲德在一旁插嘴：你妈最擅长的就是藏钞票，我和她过了一辈子，六个数的存折密码，从没有吐露过一个字。

我说：爸爸，钞票不够用就问我要。

张仲德笑了，瘦长脸扯开，露出一嘴不太整齐的牙：我有钞票的。

张仲德退休金四千多，不算少，但请不起护工。我是事业编，区广播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一万出头的月薪，还有绩效奖。再加上我家的高薪男人庄勇，汽车销售公司高管，六十万年薪，中产家庭无疑。所以，请护工的费用，每个月七千，我没让张仲德出。

大约是得了我的支持，张仲德当着蒋来娣的面开始吐槽：我就搞不懂，藏钞票做啥？想当年，我从云南回来休探亲假，正好日本电影《追捕》上映，好不容易抢到两张票，请她去看电影，她说不去，叫我退掉一张票，那一年我们刚结婚……蒋来娣没反驳，这位脑卒中患者无法流畅地说出四个字以上的句子，她只能任凭张仲德毫无障碍地翻旧账。

张仲德吐槽蒋来娣的点其实不在钱上，他更想说的是，这辈子他娶了一个没文化、没品位、没情趣的女人。记忆中，张仲德每每在童年的我面前卖弄他“有文化”的人设时，一般就从名字开始：“仲”这个字怎么解释，晓得吗？

没等我张嘴，他就开始解答：“仲”，居中的意思，放在名字里，就是排行第二，知道“仲尼”吗？就是孔子，他是家里的老二，我也是老二，你堂伯就叫昆德，昆，是“哥哥”的意思……

小时候，我会仰着崇拜的脑袋问：姆妈是外公外婆的第三个女儿，她名字里哪个字是老三的意思？

张仲德撇了撇两片薄薄的嘴唇，摇着瘦长的脑袋，露出一脸同情：唉，你外公外婆是农民，给你妈起这么土的名字，也是情有可原。

他说这话时并不避讳我母亲，他会指着正擦桌子、拖地板、打扫卫生或者埋头替我打一件毛衣的蒋来娣说：我早就讲过，给你姆妈改名字，到派出所去修改一下户口本就可以。说着提高音量：蒋来娣，你为啥不肯改名字？你现在的名字，用北方话讲，就是“土得掉渣”。

正忙家务的蒋来娣一定会以三个字开始她并不激烈地反驳：发神经！紧接着便是她一贯稳定的输出：你起的那叫啥名字？怪里怪气，要么像男人，要么拗口，喊起来也不响亮……蒋来娣说话声音轻弱，语速还缓慢，一个字一个字匀速吐出，不像是在驳斥张仲德，更像是在念经。

爸爸，那你要给姆妈改个什么名字？我的兴致有效地鼓舞了张仲德，他摇晃着瘦长脑袋，模仿着电视里的学究样子：《诗经》晓得吧？唐诗、宋词，晓得吧？我选了四个名字，你姆妈一个都不满意……

蒋来娣不接话，但一定会用她的鼻子发出一些喷射音，以表示对张仲德的不屑。我却越发兴奋起来：爸爸你说嘛，你给姆妈起了什么名字？

张仲德开始掰手指头：第一个，“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零露；第二个，“属我嵫景半，赏尔若光初”，若光……还没等他数到一半，蒋来娣低沉而又缓慢的声音再次传来：买电子琴的三百块，几时还我？电子琴能吃能喝？学了就能当电视里那种人？钞票白白扔水里……

蒋来娣的脑库里没有“艺术家”这样的词语，她用“电视里那种人”概括所有从事文艺相关职业的人。20世纪90年代流行学电子琴，小学五年级的我一心想报名区少年宫电子琴班，张仲德强烈赞成，蒋来娣也没反对。可是少年宫每周就星期天一堂课，平时要在家里练琴。老师说，有条件的同学，买一台电子琴，入门级的卡西欧，两三百元就够，雅马哈贵一些……可是哪怕两三百元，对冶炼厂普通工人张仲德来说，也是一笔大宗支出，他只能向蒋来娣申请。

张仲德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给蒋来娣，后来用银行卡发工资了，他就自觉地把卡交给蒋来娣保管，每个月蒋来娣会发给他一笔固定的午餐费、交通费和少量的零花钱。蒋来娣农民出身，没正式工作，就在附近一家饭店打零工。她对我们家有限的收入精打细算，从不肯在一日三餐之外花任何“冤枉钱”，这我从小便知道。买连环画、七巧板或者图画彩笔等非学习必需用品，都得向张仲德讨钱，问蒋来娣，那是决计讨不到的，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在她眼里都不如吃饭重要，拒绝理由极显农民本色：买那有啥用？有这钞票不如买块五花肉，给你烧红烧肉吃。电子琴属于计划外消费，蒋来娣肯定不愿意出钱，不过后来还是买了，是在张仲德和我联手软磨硬泡下她才勉强同意，条件是，扣除张仲德每个月的部分零花钱，以分期归还购买电子琴的三百元。张仲德答应了，电子琴也买回来了。我欢天喜地而又热情高涨地学了两个月，第三个月开始厌倦，半年后，电子琴被冷落，几乎成了我们家的一样摆设。后来，电子琴突然就不流行了，人们开始学钢琴，而我，也对枯燥而又耗时漫长的学琴过程越发厌烦，直到进初中，终于彻底放弃，那台适用于初级教程的儿童电子琴从此束之高阁。

蒋来娣早就预言了电子琴的下场，那就是——“钞票白白扔水里”。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那年月，人人都想尽办法出去挣钱，据说那些辞职下海的人都发了财，张仲德却窝在国有冶炼厂里不肯动弹。也许是这位西双版纳回沪知青太珍惜他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了，也或者，他自知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便不敢轻易放弃铁饭碗。在蒋来娣眼里，一切与赚钱或省钱无关的付出，都是“不务正业”，所以在我们家，类似“电子琴”事件一旦发生，蒋来娣就会不痛不痒地来一句：钞票呢？有工夫搞这些，不如出去赚钞票……

蒋来娣轻弱而又没有起伏的语调任何时候都不会对我有杀伤力，但是对张仲德却极具伤害性。她轻描淡写地这么一说，张仲德的脸色也许就会从红润变成青灰，而后伸出右手，指着他的妻子，丢出“掷地无声”的几个字：你，你，没文化，庸俗！

接下去，很有可能，张仲德会一抬腿，跨出家门，玩一场“离家出走”的游戏。

3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张仲德至少有过三次离家出走的记录。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从没问过他，我的母亲蒋来娣有没有问过他我不知道。起因往往微不足道，说出来可能让人不敢相信。譬如有一次，他被他的师兄请客在德大西菜社吃了一次炸猪排和罗宋汤，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天天宣讲炸猪排有多香脆，罗宋汤有多美味。那一年春节，他特意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家庭西菜烹饪》，他说：你姆妈做的都是乡下菜，酱油一言堂，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红烧鸭，连萝卜、青菜、荷包蛋都红烧，还炖得塌塌烂，我要让她学学人家高级菜是怎么做的。

那会儿，蒋来娣正在厨房里做一道我们家过年的必备菜——走油肉，砖头似的方块肉正在油锅里发出刺啦刺啦声。我抢过张仲德手里的《家庭西菜烹饪》，翻开，彩色图片上印着一道道令人多巴胺暴涨的西式菜肴：蒜蓉黑椒牛扒、法式奶汁烤土豆、红酒香草烤羊排、奶油蘑菇汤……

蒋来娣的厨艺没有因为这本《家庭西菜烹饪》而有所改变，她大概只在拿到书的第一天草草翻了翻，还轻声抱怨了一句：一本书要十二块？够买两只鸭子了。后来，她就再没打开过那本由很多漂亮的彩印图片组成的昂贵的书。三个月后的某个周末，张仲德突发奇想，要亲自动手做西餐，他冲我吆喝：笑笑，去把那本烹饪书寻出来，我给你们做一道炸猪排。

对了，我叫张笑倩，家里人叫我“笑笑”，张仲德起的名字，来自《诗经·国风·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起名字这事儿就能看出来，张仲德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人，他热爱美食和美物，更喜欢用“高级”这个词来形容一切雅气或洋气的事物。

那一日，我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家庭西菜烹饪》。蒋来娣正坐在小板凳上洗张仲德的一件冬季工作服，她从巨大的洗衣盆里抬起头，说了四个字：我不晓得！

20世纪90年代，作为城市居民，蒋来娣竟还用手洗衣服，也算是我们楼里的独一份。张仲德提议了好几次买一台洗衣机，她就是不肯，还说机洗不如手洗干净。其实我们都知道，她就是怕花钱，买洗衣机要花钱，用电也要花钱，只有她自己的劳动力是免费的。

正在洗衣服的蒋来娣用四个字回答了《家庭西菜烹饪》的去向：我不晓得。倘若就这四个字，张仲德应该不会有太大反应，但接下去她又顺嘴多说了一句：那种高级菜，是给高级人吃的，我们这种低级人吃不来，也学不来，放在家里有啥用？卖废纸还能赚两角洋钿。

蒋来娣说话一如既往，轻声轻气，没有情绪起伏，但她平静的话语成功地伤害了张仲德。他脸色渐渐变青，而后伸出手，指着他的妻子，发出近乎结巴的控诉：你把书当废纸卖了？你你，你不求上进，还讽刺打击人，我，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蒋来娣从洗衣盆里抽出湿淋淋的双手：我没卖废纸……只见张仲德拎起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扭头，跨出了家门。这一走，就是三天。

张仲德的离家出走，在蒋来娣看来就是作妖，是矫情，是吃饱了撑的。而我却对张仲德的突然消失充满担忧，我担忧的是，倘若他一去不回，我就再没有机会被允许拥有一日三餐之外的娱乐与兴趣爱好。后来渐渐长大，我居然有些期待张仲德偶尔离家出走一次，因为每次出走后回归，他都会给我和蒋来娣带礼物。再后来，我对张仲德也有了那么一点点理解，可我理解他，却不能认同他。他热衷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叛逆少年或者文艺青年的角色，他让自己的胸腔里装满了某种无中生有的尊严，这些都令我感到可笑。当然，我也并不赞同我的母亲，她的确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女人，但她从未改变过不解风情的本色。

张仲德出走最久的一次长达十天，事情发生在我9岁那年暑假。某一日早晨，他坐在餐桌边看着面前的早餐，一脸委屈地说：怎么老是泡饭？就不能换换花样？

蒋来娣已经连续五天给张仲德吃了同样的早餐，一锅泡饭、一碟酱瓜、六个花生米大小的黄泥螺。黄泥螺是蒋来娣浦东娘家的农村亲戚自家腌制的，装在一个酱菜瓶里。她给张仲德的定额是三个黄泥螺下一碗泡饭，她预估他一顿早餐吃两碗泡饭。张仲德捏着筷子拨弄了一下碟子里稀疏平躺着的六个黄泥螺，黏糊糊的酱汁从筷子头上拉出一根细丝：啧啧，一股腥气，早餐嘛，就不能搞点牛奶、鸡蛋、面包？

蒋来娣的回答让张仲德又一次受伤：你一个月就赚那点钞票，只好吃吃泡饭了。

张仲德的脸色暗淡下来，他看着餐桌上的泡饭，像在做什么重大决定，沉思了好一会儿，缓慢地站起来，拎起黑色人造革提包，转身出了门。

那一次，张仲德连续十天没回家。前三天，蒋来娣一点都不着急，那时候手机还没发明，“失联”不算什么事，耐心等上几天，人自然就回来了。可是，三天过去了，张仲德没有回家，这就有些超出蒋来娣的经验了。第四天，蒋来娣向饭店老板请了半天假，带上我，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去了一趟张仲德的单位。依稀记得，蒋来娣牵着我的手走进宽大的厂门，穿灰色工作服的工人骑着自行车在水泥大道上来回穿梭，每过一两百米，头顶上就有一根粗大的钢铁管道横亘而过。冶炼厂很大，大到我几乎走不动了，蒋来娣才把我带到张仲德的车间。那是一间宽敞得望不到边的厂房，屋顶空阔高深，墙壁顶端全是灰蒙蒙、油腻腻的玻璃窗，很多玻璃都碎掉了，但并不影响厂房给我留下的宇宙般巨大的印象。蒋来娣指着从车间底部走过来的一只灰色蚂蚱说，那是你爸爸的领导，等一会儿要叫人。灰蚂蚱变成了灰马鲛鱼，又变成了站立的灰袋鼠，最后变成一个精壮的灰色男人。男人一脸莫名地看着我们，蒋来娣说：笑笑，喊伯伯。

我那声响亮的“伯伯”被头顶上隆重驶过的行车轰鸣声掩盖。接下来，蒋来娣把我留在门口自己玩，她跟着“领导”进了车间。姆妈和伯伯进去讲话，乖点，不要乱跑，她说。

我没有乱跑，我仰着脑袋看穹顶下移动的行车，它架在空中，像一条巨型手臂，它从车间底部轰隆轰隆移过来，又轰隆轰隆移回去。我还看见一条戴着安全帽的马鲛鱼坐在行车一侧的小舱里，我猜就是他把巨型手臂开动起来的。

蒋来娣重新回到车间门口大约是在二十分钟后，“领导”跟在她的身后，我听见他正与她寒暄道别：那我就不送了，走好！然后，蒋来娣就牵着我走在了出工厂的大路上。

我问：爸爸啥时候回家？

蒋来娣很潇洒地回答：不晓得！不要管他，回家姆妈烧红烧肉给你吃。

也不知道蒋来娣有没有打听到张仲德的消息，接下来，她带着9岁的我，安静地过起了有红烧肉吃的日子。一星期后，张仲德回来了，拎着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进家门，他就从包里掏出两盒苏州豆腐干递给我，又掏出一个漂亮的纸盒交给蒋来娣：苏州的丝绸，很高级的，戴出去不要太有面子噢。

张仲德给蒋来娣带了一条丝巾，他再次使用了“高级”这个词，这次蒋来娣没有用“低级”来驳斥他，但她还是在打开纸盒看到那块流光溢彩的丝织品时说了一句极具个人风格的扫兴话：介贵的东西，买来做啥？钞票长虫了，戴上也不暖和。

这句话依然很容易伤害到张仲德，但他刚回到家，就不适合为这句话再次离家出走了。或者说，他满血复活回归，一时还不太容易受伤。他一如既往地给妻子和女儿带回了礼物，这是张仲德最喜欢的场面，他喜欢看我们收到礼物时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从小就知道。但蒋来娣很少能让他如愿，这种时候，我就会充当那个捧场的角色。我一把抢过蒋来娣手里的丝巾盒：姆妈不喜欢就给我，我喜欢。说完冲张仲德来一句：谢谢爸爸！

蒋来娣是不会轻易把丝巾让给我的：小囡家，哪能用介贵的东西？说完把丝巾夺了回去。她是真舍不得贵重的丝巾被我糟蹋吗？也许并不是，其实，漂亮的丝巾她也是喜欢的吧？小小的我这么猜测。

这是张仲德最开心的时刻，他会咧开大嘴笑出一连串“哈哈”声，瘦脸上开出一朵长溜溜的牵牛花，一口七翘八裂的白牙齿几乎要蹦出牵牛花的喇叭口。

对于张仲德的离家出走，蒋来娣的态度始终令我不解，她只对礼物的价格和实用性提出一以贯之的批评，然而，张仲德出走那么多天，他干什么去了？住在哪里？和谁一起？这些她有绝对知情权的信息，她却没有半句提问，至少我没听见。也有可能，在我睡着后的半夜，他俩会用他们的方式悄然解决掉彼此的疑虑和矛盾吧？

总之，从小到大，我就没看懂过这对夫妻的相处方式。张仲德貌似有文化，却脆弱不堪；蒋来娣农民出身，却在与张仲德的较量中从不落败。张仲德虽然经常被蒋来娣欺负，可她无条件相信他对她从无二心，对于丈夫是否爱这个家、是否对她忠诚的问题从不追究，还允许他无缘无故地离家出走。这让少年的我十分困惑，我甚至怀疑，只要张仲德有足够的能量，他就可以催眠他的妻子。问题是，张仲德做不到随时有充沛的能量输出，这位催眠大师经常处于精神的营养匮乏中，这就造成了他的妻子从未变成他所希望的妻子的样子。

是的，我的母亲蒋来娣是一个头脑简单、情感寡淡的人，我一直这么认为。但张仲德不是，他敏感、细腻、文艺、抒情……当我罗列出这些“雅气”或者“洋气”兼具的词语时，我发现，我与蒋来娣产生了同样的质疑与不屑。这些词与张仲德并不般配，事实上他只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从一个拎着黑色人造革提包上班下班的中年男人，变成了提着环保袋去菜场买菜、去离家八百米远的月亮湾广场唱歌跳舞的瘦削老头。他不再尝试着做炸猪排和罗宋汤，他最拿手的就是煮一锅塌塌烂的红烧菜，喂完蒋来娣吃，再自己吃。他每天下午待在“专用炒股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指数上上下下一年到头只亏不赚，他和大街上任何一个市井老人有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我几乎找不到“雅气”和“洋气”的元素。这么想的时候，心里竟泛起些许莫名的辛酸，搞得眼眶有点发热。也许是同情吧？可我在同情谁呢？同情瘫痪了整整三年的蒋来娣？好像不是。同情老去的文艺青年张仲德？应该也不是。

张仲德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离家出走了？似乎是在我上高中后，我在成长，他好像也成熟了。谁能想到，活到70岁，他竟重拾旧好，故技重演了，这实在是令我有些猝不及防。

……

全文见《芙蓉》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残镇》、小说集《成人记》、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国作家》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多次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年度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部分小说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发表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