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半山亭畔的神童

黔西南的夏是一种既辣且寒的夏，是一股被群山推涌的无尽波。我揣着一套传记文学《张之洞》，踏上寻访张之洞地理文脉的路。他在贵州安龙县度过的那段童年，究竟发生过什么？安龙现在又如何？一切都在山路十八弯中得到了答案。

安龙招堤的黄昏，荷风裹挟着水汽漫过三百余米的石堤，康熙年间游击将军招国遴捐俸修筑的这道屏障，不仅驯服了陂塘海子的水患，更将喀斯特峰林的硬朗与万亩荷塘的柔媚揉作一幅长卷。西侧山崖上的半山亭，像一枚玉印，静立城市山脊上。

十一岁的张之洞就是在这里，让《半山亭记》的墨香与荷香一同飘散在安龙坝子的暮色里。“四时之景不同，而观者亦无穷也”，少年笔下的文字并非凭空而来——从亭中俯瞰，东接海子的波光、西枕山脊的苍黛、南望天榜山的层叠、北倚街市的烟火，构成了他最初的“天下”模型。这种地理格局的认知，我理解为日后他写的《劝学篇》的雏形，其中有“知地理者知天下”的喟叹，而那时，少年的“天下观”只是流淌在宣纸间。

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在兴义知府任上的身影，是这方地理中最厚重的人文注脚。道光年间的安龙，滇黔桂三省交界的特殊性让它既是军事隘口，也是文化孤岛。张瑛却在此“修试院、建义学、增书院”，每月亲至书院授课，夜色中“听夜诵声琅琅，辄燃烛巡视”，烛火的光晕在石墙上摇晃，与学子的诵读声一同凿穿了地理的闭塞。兴义府试院的飞檐与斗拱，在喀斯特的灰岩底色上，搭建起儒学的殿堂；“倡置公田”的义仓制度，让贫寒子弟也能捧起经书——这种在坚硬基底上深耕文化的执着，宛如安龙地下暗河对石灰岩的缓慢溶蚀，终将闭塞的环境酿成思想的涌泉。

难怪少年张之洞能在《半山亭记》中写出“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见解。小小的他，曾跟随父亲同去勘察“苗疆”，看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分布如何影响治理；当他看见父亲摩挲府署里的舆图，学着辨识兴义府与下属各县的行政脉络，也许，地理早已不是背景，而是融入血脉的认知方式。半山亭的石柱上，至今留有当年刻下的《半山亭记》，文字间能读出一个少年对“无穷之观”的向往——后来他经略湖广、两广，每到一地必先勘山川形势，或许正是此刻在安龙坝子上埋下的伏笔。

地名的嬗变

安龙的地名一度让我迷惑。这是一页被反复涂改的历史手稿，每一次墨痕都浸透着权力与地理的角力。

明代永历帝朱由榔在此建行宫时，取“真龙安驻”之意定名“安龙”，试图以地名的祥瑞对抗命运的倾颓。城西的“明十八先生墓”，黄土下掩埋的不仅是忠臣的骸骨，更是一个王朝在地理险要处挣扎的残影——即便坐拥滇黔桂的屏障，终究没能让“真龙”安驻。

清军入关后，“龙”字成了禁忌，安龙被改为南笼，仿佛要将前朝的记忆关进地理的牢笼。直到嘉庆二年，朝廷设兴义府，才让这片土地在行政地图上获得新的身份。更有趣的是行政地理的错位：如今的兴义市，当年只是府辖下的兴义县；而府治所在，正是今天的安龙县。这种空间关系的倒置，似历史与地理开的一场玩笑，却藏着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深意——通过行政中心的设置，重新编织边疆的地理网络。

张瑛任兴义知府时，正处在这场地理重构的关键期。他处理公务时，有意识地带着儿子张之洞“早熟官场”——穿行于少数民族村寨，看不同族群如何在山谷间划分生存空间。那些关于寨老制度、梯田水利的讨论，那些对地理边界与文化认同的观察，后来都化作成年张之洞治国思想的底色。比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的“明形势者明得失”，很可能是来自安龙时期的启蒙。

地名的更迭从不是简单的符号替换。

当“南笼”变回“兴义府”，当试院的钟声取代军事隘口的号角，地理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张瑛在任上推动的地名规范化，让陂塘海子、九龙山这些自然地标与兴义府试院、珠泉书院的人文坐标相互映照，构成立体的认知体系。少年张之洞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早已懂得：地名是历史的脚印，每一步都踏在地理的肌理上，而读懂这些脚印，才能读懂一个地方的灵魂。

山水之间的改革先驱

离开安龙后，张之洞的仕途成了一部地理探索史。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再到湖广总督，他每到一地，必先做三件事：观山川走向、查水系分布、访地方耆老。这种近乎本能的地理考察，源头正是安龙坝子上的少年时光——在那里，九龙山教会他看地形，陂塘海子教会他察水势，父亲处理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经验教会他辨人文。

在武汉，他将长江的黄金水道化作工业动脉，汉阳铁厂的烟囱与黄鹤楼的飞檐在江雾中对峙，铁水的炽烈与楚文化的厚重熔铸成“中学为体”的基底；湖北织布局的机器声里，能听见安龙试院夜读的余韵——只是此刻的“西学”，成了织机上的经纬。在广州，他利用沿海优势开办水师学堂，珠江口的浪涛与安龙海子的涟漪，在他心中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载体。在山西，黄土高原的沟壑让他想起安龙的喀斯特溶洞，都需要因地制宜的智慧，于是推广新式农业，让耐旱作物在沟壑间扎根。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是一份安龙地理的隐喻。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基底，是“中学”的坚守；而溶洞暗河的开放溶蚀，是“西学”的包容。张之洞太熟悉这种地理特质了——安龙的山是坚硬的，却能被水蚀出千奇百怪的溶洞；安龙的海子是静谧的，却能滋养出万亩荷塘的生机。这种守正与创新的平衡，正是他从地理中读懂的生存哲学。

细数一下，张之洞在安龙生活的1841年至1849年，恰是他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期。张瑛“以教化为先，以民生为本”的施政理念，在他心中种下经世致用的种子；试院里兼授的文字训诂与声律之学，培养了他对“中学”的根脉认同；而安龙作为文化交融地的特质，又让他早早懂得“他山之石”的价值。山水之间的改革，从来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地理智慧的延伸。张之洞在各地的实践，都带着安龙的印记：尊重地理的限制，更挖掘地理的可能；坚守文化的根脉，更拥抱时代的浪潮。这种从山水间习得的智慧，让他在晚清的风雨中，成为一棵根系深扎传统、枝叶拥抱新知的“改革之树”。

荷香深处的当代回响

如今的安龙，不再有当年试院的烛火，取而代之的万家灯火，煤矿的关停让白鹭重新回到荷塘，它们掠过荷叶的姿态，与张之洞童年所见或许并无二致。招堤上的张之洞雕塑面朝东北，望向北京的方向，似乎说着“夫治国之道，贵在因时因地制宜”。

“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正在安龙续写新篇。曾经因地理偏远被视为劣势的喀斯特峰林，如今成了生态旅游的宝藏；万亩荷塘不再只是景观，而是“荷下养鱼、荷上观景”的立体农业样本。布依族村寨的吊脚楼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古法染布，丝线的颜色取自山间草木，而直播间的镜头，正将这份古朴传向全国——地理的边界，在数字时代变得模糊，而安龙选择在坚守中开放，恰如当年张瑛在闭塞中播撒文化种子。

暮色中的半山亭，楹联“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被夕阳染成金红。这声跨越百年的叩问，至今仍让人心生慨叹。

寻访张之洞的地理故事告诉我，真正的大师既能深耕一方水土，又能超越地理局限；既尊重地域特色，又具备全局视野。在这个交通发达却容易迷失方向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扎根与超越”的地理智慧。这，或许就是时代之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