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片荒野，风把初冬的荒凉吹到天边山下。

曲村。一个人们在地图上再如何指点江山，也不会去寻找的村子。在山西临汾市曲沃县。

我站在村北，眼前只剩黄土，在雾霾严重的天气中，世界一片灰蒙，一派沧桑的混沌，仿若历史之谜。历史从不以其全相示人，每个人都只看见它的局部。

我与众多喧嚣的人逆向而行，来到这荒野，起因是我在书中看到了这里曾经的人声鼎沸。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子们隔年就会长途跋涉而来，带着导师和考古学家对他们的信任，一点点挖出真相，一个王朝的居址区、邦墓区、公墓区……都在他们的考古铲下重生。他们也在惊叹，竟然能如此完整地揭露一座西周时期的遗迹。如今已成了浙江良渚博物馆馆长的徐天进还差点被活埋进土里。当时正发掘的一座墓葬倒塌，瞬间就只见黄土不见人。此时凝目，那些抢救过徐先生的一双双手、一双双眼睛仿佛还在眼前，出土铜罍的水井仿若还在。我沉默着，世界似乎并不沉默。

考古发掘的每座遗址，除了建公园、建博物馆之外，都会回填。回填，便把故事和场景都带走了，如今寻来，也只能看见荒野。

走过荒野，走进村里，我找到了“曲沃考古基地”的牌子。那些年，我所熟悉的考古人就住在这里。考古大家苏秉琦在这里调查过、鉴定过文物；邹衡先生在这里摸过陶片；李伯谦先生在这里辨认过青铜器铭文；吉琨璋在这里叹息过毛张古城只是春秋城墙；田建文读研之后，在这里整理资料，院外跑过他的身影，他从太原赶来，他要告诉邹衡先生，有人盗墓的消息，由此拉开了考古人与盗墓人的斗争……这座小院承载了考古人的欢乐和悲伤、遗憾与叹息，他们争辩，他们信任，他们好学，他们在这里成长成熟，又走向了更远的战场。

他们与晋国的缘分却是一辈子的。

他们在奋战的同时，抬头就可以看到垆顶山，山那边的人把这座山叫塔儿山。我也看到了塔儿山，小小的朦胧的山，名不见经传，却是文明的屏障。山的那边就是陶寺遗址，考古人推断，陶寺是尧的都城，4300多年前中原文明在这里崛起。山的这边，就是历史上纵横一时的晋国。一山之隔，跨过了1300多年的光阴，而我跨过它，需要万卷书，需要无数考古学家的指导。

我来这里，第二个原因是考古学家田建文在《两周晋都新认识》中确定了此处遗址是晋国早期的都城，是西周时期的一座大遗址，超过了西周镐京、丰京两座都城总和的大遗址。

我站在荒野上，低头，沉思。体会曾经的风云变幻，体会民族融合的脚步，也去感受一个古国的兴衰存亡，哪怕曾血流成河。

晋国都城的确认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前，十五岁便考上北大的田建文坚决否认此处是都城，因为始终没有发现城墙和宫殿。很多年后，已渐生华发的田建文才用典籍和实证以及这么多年的出土文物，逻辑清晰地证明了包括晋国国君墓地在内的这荒野，名为曲村——天马遗址的大块区域，就是晋国早期都城。

我似乎看到了田建文脸上的傲愧之色。要知道，邹衡先生刚来此处时，认为这里是晋国初封之唐，李伯谦先生也推定这里是一处晋国都城，但田建文年轻气盛，坚定地反对权威，甚至以能反抗权威而怡然自得。即使如此，邹衡先生对田建文是满意的，李伯谦先生多年来还和田建文成了忘年交。学术人的宽博、仁爱和严谨，可见一斑。他们惺惺相惜。我为他们的惺惺相惜而觉得光明和温暖。

走出曲村，看到了一段古城墙，荒草与黄土，掩盖了都城曾经的繁华。旁边就是滏河，水流已不大，也有弯曲的形状，晋国人把它叫“晋水”。

沧海桑田，所有的一切都凝结进线装书里，而晋国国君们挽着夫人们的手，含笑或含恨长眠了。

西北风吹过来，我的荒野变成了历史画卷，人影幢幢，折叠出另一个时空。

周王朝历经几代君王，终于在周武王手里，翦商成功。

就在这“河（黄河）汾（汾河）之东方百里”的土地上，荒草蔓蔓，荒土和尘烟覆盖了先人的骨殖。3000年前，某一年的某一天，这些荒草和寂寞被一群人打破。

这群人，从遥远的西边而来，那儿刚刚有了一个周王朝。这群人里有车夫、船夫、随从、农夫、厨子、工匠等，他们簇拥着的人是叔虞，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是他们这群人的主子。

他们来的时间，按《竹书纪年》记载，大约是公元前1033年。

周王朝甫一建立，武王就把弟弟管叔和蔡叔、霍叔封在了管国和蔡地、霍地，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地封在殷墟，管理殷商遗民。挺好的布置啊，没想到起异心的是自家人。武王去，成王上位，周公辅政，管叔、蔡叔、霍叔坐不住了，联络武庚造了反。他们以为周公会篡位，由此可知这摄政王不好当啊，后世竟然有那么多人谋算摄政王之位。

武王翦商时，是顺手灭了唐国的，唐国灭就灭了，可唐人不死心，又参加了管叔、蔡叔他们的叛乱。咋这么不安分呢？那便不能忍，于是周公举兵，镇压武庚叛乱的过程中，又灭了唐，并把唐人迁于杜（陕西）。唐国握在手中，成王便封叔虞到唐地，意思是，弟弟呀，我把唐地交给你，可不能再乱了。

于是，这个出生时据说手心攥着一个“虞”字的男孩，这个也曾承欢在武王、邑姜膝下，也曾挽弓搭箭射杀野兽，也曾千里纵横戎狄之间的男孩，带了一群人，跋山涉水来到河汾百里之东的唐地。他们路过黄河，路过汾河，路过草地、盐池、庄稼和荒草，要到唐的都城去。

叔虞一路行来，精心照看着他的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洗之钟、帝孳方鼎，这些都是他的父亲和兄长打仗得来的战利品，也是他的权力象征。他也会时常打开《唐诰》看看，这位参加过牧野之战，能“射兕于徒林”的少年，胸有丘壑，他想的是如何奉命建好自己的国。

出发前那盛大的封唐典礼还历历在目，兄长成王和叔叔周公的叮嘱也言犹在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在夏墟之上，可以和戎狄人和平共处吗？

身为姬姓人，可以不和周朝采取一样的制度。

叔虞是不是住进了唐都，我们一无所知，考古人也无从考证。

住下来，便是执政为民的岁月。戎人狄人夏人唐人周人，只要好好从事生产，便同样是我的子民，只要各归其位，我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允许你们发展农业和水利。

宽容的休养生息政策迅速让唐地发展起来，人们便喜欢上了这位仁慈而帅气的管理者，周围的小部落也纷纷归附。由此，唐国的土地更多，粮食更多，人民也更多了。

上天看见了叔虞的仁和，竟然让唐国境内土地上长出了“异亩同颖”的嘉禾，这才刚来到唐地第二年啊。叔虞隆重地把这样的嘉禾献给周成王，成王又把嘉禾赐给在外打仗的周公。周成王和周公分别作诗纪念，只可惜他们所作的《馈禾》和《嘉禾》消散于历史的风中。

大约和周成王同时，叔虞死了。据推算，叔虞管理唐地也就十二年左右。

叔虞儿子燮父即位，改唐为晋。有人说，“晋”字就是上面是嘉禾，下面是太阳。不知先人们是如何创造这个晋字的，燮父确是看到了晋水，就把都城迁到了这里，这里成为晋地。

放眼四周，这里比唐都更宽阔，汾河流淌在不远处，晋水也在不远处，晋水流着流着汇入汾河。南岸是峨嵋岭，再远处是紫金山，背山面河，视野开阔，是好风水啊。燮父眼很毒，两条河流夹角，土地肥沃，建个都城吧。

燮父之后是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这五位国君，竟然没留下什么光荣事迹，或许他们也曾奋发图强过，反正没有什么记载。

釐侯在位十四年，后献侯即位。

大约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率军参加了讨伐东夷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周厉王亲自指挥的，晋献侯听从王的命令，攻击夙夷的老巢，先后攻克了两座城邑，与王师会师。这次战役，晋献侯作战勇敢，大获全胜，在整个战役中斩首380人，俘虏94人。战争结束后，周厉王在都城宫殿内隆重举办庆功仪式，奖赏给晋献侯马匹、弓箭还有祭祀用的清酒。

这样的故事是史书中没有的，是考古人在晋献侯的编钟上发现了铭文。

晋献侯在位十一年，之后是晋穆侯，在位二十七年。

穆侯四年（公元前808），娶齐女姜氏，三年后（前805年），跟着朝廷的军队去攻打条戎和奔戎。这一条记载在《后汉书》和《竹书纪年》中。

这时的周王朝，已从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过渡到了宣王时期。周宣王还是有历史功绩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周边的戎、狄、夷。

但这次晋穆侯跟着去，却没捞到好处。朝廷的军队“败逃”，自然晋穆侯也只能带着晋军逃跑。跑回晋国不久，穆侯夫人生了长子，穆侯还在为打了败仗耿耿于怀，就给自己儿子起名叫“仇”。

又是三年后（前802年），晋穆侯又带兵打仗去了，这回依然是襄助朝廷，征服姜戎西戎，打了场千亩之战，这次战争，晋穆侯赢了。穆侯夫人又生孩子了，这个夫人有意思，一打仗就生孩子，孩子生下来，穆侯一高兴，取名叫“成师”。

晋国有个大夫师服，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好，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这不是向嫡庶礼节挑战吗？这会发生动乱的呀！无奈穆侯不听劝。

不听劝，后果是很严重的。

穆侯二十七年（前785年），晋穆侯死了。他死不要紧，他弟弟殇叔坐不住了，自立为侯，全面接管晋国。殇叔当年就是跟着晋穆侯到处打仗的，常年带兵，就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枪杆子里出政权，自然也掌握了一定的晋国权力。本来该是太子的仇，只能逃离晋国，避难去了。

殇叔在国君位上坐了三年，周宣王崩了。这宣王是支持殇叔的，如今宣王崩，幽王即位，机会来了。仇带着人马袭杀了殇叔，即位成为晋文侯。

晋文侯励精图治，把晋国治理得生机勃发。

而与此同时，西周王朝却陷入乱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极少人知道，这个故事与晋国的关系。

周幽王废了太子宜臼，想立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到申地，申地可是自己的姥姥家。申侯联合戎犬攻下镐京，杀死周幽王，拥立宜臼为周平王。周幽王的余党又拥立周幽王庶子余臣为周携王。平王携王，二王并立，西周乱糟糟的，没个平静处。

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晋文侯还是倾向于周平王的，况且礼法上拥护周平王也站得住脚。于是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一起，合力勤王，帮助周平王从战乱后的镐京迁都到洛阳。

勤王有功，周平王作《文侯之命》嘉奖晋文侯，感谢晋文侯能继承先祖之业，以大义会合诸侯，这篇文诰保存在《尚书》中。周平王以先王之礼赐黑黍美酒一卣，彤弓一柄，彤矢百支，黑弓一柄，黑矢百支，宝马四匹，嘉奖晋文侯的功绩。古时之事，无非祀与戎，周平王都用相关实物奖励了，感谢之情不言自明。

之后，晋文侯帮助周平王杀掉周携王，周王朝稳定下来。这场东迁事件，成为西周与春秋的分界线。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后，于公元前746年去世，他的儿子伯即位，即晋昭侯。

晋国早期都城的故事到此为止。

这些故事藏在多种典籍里，人们把它梳理成历史，我把它读成信手拈来的文字。实证这些历史，除了典籍，还得有考古人的背书。

有人说，这个大遗址是邹衡先生发现的。

这位被誉为商周考古学第一人，“著若光照日月，布衣名越神州”的考古学家，曾经常年坚守在我看到的荒野上。

邹先生是1952年北大成立考古专业后的第一个研究生，来到“晋国”之前，邹先生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大的考古发现声名鹊起。

这一块处于曲村、天马、北赵、毛张这几个村子周围，原来是耕地和荒草夹杂的山前地带，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是以西周遗存为主的大遗址。这里走过停留过一系列人才俊杰，苏秉琦、邹衡、李伯谦、刘绪……他们都是晋文化的明灯，一盏一盏，亮若星河。

邹先生是1979年来到此地的。

阅读文献、收集资料，慢慢地，邹先生明白，晋国早期都城应该坐落在这里。何况，很早之前，顾炎武曾在曲沃东韩村隐居，早就提出了晋都应在曲沃的观点，并写进了《日知录》里。

确定，就发掘它。

从1980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北大考古系师生每逢双数年就来这里实习，居址遗址、墓葬、祭祀坑、车马坑都一一发掘出来。他们还在曲村建起了工作站，作为永久性研究基地。

本来，1986年之前，早期晋都完整无缺地埋在地下，完整地保留着远古的信息。但让人伤心的是，从1987年开始，盗墓之风猖獗，盗墓人数越来越多，盗掘规模越来越大。曲村—天马遗址内的多个墓葬被盗，这让考古人很痛心。文物贩子蜂拥而至，村民、保安、执法人员都加入了盗掘队伍。探铲、枪支、电台、炸药齐备，甚至一手拿钱一手拿枪，威逼人配合，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文物倒卖链。许多文物从这里被盗出来，从各种人手里流过，流失到香港、国外。这样的行为，让许多村民富了，让许多官员肥了，还发明出送礼行贿的新途径。

短短几年，遗址破坏严重，多座墓葬被盗。邹先生义愤填膺，痛苦之极。他向各级组织反映，几次被人威胁。他跟自己的学生说过，可能会身殉考古，但那又怎么样，文物必须保住。在这样的焦虑和痛苦中，终于有特殊渠道将这种情况反映到了国务院。公安部异地派人前来，又抓了一些巨盗巨贩，这个盗掘之风才减少了。

盗墓使得价值连城的文物丢失，旧的信息也丢失了，许多历史永远空白。

从1992年开始，考古人不得不放弃原来按部就班一点点发掘的思路，重点发掘晋侯墓地。本来，在邹先生的概念里，远一些的晋侯墓地是要留给后来的考古人的。技术达不到，每发掘一次都是对文物的损害，所以，老一辈的专家们都是以保护为主，《文物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可这样的想法，却给盗贼留下了空子。就在他们发掘的过程中，墓葬还在被盗。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调整思路，先发掘没有被盗的墓葬。连续几年发掘，共发现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的9组19座墓葬，其中已经有9座被盗。

晋国墓地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十大新发现。

邹先生负责编撰的《天马—曲村》考古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美国华盛顿赛克勒·佛利尔国立艺术馆以及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岛田奖”。

锁定唐晋，邹衡先生确实厥功至伟。

发掘后期，邹先生要整理报告，就把发掘任务交给了学生李伯谦。在几年的发掘过程中，邹先生是看着李伯谦他们那一批学生成长起来的。李伯谦能够独当一面，在20世纪90年代做了此处遗址的第二任考古队长，一直到2007年。

考古人的环境是艰苦的。住民房，吃干粮，甚至住过刚办完丧事的房子。但考古人并没有退却。那时，吉琨璋、田建文作为北大考古系学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李伯谦除了亲自参与发掘，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晋国始封地、晋侯墓葬推定、墓葬形制、埋葬制度、器用制度等专门研究晋国的学术文章。

几十年的时间，让李先生对晋国充满感情，至今都对晋国念念不忘。他见证了那些重要文物的出土，见证了北大考古系在这里的实践，见证了许多人为了这个遗址所付出的艰辛。

之后，吉琨璋先生成为第三任考古队长，主持了晋献侯车马坑的发掘。48辆车、103匹战马及装甲车，完好出土，成为当时的考古热点。晋侯墓地发掘完毕后，他参加和主持了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对晋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歇。至今他还在进行这个遗址的后续工作，也代表“晋国”出席各项有关活动。2022年央视特别节目《中国考古大会》上，他侃侃而谈，向世人讲述晋国的百年风云。

苏秉琦先生在1985年写了一首诗：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晋文化从那时起，进入全国考古和文化研究的大棋盘中。晋国以及晋文化，为夏商周断代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周王朝的许多问题，比如战争、墓葬规制、昭穆制度、周朝国策的制定等，都在晋国得到了答案。

吉琨璋先生说，晋侯墓地是研究西周的一把尺子。

重要的考古发现，必有重要举措，建立在晋侯草地上的晋国博物馆，经多方运作，终于在2014年国庆节正式开馆。历史爱好者、考古爱好者闻讯而来，“晋国”以雍容的气度敞开怀抱迎接前来的人。

茫茫华夏，晋源何方；悠悠故绛，崇山之阳；昭昭小宗，代翼统疆；赫赫称霸，名震万邦；煌煌三晋，家国重光。博物馆内部，用这样类比汉赋的文辞，完整讲述晋国的六百年风云。

当然还有青铜器。

迎面的叔虞鼎，是叔虞使用过的器物。“唐献嘉禾”塑像立在那里，叔虞目光淡淡。鼎、簋、甗、觯、尊、卣、盘、鬲，一一从墓里出来，又一一排列在这里，等着人们一遍又一遍、一眼又一眼地欣赏和珍惜。

看到了复制的觉公簋。这件2004年在香港文物收藏家那里走入人们视线的青铜器，铭文中有“王令唐伯侯于晋”，佐证了史书记载。晋侯燮父从唐到晋确实迁都过，也是从燮父开始，晋国国君才成为晋侯。

看到了复制的鸟尊。这是一只超级著名的鸟尊，真身在山西省博物院。作为象征和意向，还站在山西博物院的巨大门额上。在山西，连小小的孩子都能叫得出晋侯鸟尊。这里的鸟尊虽是复制的，但燮父墓还在啊，燮父和夫人一起长眠在这里，他们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前来寻幽的人，我们无法猜测。

巨大的车马坑是晋献侯的。车已化作黄土，混迹于本来的黄土中。马也成朽骨，一点点从土里剥离出来时，该有多么艰难啊，所以考古人都是妙手。那些马曾经跟随晋献侯征战过吗？

晋侯稣钟，也是晋献侯的，青年时他名为“稣”。只可惜我们看到的编钟，只是复制品，真品中最小的两件在山西博物院，其他14件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组颠沛流离的编钟，好歹还在国内，应该感谢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的慧眼如炬和爱国之心，斥巨资回购，而更多在20世纪90年代被盗走的青铜器，不知现在流落何方。编钟上有铭文，记载了那场史书上没有的战争。

晋穆侯墓里有楚公逆钟，晋楚争霸前，楚国之物就已来到晋国了吗？

晋穆侯有两位夫人陪葬，63号那个大型墓葬就是晋文侯的母亲吧，这位夫人全身铺满玉器组合。可想而知，当初嫁入晋国时，是多么衣衫猎猎，眉宇鲜艳。

哦，有一件晋姜鼎，是传世文物。宋代《考古图》就有辑录。记述的是文侯夫人晋姜辅助晋文侯获得战功的事迹。即使看不到实物，也对这个类似妇好的女人肃然起敬。

这是一座建立在墓葬之上的博物馆。9组19座墓葬，带着西周的诸侯墓葬形制，辉煌地排列在这里，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也绝无仅有。而墓葬图清晰完整，但我不能把图上的燮父到文侯，与实物一一对应。

有一件铜罍，竟然出土在一口水井内，这是谁的罍，不能指认。

国君一览表，把晋国所有国君的功绩和荣辱都钉在了墙上。

我看到了邹衡先生的蜡像。邹先生以这种方式长留在这块他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土地上。他以这种方式与紫金山、滏河，还有晋国的国君们永远相伴。若有灵魂的存在，说不定他正和国君们把酒言欢，看着后人在这里一直找不到都城而着急，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夸夸其谈或噤若寒蝉。只要你来，就会看到邹先生正在伏案写作，这是他在这里工作的常态。看着他，就能想起他与这里的一切。

为什么会有晋国，学者们认定是“藩屏周室”。那时候分封了几十个诸侯，姬姓子弟、灭商的小国、先王历代等都有了去处。据考据姬姓封国就有50多个。无疑成王的亲弟弟叔虞必须去最关键的地方。那时，唐地还不稳定，且唐地居于镐京和成周之间，离镐京最近，周围又有戎狄环伺，封唐是在王朝旁边设立了一道防线。商的复辟、其他部落的异心、戎狄的野心，都需要叔虞来扛鼎。于是叔虞带着他的人马，跋山涉水而来了。而叔虞和他的后代，也不忘初心，拱卫或扶助周朝。还未等到东周王朝结束，晋国就被韩、赵、魏三国所分，最后的国君晋静公被杀，晋国灭了香火绝了祀。等东周灭了的时候，大一统就快来到了。

晋国的六百年风雨沧桑，不仅仅属于晋国，尤其是晋国后期称霸春秋150多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晋国坚持周王朝的国策，疆以戎索，或战或婚，把周围的戎狄都整合在一起，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晋国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在文化、技术、手工艺、治国理念等方方面面，改革旧体制和理念，开放自己的胸怀，开掘出自己的特色，领先于各诸侯国，晋国的改革成果也为分晋后的赵、魏、韩三家所继承，三家继续深化改革，改革成果直接为秦王朝所吸收。

万端无形遗产，都在晋国博物馆里塑形和隐藏。青铜器不说话，代替历史存在，墓葬不说话，满坑都是故事。无论是深埋地下，还是见诸天日，等待的都是有缘人。

后来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李伯谦这样给晋国定位：

美丽的山西在三千多年前孕育出了一个强盛的晋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晋文化。晋国的崛起与繁荣，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发展，书写了长达8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构成了中原华夏文化的核心。经过多年来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晋文化面貌逐步清晰，晋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被一一揭示。考古成果的取得促使人们从厚重的晋文化中感受到教益和启发，也鼓励着我们积极传承三晋文明、创造新的文化。

如今的晋国，一半是荒野，一半是博物馆。而人们摩肩接踵来晋国时，忘记了荒野。

【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长治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演出行业协会特聘专家，济南市历城区作家协会荣誉主席。著有《戏台上的中国》《大地上的遗珍》《盛世诤臣孙嘉淦》《戏中山河》《听一出戏》《天地间一场大戏》等。在《中国作家》《广西文学》《四川文学》《天津文学》《长江丛刊》《当代人》《时代文学》《山西文学》《黄河》《青岛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转载。曾获刘勰散文奖一等奖、吴伯箫散文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