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躺在病床上的大姑，左肩包裹着厚厚的纱布，要是没有纱布包裹，双肩高矮更是不成比例。大姑脸色惨白，垂在病床边缘处的右手食指，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病床边的几个人好像同时意识到，大姑是想要刚进病房的我往前面站。

我爸站在我身后，用膝盖顶了下我的屁股。我爸身边的宝贵和宝兰立刻察觉到了，赶紧躲向两边，让开一条路。我一步迈到大姑病床前，蹲下身子，双手握住大姑的右手。大姑的手没有一点9月的热度，倒像是腊月里的一块铁；她的五个手指疲惫地松散着，手指颜色跟她脸色一样；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似乎想要说什么又没有力气讲。

大姑的眼皮忽然跳动起来。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女大夫和女护士一前一后冲进来，一起看向病床旁边小桌子上的监护仪，小护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宝兰看着监护仪上还在起伏的曲线，对小护士说“没事呀，这不还跳着吗”；女大夫低声道“马上，马上”，话音未落，我看见监护仪上跳跃的那条线慢下来，也就是一瞬间，忽然拉直了，平平的，一动不动了。

我们目光齐齐地看向大姑，她的脸色更白了，眼皮没有完全合上。我爸伸出粗大的右手，覆盖在大姑脸上，轻轻地向下拂去，手抬起来时，大姑的眼睛依旧没有完全闭上，好像还有一点缝隙。

宝兰哭起来，宝贵哭起来，我也哭起来。我爸伸出双臂，揽住我和宝贵、宝兰，用力地把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我们仨剧烈抖动的肩膀，搞得我爸有些气喘吁吁。

病房外面停着一辆担架造型的车子，下面是四个万向小轮子，无论哪个角度都能灵巧调整吧。护士早就暗示过宝贵和宝兰，那是运送尸体的车。刚过完八十岁生日的大姑，被我们抬到冰凉的运尸车上，我们一路抽泣着把大姑推向后院的太平间。

我爸跟在我们后面，自言自语，女人都是过完生日走，妹子，你也是应了老例儿。

按照院落里的指示牌子，我们来到一个有着茂盛树木的小院子。院外院里各亮着一盏带着绿色铁皮罩子的白炽灯。一个瘦削老者叉腰站在小院子外面，似乎在等着我们。我爸主动上前打招呼。老者是太平间负责人，刚才接到病房护士的电话。

我爸说了客气话，问老者，得先买寿衣吧？

老者还没答话，宝兰慌张地问，这么晚了，寿衣店关门了吧？

黄泉路上没准点儿，寿衣店哪有关门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说着，手指不远处的大门，说，出了大门，往西拐，有一家寿衣店。中式西式都有，要是没人帮忙穿衣，我们可以帮忙。

老者对上前询问价格的宝贵说，屋里有价目表，一会儿你们看看，明码标价，挣黄泉路上的钱得有规矩。

我和宝贵、宝兰一起去寿衣店，留下我爸照看大姑。

我们三个人走进寿衣店，看着柜台后面中年妇女的表情，好像也提前接到太平间那边的电话。寿衣款式倒是好办，选中式的，只是价钱还要讲讲。宝贵负责讲价，声音不高，但已经脸红脖子粗，价格下来了，比原来便宜了三分之一。寿衣包装非常人性化，寿衣、寿冠分别放在三个塑料手提箱里，提起来好看、方便而且价钱不贵，用完就可以随手扔掉，一点也不会心疼。

我们三个人各自提着一个塑料手提箱赶回太平间。

不知道啥时候又来了两个眼圈发青的年轻人。老者和两个年轻人配合默契，在我们的注视下，老者嘴里念念有词，三个人动作有礼有节，很快就给我大姑穿好寿衣、戴好寿冠，其中一个瘦得不成体统的年轻人，又俯下身子给我大姑简单化了妆。大姑活着时眉宇间有个深深的“川”字，化妆后“川”字不见了，显得平静安详，好像在熟睡中。得到我们认可后，老者指挥两个年轻人，轻轻地把我大姑放进大抽屉中，缓慢地推进墙里。灰白色的墙上有无数个大抽屉，大抽屉的拉手上面有一个带小框子的凹槽，凹槽里面有张白色字条，字条上写有逝者的名字，整面墙壁就是一个巨型冰柜。

宝贵、宝兰又哭起来，我也跟着哭。我爸眼泪少，但是眼睛已经红了。本来眼睛不大，红了后显得更小了。我爸是小眼睛，大姑是大眼睛；小眼睛随了爷爷，大眼睛随了奶奶。

过了一会儿，我们站在小院里，说起后事如何安排。我爸执意要让大姑从家里“走”。宝贵、宝兰永远都听大舅安排。这么多年，没爸的兄妹俩早就把我爸当成他俩的爸。我爸也早忘了自己是宝贵、宝兰的大舅，理直气壮地把他俩当成自己的儿子闺女。

我婉转劝我爸，这么热的天，折腾大姑干吗？再说了，多麻烦呀？

听我这样说，宝贵和宝兰扭脸看向大舅。

我爸瞪着我，语气倒是平和，说，只要想做，就不会麻烦。

正像我爸说的，只要想做，多难的事都能办。跟太平间老者讲了想法，老者点点头说，明天一早，你们在家等着吧。

第二天一大早，睡在冰棺里的大姑回到家。跟大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经过改装的大型集装箱。把冰柜推进集装箱，又在冰柜前面放上大姑的黑白照片，一个简洁灵堂不到两小时便布置好了，省却了冰棺上楼下楼的麻烦，死人走活人电梯，有可能影响邻居和睦，这一下全解决了。

我爸看着我，小声问道，麻烦吗？

我忙说，不麻烦，还是爸有办法。

我爸“哼”了一声，年纪轻轻的，做事怎么总嫌麻烦呢？

我顶嘴道，爸，我都五十二了，还年轻呀？

我爸说，你那新买的房子七十年产权，你不还得再活七十年吗？

我苦笑道，再活七十年，我一百二十二岁了……

我爸小眼睛瞪得老大，说，别把话讲死了，啥事都能发生。

我说，活那么大岁数有啥意思？

我爸继续眨巴着枣核形的小眼睛，说，活长久不是让你享福，是让你有机会忏悔。人这一辈子呀，悔恨的事太多了。

我不想与我爸争辩，苦笑着点点头。可转念一想，心中还是一惊，我爸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还能说出“忏悔”两个字？晚年的爸爸经常讲出一两句令人惊诧的话，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

当天我留下来，给亲爱的大姑守灵。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我爸的想法。我们父子俩的想法，在给大姑送行这件事上总算达成一致了。

毕竟过了白露，晚上不断有凉风吹来，抬头望向天空，满天繁星。

坐在小板凳上的宝贵又点燃一支烟，忽然扭头问我，哥，我妈临死前不跟我们讲话，要跟你讲？她想跟你讲啥呢？

宝兰蹲在集装箱前面，红肿着眼睛，把灰色的烧纸揉搓成一团团的，小心地放在铜盆里。纸屑在铜盆上方飞舞。宝兰侧着身子，躲避着纸屑和火苗子。燃烧后的灰色烧纸变成白色的纸屑，纷落在宝兰的头上。

听见宝贵问我话，宝兰也把头偏向我。

我实话实说道，还不是宝发的事。

听我这样一讲，宝贵和宝兰立刻不说话了。

夜晚天气凉爽了好多，许多人家都没睡，窗户也都敞着。不知道谁家电视机的声音开得老大，悉尼奥运会开幕式的欢呼声，不时传到集装箱这边来；《圣火》的奥运歌声在夜晚传得很远。躺在冰棺里的大姑要是还活着的话，晚上听见这么大声音，肯定会坐起来骂几句。大姑害怕突然而至的声音，惊愣过后就会大声咒骂。晚年的大姑还有一个毛病，喜欢骂大街，与年轻时沉默寡言的性格大相径庭，咬字清晰、特别粗鲁的街巷语言，一点也不符合她女会计的职业身份。但奇怪的是，大姑骂街时表情是平静的，眉宇间的“川”字也不是很明显，这种反差就是我爸也解释不了，只是嘟囔说“怪了，怪了”。

想着大姑生前的蹊跷事，一晃天明了。宝贵给我端来一碗豆腐脑、两个烧饼、一根油条，推着我的后背，让我吃完快点回家睡觉。他们知道我还要出门办事——请宝发哥哥回家。

我回到家，冷锅冷灶的。老婆去娘家了，晚上才能回来，岳母病了，我老婆每天都去照看，晚上再由小姨子替换她。我酣畅淋漓地睡了三小时，迷迷瞪瞪起来，拉开冰箱，见还有茄子泥、烧饼、火腿肠，简单热了热，吃过后又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凉白开，这才赶紧去我爸那儿。

我爸这辈儿兄妹六人，只有我大姑一个丫头，其他都是调皮捣蛋的秃小子。按理说秃小子们更好相处，却不想我爸跟我大姑来往最多；或者说，我爸更在意这个妹子。其他四个兄弟早逝的早逝，失联的失联，在我记忆中我爸很少提及他们。我爸跟我大姑亲近，除了她是他唯一的妹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谁都不愿提起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牵扯我大姑和我爸很多年了。

见我来了，我爸从帆布床单上坐起来，不眨眼地看着我。我爸退休前是机械厂的铆工，如今八十二岁的人了，起床姿势始终采用“兔子蹬鹰式”。我妈已经去世十年，这十年来我爸没让我和我弟我妹操心，他不但把自己照顾得有声有色，还经常帮助我们，谁家有事孩子没人照顾，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家。

你去找宝发。我爸坐在桌旁喝着茉莉花茶，不等我回答，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离得也不远，不嫌累，当天就能来回，不管咋讲，总得让宝发见你大姑一面呀！

我已经答应去请宝发哥哥，可还是犹豫道，万一不来呢？

你要是打电话，他肯定不来，你亲自跑一趟，他应该会来。我爸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有句老话咋说来着？奔丧不过夜，多晚都得过来。宝发也快六十岁了，从天津卫出去的孩子，懂得这个老例儿。

我点点头。

我爸叹口气，说，宝发要是在你大姑倒头前见一面，那就圆满了。不过这最后一面……必须得见。

我口气坚决道，争取把宝发哥哥请过来。

我爸嘴里嚼着茶叶，又用手把茶叶从嘴里择出来，想了想，这才跟我道出实情，说，为啥让你再去一趟？宝发这孩子拧呀！我昨晚给他打电话了，在他铺子旁边有家公用电话，找他特别方便。按时间算，他现在该到了，可还是没来。只好让你去请他了。按理说知道信后，就得马上奔过来……唉，也怨你大姑，对宝发狠了点。不过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甭管有多大的委屈，也得照顾死者的面子。你告诉宝发，他要是不来，咱这边就等他。三天不成，人就停五天；五天不成，就停七天，等儿子来奔丧，没人讲闲话，只会给咱挑大拇指。

我爸把打电话的事憋到现在才讲，大概觉得自己老脸无光，可不讲又不成。我爸说宝发拧，其实他也是犟脾气。

辞别我爸，我心里还是没底，琢磨见到宝发后，让他奔丧的话怎么说。我爸打电话他都不来，我就能请得动？这么多年了，只要说到宝发的事，在旁边听着我都头疼。这次要是能把他请过来，不仅我爸高兴，挽回了脸面，已经倒头的大姑也会安心了吧？

二

坐在去山东宁津的长途汽车上，车厢里的嘈杂、浊气、拥挤似乎跟我无关。望着车窗外面掠过的景色，我想的是1992年去宁津找宝发哥哥的往事。八年前的宁津之行，同样也是我爸的主意。他睁着红肿的小眼睛，向我念叨着说，别总是写信了，让宝发来天津住几天，多跟家里人接触接触。又说，有句话咋讲的来着？哦，日久生情，说不准接触多了，就会好起来。

我愿意去宁津，平时上班忙，就连星期天都得加班，出门走走对于我这个第二代铆工匠来讲，是一件特别向往的事。我愿意做这个使者，只是担心刚到县城做生意的宝发走不开。我爸固执，嘴边上永远挂着那句老话，只要想做，啥事都能做成。又撇嘴说，啥个生意呀，不就是个包子铺吗？关门几天又能咋样？我爸犟脾气，犟脾气人说话不受听，我大姑说话也不受听，难怪他们兄妹走得近，脾气秉性一样。

虽说车窗完全敞开，可是车内人多，大都拎着大包小包，满满当当的氛围同样会使车内温度增高。我脑袋昏昏沉沉的，可始终在琢磨见到宝发哥哥后说啥，想来想去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大舅请你去的；另一句话，亲妈走了，入土前总得见个面吧？

1992年我见到宝发哥哥时，他刚过完五十岁生日。那次我再次发现，他跟宝贵、宝兰长得太像了，十七岁像，五十岁更像。我大姑家几个孩子长得都像我大姑，没有一个随大姑父的。大姑虽说不是绝顶漂亮，年轻时也是个大美人。个子高高的，白净，瘦溜儿，梳着两条及腰的乌黑大辫子。大姑的五官单独拿出来不是特别惊艳，组合在一起怎么看怎么美。难怪当年大姑父死命追她。解放前大姑父做皮货生意，解放后不跑生意了，在“委托店”上班，还是跟皮货打交道。解放前我大姑父经常到东三省的皮货集散地营口去进货，也经常去张家口一带进皮筒子。大姑父人长得精神，走南闯北，嘴巴也能说像沾上了蜂蜜的甜话。大姑父经常给我大姑买好看的衣服，漂亮的大姑有了好看衣服的帮衬，更成了老城厢一带有名的大美人。

宝发哥哥来县城开包子铺前，住在一个叫“时家庄”的小村子，距离县城十几里地。1992年我见到他时，他落脚宁津县城两个多月。一间小门脸房，八平方米左右，门窗都是旧的，从木门窗上的雕花来看，还能依稀辨认出来过去这房子很讲究，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大概是隔段时间就能吃上肥肉的富裕户。白天时，宝发哥哥一个人在店里忙碌；到了晚上，依旧一个人住在店里。天蒙蒙亮就起来干活，发面、拌馅、擀皮、包馅，上大笼屉蒸包子，所有活计都是一个人干，从早到晚没有多少喘气歇腿的时间。

乡下人爱吃包子，宝发哥哥的包子讲究货真价实，肉是好肉，筋头巴脑的肉不要，油盐酱醋也选最好的，包子出锅，香味一条街都能闻到，就连狗闻着味儿都走不动，蹲在门口，伸着舌头盯着冒着热气的笼屉。宝发哥哥给他的包子铺起名“一口香”，没有一点虚夸，咬上一口，肉汤和口水一块儿流，不比宁津有名的“长官包子”差，关键是价钱低，小小的包子铺开张不久，大名就扬出去了，生意特别好。

我去宁津之前，尽管去信告诉了他，他应该有心理准备，可当真见到我这个小他六岁的表弟，他还是稍微有些慌乱，那次我也见到了他媳妇。据说就是因为我要来，宝发特地把他媳妇喊过来，为的是他陪我时，包子铺能有人照看。我能感觉出来，他们两口子关系好，互相看着时，两人眼神都像是抹了麻酱，又黏又甜。

宝发哥哥安排我住在离他包子铺不远的一家小旅店，虽说设施简陋，院子里还是土地，但打扫得非常干净，屋子里也没有异味。床单被褥都是白色粗布，闻一闻，带着太阳的气味。

宝发哥哥特意嘱咐小旅店经理，尽量不要给我房间安排人。那时候住宿不可想象，安排陌生人住在一起。比如标准间两张床，客人不多时一个人住，遇到满员时就得两个人住了，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还有的小旅店，即使有富余的房间，也愿意把两个客人安排在一起，省得打扫房间。因为有宝发提前打招呼，小旅店经理始终没安排其他人跟我一起住，看得出来宝发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好。旁边那家装有公用电话的小杂货店，只要是找宝发的电话，宝发那会儿就是去茅厕了，杂货店小老板都会去喊他。宝发不是守财奴，晚上打烊后，总会留下一些包子给左邻右舍尝一尝。那年我走后不久，宝发把杂货铺旁边一个修车铺给盘过去了，包子铺的规模又扩大了。再后来，他们又把孙子和外孙女接到县城来，有了后辈儿在身边，两口子干得也更起劲儿了。

看着宝发哥哥，我就想，真是奇了怪了，当年宝发去天津，大姑怎么就不认他呢？不用验血不用验DNA，光是看长相、看神情，肯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呀，别说看正脸，就是从脖子后面看，长得都特别像。

宁津县城的夜晚特别安静，街道上的路灯也暗，可能是电压不稳的缘故，灯光不住地闪。一个路灯闪，眼睛还能接受，所有路灯全闪时，心里就有点发慌了，街道上显得有些鬼魅。我记得到后的第二天晚上，吃完饭坐在铺子门口休息，宝发忽然兴奋地说，俺领你去个热闹地方，咋样？

咋热闹？我环顾四周问。

跟俺走吧。宝发说着，小跑着去了马路对面的小夹过道里，我也赶紧跟过去。他从里面推出一辆水管焊接成的自行车，轮胎比城里自行车轮胎要宽些；车子后座宽大，就是放上包子铺里的大笼屉也丝毫不会摇晃，驮上个几百斤的重物照样能够稳稳当当，不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我侧身坐在宽大的后座上，宝发身子前倾，蹬得飞快，吹过来的每一缕夜风中，都夹杂着喷香的肉包子味。邀请他去天津看看的话，我始终张不开口，毕竟之前有过不愉快。其实宝发哥哥知道我来宁津的目的，但他不问，一句也不问，好像也不想让我讲。

远处一团仿佛正在燃烧的灯光出现在眼前，还有音乐声从灯光处传来。宝发开始放慢车速，缓缓靠向路边，我不等车停下来，跳下自行车，看了看不远处的招牌，原来这里是县文化馆。

放眼望去都是年轻人。男的穿着“喇叭裤”，大晚上还戴着“蛤蟆镜”；女的穿着蓬蓬纱的白色短袖衬衣，下身是牛仔布的长裙子；墙壁上的宣传栏里贴满了电影的宣传画；画面上的李小龙和成龙，正在伸臂踢腿、怒目圆睁。

宝发存好自行车，走过来兴奋地对我说，看场录像吧，香港的。

我说，我还没看过录像呢！

咋可能？宝发双眼冒光，忽然看着我的腰部，问道，你咋不挎个BP机呢？

我实话实说道，在车间里抡大锤，挎那个玩意儿碍事。

宝发叉着腰，望着伸手可及的夜空，说，俺想挎一个，太贵了，三千多。俺媳妇你嫂子不给买，唉，做生意哪能没有BP机？你嫂子说花这么多钱，还不如装个电话哩。可咱家铺子旁边就有公共电话，用不上哩。BP机好呢，你就是变成翻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都能找到，这可是个好东西呀……

我看着宝发嘴里的白牙，感觉他一点不像包子铺里的宝发，像是一个马上就会跳起迪斯科的年轻人。

宝发小跑着去了售票处，不一会儿快步过来，说，今晚演李连杰的《给爸爸的信》，看吗？

我摇头不看。宝发诧异地看着我。

我没进过录像厅，不是不喜欢看录像，是不喜欢录像厅里乌烟瘴气的氛围。宝发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暗淡了些。他说他也没看过录像，也不喜欢里面的空气，热乎乎的像是进了蒸包子的热笼屉。

宝发顺了我的意思，买了两个冰糕，站在文化馆大门外面的空地上，我们一边吃冰糕一边说着话，围着文化馆溜达起来。

宝发一点不像五十岁的人，他不断向我打听外面的事，说是县城里的人都在传说，全中国的人都去深圳了，那边离香港近，低头系鞋带都能看见钞票，做啥事都能赚到钱；又跟我说，城里好多人辞职了，说是要“下海”赚大钱。做生意就做生意呗，干啥要“下海”呢？

宝发举着冰糕，吸溜一口说一句，要是能在香港看一场成龙的电影，那可好了。

我羡慕道，去香港我可是不敢想，你还能想到去香港看武打电影？

宝发看着我，忽然问我，你在天津卫真没进过录像厅？

我吸溜一口冰糕，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进录像厅？再说了，我也不爱看武打电影，“古惑仔”之类的也不爱看……

吃完冰糕，文化馆周边街道也溜达完了，聚在门口的年轻人全都进去看录像了。文化馆外面冷清下来，只剩下两个正在数钞票的卖冰糕的中年人。

我摆手说，快走吧，明天你还得早起干活呢。

宝发望着文化馆门口，朝我点点头。

回到包子铺，宝发把自行车放回小夹过道里。我也要回小旅馆，这才不得不讲来宁津的目的。

夜色下的宝发一言不发。我静静地望着他。

还是宝发先说话了，但他转移了话题，说，弟呀，忙啥呀，多待几天呗，乡下没啥好吃的，喘气舒服。说着，他凝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忽然伸出手，向上狠狠地抓了一大把，然后塞进我口袋里。

我笑起来，但还是跟他讲了快点回去的原因。现在我们车间实行“工时制”了，大活儿小活儿都有工时限制，请假时间长了，影响工作进展。后面的话我没讲，其实我这次请事假出来，不仅要扣月奖，还要扣半年奖，说不定还要扣全年奖，算下来钱也不少了。另外我着实想要快点回去，虽说宝发待我热情，可我总是觉得情绪压抑。

宝发犹疑着。

我说，宝发哥呀，这两天打扰你了，我明天肯定回去。说完了，我才忽然发现，我又把他名字叫错了。

来宁津前我爸特意嘱咐我，别喊宝发，喊人家现在的名字。我来宁津两天中，已经喊错好几次了，有几次还是当着宝发媳妇面喊的，这让我特别尴尬。宝发好像不太在意。

生活在宁津的宝发，名和姓全改了。宝贵、宝兰姓吴，宝发改成姓时；宝发也不叫宝发，叫保军。也就是说，原来的吴宝发，现在叫时保军。不用想就能明白，他养父姓时。奇怪的是，我喊错名字，他也不纠正。有一次我发现喊错了，又马上改过来叫“保军哥”，他也没讲啥，总之喊他“宝发”和“保军”，他都痛快答应，他媳妇在旁边听了，也没有大惊小怪。1992年的宁津之行，我空手而归，没有请来宝发哥哥。我爸似乎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没有责怪我，我爸知道1959年宝发来天津卫认亲那件事，对宝发打击太大了。我曾经多次问过我爸，我大姑到底怎么想的，宝发肯定是她儿子，她怎么就不认呢？这么多年都是您在跟宝发联系，您还不断给他们娘俩往一块儿撮合，可是大姑不说不认，也不说认，大姑到底咋想的？还有宝发哥哥到底是怎么失踪的？他又是怎么和天津联系上的？这些事情过去我大致知道一点，但也是鸡零狗碎，我爸从来没有完整地讲给我听。那次我从宁津失败归来，恳求我爸讲给我。我爸叹口气道，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找机会讲给你，你也年岁不小了，知道也没啥。听我爸这样说，我笑了，儿女甭管多大年岁，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小孩子，这话说得真是没错。

那年我去宁津请宝发哥哥，事后才知道，大姑不知道我去，我爸没跟她讲。我能猜出来我爸的心思，一来担心大姑阻拦，二来是想给我大姑一个惊喜。我回来后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姑才知道了这事，知道了也没说啥。后来，我再次跟我爸说，您哪天就从头到尾把宝发的事讲给我吧，您年岁大了，宝贵和宝兰好像对宝发认亲这事也不怎么上心，就是您这个大舅最上心，以后您年岁大了，不还得指望我来办吗，是吧？我得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才不会给您捅娄子，是吧？我爸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这才终于答应我，一定找时间讲给我。

长途汽车继续行驶着，距离宁津县城越来越近。1992年的往事就像我身上流的汗液，怎么擦都擦不掉，总是感觉皮肤上附着一层汗水。

记得那年早上我离开宁津时，宝发哥哥送我，除了给我带上一大袋子的大红枣，手里还捧着一个白布小包裹，似乎还带着热气。我问这是啥呀？宝发哥哥说是他蒸的包子，让我带回天津尝尝。我说这么远的路，带包子做啥呀？天津也有“狗不理”。宝发哥哥听了，当即脸红了，有些手足无措。宝发嫂赶紧解释说，他弟呀，你啥都可以不带，这十个包子得带着。见我眨巴着眼睛不解，宝发嫂又说，这是你哥连夜剁肉馅，一大早蒸好的，肉可是“护心肉”哩。

听宝发嫂这样讲，我才觉得刚才自己说话太愣了。另外从宝发嫂话里我也才了解到，宝发哥哥有个习惯，对谁好就要给谁蒸包子。他最拿手的包子是猪肉大葱包子。肉可不是一般肉，正像宝发嫂说的是“护心肉”，一头大猪，甭管几百斤，身上也就一斤左右的“护心肉”，有时卖肉的都舍不得卖，给至亲至爱的人留着。除了用肉讲究，宝发还要亲手剁肉馅，连续剁上一个多小时，肉细得用嘴巴一抿，就能在嘴里化了，化成肉汤。把“护心肉”剁成化在嘴里的肉，特别费劲儿，“护心肉”上面有一层筋膜，要把这层筋膜完全揉在肉末里面，没别的办法，就是需要耐心劲儿。宝发哥哥剁好肉馅，还要亲手包、亲手蒸……那年我回去后，我爸吃了宝发哥哥亲手剁馅、亲手包好的“护心肉”包子，连声说“好吃好吃”。我爸又把包子给我大姑送去。没想到，我大姑吃了一口，把包子扔在一边，用毛巾一个劲儿擦嘴，似乎恶心得要吐。我爸这才想起来，我大姑不爱吃猪肉大葱包子，他一时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本来我爸犹豫半天，心里嘀咕要不要说这是宝发带来的包子，是用“护心肉”做的肉馅……见我大姑那个恶心劲儿，也就没法张嘴了。我爸当时只好尬笑说忘了忘了，你不爱吃猪肉大葱包子。我大姑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不好意思地跟我爸笑了笑。我爸回来跟我讲，你大姑要是不想笑，可又得笑，那笑别提有多难看了。

我把脸靠在车窗玻璃上，这样感觉温度还能低一些。我望着长途车外开始出现的乡村风光。不知道八年过后、已经五十八岁的宝发哥哥，再次面对来自天津的邀请，他还会继续沉默不语吗？

……

全文见《芙蓉》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武歆，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19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曾被多次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有作品被改编为广播剧、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