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驼背树是树，是一棵我在它荫下歇过脚，在我心头扎了根的树。

我是乡下出来的人。我老家比较偏僻，在袁河下游南侧一个叫新溪的小地方，属江西新余（古称新喻）市管辖。这是新地名，旧称泗溪，只因和别处一个更有影响的地方重了名，20世纪末改了。那是一块冲积平原，我们村子往北走二里地是赣江的支流袁河，往南走一里多点儿是袁惠渠，袁惠渠的水是从袁河中部仙女湖的拦河大坝那儿开口子引出来的，河、渠均由西南往东北方向流，大体平行。父老乡亲吹牛时就说村子风水好，是“二龙抱珠”；以前发大水倒河堤，人蜷在飘摇的危楼上就说“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天不灭曹”。

那一带的人，可以恣意亲近的是水，随心所欲；若即若离的是山，百感交集。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我们也看得见山，村子对面被袁惠渠缠绕着的是周公山，乡里人叫它“猪牯山”，那是矮山、小山、光头山。大山、高山也是有的，引颈东望，看得到模糊一片的远山和深山，那是在邻县新干那边，再那边，还隔着一条宽宽的“大河”—赣江。“大河”以东的山只宜遐想，难以攀登。离得近而且有些模样，能够而且必须走进去的山，是易家山、炉下山，这些山在隔壁的南安乡境内，站在家门口或村子前是看不到的，只有登上或绕过周公山才一目了然。

近水而远山的地方，不缺的是人，最缺的是柴草。民以食为天，食以火为媒，我公公（爷爷）有一句话时常挂在嘴上，我们都听出了茧，他说：“人口灶口，无多净少。”我是二十二岁才洗脚进城念书的，老家给予我的重要记忆，大约有一半跟山和柴有关系，我曾经说过也写过“人生最苦是打柴”，观点片面，却是发乎内心的真情实感。

我在老家打柴经历过“三级跳”：五六岁，尚未“发蒙”，跟姑妈或村里别的女人和半大小孩上周公山扒“树毛”（松针）、捡“雄鸡婆”（松果），那是家里两口老虎灶的引火柴；十一二岁，也就是念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到十几里外的易家山砍青柴，也叫叶柴，那是我们家的主体燃料；我读的是“五七中学”，一进初中门，到了节假日，只要不下雨下雪，多半要到二十里外的炉下山去斫硬柴，就是砍小树或大树，那是我们家的高端燃料，也是我零花钱的来源。

和驼背树的交集，发生在打叶柴的过程中。

平生第一次进易家山打柴，是公公带我“认柴路”。那是一个晴朗的好天，吃过早饭，公公肩扛长长的禾担，我扛短短的扁担，走过敖家、肖家、六言、八言诸村，绕过易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进入一条长长的山沟。公公告诉我，那条山沟叫狗婆坑，是易家村的地界。爷孙俩走到狗婆坑的较深处，攀上缓坡，用弯而宽的“薄镰”砍柴。公公是一片一片“磨”，刀锋过处，所向披靡，一人多高的小树连枝带叶夹乱草纷纷倒下，公公用藤条将它们绑成四捆，一头两捆，将禾担插进去，做成了结实的一挑。我按公公的吩咐，专拣半黄半青、半干半湿的芒萁，毛手毛脚割下来，公公帮我用家里带的禾草扎成两小把，将扁担插入其中，一头一把，也成一挑。公公的柴捆和柴担很高很大很重，高到我伸手踮脚才够得到顶，大到我双手抱不过半，重到我推不动分毫。我的柴把和柴担很小很轻，小到和菜地里吓鸟的假人差不了多少，轻到公公用手在扁担中间一拎就放到了我的肩上。挑柴出山，原路返回。狗婆坑有两里多路，坑中央水田间有一条供打柴和种田人行走的路。这条路的半中腰，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树在溪流旁、小桥头，一边是土路，一边是水溪。公公说，那棵树叫驼背树，让我往后挑柴出山一定要在树下歇歇，歇好了，走后面的路就有劲。我看那树，干子有我们家水桶粗，梢子能高过我们家的灶屋顶，树枝树叶散开来，比我们家灶屋还要大，一半在路上，一半在溪上。树干在高出我两个头的位置分杈，伸向水那边的是主干，呈牛轭形状，整棵树也向水倾斜，这大概就是它得名“驼背”的来由。

公公经常砍柴，有时带我，有时不带；我见风长，一年一模样，肩上的柴担也逐步由两小捆变四小捆，又由四小捆变四大捆，也由一天一进山变成和村里别的男人一样，和公公一样，一天两进山，打回两担柴；驼背树年年是那个样子，不落叶，春夏秋冬无变化，我一直搞不清它是什么树，但肯定不是樟树和枫树，也不是松树和木荷树。那些年，我从驼背树下走过了多少回，歇过多少次脚，喝了溪中多少水，是记不住也算不清的。那时候，公公、我，后来还有我的弟弟们齐心协力，一年总要打回来百余担青柴，先码在院门前橙子树旁云仔公公家菜园的篱笆墙外晾晒，干透了，就收到灶房对面猪栏的隔层上，和生产队分的稻草一块存放。我婆婆（奶奶）每天用这些柴草给我们烧饭炒菜，给猪煮食。

现在说来轻松，当年不容易，特别是一天两进山，必须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不论季节，不问寒暑，要走多少路？要流多少汗？要起多少茧？要打出多少水泡血泡？这些我不怕，毛辣虫我不怕、野猪我不怕、蛇我不怕、竹蔸子刺破脚我也不怕，我最怕的是挑柴过金滩渡槽。这个渡槽在周公山的东尖尖处，是袁惠渠南干渠最大的渡槽。入口五十个流量的袁惠渠水，奔流五十公里，到达周公山下已是强弩之末，势不如前，但漫灌时依然宽逾数丈，深达二三米。渠依山顺势，水迤逦而来，过了周公山，往东就是开阔的珠坑坝，一条婉转清丽的小河自南向北在坝中流过，渡槽恰好是渠与河的十字交叉点。那条小河我们叫内江，是袁河的支流，渡槽要跨过的，正是它最幽深的一段；袁惠渠水要往东润泽新干县的河西三乡，必经这渡槽。所以，1958年、1959年修江口水库（仙女湖）和袁惠渠时，就用弥足珍贵的钢筋水泥建了这座U形槽，并有专人管理。这座渡槽是朝天敞开的，长百余米，宽四五米，水流湍急，哗啦作响，两侧供人行走的“槽帮”不足二尺宽，有一尺来高的外栏杆，因风吹日晒而多处朽烂，“槽帮”离河床有几层楼高。别说负重，就是人空手走这座渡槽，也是胆战心惊的。大人们说，有人在过渡槽时跌落渠里、江里，被淹死或摔死。我们进易家山砍柴回家，只能过内江，必须越渡槽，否则要绕七八里路，翻一座山。我挑柴过金滩渡槽，头几回都是公公带领。晴朗无风，公公挑重担在前，我挑轻担在后，一步一步挪。公公不断提醒：“莫看两边，莫看两边，看脚下、看脚下，打直担子，扎稳脚，慢些走，一脚一脚走，不怕！”跟公公走过几回，无风无雨的日子，独自挑柴过槽，我也问题不大。遇上刮南风北风，担子稳不住，柴枝柴叶被栏杆勾连，吱嘎乱响，牵牵扯扯，我便进退两难，心生恐惧，唯有紧咬牙关，默念公公的嘱咐，“扎稳脚”硬着头皮往前走。每次都出了冷汗，每次都有惊无险。公公给了我护身符，驼背树为我加了力。

打柴不只苦与累，也有喜和乐。往往有顺带的、意外的收获，如春天的笋子、夏天的蘑菇、秋天的“娘娘饭”（紫色的甜浆果）、冬天的笨野鸡。初读“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时，我想到的不是别的，是寒冬腊月起大早进山打柴；走到八言村，天还没大亮，鸡鸣狗吠；再往前，全是覆满白霜的山道，冰针将泥土顶起来，松松的、亮晶晶的，踩上去咯吱作响，有凛然之气从脚下升腾，壮我行色；而有时下午的柴打多了，在驼背树下歇久了，过了金滩渡，星光和月光便会在我的柴担上跳跃，随着我的脚步流转……那种诗情画意，那种感动，有万般滋味，无一言语能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这类句子所描写的景致，我在打柴的山上和路上经常看得到、感受得到，一点也不陌生，真的是“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大地留下我的梦”“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江南没有“山丹丹”，多见的是“鼻血花”，也就是映山红。“懵里懵懂，清明下种”，秧苗长到半尺长，易家山的“鼻血花”开得最张扬，一丛丛、一簇簇，红艳艳、光闪闪。这时节，草木散发的尽是热烘烘的带着酒香的味道，撩得人浮想联翩。“鼻血花”开得灿烂的日子，也是鸟儿唱得热闹的日子。易家山什么鸟叫得最动听？是唱“割麦栽禾、割麦栽禾”的鸟，那个嘹亮，那个清脆，那个此起彼伏，那个撼山震谷，那个天呼地应……那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这样啼叫的鸟是布谷鸟，就是杜鹃，我老家人叫它“割麦鸟仔”。杜鹃鸟的种类很多，叫声也各异，能够连声啼唱“割麦栽禾”，唱得无比雄放与美妙的是雄性四声杜鹃，那是它们求偶时拼尽全力的才艺展示和生命呼唤，怪不得当年小牛哥哥听了也要放声歌唱，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唱《九九艳阳天》—他是“老三届”“回乡知青”，他那时正和菊梅嫂嫂谈对象。

打柴知柴性，进山识鸟音。布谷鸟的啼叫何以给我如此深刻强烈的印象？想想也不奇怪。那时候，打柴的人是听不到火车、汽车的声音，口袋里也不会有MP3、手机之类的玩意儿。疗愈身心，驱逐单调和寂寞，最好的法子就是听鸟叫、听蛙鸣、听松涛，那是天赐的伴奏。草木有本心，最动少年人，神明的自然万物，正是通过狗婆坑里的花香和天籁般的鸟叫，往我的心里输入启迪，化作温馨，转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期待和追求。

打硬柴又是另一番气象。农村人家逢年过节或办大炊事，酿酒、做豆腐、熬糖、蒸“软软”（米团子）、煮全鸡全鹅猪头腊肉，光烧叶柴是不行的，要用硬柴。我家人口多牲口也多，一年下来，没有两三千斤硬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谓“硬柴”，便是粗过手臂的树枝（棍子柴），或粗过冬瓜的树干劈开来的木柴（劈柴）。打硬柴要走另外一条路线，要翻过周公山，经后溪、沛塘、店前、洋溪、朱家、周聂家、下炉下，再到上炉下寄放衣物，而后进入山的深处寻树、砍树。那里离家更远，离百丈峰主峰更近，一天只能跑一趟。读初中时打硬柴我是用担子挑，上了高中就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用鸡公车推。我的力气还可以，打硬柴的最高纪录是两百八十六斤，那是从“雷庙”峰下别人放倒的油松上用加钢加厚大砍刀一刀一刀剁下来的两截“冬瓜松”，肩扛下山，一边一“冬瓜”，绑定在鸡公车上，弯腰翘屁股，一步一吱嘎，硬生生“推”回来，以每斤一分八厘钱的价格卖给周公山下的砖窑厂，解决了我差不多两个月的菜金。这种事现在不能干，干了犯法。

等到我既打叶柴又打硬柴，以打硬柴为主的 时候，公公老了，较少进山了，给我当师傅和榜 样的是四芽公公、二根叔、三毛叔、小牛哥哥等，他们都比我厉害，每车柴都有三四百斤。打硬柴时路过也见过很多很多的树，唯独没有狗婆坑里那种“驼背树”，但歇脚加力的地方必须有，那是上炉下村的老彭家。老彭家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湖南过来的移民，耕种别人看不上的冷浆田解决温饱，特别勤劳谦恭，与人为善。打硬柴要带中饭，挑柴或推柴出山的第一个有烟火的地方就是上炉下村，这个村也只有老彭一户人家。负柴至此，打柴的人都累了，渴了，饿了，急需歇脚。老彭家屋后是竹山，山根有清泉，那是老彭家的饮用水源，任你舀、任你喝；冬天，竹筒子装的饭又冷又硬，老彭的娘会招呼我们在她家的灶房里加热，烧她家的柴草，用她家的锅灶炒饭或蒸饭。老彭的娘口音很重，说的话不好懂，背微驼。那年月，路过上炉下村的打柴人络绎不绝，老彭的娘认不到几个，却是一视同仁。说起来有趣，那时打柴的活儿不仅重要，简直神圣。打柴能手堪比英雄，连柴都不愿打也不会打的人是“懒精”，“懒精”讨不上老婆。犹记得，我挑着插了“鼻血花”的柴担，一闪一闪走进村子，见到村人，会生出莫名其妙的得意和骄傲来，仿佛自己是获胜归来的勇士，仿佛那飘摇在柴担两头的“鼻血花”是我的旗帜和火炬。事实上，每次打柴回家，我都会得到公公和婆婆的犒赏，没有别的，就是留了家里最好的饭菜给我吃。推硬柴回家，最艰难的一段是“拱”周公山南坡。柴车到了那里，夕阳西沉，人精疲力尽，而那是一个超过二十度的陡坡，推车上山，人要是脚力不坚、腰功不济，一不小心就会翻车，连人带柴滚下山去。正因为如此，村里的老人和妇女经常要到那道坡前等候家里的推柴人，用牛绳“背车”。给我“背车”的只有公公；给小牛哥哥“背车”的先是他弟弟金牛，后来是菊梅嫂子。小牛哥哥和菊梅嫂子新婚燕尔没几天，就从热被窝里抽身出来，和我们一道进山打硬柴，车子推到“猪牯山”前，二根叔笑他：“兄弟，你软了脚，上得去吗？”这时，菊梅嫂子手提绳索，笑盈盈、袅婷婷地从路旁树丛中走出来，小牛哥哥的柴车也就顺溜地“背”上了山，走得比我们还快、还稳当。

易家山、炉下山都属于新余市渝水区的百丈峰山系。江西山多，冠名“百丈”的不止一两座，最著名的当数奉新的百丈山，那是九岭的核 心，而坐落其中的百丈禅寺，是佛教立“天下清规”的名刹。我打柴的百丈峰，只是罗霄山脉的一块“搭头”，如一枚印章，镶嵌在渝水、新干、峡江三县交界处，如今，赣粤高速公路在它的西侧谷地纵穿过去，车如流水路如河。明代文豪李东阳写过一首《吉安府》，前两句很有名：“山势西来断，江流北去平。”今天站到新干县城的赣江边上吟哦，也是应景的，很贴切。

大家都拼命打柴、烧柴的时候，大树小树纷纷进了“灶口”，山就不是山，成了“癞痢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人早就用上罐装液化气了，日子过得和城里人一样好，再也没有人进山砍树了。易家山、炉下山、周公山，所有的山都郁郁葱葱了。土地在，生命就在，生生不息；青山在，树就在，不愁没柴。

我公公是1905年生人。我来到世上时，他五十一岁了。九十四岁那年的寒冬，晚辈们围坐在他身旁烤火、聊天，他起身去夹木炭，一跤摔在地上，断了股骨颈，在老屋的床上卧了小半年，怕拖累儿孙，不肯打针吃药也不肯吃饭喝水，溘然长逝。老人家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小牛哥也走了，三毛叔也走了。二根叔也老了。

公公传给我的那辆羊角独轮箍铁鸡公车，闲置了四十多年，还在我家老屋的后厅里。

前些年我去看金滩渡槽，槽还是那座槽，加盖了钢筋水泥板，已经是安全的通途了。狗婆坑的尽头修了小水库，水收纳到库中，渠沿山而行，坑中央那条溪流就没有了，驼背树也早没有了；上炉下村的老屋还在，老彭带着孩子们回湖南了，下炉下村的人告诉我，老彭的娘走得早，埋在屋后的竹林子里。

春天又来了，城里的蜡梅开了、红梅开了、茶花开了、玉兰开了。要不了多久，百丈峰一带的“鼻血花”又要开了，“割麦鸟仔”又要扯开嗓子叫“割麦栽禾”了。

若是当年，勉强一点，我的大孙子可以打硬柴，我的小孙子可以打叶柴了。

我很想念那山、那树、那人。举杯邀月，抬头望天，清风徐来，谁解我言？

【作者简介：周文，江西新余人，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有散文在《光明日报》《江西日报》 等发表，曾获“井冈山文学奖”。现任江西省文化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