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文依据青木先生生前遗存手稿整理编写而成。谨以此文献给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

您好，我是青木，生长于日本北海道美丽而不知名的小镇。每到冬天，小镇就要下几场大雪，冬天特别寒冷，冬日也特别漫长。在这里，时间好像被冻住了。

1940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感觉秋天还没过去呢。昨晚突降大雪，大朵大朵的雪花落下来，照亮了夜空，整整一夜，太阳不曾落下似的。光亮让我失眠，一大早我便起了床。我往壁炉添上木柴后，火苗渐渐增大，最后噼里啪啦地跳跃起来；不多时，屋子暖和了许多。但不知怎的，我心特别慌乱，始终被一种不安包裹着。

太阳升起，阳光轻松地穿过薄云，铺在大地上，一些友好的光线从窗户钻进室内。被阳光照射的器物，长出一层金色的虚幻的轮廓。妻子也起床了，她说，“儿子今天生日啊！”用不着她提醒，我记着呢。我和妻子相视一笑，满心欢喜地为儿子5岁生日做准备。妻子给彩色气球打气，我则将它们一一挂上去，不一会，家里挂满了彩色气球。我们还将气球挂到家门口，鲜艳的颜色在这冰雪世界里显得格外温暖。

此时，儿子起床了。他看到五颜六色的气球，幽默地说，“祝川上生日快乐！”川上是儿子的名字。儿子将我们逗笑了。妻子疼爱地拍拍他的肩，说，站着别动。儿子并不听命令，而像一只欢快的小兔在屋里跑过来跑过去，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爸爸妈妈，我好喜欢这个生日！”妻子取来昨天傍晚买的新衣服，给他换上。此时，在蛋糕店定做的奶油蛋糕送到了。我们在餐桌前坐下。儿子歪着头，将五根不同颜色的蜡烛依次插在蛋糕上。他轻轻闭上双眼许愿，小嘴巴动了好一会儿，也不知道他许了什么愿。

我们原计划带儿子外出游玩，延续儿子生日带来的快乐。不料，中午还没到，家里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个军人，一个镇长，一个副镇长。

镇长清了清嗓子，用他惯有的沙哑声音说：“青木君，今天我们给你全家带来一件光荣的大喜事。”

我没感觉到喜事降临，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下意识地握紧妻子的手，刚才她的手还暖暖和和的，现在，突然变得冰凉，手心还出了冷汗。她一定也预感到了大事不妙。

军人上前一步，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说：“恭喜你，青木君，你被选中去中国！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明天就出发！”

妻子情绪激动，带着愤怒和争辩说：“这个时候去中国，除了杀人、抢夺土地、掠夺资源，还能建什么功、立什么业？！”

我不敢生气，商量着说：“我……能不去吗？对，我不去，我不能离开家人，我儿子还这么小。”

军人摸摸腰间佩刀，冷笑着说：“青木君，你不能这样。为‘帝国’尽忠，是你的使命！”

儿子听到我们的争吵，从房间里跑出来，朝军人和镇长“空踢”一脚，说：“不许带走爸爸！”接着一头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哭着说：“不许爸爸离开我……”他的泪水濡湿了我的脸，也击痛了我的心。

我抚摸着儿子的头。两分钟后，我看一眼军人和镇长，又看一眼妻子，想了想，咬着牙，狠心掰开儿子的双手。

第二天，大雪依旧纷飞。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很刺眼。在军人胁迫下，我告别妻子、儿子，踏上前往异国他乡的征程。

到达中国后，我被编入日军在华北20师团79联队。接下来的三个月，是地狱般的军事训练。看到能钻地的虫子，我很羡慕，要是我也能钻地就好了，我就能躲过耳目，逃出军营，回到日本，或者逃出日本。因此，我常常在训练间隙，遥想家乡和亲人。

集训结束，我们被派往战场。第一次直面战场，我恐惧，紧张。战场上的硝烟、枪炮声以及血腥味，让人窒息。刚开始的十来场战斗，我们联队几乎没遇到什么有效抵抗，中国人的武器大都落后，尤其游击队，他们手持土枪、冷兵器跟我们打仗。我们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还有配备充足的机关枪。他们扛不过我们的火力，却偏要冒着子弹冲锋。我们基本占据主动，进攻或撤退自如，联队长官指挥起来很轻松。可是没过多久，我们联队遇到了越来越多中国武装人员的主动攻击。他们武器远不如我们，战斗意志却无比顽强。我们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因武器、战斗力等占优势，胜利的多，失败的少。

每次胜利，我们都会抓住一些俘虏。对于这些俘虏，长官们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长官选出两三名俘虏，交给士兵玩杀人游戏。美其名曰练杀人胆量。长官知道我胆小，每次都安排我首先玩。我拒绝不了，却假装用力刺不中，有时候装病。那些失去人性的同僚乐于玩杀人游戏，我躲避，他们却巴不得。

有一次，几个同僚将一名“顽固”的俘虏绑在树上，他们对准他撒尿，用火苗舔他的头发、眉毛、阴毛；然后拿着刺刀，先在俘虏面前比比划划，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然后猛地将刺刀刺向俘虏，有意不刺要害，拔出一刀后再来一刺。旁观者哈哈大笑，对游戏者评头论足，似乎正欣赏一场有趣的表演。我看不下去，冲上前去阻止他们：“不能杀俘虏！即使要杀，也别这般惨无人道。”

他们推开我，说：“青木君，你这个胆小鬼，不配做‘帝国’军人。”

我愤怒地骂他们是畜生，他们架开我，把我丢得远远的，继续玩杀人游戏。俘虏的惨叫声一阵阵传来，我别无他法，只得捂紧耳朵，祈祷俘虏快点死去。

推进速度快，我们联队的战线越拉越长，后勤补给时常跟不上。每当这个时候，长官就带领我们进村寻找粮食。村民们听到我们要来的消息，早已跑光。我们通常来到的是无人的村庄，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有时候还挖地三尺，却找不到一颗粮食。长官站在村口，黑着脸。他气急败坏，大声命令道：“放火！他们不给我们留一粒粮食，我就决不给他们留一块砖瓦！”大火迅速燃烧，蔓延，不多时村庄一片火海。一座座村庄，有的还是古村，就这样化为灰烬。

这天，我们联队驻扎在七里庄外半公里的地方。凌晨三点半左右，营地突然遭到游击队的偷袭。我们有两个人被打死；多人受重伤，生命垂危。联队长官暴跳如雷，指挥队伍拼命追击。很快，我们包围了七里庄，将睡梦中的村民一一抓起来，集中到一块平地上。我们点着火把。火把多而亮，整个七里庄都被照亮了。

联队长官站在人群前面，挥舞战刀，大声吼道：“交出偷袭我们的凶手，否则你们都得死！”

村民们一个紧挨着一个，火光晃动，映照在他们惊恐而愤怒的脸上。他们谁都不主动说话。被问到的村民坚定回答说：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联队长官叫人将一位男性村民拉出来。联队长官二话不说，挥刀砍掉了这位村民的头颅。人群骚动，伴随悲愤的骂声。联队长官一阵冷笑，扫视村民，再次咆哮：“说不说？！”

村民们依然沉默不语，以无声的愤怒对抗。恼羞成怒的联队长官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杀人，每杀一个人，就追问一遍。当杀到第十个时，联队长官终于失去了耐心，他疯狂地挥舞手臂，命令士兵用机枪扫射。

枪声响起，村民们纷纷倒下。

此时，天还没亮。但火把的光亮仍然。联队长命令队伍自由活动，放松放松。同僚都离开现场去找乐子，而我下意识留下来，想再看一眼这些可怜的村民，心中默默向他们道歉、认罪。我发现有一个小孩在动，他紧紧搂着母亲（我猜想是他母亲）的尸体。

我悄悄甩开队伍，走过去，掰开他紧搂母亲的手，并将他提起来。他身子颤栗，满脸恐惧绝望，想哭却不敢哭。他脸上留有泪滴，还有残血。看样子，他没中弹。此时，他眼泪又开始不停地往下流，冲刷着脸上的鲜血。我心像被烈马踢中，疼痛难耐。我压住情绪，对他笑了笑，说：“不要怕。”我知道他听不懂我的话，但我还是想用亲切的表情传达出我的善意，驱走他的惧怕。他往后缩，我急忙抓住他的胳膊，并将他拉近。我轻声说：“别怕，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接着，我抽出腰间毛巾，擦拭他脸上的眼泪和血迹。白色的毛巾沾满了鲜血，红红的，我立即丢掉。擦拭他脸上血迹时，他扭动身子，做出轻微的抵抗。我从腰包里拿出压缩饼干和水壶，做出塞进嘴里动作，告诉他这是吃的。食物递给他，他犹豫片刻，却没有接。我用语言加手势教他如何食用。大约看到了我的真诚，小孩没那么害怕了，我将一小块压缩饼塞进他嘴里，他便嚼起来，吃得急，呛着了。我拧开水壶盖，将水送到他嘴里。看样子，他很饿，也许昨天就没吃上东西。

眼前这个小孩，瞬间使我想起远在日本的儿子。他俩应该差不多大，但他就没有我儿子幸运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涌上心来：把小孩带上。于是，我抱起他，“藏”在夜色中。大约凌晨五点半，队伍集合，天地间仍是黑黢黢的，趁人不注意，我将小孩抱在怀里，塞入队伍。

回到驻地，同僚见我带来一个中国小孩，十分吃惊，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有的惊讶，有的不屑，有的冷漠。也许刚刚完成的军事行动，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最后默不作声地移开了双眼；像在逃避什么，或者想尽快养精蓄锐，不管任何闲事。

这一天的行军，我一直带着小孩。慢行军时，他小小的身影紧紧跟在我身后，有时候走累了，我就会把他抱起来。他的小胳膊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我感受到了他的信赖和依赖。遇上偶尔的急行军，我则背上他。天黑时，我们到达唐镇，联队驻扎下来。先遣部队早已占领唐镇，理论上这里非常安全。

晚餐，我和小孩吃我的那份，小孩真能吃，我没想到。我们的伙食还不错，有肉，有能吃得很饱的米饭。我把大半分给小孩，他居然吃完了，看样子还不够。我的一个同僚偷偷把他那份分给我一部分，又分给小孩一些。同僚叫栗树三郎，跟我一样非常厌恶战争。我俩说得来。刚见我带着小孩进来时，就表示出为我担心，并在关键时刻为我打过掩护。后勤部门安排了我们洗热水澡，我也带上小孩。我给他身上抹香皂。为他搓身上的腻子。这个过程我老是产生给儿子洗澡的幻觉。睡觉时，我跟小孩挤一张小床。他像儿子一样在我身上趴着，睡得很香。他身体散发出温情，我心中涌起一股父亲般的感动。不到一天一夜工夫，我俩的心便连在了一起，这是天意，也是人性使然。我抚摸着他的头发默默发誓，一定要保护好他。

第二天清早，我带着中国小孩的消息，传到了联队长官那里，联队长官火冒三丈。他冲到我面前，打了我一耳光，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混蛋！看看你干了些什么？！赶紧将这个小孩丢弃或者杀掉！”

我看着联队长官，坚定地说：“不。”

联队长官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说：“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联队长官枪口对准小孩，我急忙护住小孩：“你不能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

联队长官又朝天开了一枪，见我不为所动，他吸着长气。栗树三郎上来劝架。后来才听说，栗树君是联队长官的小舅子，战后我俩失去联系。幸好有他，我跟小孩才逃过一劫。我跟联队长官僵持着。栗树君压低联队长官持枪的手，并把他拉开。他回头命令我说：“好，看在栗树三郎份上，我给你一天时间，今天之内必须把这个小孩弄走，否则你和小孩都得死。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无奈之下，加上栗树三郎好心相劝，我分析了利弊，带着小孩去找接收人家。我们穿过唐镇的街道。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毁坏，未倒的墙壁上留下了弹孔。偶尔能看到几个惊恐的百姓，一见我，他们立刻躲起来。唐镇的居民大都死于战火或者逃离，根本找不到愿意收留小孩的人家。我带着小孩去附近的村庄，每到一个村庄见到的都是空村或者只剩老人和一片废墟。

到了下午，我们进入了刘家庄。终于，看到了人员较多的村庄。但我的日本军服却吓住了他们，村民十分警觉，一阵锣鼓声后，一群手持鸟铳、土刀、棍棒的村民，将我和小孩围住。

我不免紧张，不是怕死，是怕把事情办砸。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用手比划着，用日语对他们说：“这个中国小孩没了爹娘，希望有人收留。”村民们步步紧逼，有人手中的武器挥动起来。我后退两步，不断比划，讲述小孩的遭遇。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向他们表达我的善意、来意。好在，小孩说话了。村民与小孩说了好一会话。终于，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脚步停止了向前，手中的家伙也老实了。

一名妇女从人群中走出来。她走到我面前，低声说：“我愿意收留他。”（我分析是这意思）。她看着小孩，眼里有疼爱。她跟小孩说了一句话，小孩点点头。我猜想，妇女问她愿不愿跟着她，小孩同意。她立即牵住小孩的手。

我一阵激动，把身上所有的食物都送给了小孩。我蹲下身子，搂住小孩，希望他能够享受到母爱，享受到人间温暖。他也紧紧地搂着我，泪水滴在我颈脖上，热热的。我不能久留，必须马上离开。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紧搂我的双手掰开。我在他耳边轻声说：“要听话，要好好活下去。”他竟然听懂了，不住点头。

人群中有人喊，不要放过日本兵！（我猜想是这意思）。于是，村民手中的家伙又挥动起来。那个收留小孩的妇女将场面控制住，她说：“他能把孩子送过来，说明他跟别的日本兵不一样。”（我大约明白就是这个意思）。我感激地看了妇女一眼，转身离去。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到小孩仍站在那里，望着我离去的背影。这一刻，我很想留下来，趁机逃出军营。但理智战胜了冲动。我甩一把泪，向军营跑去。我看到了两个持枪的同僚，后来才知道，那是联队长官派出监视我的人员。联队长官有令，天黑前，如果我逃跑，或者还带着小孩，监视者有权就地将我击毙。

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底，几经周折，我随部分同僚及一些日本侨民到达釜山港遣返基地，然后回到日本。跟我当初离开日本一样，也正是寒冷的冬天。我迫不及待地赶回老家。这五年，经历了一场噩梦，不，是比噩梦还真实的真实疼痛。因为担心我的安危，妻子头发白了不少，脸角也长出皱纹。儿子长高了许多，但不再是那个活泼、爱笑、淘气可爱的孩子，变得寡言少语。

我心中始终惦记着那个中国小孩。一年后，我给收留小孩的妇女写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信只能寄到刘家庄，让村里干部转达。也许我寄信地址有误，或者收信人没写明白，信件如石沉大海。后来，我又多次去信，均没获得回音。我常常坐在窗前想那个小孩，不知道他是否平安长大。

距离战争结束38年后的1983年春，我终于在学习了两年汉语后下定决心，来到中国寻找当年那个小孩。儿子陪同。我常跟家人提起那个孩子，儿子有时说，“那个中国小孩就是你另一个儿子。”也许真是这样。儿子陪同我，也暗中考察中国项目，如果可能，他愿意在中国投资。我跟儿子一路打听，找到了刘家庄，村里的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不一样了。我找到一些年长的村民，向他们讲述当年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记忆复活，他说：“我想起来了，当年你带着那个小孩来到我们村，村民差点要对你动手。”

我赶紧问：“对对对。你知道那个小孩现在在哪里吗？”

老人摇了摇头，一脸怅然：“那个妇女是从外地逃难来的。不过后来也有传闻，说她是中共地下党，借口逃难到我们村，暗中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小孩跟随收养他的妇女，在刘家庄生活不到两年，兵荒马乱，缺衣少食，日子难熬，妇女带着小孩逃难去了。此后便再无音信，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这么多年来，我无数次勾画与小孩重逢的场面，不想，线索还是断了。从日本出发前，我还想，如果小孩愿意，我就认他为干儿子。见我脸上布满阴云，儿子安慰我说：“爸，不要灰心，我们再想想办法，或者能找到新线索。”我们父子俩继续四处打听。每到一个村子，我就心生希望，但又很快失望。

我们来到一个集市，正询问，一旁卖山货的大叔插嘴说：“我倒听人说起过，隔壁乡有个叫韩明亮的，身世与你讲的类似，说不定正是你们要找的人。不过，他的身世我也没从头到尾听全，特别一些细节上，我并不了解。再说韩明亮是邻乡哪个村的，我也没弄清楚。”

匆匆地，我们赶到邻乡。按照山货大叔模糊的指引，我们四处打听韩明亮的下落。问了一个又一个人，走了一程又一程，双脚都走疼了，终于，在一个叫潘家庄的小村落，打听到了韩明亮。他家是一座普通小院。院子里种有两棵银杏树，枝叶繁茂，将小院撑出几分生机。

大院门半开着，我往里望，感觉这屋子高深莫测，令人紧张。我深吸三口气，抬手敲响大门。不多时，一位中年男人从屋子出来，径直走到门边，探出脑袋。他面容陌生，可眼神里透着温和与善良，我瞬间有了亲切感。我看着他，声音有些颤抖：“请问，您是韩明亮先生吗？”

男人点了点头，将半开的大门全打开，说：“我是。你们是？”

我压住激动，说：“我叫青木，当年从死人堆里救出一位小孩，又把他送给刘家庄的一位妇女抚养。他跟妇女在刘家庄生活过接近两年，后来离开，不知去向。”

韩明亮慨叹一声：“很遗憾，很抱歉，你们要找的小孩不是我。我四五岁时，的确被人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但那是一个游击队员。他刚参加过袭击日本军营的战斗，他穿着日本军人衣服，化装后混进了敌营。这次袭击虽失败，却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他的部队被打散了，他独自一人，正好路过刚被日本人洗劫的我们村……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呢。”

寻人再次失败。这次，我却没往时那般沮丧。韩明亮不是我要找的人，但打那以后，我跟韩明亮往来密切，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成为忘年交。而寻找当年那个小孩的行动，我一刻也没停止。

【光盘，广西桂林人，瑶族，中国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小说《失散》《英雄水雷》《烟雨漫漓江》、小说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光盘卷》《桃花岛那一夜》 《西去的合约》等多部，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钟山》《当代》《北京文学》等。长篇《烟雨漫漓江》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篇小说《达达失踪》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