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2025年第4期｜聂作平：流亡的课桌:中山大学抗战往事（节选）
导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军侵入广东大亚湾，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在日机轰炸下，走上颠沛流离的搬迁之路：罗定、澄江、坪石、梅县。
临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我们回顾历史，来看中大在民族危亡之际，对精神文脉的坚守和和传承。
流亡的课桌：中山大学抗战往事
聂作平
从罗定到澄江
正当中大紧锣密鼓地按计划实施第三期工程时，邹鲁已经身在重庆。他无时不关心中大——既关心工程进展，更关心日益危急的华南局势。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国难当头，中大的建校经费停发了，第三期工程未完工者也一律终止。
1937年8月，日机开始轰炸广州。从此直到广州沦陷，日机对广州的轰炸历时一年多，在广州市区投弹两千六百多枚，炸死一千四百五十六人，炸伤两千九百二十六人，炸毁房屋两千余间。中大石牌本部和文明路校区也多次遭到轰炸，死伤十余人，校舍炸毁多间，图书仪器损失惨重。
尤为艰苦的是，由于石牌地处广州城东南郊，从海上飞来的日机进入广州前，必从石牌掠过。跑警报便成为师生们的家常便饭。
远在重庆的邹鲁一面安排将贵重校产打包，一部分运到香港，一部分运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一面开始筹划内迁。
最初，内迁目的地定为广西；及后，由于种种原因，内迁计划未及实施就终止了。
中大继续留在一日数惊的广州。耳畔是随时可能响起的尖利的警报，头顶是随时可能飞临的黑压压的日机，坊间是不时传来的真真假假的战争消息。隔三岔五的休课中，中大师生艰难地度过了1938年的前九个月。
到了1938年10月，终于非迁不可了。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直扑广州。
10月19日，中大师生已经能听到从东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炮声。离别石牌的时刻到了。这一天，中大动手将此前没有转移的校产——图书、仪器、设备、教具、试剂搬到临时雇来的一条条船上。20日半夜两点，教职员工及家属们面色悲怆，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袱，登上了停在珠江码头的客船。
在岭南，东江、北江、西江及众多支流构成的珠江水系呈扇状流淌，两广地区河流纵横交错，水运十分发达。
中大师生内迁的目的地，就是珠江流域的一座小城：罗定。
如今，从石牌到罗定约二百五十公里，行车不过三小时，但中大的船只，走了好几天——一者，逆水行舟；二者，屡遭日机扫射轰炸。
一周后，船上的中大人终于望见了泷江之滨一座高耸的塔。在那个大多数建筑不过数米高的年代，几十米的塔鹤立鸡群。很多年后我走进罗定时，塔还是那座塔，只是已经很不起眼了。对岸，是泷江上的古码头大埱头。漫长而危险的航程终于结束了。
尽管曾做过管辖周边的州城，罗定其实就是典型的不发达县城的模样，尤其老城区，民房大多古旧破败。唯一让我惊讶的是罗定学宫，即罗定文庙。这座清朝年间的建筑，修缮完整，面积广阔。学宫门前的墙上有一块铜牌：国立中山大学办学旧址。
中大来到罗定，房舍宽大且又属公共建筑的学宫，几乎是必然要征用的。
经过罗定学宫西侧的停车场，顺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走上百十米，是一家家具厂。当初，中大来到罗定，如今的家具厂还是一座由庙宇改建的学校。中大把学校总办事处设在了这里。在学宫与家具厂之间，一座座三四层的房舍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其中一栋中西合璧的青瓦楼房，是一家酒厂。几十年前，酒厂系云龙书院校舍。中大到来后，邹鲁等人就居住于此。
在《罗定市教育志》中，中大农、医、法三学院安排在城内，借用了罗定学宫、民众书院以及罗定中学；理、工两学院安排在城西五十里的大湾；文、师两院及图书馆和研究院安排在城南七十里外的罗镜镇；附中安排在泷江对岸的文塔附近。庞大的中大只得如此委屈地化整为零。
中大迁罗定，主要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罗定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广东通往广西及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二是罗定物产丰饶，物价低廉；三是邹鲁与当地军政界关系密切。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是校舍极其紧张。罗定本是一座小城，除中大要全校迁入外，还有另外多所学校——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省立仲恺农校、私立广州大学、华侨中学、金陵中学、国光中学、长城中学，以及澳门雨芬中学也要迁入。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物资立即紧缺，物价连续上涨。一度，罗定县政府要求每家居民每天至少要吃一顿杂粮，以减少大米消耗。最后，罗定距离广州只有二百多公里，万一日军继续西进，罗定也将失守。
无奈之下，中大只得放弃罗定，另选新址。
一度，中大考虑迁往西距罗定五百多公里，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这一设想很快被否定。另一个更遥远，相对更安全的小城进入决策者视野。
抗战爆发后，随着北方和东南国土失陷，大批高校内迁。内迁之地，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唯有山遥水远的西南地区，还能暂避敌军铁蹄。尚在斟酌是否迁往龙州时，犹豫不决的邹鲁给一个叫邓孝慈的人拍了一封电报，征求他的意见。
邓孝慈，云南盐津人，曾任云南政法学校校长及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秘书。1927年，邓孝慈南下广州，受聘为中大法学教授。邹鲁重掌中大后，邓出任法学院院长。广州失陷前，他回到昆明。接到老上级电报后，邓孝慈立即找同样在中大法学院任职的吴信达商量。吴信达系云南澄江人，熟悉澄江诸种情况，遂向中大推荐了此地。
从广州前往澄江，按当时交通条件，有两条线路可选。一是陆路，一是海路。
陆路，即从广州乘粤汉铁路火车到湖南衡阳，由衡阳转刚通车的湘桂铁路衡桂段到广西桂林；从桂林坐汽车至宜山，由宜山北上贵州，经都匀到贵阳；从贵阳到昆明后，先坐火车到呈贡，再骑马或驴到澄江。
海路，即从广州或汕头、澳门等地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由海防转滇越铁路经河内和老街，在河口入境至昆明。
为了方便师生，中大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叫《赴滇指南》。同时，分别在香港、龙州、同登、海防、河内、昆明几个师生们陆路或海路的必经之地设立办事处。
从1939年1月30日到2月28日，一个月里，上千名中大师生，从广东各地出发，前往那个此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从没去过的小地方：澄江。
......
系节选，全文可订阅《花城》2025年04期
【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曾从事过企业秘书，报刊编辑等职业。现居成都，从事专业写作。已出版著作5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青山夕阳》《化蛹为蝶》。随笔《1644：帝国的疼痛》《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天朝1793-1901》《纸上城堡》《一路钟情》《一路漫行》《大地的细节》《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此情可待：李商隐的人生地理》《寻秦记》《山河做证》；15卷通史《少年中国史》；诗集《灵魂的钥匙》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部分作品译为外文。担任多部纪录片撰稿或总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