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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江西长篇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赣鄱地理环境色彩及文化特征。地域文化是真切反映出人民需求的根性文化，更是克服创作同质化弊端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来源。江西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文化大省，在与不同文化的互鉴中，赣鄱地域文化释放着强大的时代张力。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类的出路在于重返故乡。”[1] 2024年长篇小说创作以书写赣鄱大地为标识，以瞬间的敏感和沉淀的力量，在人间烟火的坚实中勾勒文化自信的诗和远方。

一、新古典主义市井寓言中的魔幻现实叙事

程维所著《长安故事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共有六十五个短篇什，其中长安是叙事的树干，潜伏于众多稗官野史之中的唐朝奇人逸事构成故事纷乱的枝丫。他们分别是：即将离别长安的阿拉伯商人，要将长安最珍贵物件——长安的月亮带回家乡，在客居长安的异国人眼中，长安的月亮与家乡不同；夜行的食梦獏与造梦师，他们相生相克又唇齿相依；酿造并贩卖忘忧酒的酿酒师；照亮暗夜的白马；牧神混在长安平康坊跳胡旋舞，疏忽大意中现了原形，飘飞的衣袂之下是来不及掩藏的羊蹄。当然，会跳胡旋舞的不仅仅是从草原羊群中逃逸出来的牧神，还有安䘵山。这个体格肥硕的胡人，在旋转时仿若是一道幻影，迷倒了宫廷中的美人和皇帝。杨贵妃在安禄山的叛乱中香消玉殒，徒留下疲惫而衰老的老

郎君沉沦在人间，命运早已设定好了一切，人生无从选择。老郎君在长生殿中追问情人魂归何处，他给爱人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委托形影相吊的高力士寄出。高力士也同样老迈。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老郎君怜悯起自己衰朽的容貌和身体，耽溺于被世界抛弃的深深忧伤之中。

《长安故事集》是继写作长篇小说《浮灯》之后，程维再度尝试的艺术创新：打破传统叙事的桎梏，以更为先锋的姿态探索小说的可能性。《长安故事集》有着魔幻现实主义复杂的叙事结构，但每一篇什又沿袭了新古典主义市井寓言的叙事传统，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秩序与道德理想注入市井生活的烟火气中，叙事风格简洁明了却又意蕴深长。每一篇什仿若花瓶上各不相同的碎片，每一碎片上的花纹和图案则是与另一碎片衔接的密码与暗号，读者在拼图般的阅读体验中重构故事的全貌。作者用瑰奇的想象和戏剧对白般凝练的语言重构长安城邦。在每一个字、词、句中，长安被延展得宛若乡愁，无穷浩渺。然而，长安又微小如隐匿在光线中的尘埃，不时落下，乍看是灰尘，细看却是人的命运。《长安故事集》采取的是非线性叙事，从边缘人视角切入，他们的漫游串联起长安的褶皱空间。在繁荣富丽长安的另一面，宫中鼓乐和歌声绵延不绝，权势煊赫的虢

国夫人垂青于昆仑奴。她的故事可媲美《茶花女》，无关乎爱情，却处处渴望被爱。羽林军总管怔忡于不断更新的战情中，惶然不知所措。豫章城当代画家黄秋园突兀地出现在关于古长安的故事集中。历史纵深与当代生活互为镜像，伴以凝练的节奏感和陌生化比喻，荒诞解构了宏大叙事，互文性写作制造的错位感模糊了虚实的边界，使得文本既真实又神秘莫测。读者可从任何一个篇章开启阅读。每一篇什都像是从长安旧城墙剥脱的旧城砖，是一座过往城市的挽歌和千年叹息，蕴含着洞穿过往、现在和未来的哲思。

程维以诗性语言营造历史余韵，以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描写勾勒出长安夜幕中神魔鬼怪的憧憧魅影，让卖浆引车者皆成古典英雄。他试图透过诡谲奇异的故事，探讨永恒的人类困境，令长安这座“市井万神殿”暴露出启蒙理性的乌托邦裂缝——既是致敬，亦是反讽。

二、新时代爱情逻辑中的女性主义与植物诗学

阿袁《公寓生活》（《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1期）沿袭了她的高校系列小说独树一帜的风格：清一色的学院派知识女性婚姻爱情主题；极具辨识度的语言风格，繁花似锦，引经据典，以阳春白雪之态描摹下里巴人之人、之事，雅中见俗；叙事节奏枝蔓横生，杂花生树；炫技式的叙事技巧，仿佛将高音飙到最高，令人心悬一线，然而歌者音准和气息都极强，歌声依然稳定、有力。

小说主人公海归博士潘苡宝无视家族安排，自作主张与南方的一家二流高校签订了工作合同。潘苡宝以前未曾去过这个城市，在校园流连时，路边的楝树花，令她刹那间做了决定。她养了两只猫：一只是流浪猫布丁，一只是法国房东“托孤”的斯万。她不远万里将斯万带回中国，为慰藉斯万思乡之苦，托人代购法国昂贵的猫粮。在母亲周莉莉一怒之下踢伤布丁之后，她毫不通融地订一张车票“遣送”母亲回家。在社会学家观察里，东亚家庭关系是一种双向辜负的亲密关系，母亲看似饱含爱意，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场以爱为名的隐秘而盛大的暴力。以保持边界感为亲子核心关系需求的女儿，从母爱的控制里决然抽离，泾渭分明的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走向各自的殊途。

周莉莉是阿袁笔下带有“复古与退化”意味的传统女性，虽出身寒微，姿色资质均平平，却长袖善舞，通过婚姻得以获得阶层跃升。周莉莉将自己归类于“智慧女性”，潘苡宝的学业有成显然得益于她的智慧。当潘苡宝步入而立之年，周莉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潘苡宝虽然生活自律，但却不修边幅，毫无女人妩媚之态；她认真完成分内工作，只愿做一个没有存在感的边缘人；更为致命的是她清心寡欲，不想恋爱更不想结婚，她想要的生活是介于波伏娃和伍尔芙之间的那种。虽然潘苡宝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呈现出女性主义意义上的进步姿态，然而依然陷入传统女性的困境：母亲将婚姻视为评价女性价值的最终标准，急于教会女儿如何巧妙释放女性魅力吸引男性，以便尽快步入婚姻与家庭的正轨。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周莉莉铩羽而归，她在离开女儿公寓的前一夜，与丈夫老潘通话时忍不住悲泣：“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死的，是要死的，到那个时候，就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在世上，怎么办呀？”周莉莉的问话留下了一个悬念及开放式的结局。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逻辑，新时代的爱情故事要体现先进的时代内涵。以潘苡宝为代表的“千禧一代”的婚恋价值观及时代症候，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系统作用的结果。婚恋不再是个人的刚需与标配。“千禧一代”更看重生活的自由、随性与简单，不躺平也不将就，有一种真正的独立自足与回归本真。

值得一提的是，楝树花的意象反复出现在文本中，清淡的香味、细小的花蒂、细长的花瓣。每一笔看似闲笔，却饱浸阅历和知识。楝树花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意味着春天花事已了，植物般的沉静自足与社交距离，仿佛是潘苡宝的人生自况。植物成为阿袁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径或方法，阿袁小说中的植物诗学，不仅是对传统诗学和文化内涵的呼应与重振，更是解读女性生命情感的重要密码，并借此重构女性主义的生活美学。

三、成长小说中嵌套叙事与空间叙事的美学表达

阿痴所著《问道江南西》（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是一部关于艺术探索及心灵成长的问道之书。主人公叶长鹰来自上海静安区，他醉心于绘画，然而如黄浦江一般平静的生活终究是被打破了。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革命领袖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叶长鹰来到江西乡村，回乡无望之下他参加本地钢厂招工，混迹于工人之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下岗成为时代的隐喻以及人物悲喜交集命运的起点，叶长鹰的平静生活再次被打破。他二次创业，将上海的服装贩卖到江西，逐渐积累生意经验与财富，最终回归上海。然而故事却并非都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叶长鹰罹患癌症晚期。临终前，他回到江西探望忘年故交陈报生。陈报生笃定坦荡，不介意命运的困顿和生活的拮据，依靠体力活谋生，当兼职书法老师。在培训班看到陈报生给学生授课的那一刹那，他瞬时明白：人生何处不道场，求道若正，又怎会计较在哪里求呢？他以为道在繁华，其实道在田间一盏灯下。

小说的空间叙事在工厂与家庭、城市与乡村、赣江以西与黄浦江畔循环往复，用空间的变化串联起中国发展的轨迹，将个人生命中的悲欢离合与历史洪流中的社会变迁紧密结合，揭示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张力以及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牵扯出来的是一群人的问道之路。摄影店的小胖以拍照谋生坚持绘画，小梅姨夫办了内退只为唱佛经，报生师父林玉黛精通书画，却只开爿小店，最后远渡重洋含饴弄孙以了此余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和不顺意，人间活法，不过是顺势而为，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笃定。在时间处理上，作者展现了更为复杂的艺术构思、多元的历史观照方式。文本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序列，穿插了怀仁、汤显祖、八大山人、傅抱石等艺术求索之道。作者将第二时空插入主时空中，从而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和美学吸引力，创造出新鲜的阅读审美，并回归到一个更宏大的母题：江南西道的文化传承。这种探索文学表达边界的表现手法，借鉴了电影嵌套叙事结构的层级嵌套模式，江南西道过往艺术家的闪回与引入的片段，是嵌套叙事结构中的“故事套故事”。当叙事从“讲述故事”转为“展示叙事行为本身”，阐述不再追求故事背后的隐喻。历史时空参照现实世界的维度在文本中完整复刻。与此同时，人物的肉身仍处于现实的时空中，现实中的时间也在同步流逝。

作者试图通过艺术来阐明孤独的缘由，更展现市井学艺之人是如何抵抗寂寞，重新获得救赎。在俗世中，艺术受制于它的局限性，但却有着神奇魅力，即便是素昧平生，却能渗透并且滋养彼此的人生。世上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急切在世间的纷繁与喧嚣中寻求安身之地，从而丧失了生命的真实面貌。在浩瀚的时空背景下，人类不过是孤独的飞鸟，短暂的栖息之后，瞬间消逝。孤独并非是对群体的背离，而是与宇宙独来往的怡然自得，这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闪光点的组成部分之一。

阿彩所著《飞流之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国作家协会“奋进新征程、书写新史诗”主题“网络文学”类扶持项目、江西省文联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作者以景德镇三宝村为原型，虚构了一座名为“飞流”的古村落。因醉心于陶瓷艺术而与家庭发生激烈矛盾的南飞凡离家出走，成为“景漂一族”。他意外来到大山深处的飞流村，结识了村支书杨素青，并邂逅了同为“90后”新生代画家郭梓熙。他因此得知村里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及三十九位有着精湛制瓷技艺的老工匠，于是成立了“飞流精神”组合，将飞流村打造成为一个以瓷器技艺为核心元素的文化聚集村，令传统制瓷工艺以更加现代化的形式得以传承。在“飞流精神”的感召下，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从城市奔赴而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飞流村产生了巨大虹吸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匠人，这支“90后”团队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小说融合了网络文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景德镇为文学场域，深度呈现了新时代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成长与作为。

四、乡情小说的多维呈现与现实意义

温燕霞所著《凤凰飞》（漓江出版社，2024年）入选了2022年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及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故事的缘起，是地处革命老区的凤凰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联合发出的“英雄帖”，力邀在外拼搏的家乡儿女回乡。柳秋兰带着妹妹柳冬雪、柳夏花，与严庆瑞、严亚宁、刘水根、张孝哲等人来到凤凰村共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他们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优势，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奋斗中，他们不仅收获了丰厚的物质回报，更找到了内心的归宿。

作者以柳秋兰姐妹为切入点，通过女性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选择与妥协、内心的挣扎与成长的书写，反映了社会变革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写出了第二性女性的桎梏。她们是孤独的、懦弱的，等待被爱、被凝视。然而当将自我提升、保持独立置于一切之上时，她们终于重获自由，第二性由此挣脱了束缚，变成第一性。

《凤凰飞》可以视作是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琵琶围》续篇，《琵琶围》书写的是贫困山村脱贫的故事，而《凤凰飞》讲述的则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的乡村如何实现振兴的故事。村庄以“凤凰”为名，蕴含着多重深意：凤凰村有着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环境，村人们量身打造了凤凰村的“花经济”，使得凤凰村热度迅速攀升，让村民走出去，让外人走进来，一表一里，共同摹画美丽乡村。凤凰村寓意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呈现乡村振兴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寓意着乡村里飞出的“金凤凰”反哺乡里，造福乡梓。书的开篇，留下结构性悬念，柳秋兰丈夫秦玉国出差，从此生死下落不明。柳秋兰四处寻找无果。及至篇尾，柳秋兰终于获知秦玉国的下落，秦玉国却因失忆已无法辨认妻子。直至柳秋兰将他带到凤凰村，秦玉国望着广场新建的凤凰飞翔竹编，忽然忆起前尘往事。凤凰寓意吉兆，作者借此完成了凤凰叙事。

《凤凰飞》采用多条线索并进的叙述结构，落笔于人情伦理和时代变迁，描绘了当代中国乡村的缩影，揭示了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围绕建设文明乡风，聚焦新农人们创业创新的奋斗经历，深度叙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廓清了新世纪乡村状貌。它们细密而阔大，既是文学书写，更是社会调查文本及人类学文本；既有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余韵，又有信息时代与智能时代的强音；既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也有乡村生活的象牙微雕与杯水微澜。

李桂平所著《种城记》（作家出版社，2024年）以拆除违建、旧城和城中村片区改造为主线，将乡村扶贫一并纳入叙事主体，聚焦先锋人物、典型故事，塑造了以副县长席火根为典型的基层干部群像，呈现了搬迁群众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描绘了一幅城市改造与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

“种城”在小说中指代像种植树木一般规划改造城市，与“拆迁”所蕴含的拆除旧事物、迁移新住所之意相比，少了几分斩钉截铁的决绝，多了几分慎重与生生不息的人情味。作者虚构了中江省渔梁县这个南方普通的县城。渔梁的生态斑驳且有着草莽意味，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省长是中江省官场戏称的“酷吏”，把打造“美丽中国中江样板”口号喊得山响，力推三件事，一是拆广告牌，二是拆蓝色铁皮棚、防盗网，三是挖祖坟、收棺材板。这是渔梁县“种城”的缘起，副县长席火根因此被委以旧城改造的重任。人们想象：省长即将视察渔梁，书记、县长因此如履薄冰；而在外工作的游子似乎心寒，谁能想到挖祖坟、收棺材板居然成为打造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

“一个没有文化情怀的地方官员足以灭绝一个地方的文化”，专家如是说。席火根并不在意工作调整是否让他从相对边缘的岗位走向万众瞩目的权力中心，而是一直思考并努力践行：在统筹“留改拆”中推动人居环境改善，留住历史文脉，保存城市记忆，坚持人民至上。理解中国，从县城开始。“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县域作为现代治理的重要单元，既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中国社会最细微、最敏感同时又是最矛盾的经济单位。县域政治生态类同于自然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脆弱的系统，易受政治土壤、社会风气、教育管理、个体腐败等外在因素干扰。作者意味深长地抛出一个命题：下级服从上级命令是职责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行政效率和行政秩序的重要前提，然而当下级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有错误，应当摒弃绝对服从上级的传统行政理念。主人公席火根正是凭借出色的行政协调能力，迎难而上，守好了基层战斗堡垒，交出了令人满意的履职答卷。作者长期在县域担任领导职务，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以客观视角书写城市改造及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呈现了高度写实小说的内核与肌理之美。

刘七宝生所著《金色鹭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以赣县田村黄元米果产业发展史为主线，虚构的千年客家古镇鹭河为书写地标，通过讲述大山、兰花夫妇及满堂、满红兄弟回乡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故事，展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担当，勾勒出一幅时代微澜中的赣南客家古镇乡土画卷，是后改革时代的南方乡村经典叙事。

鹭河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无数乡村的化身与缩影，贯穿小说无处不在的赣南客家民间风俗与黄元米果、客家花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了作者对故乡物事的记忆以及对建设美丽乡村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故土的坚守。作者巧妙地将赣县历史大事件放置于叙事“后景”视角，将笔触转向了当代“新农人”与“兴农人”在农村大舞台的积极作为，以此折射历史的变迁，并指向传统民间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

柳剑祥所著《出门在外》（太白文艺出版社，2024年）以江西外出务工的麻炳华家族为叙事主线，塑造了麻炳华所在建筑公司的建筑工人众生相，描绘了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深切关注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融入不了城市，回不了乡村”的两难境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以往农民工题材的新视角。

城市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模板，农民的现代化需求已无法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满足，而亟待发展经济的大城市，则为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身处变迁之潮的建筑工人给城市留下雨后春笋般的建筑群，还留下一面文化的镜子，映照出在制度与价值上并不完善的一面：他们给城市创造巨额财富，但自身在这个城市却难有栖身之所，而故乡的家庭仍等待他们源源不断地汇款。如何让进城农民工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作者隐而不现的发问。

范剑鸣所著《长河之灯》（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年）入选“江西文化艺术基金2023年度一般项目”、江西省作协“江西故事中国梦”重点扶持项目，与其所著长篇小说《天马歌》《野庙碑》《水车简史》共同构成“光明四部曲”。不同于乡情小说中常见的乡村振兴叙事，《长河之灯》以裹足乡间女子灯花悲喜交集的人生，映照出一个乡村家族的百年沧桑和生死疲劳。在民间的命理学中，屡次丧夫的灯花被认为有“克夫命”。第一次出嫁，她在洞房羞怯的等待中，迎来了丈夫在宗族械斗中丧命的消息。娘家以其不祥，匆匆将她再嫁给贫寒的船夫有财。有财一心想让灯花过上好日子，却因积劳成疾而不治身亡。灯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裹挟于时代的浪潮之中，却以柔软的力量引领了家族的兴盛。

祖母灯花重新在时光中浮现，是百年以后，她的孙女薪火带着逃避婚姻的闺蜜独伊回乡听姑妈“讲古闻”。白发苍苍的姑妈在梅江一座古老的厅堂里，在一盏古老的油灯下，代替逝者灯花与活着的亲人对话，却又以肉身标示阴阳相隔。或许鬼神只是民俗的外壳，而尘世中的爱与眷恋才是其内核。小说围绕于此，展开了一幅赣南梅江流域丰富多彩的风俗画。范剑鸣所著“光明四部曲”与李伯勇所著“幽暗家园四部曲”遥相呼应，他们的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赣南边地气质与民间意趣，可将之一并归为“赣南边地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以现代独立女性与传统女性两两观照，传统社会为女性设定了既定的人生轨迹，禁锢着女性的自我认知与发展空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的成长早已超越传统的相夫教子，演变为一场关乎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刻蜕变，每个女性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成长的真谛。

五、新世情小说呈现的人性困境与社会问题

郭志锋所著《底线》（《今古传奇》2024年第4期）是一部以职称评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今古传奇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底线》以厚植诚信、弘扬文明新风为主题，采用多线索交错叙事的手法。小说以江平市文化馆职称评定众生相为主线，讲述了以画家郭守信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秉持学术良知、批判学术造假的故事，深刻剖析了职称评聘争夺战中呈现的人性困境和社会问题，呈现了新时代职称评聘制度从唯学历、论文论转为向基层一线倾斜、以工作实绩论英雄的重大改革。小说还以酒厂造假为副线，描摹世情世风，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探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诚信的紧密联系。

作者继承了传统世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的情感波动和道德选择，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读者提供思考社会现实的重要视角，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朱仁凤所著《南昌城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以南昌城下进贤县茶馆村朱百瓜、林青松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为叙事主线，以民族解放、改革开放、新时代乡村振兴等伟大历史进程为时代背景，展现了南昌城的沧桑巨变。

《南昌城下》浩繁的出场人物各有不同的身世、性格与命运，成为小说奔腾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浪花和礁石。林青松是村里的“绝户”，他与妻子李巧妹连生了七个闺女，妻子响应政策号召结扎，从此再无可能生育。林青松为此充满暴戾之气，对妻子与女儿极为冷酷，动辄打骂。他仇视同村的朱百瓜，只因两家远祖朱元璋与陈友谅曾在军山湖各领水军对峙，后人因此永不联姻。他用极端手段拆散了朱、林两家婚事，导致女儿的爱情悲剧。小说中的林青松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林青松属于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在家庭中，他对妻女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对她们的苦难缺乏共情力与同理心。但也不乏柔软与善良的另一面：屋檐下的雏燕从燕窝不慎坠落，大燕子盘旋哀鸣，他找来梯子将雏燕送回燕窝；板荡春秋之际，人人对落难者皆避之不及，他却对被陷害者予以照拂。或许，林青松只是受制于父权制传统。父权制与男权、男权主义、男性主义、家父长制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是重叠的，意味着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留给了男性。恩格斯一言以蔽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2]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背景如同底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行为习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变迁，以朱少年、林燕妮为代表的朱、林两家第二代，改变了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经营进贤县特色产业并得以发展壮大。

作者基于地域性审美原点，在小说中书写了大量的豫章民俗、民风、民情，在呈现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空间的同时，更注重探寻与建构豫章故郡历史人文地理和洪都新府的深度精神地理空间。林林总总与纷繁的俗世和复杂的人性结合起来，呈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蕴。

纵览2024年度江西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关于地域文化的书写，仍存在诸多美中不足之处，如：对赣鄱文化的描写停留在表面，如风俗、方言、饮食等，赣鄱文化被简化为符号或标签，缺乏对文化内涵及精神内核的深刻讨论，导致文化书写缺乏厚重感；关于乡村振兴的题材书写仍停留在传统的形式，未能充分表现现代化和全球化对赣鄱乡土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缺乏对文化变迁的深刻思考，城市、异域或年轻一代读者易产生文化隔阂。或许只有贴近实际生活和群众的地域文化书写，才能在传承上建立血脉联结、在传播中激荡情感共鸣、在发展中凝聚广泛力量。

注释：

[1][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王佐良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2][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