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在胜利与和平的旗帜下——抗战文艺的历史实践、发展演变及文明价值

鲁太光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抗战文艺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重要的文艺类型，内容十分丰富。为了便于研究，可以将其划分为“抗战中的文艺”和“文艺中的抗战”两大板块；以这两大板块为基础，又可以分为民国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新时期四个时段；在这四个时段，相继出现了沦陷区文艺、流亡文艺、孤岛文艺、国统区文艺、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新中国人民文艺，以及新时期“人”的文艺七种主要的抗战文艺形态/范式。沦陷区文艺始于1931年东北沦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又有了相应发展。沦陷区文艺是爱国文艺家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中用文艺保留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其中的沉痛，至今可感可叹。流亡文艺是沦陷区文艺家在流亡途中创作的作品，萧红的《生死场》等是代表作，孤岛文艺是为沦陷区所包围的上海租界中进步作家的文艺实践成果，二者都以沉郁的笔触写下了中国人民的家国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文化抗战的重要成果。国统区文艺是另一种抗战文艺形态，早期多用街头剧、朗诵诗等轻型文艺形式呼唤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艺家认识深化，一方面继续呼唤抗击日本侵略，另一方面又反思中国自身问题，期望通过抗战焕新中国文明，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出现了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史诗性著作。与上述诸种文艺形式都不同，延安等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则在主题、文风、文体等方面都有质的不同，力作频出，不但极大地唤醒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而且开创了人民文艺道路。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工农兵文艺基础上，形成了人民文艺范式的抗战文艺，在母题、人物、传播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发展，比如塑造了诸多女性、儿童、隐蔽战线的抗战英雄形象，采用多种艺术形式传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期，随着“人”的文艺范式确立，抗战文艺也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在深化人性主题、提升历史意识、表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同时也出现了“抗战神剧”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赢得的重大成果，具有永恒的文明价值，其集中体现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文艺家们深入抗战历史、深味抗战精神，创作优秀的抗战文艺作品。（集体成果，鲁太光代表发言）

02

抗战中的“鲁艺”——1938至1945年张庚先生戏剧活动研究

张之薇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在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边区的不同政治区域呈现出多元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延安，汇聚了大批知识青年，推动了一场以民间艺术为基础的文艺改造运动，为新中国戏剧改革奠定了基础。张庚先生1938年至1945年在延安的戏剧活动是其戏剧理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在那里，他认识到“民族化”和“现代化”的两个维度对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性。

张庚于1938年应邀赴延安，参与创建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并担任戏剧系首任主任，为建立延安专业化的戏剧道路打开了局面。1938年8月，鲁艺实验剧团成立，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下进行教学。同时，张庚执导多部抗战剧目，并提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理论。他指出“五四”以来话剧未能深入大众，而传统戏曲虽具群众基础却脱离时代。该理论倡导话剧与戏曲相互借鉴，成为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重要转折。

1940年起，延安兴起“大戏热”，演出《日出》等中外经典，提升了艺术水准，但也暴露出与工农兵观众的审美隔阂。张庚提出“区域分层”策略，区分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演出重点，平衡提高与普及的关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政策转向为工农兵服务。张庚进行自我批评，转向民间文艺的收集与改造。他带领鲁艺工作团深入农村，学习民间艺术，推动新秧歌剧创作。《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作品融合民间形式与革命内容，实践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理念。在此基础上，张庚提出“剧诗”理论，强调戏剧是融合语言、音乐、动作等多种元素的综合艺术，追求“情理交融、情境相生”的美学境界，为中国戏剧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总结而言，张庚在延安时期的戏剧活动与理论构建，不仅响应了抗战文艺的需求，更深刻影响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为新中国戏剧发展指明了方向。

03

抗日根据地音乐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重大影响

石一冰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受其影响，抗日根据地的民族民间音乐活动，新音乐的创作、表演、音乐思想等方面，音乐机构组织建设及干预音乐生活各方面的组织化措施，诸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种音乐生产机制作用之下，抗日根据地音乐成为抗战音乐的核心区，成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助力，并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底色与范式，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影响深远。

抗日根据地音乐成为抗战音乐的“核心区”有如下几点原因。其一，在于特殊音乐生产机制的建立；其二，在于音乐干部的培养；其三，在于各类抗战音乐作品的出现；其四，在于音乐组织和音乐表演的体制完善。

抗日根据地音乐能成为抗战社会动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助力，在于抗日根据地坚强有力的文艺思想，在于其对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诸方面的全面反映。

抗日根据地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底色与范式，体现在音乐创作的范式，音乐教育的“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底色，音乐组织体制的范式等等。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对推动中国近现代民族民间音乐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从走向“颂歌”的新民歌，脱离封建文化的“新曲艺”，一直到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无不彰显着抗日根据地所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对旧文艺的影响。

抗日根据地音乐的重大影响并不因抗战的胜利停步，而是通过此后的解放区音乐，汇入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洪流中。1949年后，从革命音乐家的全国性分布、各文艺机构的组建与渊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艺术风格的延续与提升等方面，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抗日根据地音乐的“脉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散枝落叶，愈发具有全国性与弥散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抗日根据地音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共和国音乐史”的前史、底色与模型。

04

烽火丹青 重拾山河——抗战美术综述

王成国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自此中华儿女进行了全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战争。面对山河破碎、亲友凋残，中国美术家也投入到这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中，他们以笔代刀在宣传上开辟了另一条战线。随着战事的发展，抗战美术形成了几个流动的区域中心，自1931年至1937年底，以上海为中心；自1937年底至1942年，先后以武汉、重庆为中心；自1942年到1945年，以延安为中心。尽管抗战美术随着战事的进展在不同阶段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区域中心，但大家始终围绕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除了绘制抗战宣传作品，美术家还通过组织战地写生团、创办抗敌协会、出版美术刊物、举办展览义卖等多种方式投入到抗战中。

由于战时物质资源匮乏，木刻制作简便、易于复制和传播，加上新兴木刻运动培养了大批木刻工作者，木刻成为抗战美术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美术形式。抗战美术在门类上也形成了木刻一家独大，国画、油画、雕塑等多方面发展的格局。在题材内容上，抗战美术作品可大致分为反映日军暴行和民众悲苦、描绘战事紧迫和奋勇杀敌、记录军民合作和后方建设、刻画领袖和英雄人物、起鼓舞和号召作用的象征型等几种。为便于描绘日军暴行和让老百姓看懂宣传内容，抗战美术的创作方法基本以写实为主，因木刻家大多参与过新兴木刻运动，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和苏俄版画的影响，也有不少的抗战木刻作品具有一定的表现主义色彩。随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延安掀起了一股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门画、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与抗战美术结合，形成了注重线条、色彩明快、富有装饰意味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既贴近了人民群众，又维护了民族尊严，树立了民族自信。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美术界的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以笔代刀在画布上共同谱写抵御外侮的视觉史诗，构筑起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图绘出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也彰显了中国美术家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

05

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抗战”题材舞剧的民族形象建构

毛雅琛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背景下，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舞剧创作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活态载体，是当代中国舞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形象的建构过程深度交织着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的传承与重构。这些舞剧作品以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始终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什么是不可遗忘的？扬·阿斯曼以“被记住的过去”和“记忆中的历史”来限定“文化记忆”的动态范畴。“抗战”题材舞剧对于这场战争尤其是这场战争中的人的追忆与再塑造，即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作为文化记忆的一种媒介形式，“抗战”题材舞剧多是对“抗战”史实的跨媒介重构，这种再阐释是多维度、多视角的，使过去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选择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舞者的身体成为碰触和激活记忆的核心，身体动作成为了记忆的痕迹、容器或记忆转化的催化剂，不同时代的身体语汇可以在一个舞者身上交融、碰撞，通过时空的拼贴、跳跃和循环，直观地展示记忆是如何通过舞蹈的身体和形象被表述、创建并传递。

对于“抗日战争”我们“记得”什么，以及如何去“讲述”，本身就反映了历史事件在当下的观照中所迸发出的崭新意义。从记忆到身体、从视角到结构、从个体形象到民族群像，“抗战”题材舞剧中的历史重构不在于复现事件、复刻人物本身，而在于激活那些沉睡在时间尘埃中的民族基因。在文化记忆的舞剧编码与转译中，通过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结构的搭建、民族性格的内化与升华，实现文化记忆的解构、重组和民族精神的咏叹。民族形象的建构过程即是民族精神不断凝聚的过程，在“记忆—叙事—形象—认同”的动态链条中最终完成民族形象的意义建构，让历史中的“他们”，真正成为塑造今日“我们”民族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抗战”题材的舞剧作品一同表达出了这样一种信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整体的胜利，真正挽救中国的始终是觉醒后的中国人民。

06

《怒吼吧，中国！》的国际传播、艺类流转与本土演绎

毛夫国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苏联戏剧家特列季亚科夫创作的戏剧《怒吼吧，中国！》，以1924年在四川万县发生的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事件为题材，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上演受到欢迎。1929年梅耶荷德率其剧院赴欧巡演，先后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演出，之后此剧迅速译介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在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英国曼彻斯特等地演出。《怒吼吧，中国！》译介到中国，有陈勺水（陈启修）、叶沉（沈西苓）、潘孑农、罗稷南等多个译本。1930年为纪念沙基惨案抗议英军暴行，欧阳予倩领导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在国内首演《怒吼吧，中国！》，演出在舞台布景、导表演方面有所创新。随着日本侵华加剧，《怒吼吧，中国！》由“反帝戏剧”转变为“抗战戏剧”，1933年9月，戏剧协会在上海演出应云卫导演的《怒吼吧，中国！》，成为抗战戏剧的先声。演出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报纸、杂志上提前进行演出宣传，利用贷款和预约券等筹措演出经费，在布景、换景、演员安置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演出取得良好反响。《怒吼吧，中国！》因其“全体一贯的紧张节奏”和“被压迫者的怒吼”主题深刻影响了抗战文艺创作，诗歌、杂文、歌曲、木刻等都出现了以“怒吼”为主题的创作，其中在美术尤其是木刻中的艺类流转最为出彩，以1935年未名出版社出版的刘岘刻图的28幅木刻《怒吼吧中国》和1935年李桦创作的木刻《怒吼吧！中国》最为有名。李桦的黑白版画《怒吼吧！中国》以表现主义手法暗示中华民族忍无可忍必须要怒吼的时刻即将到来，只要给一把匕首就能冲破束缚。1949年9月，上海剧影界联合公演《怒吼的中国》，演出在开阔的室外广场进行，打破了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演出模式，借鉴电影手法利用灯光快速换景。“怒吼”的中国形象由将来时变为完成时，“怒吼”意象完成了时代转换的使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怒吼吧！中国》堪称抗战戏剧的原点和经典。

07

电视剧抗战历史记忆的意义书写与话语实践

许婧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

对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观众而言，关于抗战历史记忆的胜利书写，包括那些无法也不能重新体验的创伤性事件，是一种借助媒介化记忆实现的关于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叙事生产。

中国抗战剧是一种明确了道德前提、故事主题及蕴含历史定论结局的特殊题材创作，隐含“国家作者”行为，历次创作热潮及其佳作都与国家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周年活动同步。作为一种成熟艺术形态的抗战剧，其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夜幕下的哈尔滨》（1984）、《四世同堂》（1985），到《大宅门》（2001）奠定了抗战书写苦难叙事、悲壮叙事、家国叙事的基调。2004年后，《历史的天空》《记忆的证明》《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血战长空》《悬崖》等拉开了对国共两党共同抗战记忆的“破冰”书写和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的弘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仪式是集体记忆生成和历史传承的重要方式，把战争苦难记忆转化为纪念胜利记忆，能够激发起最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2014年，随着中国首次以国家立法的最高形式设立三个纪念日，抗战剧开启了抗战历史记忆书写世界意义和荣耀叙事的转折，《四十九日·祭》《长沙保卫战》《战长沙》《伪装者》从不同视角建构了国难、胜利、民生、大义交织的真实历史场域，升华了抗战历史记忆政治话语的意义认知。

每一种文化都有“凝聚性结构”，起到连接、联系和约束的作用，确保国家完整性的“象征意义体系”构建。中国抗战剧与犹太人大屠杀记忆书写的跨国多向记忆话语螺旋实践有着本质的不同。“记忆的社会框架”旨在以合法的社会秩序维持共同体稳定，中国在社会运行记忆的两种模式上均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而非塑造或创造“记忆”，是一种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并赋予“抗战精神”以文化意义的“可靠的记忆”，一种“固化文化记忆”的“再现式遗产”创作。

08

抗战曲艺的创演嬗变与精神传承

赵倩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

“抗战曲艺”是指以抗日战争历史为核心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说唱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与表演的艺术实践总和。抗战时期（1931-1945），曲艺凭借形式灵活、受众广泛的优势，成为“文艺轻骑兵”。其创演主体突破了身份地域界限，涵盖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老舍等知识分子改造曲艺形式注入宏大叙事，韩起祥等民间艺人用地方曲种传递抗战信息。老舍《打小日本》、王尊三《大战平型关》等代表作，以直白叙事与具象化声音实践，记录民族抗争历程、传递爱国精神，创作者也实现从“文艺工作者”到“抗日宣传员”的身份转型。艺术上，数十种地方曲种聚焦三大主题，具有叙事强、语言生动、声音丰富的特点。功能上，既是“移动媒介”承担宣传动员使命，部分艺人还以表演为掩护传递情报。

新时期以来，抗战主题曲艺创演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态势。创演主体转向专业化、机构化，国家院团及跨界群体成主力；题材拓展，人物塑造立体化，叙事策略向史诗化、人性化转变，如《永远的长征——梨花又开放》《一条棉被》等作品挖掘个体经验。形式上，通过跨界融合与数字技术赋能活化抗战精神，像评弹音乐剧《芦苇青青》等创新表达。其当代价值在于重温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新时期抗战曲艺面临内容形式化、受众断层与传播不畅的挑战。对此，需从内容、形式、传播层面突围，深入挖掘历史与个体叙事，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形式，并且构建“线上+线下”的传播体系。

抗战曲艺从“文艺武器”转为“精神符号”的创演嬗变，是中华民族抗战文化记忆建构史的表征。未来的抗战曲艺创作需以艺术创新激活历史记忆，使其滋养民族精神、启迪未来，为当代文艺传承创新提供范式。

09

镜头下的烽火：抗日战争摄影记录与历史见证

阳丽君

《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编审

在战争中，尤其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摄影发挥了见证历史、记录战争、宣传正义的重要作用。

摄影在民族觉醒、民族力量凝聚、全方位抵御日寇的过程中，像武器一样参与抗战，打好了重要的宣传战，大大鼓舞了士气，让军队、老百姓以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人民英勇无畏的坚强抵抗，是士兵们珍贵的精神食粮和生动的教育材料，鼓舞一大批进步青年坚定抗战信念，参加革命，又使得国际社会通过图片报道加深对中国抗战的认识，进而通过各种形式支援中国抗战。摄影无疑是抗战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枪炮与相机共存的战场上，摄影所留存下的图像，见证了血与火的历史，保存了珍贵的集体记忆，也参与了后来的国家视觉形象塑造。

抗战期间大部分留存到现在的影像作品由中国随军摄影师完成。拍摄内容涵盖行军作战、休养生息、敌后建设、乡村和城市景观、士兵军官肖像等方方面面，战争的酷烈、日军的凶残、抗战的英勇、人民的苦难都能在摄影画面中看到。中国摄影人在拍摄时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许多战斗在一线，既是战士，又是记者。他们拿起相机的目的就是把摄影当作武器。沙飞提出的“摄影武器论”是当时中国纪实摄影的最大亮色。抗战期间，许多优秀的摄影工作者都是“摄影武器论”的有力践行者，除沙飞之外，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徐肖冰等一大批摄影师都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践行摄影为抗战服务的精神。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晋察冀画报》为代表的出版物，以及根据地的摄影作品，精彩呈现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建设与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历史见证，其系统保存的大量图像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深远的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其意义不仅在当时，更在于未来。

10

在抗日战争中重新认识中国——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中心

卢燕娟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

本文的问题意识缘起于将抗日战争不仅视为两个国家的军事战争，也视为文化战争。日本方面从甲午海战前针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长期以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方面为了回应和抵抗这一文化侵略，反身到自己三千年的传统中寻找抗敌御侮的力量，抗战时期思想界、文艺界整体出现“向后转”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开启了反思此前民族失败主义叙事、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的契机。老舍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通过书写危机中传统文化与传统中国人的分化蜕变，表达了对传统中国的重新认识。《四世同堂》对传统中国的重新认识既呼应着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表达，又体现出对传统中国更具深度的反思与批判，试图从对传统中国的批判与扬弃中使其革故鼎新、获得新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四世同堂》既批判其痼疾，也发掘其正面价值，更对传统文化的多面性、复杂性做了细腻剖析，展示了其在危机中革故鼎新的新生方向；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四世同堂》从士大夫和市民阶层这一上下结构中完整再现了其在危机中的分化。同时，小说还将传统中国放在与西方现代国家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试图从中找到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为世界提供另一个不以扩张侵略为宗旨的、更文明、更美好的“现代”理想。因此，《四世同堂》对传统中国的重新认识，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古，而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四世同堂》在抗战中对传统中国的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探索，是抗日战争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学术总结

喻静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14年的烽火岁月中，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用文艺作品激励中华民族儿女为胜利而战、为和平而战。抗战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持续发挥着凝聚民心、振奋精神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抗战精神作了科学阐释。他多次指示，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讲好抗战故事，弘扬抗战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举办这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方位梳理研究抗战文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个月前，我院筹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希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展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担当，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力量。其间，周庆富院长和科研处负责同志以及各位所长有过多次讨论，最终委托各所所长组织了不同学科方向的论文20篇。昨晚我拜读了大家的论文，我想说的是，其见地之高明，令人惊喜；其论证之严谨，令人感佩；其辞章之雅驯，令人愉悦；其情怀之真挚，令人感动。

各位专家学者从多维度、多层面阐释了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的非凡历程与不朽价值，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国家危亡、民族苦难的至暗时刻，中国文艺不失英雄气概，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无愧于国族，无愧于人民，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次研讨会有10位学者发言，取得了如下成果：

第一，深刻揭示了文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与使命担当。抗战时期无论何种文艺形式都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以其感染力和动员能力，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凝聚了爱国的力量。

第二，剖析了抗战文艺丰富的内涵与多样的形态，展现了在共同主题下中国文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三，揭示了抗战文艺对中国文艺现代转型的影响。抗战的特殊环境促使文艺走向大众，推动了中国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现代化探索，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其后中国文艺的发展路径。

第四，反思了中国文化基因如何在抗战的熔炉中淬火重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国情怀、集体主义被激活并强化，农耕文明受到洗礼，通过抗战文艺，我们发现中国、理解中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讨让我们联想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与这段光荣历史的不解之缘。我院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革命文艺机构有着深刻联系。贺敬之、张庚、王朝闻、罗合如、李元庆、阿甲、李纯一等一大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辈，都是从鲁艺走来的抗战文艺的创作力量和理论先驱，他们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和创作播下了红色的种子。这个长长的名单现在就挂在我们院艺术与文献馆的墙上。我们是带有红色基因的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天然有赓续中华文脉的文化自觉、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自建院以来，我院一代代研究者致力于包括抗战文艺在内的中国现代艺术遗产的抢救、整理、研究与弘扬。今天我们正是在前辈指引的道路上“继续走”“接着说”。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总结抗战文艺的历史经验，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过去，更在于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创作与文化建设提供镜鉴与启迪。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战文艺的伟大传统，传承好红色院史中的精神血脉，以更精深的研究、更富活力的阐释，让抗战文艺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