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宝发哥哥回家
一
躺在病床上的大姑，左肩包裹着厚厚的纱布，要是没有纱布包裹，双肩高矮更是不成比例。大姑脸色惨白，垂在病床边缘处的右手食指，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病床边的几个人好像同时意识到，大姑是想要刚进病房的我往前面站。
我爸站在我身后，用膝盖顶了下我的屁股。我爸身边的宝贵和宝兰立刻察觉到了，赶紧躲向两边，让开一条路。我一步迈到大姑病床前，蹲下身子，双手握住大姑的右手。大姑的手没有一点9月的热度，倒像是腊月里的一块铁；她的五个手指疲惫地松散着，手指颜色跟她脸色一样；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似乎想要说什么又没有力气讲。
大姑的眼皮忽然跳动起来。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女大夫和女护士一前一后冲进来，一起看向病床旁边小桌子上的监护仪，小护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宝兰看着监护仪上还在起伏的曲线，对小护士说“没事呀，这不还跳着吗”；女大夫低声道“马上，马上”，话音未落，我看见监护仪上跳跃的那条线慢下来，也就是一瞬间，忽然拉直了，平平的，一动不动了。
我们目光齐齐地看向大姑，她的脸色更白了，眼皮没有完全合上。我爸伸出粗大的右手，覆盖在大姑脸上，轻轻地向下拂去，手抬起来时，大姑的眼睛依旧没有完全闭上，好像还有一点缝隙。
宝兰哭起来，宝贵哭起来，我也哭起来。我爸伸出双臂，揽住我和宝贵、宝兰，用力地把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我们仨剧烈抖动的肩膀，搞得我爸有些气喘吁吁。
病房外面停着一辆担架造型的车子，下面是四个万向小轮子，无论哪个角度都能灵巧调整吧。护士早就暗示过宝贵和宝兰，那是运送尸体的车。刚过完八十岁生日的大姑，被我们抬到冰凉的运尸车上，我们一路抽泣着把大姑推向后院的太平间。
我爸跟在我们后面，自言自语，女人都是过完生日走，妹子，你也是应了老例儿。
按照院落里的指示牌子，我们来到一个有着茂盛树木的小院子。院外院里各亮着一盏带着绿色铁皮罩子的白炽灯。一个瘦削老者叉腰站在小院子外面，似乎在等着我们。我爸主动上前打招呼。老者是太平间负责人，刚才接到病房护士的电话。
我爸说了客气话，问老者，得先买寿衣吧？
老者还没答话，宝兰慌张地问，这么晚了，寿衣店关门了吧？
黄泉路上没准点儿，寿衣店哪有关门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说着，手指不远处的大门，说，出了大门，往西拐，有一家寿衣店。中式西式都有，要是没人帮忙穿衣，我们可以帮忙。
老者对上前询问价格的宝贵说，屋里有价目表，一会儿你们看看，明码标价，挣黄泉路上的钱得有规矩。
我和宝贵、宝兰一起去寿衣店，留下我爸照看大姑。
我们三个人走进寿衣店，看着柜台后面中年妇女的表情，好像也提前接到太平间那边的电话。寿衣款式倒是好办，选中式的，只是价钱还要讲讲。宝贵负责讲价，声音不高，但已经脸红脖子粗，价格下来了，比原来便宜了三分之一。寿衣包装非常人性化，寿衣、寿冠分别放在三个塑料手提箱里，提起来好看、方便而且价钱不贵，用完就可以随手扔掉，一点也不会心疼。
我们三个人各自提着一个塑料手提箱赶回太平间。
不知道啥时候又来了两个眼圈发青的年轻人。老者和两个年轻人配合默契，在我们的注视下，老者嘴里念念有词，三个人动作有礼有节，很快就给我大姑穿好寿衣、戴好寿冠，其中一个瘦得不成体统的年轻人，又俯下身子给我大姑简单化了妆。大姑活着时眉宇间有个深深的“川”字，化妆后“川”字不见了，显得平静安详，好像在熟睡中。得到我们认可后，老者指挥两个年轻人，轻轻地把我大姑放进大抽屉中，缓慢地推进墙里。灰白色的墙上有无数个大抽屉，大抽屉的拉手上面有一个带小框子的凹槽，凹槽里面有张白色字条，字条上写有逝者的名字，整面墙壁就是一个巨型冰柜。
宝贵、宝兰又哭起来，我也跟着哭。我爸眼泪少，但是眼睛已经红了。本来眼睛不大，红了后显得更小了。我爸是小眼睛，大姑是大眼睛；小眼睛随了爷爷，大眼睛随了奶奶。
过了一会儿，我们站在小院里，说起后事如何安排。我爸执意要让大姑从家里“走”。宝贵、宝兰永远都听大舅安排。这么多年，没爸的兄妹俩早就把我爸当成他俩的爸。我爸也早忘了自己是宝贵、宝兰的大舅，理直气壮地把他俩当成自己的儿子闺女。
我婉转劝我爸，这么热的天，折腾大姑干吗？再说了，多麻烦呀？
听我这样说，宝贵和宝兰扭脸看向大舅。
我爸瞪着我，语气倒是平和，说，只要想做，就不会麻烦。
正像我爸说的，只要想做，多难的事都能办。跟太平间老者讲了想法，老者点点头说，明天一早，你们在家等着吧。
第二天一大早，睡在冰棺里的大姑回到家。跟大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经过改装的大型集装箱。把冰柜推进集装箱，又在冰柜前面放上大姑的黑白照片，一个简洁灵堂不到两小时便布置好了，省却了冰棺上楼下楼的麻烦，死人走活人电梯，有可能影响邻居和睦，这一下全解决了。
我爸看着我，小声问道，麻烦吗？
我忙说，不麻烦，还是爸有办法。
我爸“哼”了一声，年纪轻轻的，做事怎么总嫌麻烦呢？
我顶嘴道，爸，我都五十二了，还年轻呀？
我爸说，你那新买的房子七十年产权，你不还得再活七十年吗？
我苦笑道，再活七十年，我一百二十二岁了……
我爸小眼睛瞪得老大，说，别把话讲死了，啥事都能发生。
我说，活那么大岁数有啥意思？
我爸继续眨巴着枣核形的小眼睛，说，活长久不是让你享福，是让你有机会忏悔。人这一辈子呀，悔恨的事太多了。
我不想与我爸争辩，苦笑着点点头。可转念一想，心中还是一惊，我爸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还能说出“忏悔”两个字？晚年的爸爸经常讲出一两句令人惊诧的话，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
当天我留下来，给亲爱的大姑守灵。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我爸的想法。我们父子俩的想法，在给大姑送行这件事上总算达成一致了。
毕竟过了白露，晚上不断有凉风吹来，抬头望向天空，满天繁星。
坐在小板凳上的宝贵又点燃一支烟，忽然扭头问我，哥，我妈临死前不跟我们讲话，要跟你讲？她想跟你讲啥呢？
宝兰蹲在集装箱前面，红肿着眼睛，把灰色的烧纸揉搓成一团团的，小心地放在铜盆里。纸屑在铜盆上方飞舞。宝兰侧着身子，躲避着纸屑和火苗子。燃烧后的灰色烧纸变成白色的纸屑，纷落在宝兰的头上。
听见宝贵问我话，宝兰也把头偏向我。
我实话实说道，还不是宝发的事。
听我这样一讲，宝贵和宝兰立刻不说话了。
夜晚天气凉爽了好多，许多人家都没睡，窗户也都敞着。不知道谁家电视机的声音开得老大，悉尼奥运会开幕式的欢呼声，不时传到集装箱这边来；《圣火》的奥运歌声在夜晚传得很远。躺在冰棺里的大姑要是还活着的话，晚上听见这么大声音，肯定会坐起来骂几句。大姑害怕突然而至的声音，惊愣过后就会大声咒骂。晚年的大姑还有一个毛病，喜欢骂大街，与年轻时沉默寡言的性格大相径庭，咬字清晰、特别粗鲁的街巷语言，一点也不符合她女会计的职业身份。但奇怪的是，大姑骂街时表情是平静的，眉宇间的“川”字也不是很明显，这种反差就是我爸也解释不了，只是嘟囔说“怪了，怪了”。
想着大姑生前的蹊跷事，一晃天明了。宝贵给我端来一碗豆腐脑、两个烧饼、一根油条，推着我的后背，让我吃完快点回家睡觉。他们知道我还要出门办事——请宝发哥哥回家。
我回到家，冷锅冷灶的。老婆去娘家了，晚上才能回来，岳母病了，我老婆每天都去照看，晚上再由小姨子替换她。我酣畅淋漓地睡了三小时，迷迷瞪瞪起来，拉开冰箱，见还有茄子泥、烧饼、火腿肠，简单热了热，吃过后又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凉白开，这才赶紧去我爸那儿。
我爸这辈儿兄妹六人，只有我大姑一个丫头，其他都是调皮捣蛋的秃小子。按理说秃小子们更好相处，却不想我爸跟我大姑来往最多；或者说，我爸更在意这个妹子。其他四个兄弟早逝的早逝，失联的失联，在我记忆中我爸很少提及他们。我爸跟我大姑亲近，除了她是他唯一的妹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谁都不愿提起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牵扯我大姑和我爸很多年了。
见我来了，我爸从帆布床单上坐起来，不眨眼地看着我。我爸退休前是机械厂的铆工，如今八十二岁的人了，起床姿势始终采用“兔子蹬鹰式”。我妈已经去世十年，这十年来我爸没让我和我弟我妹操心，他不但把自己照顾得有声有色，还经常帮助我们，谁家有事孩子没人照顾，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家。
你去找宝发。我爸坐在桌旁喝着茉莉花茶，不等我回答，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离得也不远，不嫌累，当天就能来回，不管咋讲，总得让宝发见你大姑一面呀！
我已经答应去请宝发哥哥，可还是犹豫道，万一不来呢？
你要是打电话，他肯定不来，你亲自跑一趟，他应该会来。我爸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有句老话咋说来着？奔丧不过夜，多晚都得过来。宝发也快六十岁了，从天津卫出去的孩子，懂得这个老例儿。
我点点头。
我爸叹口气，说，宝发要是在你大姑倒头前见一面，那就圆满了。不过这最后一面……必须得见。
我口气坚决道，争取把宝发哥哥请过来。
我爸嘴里嚼着茶叶，又用手把茶叶从嘴里择出来，想了想，这才跟我道出实情，说，为啥让你再去一趟？宝发这孩子拧呀！我昨晚给他打电话了，在他铺子旁边有家公用电话，找他特别方便。按时间算，他现在该到了，可还是没来。只好让你去请他了。按理说知道信后，就得马上奔过来……唉，也怨你大姑，对宝发狠了点。不过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甭管有多大的委屈，也得照顾死者的面子。你告诉宝发，他要是不来，咱这边就等他。三天不成，人就停五天；五天不成，就停七天，等儿子来奔丧，没人讲闲话，只会给咱挑大拇指。
我爸把打电话的事憋到现在才讲，大概觉得自己老脸无光，可不讲又不成。我爸说宝发拧，其实他也是犟脾气。
辞别我爸，我心里还是没底，琢磨见到宝发后，让他奔丧的话怎么说。我爸打电话他都不来，我就能请得动？这么多年了，只要说到宝发的事，在旁边听着我都头疼。这次要是能把他请过来，不仅我爸高兴，挽回了脸面，已经倒头的大姑也会安心了吧？
二
坐在去山东宁津的长途汽车上，车厢里的嘈杂、浊气、拥挤似乎跟我无关。望着车窗外面掠过的景色，我想的是1992年去宁津找宝发哥哥的往事。八年前的宁津之行，同样也是我爸的主意。他睁着红肿的小眼睛，向我念叨着说，别总是写信了，让宝发来天津住几天，多跟家里人接触接触。又说，有句话咋讲的来着？哦，日久生情，说不准接触多了，就会好起来。
我愿意去宁津，平时上班忙，就连星期天都得加班，出门走走对于我这个第二代铆工匠来讲，是一件特别向往的事。我愿意做这个使者，只是担心刚到县城做生意的宝发走不开。我爸固执，嘴边上永远挂着那句老话，只要想做，啥事都能做成。又撇嘴说，啥个生意呀，不就是个包子铺吗？关门几天又能咋样？我爸犟脾气，犟脾气人说话不受听，我大姑说话也不受听，难怪他们兄妹走得近，脾气秉性一样。
虽说车窗完全敞开，可是车内人多，大都拎着大包小包，满满当当的氛围同样会使车内温度增高。我脑袋昏昏沉沉的，可始终在琢磨见到宝发哥哥后说啥，想来想去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大舅请你去的；另一句话，亲妈走了，入土前总得见个面吧？
1992年我见到宝发哥哥时，他刚过完五十岁生日。那次我再次发现，他跟宝贵、宝兰长得太像了，十七岁像，五十岁更像。我大姑家几个孩子长得都像我大姑，没有一个随大姑父的。大姑虽说不是绝顶漂亮，年轻时也是个大美人。个子高高的，白净，瘦溜儿，梳着两条及腰的乌黑大辫子。大姑的五官单独拿出来不是特别惊艳，组合在一起怎么看怎么美。难怪当年大姑父死命追她。解放前大姑父做皮货生意，解放后不跑生意了，在“委托店”上班，还是跟皮货打交道。解放前我大姑父经常到东三省的皮货集散地营口去进货，也经常去张家口一带进皮筒子。大姑父人长得精神，走南闯北，嘴巴也能说像沾上了蜂蜜的甜话。大姑父经常给我大姑买好看的衣服，漂亮的大姑有了好看衣服的帮衬，更成了老城厢一带有名的大美人。
宝发哥哥来县城开包子铺前，住在一个叫“时家庄”的小村子，距离县城十几里地。1992年我见到他时，他落脚宁津县城两个多月。一间小门脸房，八平方米左右，门窗都是旧的，从木门窗上的雕花来看，还能依稀辨认出来过去这房子很讲究，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大概是隔段时间就能吃上肥肉的富裕户。白天时，宝发哥哥一个人在店里忙碌；到了晚上，依旧一个人住在店里。天蒙蒙亮就起来干活，发面、拌馅、擀皮、包馅，上大笼屉蒸包子，所有活计都是一个人干，从早到晚没有多少喘气歇腿的时间。
乡下人爱吃包子，宝发哥哥的包子讲究货真价实，肉是好肉，筋头巴脑的肉不要，油盐酱醋也选最好的，包子出锅，香味一条街都能闻到，就连狗闻着味儿都走不动，蹲在门口，伸着舌头盯着冒着热气的笼屉。宝发哥哥给他的包子铺起名“一口香”，没有一点虚夸，咬上一口，肉汤和口水一块儿流，不比宁津有名的“长官包子”差，关键是价钱低，小小的包子铺开张不久，大名就扬出去了，生意特别好。
我去宁津之前，尽管去信告诉了他，他应该有心理准备，可当真见到我这个小他六岁的表弟，他还是稍微有些慌乱，那次我也见到了他媳妇。据说就是因为我要来，宝发特地把他媳妇喊过来，为的是他陪我时，包子铺能有人照看。我能感觉出来，他们两口子关系好，互相看着时，两人眼神都像是抹了麻酱，又黏又甜。
宝发哥哥安排我住在离他包子铺不远的一家小旅店，虽说设施简陋，院子里还是土地，但打扫得非常干净，屋子里也没有异味。床单被褥都是白色粗布，闻一闻，带着太阳的气味。
宝发哥哥特意嘱咐小旅店经理，尽量不要给我房间安排人。那时候住宿不可想象，安排陌生人住在一起。比如标准间两张床，客人不多时一个人住，遇到满员时就得两个人住了，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还有的小旅店，即使有富余的房间，也愿意把两个客人安排在一起，省得打扫房间。因为有宝发提前打招呼，小旅店经理始终没安排其他人跟我一起住，看得出来宝发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好。旁边那家装有公用电话的小杂货店，只要是找宝发的电话，宝发那会儿就是去茅厕了，杂货店小老板都会去喊他。宝发不是守财奴，晚上打烊后，总会留下一些包子给左邻右舍尝一尝。那年我走后不久，宝发把杂货铺旁边一个修车铺给盘过去了，包子铺的规模又扩大了。再后来，他们又把孙子和外孙女接到县城来，有了后辈儿在身边，两口子干得也更起劲儿了。
看着宝发哥哥，我就想，真是奇了怪了，当年宝发去天津，大姑怎么就不认他呢？不用验血不用验DNA，光是看长相、看神情，肯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呀，别说看正脸，就是从脖子后面看，长得都特别像。
宁津县城的夜晚特别安静，街道上的路灯也暗，可能是电压不稳的缘故，灯光不住地闪。一个路灯闪，眼睛还能接受，所有路灯全闪时，心里就有点发慌了，街道上显得有些鬼魅。我记得到后的第二天晚上，吃完饭坐在铺子门口休息，宝发忽然兴奋地说，俺领你去个热闹地方，咋样？
咋热闹？我环顾四周问。
跟俺走吧。宝发说着，小跑着去了马路对面的小夹过道里，我也赶紧跟过去。他从里面推出一辆水管焊接成的自行车，轮胎比城里自行车轮胎要宽些；车子后座宽大，就是放上包子铺里的大笼屉也丝毫不会摇晃，驮上个几百斤的重物照样能够稳稳当当，不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我侧身坐在宽大的后座上，宝发身子前倾，蹬得飞快，吹过来的每一缕夜风中，都夹杂着喷香的肉包子味。邀请他去天津看看的话，我始终张不开口，毕竟之前有过不愉快。其实宝发哥哥知道我来宁津的目的，但他不问，一句也不问，好像也不想让我讲。
远处一团仿佛正在燃烧的灯光出现在眼前，还有音乐声从灯光处传来。宝发开始放慢车速，缓缓靠向路边，我不等车停下来，跳下自行车，看了看不远处的招牌，原来这里是县文化馆。
放眼望去都是年轻人。男的穿着“喇叭裤”，大晚上还戴着“蛤蟆镜”；女的穿着蓬蓬纱的白色短袖衬衣，下身是牛仔布的长裙子；墙壁上的宣传栏里贴满了电影的宣传画；画面上的李小龙和成龙，正在伸臂踢腿、怒目圆睁。
宝发存好自行车，走过来兴奋地对我说，看场录像吧，香港的。
我说，我还没看过录像呢！
咋可能？宝发双眼冒光，忽然看着我的腰部，问道，你咋不挎个BP机呢？
我实话实说道，在车间里抡大锤，挎那个玩意儿碍事。
宝发叉着腰，望着伸手可及的夜空，说，俺想挎一个，太贵了，三千多。俺媳妇你嫂子不给买，唉，做生意哪能没有BP机？你嫂子说花这么多钱，还不如装个电话哩。可咱家铺子旁边就有公共电话，用不上哩。BP机好呢，你就是变成翻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都能找到，这可是个好东西呀……
我看着宝发嘴里的白牙，感觉他一点不像包子铺里的宝发，像是一个马上就会跳起迪斯科的年轻人。
宝发小跑着去了售票处，不一会儿快步过来，说，今晚演李连杰的《给爸爸的信》，看吗？
我摇头不看。宝发诧异地看着我。
我没进过录像厅，不是不喜欢看录像，是不喜欢录像厅里乌烟瘴气的氛围。宝发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暗淡了些。他说他也没看过录像，也不喜欢里面的空气，热乎乎的像是进了蒸包子的热笼屉。
宝发顺了我的意思，买了两个冰糕，站在文化馆大门外面的空地上，我们一边吃冰糕一边说着话，围着文化馆溜达起来。
宝发一点不像五十岁的人，他不断向我打听外面的事，说是县城里的人都在传说，全中国的人都去深圳了，那边离香港近，低头系鞋带都能看见钞票，做啥事都能赚到钱；又跟我说，城里好多人辞职了，说是要“下海”赚大钱。做生意就做生意呗，干啥要“下海”呢？
宝发举着冰糕，吸溜一口说一句，要是能在香港看一场成龙的电影，那可好了。
我羡慕道，去香港我可是不敢想，你还能想到去香港看武打电影？
宝发看着我，忽然问我，你在天津卫真没进过录像厅？
我吸溜一口冰糕，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进录像厅？再说了，我也不爱看武打电影，“古惑仔”之类的也不爱看……
吃完冰糕，文化馆周边街道也溜达完了，聚在门口的年轻人全都进去看录像了。文化馆外面冷清下来，只剩下两个正在数钞票的卖冰糕的中年人。
我摆手说，快走吧，明天你还得早起干活呢。
宝发望着文化馆门口，朝我点点头。
回到包子铺，宝发把自行车放回小夹过道里。我也要回小旅馆，这才不得不讲来宁津的目的。
夜色下的宝发一言不发。我静静地望着他。
还是宝发先说话了，但他转移了话题，说，弟呀，忙啥呀，多待几天呗，乡下没啥好吃的，喘气舒服。说着，他凝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忽然伸出手，向上狠狠地抓了一大把，然后塞进我口袋里。
我笑起来，但还是跟他讲了快点回去的原因。现在我们车间实行“工时制”了，大活儿小活儿都有工时限制，请假时间长了，影响工作进展。后面的话我没讲，其实我这次请事假出来，不仅要扣月奖，还要扣半年奖，说不定还要扣全年奖，算下来钱也不少了。另外我着实想要快点回去，虽说宝发待我热情，可我总是觉得情绪压抑。
宝发犹疑着。
我说，宝发哥呀，这两天打扰你了，我明天肯定回去。说完了，我才忽然发现，我又把他名字叫错了。
来宁津前我爸特意嘱咐我，别喊宝发，喊人家现在的名字。我来宁津两天中，已经喊错好几次了，有几次还是当着宝发媳妇面喊的，这让我特别尴尬。宝发好像不太在意。
生活在宁津的宝发，名和姓全改了。宝贵、宝兰姓吴，宝发改成姓时；宝发也不叫宝发，叫保军。也就是说，原来的吴宝发，现在叫时保军。不用想就能明白，他养父姓时。奇怪的是，我喊错名字，他也不纠正。有一次我发现喊错了，又马上改过来叫“保军哥”，他也没讲啥，总之喊他“宝发”和“保军”，他都痛快答应，他媳妇在旁边听了，也没有大惊小怪。1992年的宁津之行，我空手而归，没有请来宝发哥哥。我爸似乎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没有责怪我，我爸知道1959年宝发来天津卫认亲那件事，对宝发打击太大了。我曾经多次问过我爸，我大姑到底怎么想的，宝发肯定是她儿子，她怎么就不认呢？这么多年都是您在跟宝发联系，您还不断给他们娘俩往一块儿撮合，可是大姑不说不认，也不说认，大姑到底咋想的？还有宝发哥哥到底是怎么失踪的？他又是怎么和天津联系上的？这些事情过去我大致知道一点，但也是鸡零狗碎，我爸从来没有完整地讲给我听。那次我从宁津失败归来，恳求我爸讲给我。我爸叹口气道，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找机会讲给你，你也年岁不小了，知道也没啥。听我爸这样说，我笑了，儿女甭管多大年岁，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小孩子，这话说得真是没错。
那年我去宁津请宝发哥哥，事后才知道，大姑不知道我去，我爸没跟她讲。我能猜出来我爸的心思，一来担心大姑阻拦，二来是想给我大姑一个惊喜。我回来后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姑才知道了这事，知道了也没说啥。后来，我再次跟我爸说，您哪天就从头到尾把宝发的事讲给我吧，您年岁大了，宝贵和宝兰好像对宝发认亲这事也不怎么上心，就是您这个大舅最上心，以后您年岁大了，不还得指望我来办吗，是吧？我得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才不会给您捅娄子，是吧？我爸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这才终于答应我，一定找时间讲给我。
长途汽车继续行驶着，距离宁津县城越来越近。1992年的往事就像我身上流的汗液，怎么擦都擦不掉，总是感觉皮肤上附着一层汗水。
记得那年早上我离开宁津时，宝发哥哥送我，除了给我带上一大袋子的大红枣，手里还捧着一个白布小包裹，似乎还带着热气。我问这是啥呀？宝发哥哥说是他蒸的包子，让我带回天津尝尝。我说这么远的路，带包子做啥呀？天津也有“狗不理”。宝发哥哥听了，当即脸红了，有些手足无措。宝发嫂赶紧解释说，他弟呀，你啥都可以不带，这十个包子得带着。见我眨巴着眼睛不解，宝发嫂又说，这是你哥连夜剁肉馅，一大早蒸好的，肉可是“护心肉”哩。
听宝发嫂这样讲，我才觉得刚才自己说话太愣了。另外从宝发嫂话里我也才了解到，宝发哥哥有个习惯，对谁好就要给谁蒸包子。他最拿手的包子是猪肉大葱包子。肉可不是一般肉，正像宝发嫂说的是“护心肉”，一头大猪，甭管几百斤，身上也就一斤左右的“护心肉”，有时卖肉的都舍不得卖，给至亲至爱的人留着。除了用肉讲究，宝发还要亲手剁肉馅，连续剁上一个多小时，肉细得用嘴巴一抿，就能在嘴里化了，化成肉汤。把“护心肉”剁成化在嘴里的肉，特别费劲儿，“护心肉”上面有一层筋膜，要把这层筋膜完全揉在肉末里面，没别的办法，就是需要耐心劲儿。宝发哥哥剁好肉馅，还要亲手包、亲手蒸……那年我回去后，我爸吃了宝发哥哥亲手剁馅、亲手包好的“护心肉”包子，连声说“好吃好吃”。我爸又把包子给我大姑送去。没想到，我大姑吃了一口，把包子扔在一边，用毛巾一个劲儿擦嘴，似乎恶心得要吐。我爸这才想起来，我大姑不爱吃猪肉大葱包子，他一时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本来我爸犹豫半天，心里嘀咕要不要说这是宝发带来的包子，是用“护心肉”做的肉馅……见我大姑那个恶心劲儿，也就没法张嘴了。我爸当时只好尬笑说忘了忘了，你不爱吃猪肉大葱包子。我大姑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不好意思地跟我爸笑了笑。我爸回来跟我讲，你大姑要是不想笑，可又得笑，那笑别提有多难看了。
我把脸靠在车窗玻璃上，这样感觉温度还能低一些。我望着长途车外开始出现的乡村风光。不知道八年过后、已经五十八岁的宝发哥哥，再次面对来自天津的邀请，他还会继续沉默不语吗？
三
我爸讲，小时候的宝发特别聪明，不管啥事教他一遍就会。可聪明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手脚闲不住。宝发没有闲下来的时候，邻居们笑说“宝发这孩子腊月生的吧——动（冻）手动（冻）脚的”。不仅家里人喜欢宝发，邻居们还有买中药材的顾客，也都喜欢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老纪家的日子过得兴旺，是因为我爷爷开了一个中药铺，名号叫“隆顺德”，一幢砖木混合的三层小楼。一层是抓药的店堂，一进门，整面墙的中药柜子矗立在眼前，黑色大漆，锃光瓦亮，可以当镜子用。柜子分成一个个小方格子，铜质拉手的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里面插有一张白纸，白纸上面写着中药材的名字，有随口就能叫出名字的当归、黄芪、三七、沉香、甘菊、栀子、莲子，也有名字怪僻的道人头、龙沙、铁扇子、山龙胆、胡荽、木槿……太多了太多了，得有上千种药材；宽大的黑色柜台上，有用来捣药的铜盅，还有各种精巧的小秤。一楼还有坐堂老中医，每天坐在藤椅上，微闭双目，太阳隔着玻璃窗射进来，老中医像是一尊成了精的千年木雕。二楼是伙计们配药和住宿的地方。三楼是盛放中药材的地方。因为爷爷的中药铺子规模大，方圆几里地都能闻到中药材的气味。
人们大病小病都来“隆顺德”抓药，这里的中药材货真价实。我爷爷命人在一楼店堂贴出大字告示，只要发现假药材，以一赔十；还在告示旁边放了一把镀金小铡刀，发现假药不仅赔偿，还要当场把假药材铡掉。多年过去了，镀金小铡刀始终没有派上用场，“隆顺德”没有发生过一起假药材事件。进中药材的时候，要经过好几个老中医仔细识别，“隆顺德”也与药材供应商有着极为严谨的合同。要不是1948年底，国民党特务怀疑我爷爷把中药材卖给共产党，强行把我爷爷抓走，“隆顺德”的生意还会节节高。奶奶为了赎回爷爷，四处疏通关系，花了不少钱，因为救人心急，还被一个中间人“骑驴”了，坑走了不少金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爷爷终于回家了，但是落下一身的病，随后家人又开始给爷爷治病，原本家底殷实的老纪家，一下子就衰落下去了。解放后才知道，我爷爷的确暗中把优质中药材按照最低价格，卖给了中共天津地下组织；地下党又把上好的中药材，从天津偷偷转运到了共产党的野战医院。
与“隆顺德”中药铺隔着一条街，有一个三进的大院子，是当年我们老纪家的院子，纪家大大小小几十口子人全都住在大院子里，包括已经出嫁多年的我大姑。解放前，大姑父经常跑外不在家，把大姑一个人放在家不放心，大姑常住娘家。我爷爷心疼这个闺女，我大姑做任何事，我爷爷都是大力支持，即使做了错的事我爷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从记事起，感觉大姑就没离开过老纪家，好像她从来没有出嫁。大姑父从营口或是张家口回来，直接来老丈人家，一来二去，大姑父好像成了纪家的上门女婿，大姑也忘了纪家大院外面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解放后大姑父不跑外了，可是照样很少回来，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的，似乎不敢跟我大姑对眼儿，总是躲着我大姑的眼神儿。
大姑第一个孩子不是宝发，是宝发的姐姐宝梅。宝梅长得水灵灵的，双颊上有两个好看的大酒窝，八岁时就显露出来美人坯子的模样。爷爷奶奶喜欢宝梅，街坊邻居也喜欢，说起大姑时，街坊们都是用“宝梅她妈”来代替，可是八岁的宝梅生了一场大病，发高烧，浑身上下哪儿都热，像是一个烧得火红的烙铁。爷爷开中药铺子，懂得药理，头疼脑热的我爷爷都能对付，但是看病，又是给宝梅看病，还得要请大夫。天津城哪个医生医术高超，我爷爷心知肚明。他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是晚清举人，据说进过宫里，给妃子们看过病。老中医头发雪白，山羊胡子跟他头发一个颜色。老中医看后说是宝梅这丫头得了一种怪异的热病，需要清瘀，随即开了药方，还特别叮嘱了熬药方法，要用金锅银铲，熬药时放入十两黄金，跟中药材一起熬。旁人听了，惊得大眼瞪小眼。黄金都不怕火烧，难道熬药的温火还能把黄金熬进去？爷爷信服，解释道，熬药后黄金不会少分量，但是黄金的性入了药，金锅银铲也不会消耗，也是入了药性。就是这样极为讲究的疗药手段，也没能治好宝梅的病。后来又送到原来的租界地，一家法国人开的西医院，最后也没治好，又漂亮又可亲的宝梅还是死了。
八岁的宝梅死了后，总是昂头走路的爷爷也蔫下来，不像过去那样朗声笑了，谁都能猜测到我爷爷心气衰落的原因，开了这么大的中药铺子，用了金锅银铲，还下了十两黄金熬药，都没能救活心爱的外孙女，心气能不败吗？过去爷爷爱听评书，把说书人请来在外间屋子说，他坐在里间屋子，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闭着小眼睛细听。大人孩子也都爱听评书，可只能躲在外面，猫腰撅腚，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只有我大姑可以带着宝梅，亮亮堂堂地跟爷爷坐在屋里一起听。爷爷喜欢闺女，就是这么宠着、惯着，只要我大姑不高兴，大辫子一甩，扭起屁股就走，宝梅跟在妈妈身后，娘俩儿姿势一个样。一家之主的我爷爷立马慌了神儿，赶紧赔笑脸。那时候每次听完评书，爷爷都要给说书人比在外面说书多出几倍的钱。那个说书人远近闻名，在南市大舞台书场说书，场场爆满，人称“鬼嘴二爷”。为何“二爷”前还要加上个“鬼嘴”呢？爷爷解释说，不是贬，那是褒。比人还厉害的是啥，只能是鬼了！大外孙女宝梅死后，爷爷不再听“鬼嘴二爷”说书了。后来蔫蔫地过了好长时间，又突然把“鬼嘴二爷”请来。听完之后，爷爷没给钱，给了“鬼嘴二爷”一个手把件，“鬼嘴二爷”激动得连连作揖。那是一个歪头貔貅手把件，翡翠的，是我爷爷的心爱之物，也是值钱的好物件。把翡翠手把件放在一盆清水里，水能慢慢变绿，把它拿出来，一盆绿水好半天才会慢慢恢复原色。自从把心爱的翡翠貔貅手把件给了“鬼嘴二爷”之后，爷爷再也不听评书了，没事的时候，闭着小眼睛，嘴巴微微颤动，因为没有出声，谁都不知道我爷爷说啥话。过了好多年我爸才知道，爷爷舍不得那个翡翠手把件，是我大姑要我爷爷送给“鬼嘴二爷”的，闺女说了，爷爷即使心疼也要照办。我爸跟我说过，你大姑任性，想一出是一出，还不是被你爷爷给宠坏的！
可令人惊异的是，我大姑好像没有那么悲伤。亲人还有街坊们感到奇怪，心爱的闺女死了，当娘的怎么这么快就调整过来了？连我爷爷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宝贝闺女的后影。
小宝梅三岁的弟弟宝发，从一个人见人烦的捣蛋鬼，忽然变成了我大姑的掌上明珠，成为宝梅的替身，大姑常常对着宝发说成“宝梅”。宝发年岁小，顶嘴道“我是宝发，不是宝梅”。我大姑怔了一下，连忙用巴掌拍自己的嘴，一个劲儿说“打嘴，打嘴”，接着一把把宝发搂在怀里，一个劲儿亲宝发脸蛋，亲得宝发双手挣扎着，不顾一切地跑出去。
我爸跟我回忆说，有一天午饭后，五岁的宝发去胡同口玩。这孩子调皮捣蛋，平日里经常不见影子，直到晚饭时“宝发，吃饭了”一连声地吆喝，他才会脏兮兮地蹿出来，回到家端起饭碗就吃，吃完，撂下饭碗，转脸又不见人影儿了。时间长了，半天找不到宝发，家里没人当回事。这次可不成，傍晚了，又到晚饭点了，还不见宝发。你大姑在胡同喊，也有人帮着喊“宝发，宝发”，始终不见泥猴子宝发。全家人找，街坊邻居们也帮着找，早过了晚饭点，都晚上九点多了，依旧不见宝发影子。老纪家所有人慌了神儿，不过还是拖到第二天下午，老纪家才报了官。
我问我爸，孩子丢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才想起来报官？
我爸吭哧着，终于讲了缘由。
原来，报官之前我爷爷暗中托人打听，他是担心孩子被绑架了，是有强人要勒索老纪家的钱财，扫听一圈后，才明白是宝发自个儿走丢了。可一个五岁的孩子又能走丢到哪里？还能出老城里？还能出天津卫？
家人和邻居们全都是“事后诸葛亮”，互相启发着回忆宝发失踪前跟谁在一起，要是找到最后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人，就一定会找到他的下落。这么一捋，线索很快出来了。
六号院的三梆子说看见宝发跟“单条虎”在一起，九号院的孙猴子说看见宝发跟“单条虎”在一起，一号院的小黄毛也说看见宝发跟“单条虎”在一起。小孩子说话没准儿，但是三个小孩子都这样讲，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爸和大姑立刻找来三个小孩子，手里攥着三个“嗦了蜜”糖，挨个问三个孩子，宝发是跟“单条虎”在一起吗？扁脑袋的三梆子，再次说“是”；尖嘴猴腮的孙猴子，再次说“是”；头发又细又黄的小黄毛，也再次肯定地说“是”。小黄毛说完“是”，还讲了一个细节，说是看见“单条虎”给了宝发一毛钱。当时胡同口正好有小贩叫卖“酸磨糕”，宝发拿着一毛钱，像是一个颇有经验的黄鼠狼，弓背低头，撒丫子直蹿胡同口去了。小黄毛说，宝发肯定去买“酸磨糕”了。小黄毛说完这话后，使劲儿用舌头舔着嘴唇，大概想到“酸磨糕”的酸劲儿了，紧接着又用手背抹了一下挂在嘴角上的口水。
假如三梆子和孙猴子说谎，他俩是男孩子，情有可原。小黄毛是个小闺女，应该不会说谎吧？最关键的是，小黄毛还具体讲了宝发跟“单条虎”在一起的细节。退一万步讲，说别人跟宝发在一起还不好确定，说跟“单条虎”在一起，那可能性太大了。
我爸和大姑把三个“嗦了蜜”糖奖励给三个小孩子，立刻站起身互相看着。我爸当即断定，宝发失踪跟“单条虎”老吕有关。大姑不言语，只是怔怔地看着我爸，眼神飘忽不定。旁边有人提醒说，直接问老吕不就成了？老吕又不是在云南贵州。
我们胡同里有个口头语，把中国最远的地方统称“云南贵州”，把外国最远的地方统称“巴拿马”。有人这样一提醒，我爸和大姑才醒了盹儿一样立刻去找老吕。没想到，小旅馆经理说，老吕请假回家了。问，啥时候走的？答，前天。我爸心里一算计，当下就凉了手脚，老吕走的那天就是宝发失踪后的转天。又颤抖着问，他说……啥时候回来吗？小旅馆经理摇头说，他只说回去处理家里事，没讲哪天回来。随后，又补充说，好像随手用的东西，他都带走了。我爸脖子梗了一下。
宝发失踪的事，街坊们全知道，小旅馆经理不会不知道，他悄悄瞥了一眼我爸，没言语；又瞅了一眼我大姑，然后眉头皱了一下，还是没言语。这时候，里面有人喊经理，面色怪异的经理这才借机赶紧离开。虽然经理啥话没讲，可表情却是啥都讲了。
“单条虎”老吕成为宝发失踪一事的最大嫌疑人。
老吕是胡同口小旅店看门人，“单条虎”是老吕的绰号，因为他只有一条腿。老吕家不在天津卫，他是号称“小天津”的胜芳人，来天津卫已经七八年了。老吕要是两条腿都有的话，说不定早就娶妻生子了，大概就是因为残疾，一直单身。别看老吕一条腿，除了主业看门之外，客房、厕所、店堂卫生，他也去干。旅馆外面那片小空地，也能看见他扫地的身影，他有时还跟着服务员一起拆洗被褥。因为小旅馆临近胡同口，爱说话的老吕跟整条胡同的人都熟悉，见到谁他都主动打招呼，尤其见到小孩子，拄着拐的一条腿的老吕，比正常人还要利落地蹲下身子去逗小孩子。有的小孩子好奇他的木拐，他就单手扶着木拐，用另一只手把小孩子抱起来，小脚丫踩在木拐的横撑子上，小孩子乐，他也乐，有时他会故意晃动木拐，小孩子发出惊慌的喊叫声，然后他再停止摇动，小孩子转惊为乐，这时候他把小孩子抱下来，再给小孩子一块糖。小孩子经过这场惊险游戏之后还能有好吃的糖，也就更加喜欢老吕，只要见到他，不管是从前面还是从后面，小孩子们都会热情地扑过去。从前面扑过去，有精神准备的老吕，能够稳稳接住小孩子；从后面扑过来的，他有时没有准备，就会站立不稳，像是被淘气的小孩子们揪掉了一只翅膀的蜻蜓，一只手扑腾好几下，险些前倾扑倒。有一次宝发从后面扑过来，老吕没有准备，身子向前扑去，来了一个嘴啃泥，满嘴的血。老吕站起来后，一句也没有责怪宝发，还摸着他的脑袋，让他回家别讲。吓坏了的宝发，愣了愣，很快像个灵巧的黄鼠狼，弓背低头，蹿回了家。
老吕喜欢小孩子，喜欢抱小孩子，喜欢逗小孩子，但只是限于小小子，小闺女他也逗，远远地逗，离着三四步远，绝不凑前去，更不会抱起来逗玩；也会给糖，给的方式跟小小子不一样，他让小闺女伸出小手，他把糖举起来，距离两巴掌的距离，稳放在小闺女手心里，绝不碰一下。
老吕特别喜欢虎头虎脑、调皮捣蛋的宝发，不仅经常给宝发糖块，还会给他钱去买好吃的。这让我大姑特别不好意思，有一次跟老吕说，给孩子一块糖就好了，可不要给钱呀！脸部线条像是刀砍斧凿的老吕，听到我大姑这样讲，立刻羞得红了脸，比刚蒸熟的红皮红薯还要红，还有点像天津卫水产珍品紫蟹的颜色——猪肝色，他用手胡噜着露着青茬儿的头皮，摇晃着脑袋，不知道说啥好，那个神态呀就像是犯了错误的小孩子。
我爸跟我讲，你大姑没对老吕说过好话，见到他就说他，话狠带尖，永远像是大人批评淘气的小孩，有时还会板着脸。
我感到奇怪，问我爸，大姑怎么这样呢？
我爸摸着下巴，随后又一个劲儿摇脑袋。我爸遇上不好处理的事，总是下意识摇脑袋，好像摇一摇，就能摇出一个诸葛亮。
我爸老年后，总爱跟我回忆过去的事，有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有的事我赶上个尾巴，多少有些模糊的印象。其实那些印象也都是片段，或是某个凝固的画面。我大姑和老吕的故事，还有我们老纪家的历史，我就是在我爸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嗑中，一点一点熟悉起来的。
老城厢还没装水龙头的时候，人们用热水，小户人家在家里煤炉子上烧，大户人家雇人从水铺挑热水；凉水呢，大户人家还是雇人挑水，小户人家需要排队等大水车。天津卫用上自来水挺早的，光绪爷那会儿就有了，可那是在洋人的租界地，老城里的胡同里没有自来水，可那会儿百姓还抵触自来水，说“机器水”有毒，管它叫“洋胰子水”。后来慢慢转变观念，老城厢有了四个自来水取水处，每天有水车运到每条胡同。一桶水二分钱，把大水桶提回家，哗啦啦倒进屋角边的大水缸里。家家户户已经习惯省着用水，一盆水洗完脸，再洗屁股再洗脚，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倒掉，这样省着用，一缸水能用上两三天。人们每天早上在胡同口等水车，水车有时早来有时晚来，送水时间点前后，得有一个多小时的误差。人们早上事最多，拉屎撒尿洗漱，还要担心错过大水车，有的人干脆就提前去排队。有时人等，有时用水桶排队，一个水桶挨着一个水桶，排到谁家的了，人要是没在的话，后面的人就会帮忙喊上几嗓子。老纪家过去有人给挑水，日子落败后，也用水桶排队了。那天我大姑用水桶排队，因为有事离开了。正在人们喊我大姑时，老吕恰好路过，听见了，二话没讲，把水桶提起来就往胡同里走。虽说老吕一条腿走路利落，身子骨也结实，但毕竟提着一个大水桶，多少有些吃不消，身子被水桶拽得一个趔趄、一个趔趄的，木拐戳砸砖地的声音，比平时响了不少。老吕咬着牙，鼓足一口气，硬是把一大木桶水，提到了大姑家门口。我大姑那会儿想起来要去打水了，正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眼看见老吕提着她家的木水桶，已经吭哧吭哧站在院门口，因为吃力，老吕脸孔涨得像是中秋节里刚煮熟的大螃蟹。大姑的脸也红了，老吕本以为大姑会讲几句客气话，还在等着表扬呢，哪承想，大姑的脸变了颜色，由红变白。她板着脸，对老吕讲，谁让你提来了？你逞啥能耐？用得着你吗？老吕脸色白了白，马上恢复了正常脸色，嘿嘿地笑。我大姑不饶他，继续训斥，你要是摔着了咋办？这个大水桶两个人抬都吃力，你一条腿还逞能呀？知道你天天练吊环，那又咋样？你要是两条腿，我天天让你给我提水。老吕挨了训斥，不着急不着慌，依旧嘿嘿地笑，正要转身走，又被我大姑喊住了，她回到屋，拿出一条白毛巾，一下子甩到老吕脖子上，说了一句“擦汗”，然后吆喝院子里的人，帮她一起把木水桶抬屋里去。老吕用白毛巾擦了一把汗，说着“谢谢”，然后转过身，一瘸一拐，脖子上飞舞着白毛巾，像一只灵活的蜻蜓一样“飞”走了。
我爸跟我感叹说，别看老吕一条腿，还经常帮助胡同人家做好事，帮助大姑好像更多些。大姑父长年不在家，虽说家里也有人，可都是贪玩的小孩子，老吕帮助大姑做过好多家务事，可大姑从来没说过一个“谢”字，每次都是一顿训斥，老吕不恼，只是嘿嘿笑，不多讲一句话。
胡同口经常有小贩吆喝，卖各种好吃的。夏天有卖冰块的，还有煮熟的菱角、乌豆；冬天有卖豆包的、青萝卜的。小贩站在胡同口和小旅店之间的那块空地上，卸下担子，一边擦汗喝水，一边大声吆喝，总有一群小孩子围着小贩嬉闹打斗，小贩双手拢着担子，吆喝着“别撞着，别撞着”，小贩越是这样说，小孩子们越是围着担子转圈跑，胡同口永远一片吵嚷声。只要有小贩到胡同口，宝发总会出现在小贩身边，这不能不说有老吕大叔的强力支持，因为我爷爷和我大姑给宝发零花钱很少，他的零花钱都是老吕大叔给的。别看老纪家有些家底，可对男孩子从来不宠，有时还凶得很。没办法，爷爷就是喜欢闺女，下一辈又喜欢孙女、外孙女，看见秃小子就瞪眼，对我爸还算好的呢，可也是经常训斥教育，再犯错就上手打了。
过去老吕是大家公认的大好人，可是转瞬之间，“单条虎”老吕却成为宝发失踪一事的最大嫌疑人，这样一猜测，种种可疑情况全都慢慢浮现出来。比如宝发失踪后，全胡同人都帮忙寻找，热心肠的老吕也帮着找，拄着木拐到处喊，每个小夹道都要向里瞄一眼，可是自始至终没提他给宝发钱去胡同口买“酸磨糕”的事。好多人怀疑老吕因为太喜欢宝发，说不定联系老家的人把孩子给拐跑了。因为宝发失踪前两天，老吕的胜芳亲戚来过旅店；小旅馆有人反映，说是那个胜芳亲戚来后，嘀嘀咕咕地跟老吕说了啥，随后老吕就变得魂不守舍，帮忙刷碗时还打碎了一个碗，大家猜测，肯定是干坏事之前心慌意乱呗！再说老吕这么多年在小旅馆做事，从来没回过胜芳老家，怎么这么凑巧现在就回去了呢？宝发走失了，他马上回老家，竟然是一去不回？不是这个“单条虎”里应外合拐跑了宝发，还能是谁呀？
在众多“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怀疑声浪中，我爸是其中一员，还是特别重要的一员，他的身份也导致他的判断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周围人的影响更大。当然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才从大人嘴里知道的，也有的是从我爸那里知道的，因为宝发哥哥走失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我比宝发哥哥小六岁，我是在他走失后的转年才出生的。
在“单条虎”老吕一个月都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他之前七八年间积攒下的良好口碑终于坍塌了，我爸那句“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箴言，成为我们那条胡同及小旅馆所有人挂在嘴边上的日常用语，很快还转化成大人教育小孩子、警告小孩子的口头禅。直到这时候，我大姑才在众人的鼓噪下，特别是在我爸的积极鼓励下，终于请求国民政府捉拿坏人“单条虎”老吕。可那时候是特殊时期，国共马上就要进行全国战场上的较量，国民党警察哪有空儿给你去胜芳乡下办案呀？虽说距离不远，可也没人去管这样的“闲事”。
我爸后来表情奇怪地跟我讲，本以为你大姑接连遭受打击，可能会病倒，再也起不来了；我爸又紧接着分析说，或是你大姑精神遭受剧烈刺激，有可能会自寻短见。
谁都没想到，大姑不像闺女宝梅死后那样沉默了好几天，貌似没事人一样，照样忙里忙外，有时还跑到中药铺子去，帮助伙计们抱着铜盅捣中药，偶尔还能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可人却是一下子瘦了十多斤，她心里咋想的，那消失的十多斤肉会“说话”。在所有人都认定宝发是被老吕拐跑的情况下，大姑从来不参与这样的猜测，只要听到有人这样议论，她转身就走，瘦长的双腿走得极快，乱跑乱撞的小孩子都追不上她。
“单条虎”老吕拐跑宝发的事，成为胡同里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成为我们老纪家的一个谜。在我爸的内心深处，我大姑更是一个谜。我爸从来没听大姑咒骂过老吕，一句咒骂都没有，哪怕后来在她晚年经常骂街的日子里，她也没有骂过“单条虎”，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骂过。
我爸说起这事时，依旧一个劲儿摇脑袋，他摇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摇出来一个“诸葛亮”，帮他掐指算算到底咋回事。
四
其实，宝发哥哥来过天津，那是他1947年失踪过去十二年后——1959年夏季。
我爸跟我讲，他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场景，是在三伏天里，每个人身上都像是背着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从早到晚身上都是汗淋淋的。我也有一些模糊印象，那时候我十一岁了，经过我爸的描述，再与我的回忆连接，宝发哥哥回来时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了。
当时是傍晚时分，多数人家刚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胡同里乘凉，说着家长里短的闲事；家里的“电匣子”正在播着新闻，愤怒声讨印度在我国西藏边境骚扰侵犯的无耻行径。一号院小黄毛的爷爷，吃完饭来我们七号院串门，他早年在英租界干过跑腿的差事，他听着新闻，以饱经沧桑的语气嘲讽道，我见过那些阿三，长得又高又黑，满脸的络腮胡子，还用麻酱色的布包裹着大脑袋，他们就是些站岗、拉车门的家伙，如今咋就欺负到咱们头上了，得打他个瘪阿三呀，这帮家伙肯定是吃错药了！那时候我们胡同里的大人小孩，把所有不明白或是解释不通的人和事，统统称为“吃错药了”。
就在这时候，穿着蓝色警服的派出所小何，一边和见到的老人打招呼，一边走进七号院。小何身后还跟着一个身体壮实、脸色黧黑的小伙子。小何直接走到饭后正在喝茉莉花茶的我大姑面前，欢快地打着招呼，大姑呀，快看看这是谁？您呀绝对想不到，快仔细看看。
警察小何一吆喝，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全都围过来。这时候，院子外面的人，自从看见何警察带着一个陌生的乡下人走进胡同，早就跟在后面观望，这会儿脚跟脚地进院看热闹来了。
乡下小伙子看见那么多人围着看他，满脸淌着汗水，双手不知道放在哪儿，声音有些颤抖道，大伯大婶们，俺是宝发，俺是宝发呀！
十一岁的我，看着高我一头的自称“宝发”的人，像是小蚂蚁撞见了雄伟的大象。
称自己“宝发”的人，穿着一件崭新的短袖白衬衣，露出来粗粗的黑褐色的小臂；下面是蓝色长裤，看不见他的小腿，但能想象出来小腿也一定粗壮有力；脚下是一双千层底的黑色布鞋，崭新的鞋面上沾着灰土，走长路出汗的缘故，新布鞋周边带着明显的白色汗渍。
宝发的突然到来，老纪家大人孩子全都没有精神准备，特别是我大姑，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去了。
派出所警察小何介绍了宝发找到派出所要求寻亲的大致情况，因为还有事，握了握宝发的手就快步走出了院子。
不光是我们老纪家的人，就是邻居们也没反应过来。丢失的时候还是一个“万人嫌”的五岁小孩子，如今已经是十七岁的壮小伙子……
宝发说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周围小孩们喊他“侉子”。他没有不高兴，只是咧着嘴巴，露出一口与他脸色极不相称的白牙，他从口袋里掏出糖块，每个小孩子一人一块。宝发哥哥也给了我一块，糖纸与糖完全粘在一起，我费了好大劲儿，弄得两手黏糊糊的，才算把糖纸剥离。
我爸愣怔片刻之后，当即断定这孩子就是失踪十二年的宝发。
被邻居硬拽回院子来的大姑，早没了平日里的厉害劲儿，她神情麻木地摇着头，眼神好像凝住了，她啥也不讲，一个劲儿往后，跟我爸一个毛病，一个劲儿地摇脑袋，比摇拨浪鼓的频率还要高。
我爸不好当着宝发面说啥，赶紧把我大姑拉到院子外面，站在靠墙角的一棵老槐树下，着急道，妹子呀你是咋想的？你去看看宝贵和宝兰，比一比，不是你儿子还是谁儿子？跟你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就是宝发！就是宝发！
我大姑又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宝贵，另一个是闺女宝兰。宝贵已经十岁，宝兰八岁。那会儿宝贵、宝兰恰巧不在院里，吃完饭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大姑父已经去世，年轻时长年跑外，养成许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年轻时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岁数稍大一点后，好多病找上门来了，什么消渴病、心脏病、高血压……这几种不好治的病凑在一起终于击倒了大姑父，他扔下孩子和心爱的老婆撒手走了，到另一个世界倒腾皮货生意去了。
我大姑借口有事，还是没跟宝发说一句话，眼神都没有对一下，转过身子，低头走了。宝发见亲娘不认他，眼圈发红，含着泪水，当即就要回去，硬是被我爸抱住了腰，我爸小声劝大外甥宝发不要走，又趴在他耳边悄声说，你妈一下子转不过脑筋来，她年岁大了，这些年受了那么多苦，你得让她有个过程呀！
宝发想了想，觉得大舅说得有道理，梗着的脖子终于软下来。
纪家大院早已分崩离析，大院住了好多外姓人家，又搭了好多小屋子。原本宽敞的院落，越搭越窄。我爷爷奶奶死后，我爸、大姑还有我叔分家了：有两个叔叔，一个早亡，另一个解放前失踪；还有两个叔叔，搬家搬得远，去了“下边”住。“下边”就是早年租界地，因为那里地势洼，被老城厢人称作“下边”。我们家和大姑家还在老城厢，离得特别近，虽说不在一条胡同，可是两条胡同中间有夹过道，侧着身子能穿过去，不到半分钟就到了。我们家和大姑家经常在一起吃晚饭，今天大姑一家来我们家，明天我们去大姑家，饭菜也简单，端着饭碗、拿双筷子就来了，尤其我们这些孩子，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在胡同里来回跑。
我爸把宝发接到我们家。晚上宝发洗脚时，我爸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瞅着他，问他当年是怎么走失的，又是怎么找回来的。白炽灯下的宝发，皮肤显得更黑，他说只是模糊记得一些，好像是在胡同口玩时，一个摇着拨浪鼓的笑脸人蹲下身子，摸着他脑袋瓜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笑脸人走了，走了好远的路，塑料凉鞋把脚都给磨出了血疱。我爸耐心地看着宝发。宝发说他醒来时躺在一个大土炕上，没挂窗帘的外面是满天的星星，有大狗小狗的叫声，还有各种小虫子的叫声。宝发回忆说，那时候他就哭；只要一哭，周围就有好多人，说是你爹你娘不要你了，把你给我们了。我爸后来跟我讲，五岁的孩子好哄，饿几天，再给点好吃的，也就顺从了。再加上那户人家对他百般宠爱，乡下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小虫子，那么多好吃的香麻酱、甜玉米、大红枣……贪玩爱吃的调皮捣蛋的宝发，很快适应了乡村生活。养父母让他上学识字……宝发这才知道自己生活在山东宁津一个叫“时家庄”的小村子，自己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时保军。
宝发洗完脚。我爸让我给宝发哥哥去倒洗脚水。宝发死活不肯，非要自己去倒。宝发倒完洗脚水回来，我爸拉着他接着聊。我坐在旁边继续听。
我爸唏嘘着，眼圈红了。又问宝发，当初是小旅馆的老吕大叔给他钱，让他去胡同口的吗？那个老吕大叔跟那个摇拨浪鼓的人认识吗？
宝发听了，摇摇头，说是记不得了。
经过我爸再三提醒，他才想起来好像是有一个经常给他糖的一条腿的叔叔，再详细的事他又说不清了。我爸还想说什么，嘴巴张开又闭上，没有再说。过了一会儿，又问起宝发是怎么找来的，家里知不知道他来天津卫寻亲。
宝发高兴起来，说，俺爹俺娘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有一天就跟俺讲了过去的事，是俺爹俺娘答应俺找来的。
宝发哥哥实话实说，家里的事只记得中药铺名字“隆顺德”，还有“二月二”。就连爸妈名字，他也不记得了。
也难怪宝发记得“二月二”，听我爸讲，每年“二月二”，老纪家热闹极了，周边邻居都来凑热闹，比年三十晚上放炮守岁，正月初一吃素饺子、拜大年都要火爆。
“二月二”这一天，是中药铺子晾晒药材的日子。所有伙计还有我们老纪家大人孩子全都跟着忙活。在大街上铺上凉席，把三楼上的药材搬出来，均匀地摊在凉席上，要在太阳下晾晒一天。只有这天晾晒才起作用，其他日子没用，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成。“二月二”这天要是不晾晒中药材要有大麻烦：带硬壳的中药材，会生出来带壳的小虫子；没有硬壳的中药材，会生出软虫子。
当时五岁的宝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应该说得过去，小孩子喜欢热闹，调皮捣蛋的宝发更喜欢热闹，想想吧，满大街都晾晒中药材，场面能不热闹吗？
我爸又问宝发，中药铺子早就公私合营了，名号也不叫“隆顺德”了，咋还能找来呢？
宝发实话实说，去了公安局，说了“隆顺德”还有晒药材的事，不长时间就有人开来一辆挎斗摩托车，他坐上后，摩托车就突突突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把他交给了派出所的警察小何，小何啥也没讲，高兴地带着他就过来了。当年那么费尽心思寻找，如今这么轻易回来。我爸拉着大外甥宝发的手，一个劲儿地感慨。
我爸为了让大姑信服宝发就是她亲儿子，还绞尽脑汁想出另外的办法验证。在宝发四岁的时候，我大姑用铁夹子夹着一块刚从炉子里烧红的煤球给邻居引火，正好宝发藏猫猫，一下子撞着了，烧得火红的煤球，把他大腿内侧烫伤了，留下了一大块伤疤；宝发的小脚趾骨折过，是歪斜的。我爸问大姑，是左脚还是右脚？我大姑想也没想，毫不迟疑道“是右脚”。说完了，又好像后悔一样，紧紧地抿住嘴唇，不再让自己多说一句话。
转天晚上宝发洗脚时，我爸说了宝发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还说了他的伤疤。宝发立刻明白大舅的意思，马上展示给我爸看，果然他大腿内侧有一块犹如蝴蝶一样的伤疤；伸出右脚，小脚趾也是歪斜的。
我爸转天一大早就兴奋地讲给我大姑，以为她会兴高采烈，马上会过来抱住自己的儿子泪流满面，激动地喊着“儿呀儿呀，你可受苦了”，可哪想到我大姑还是原来冷漠的神情。
宝发哥哥心灰意冷，在我家住了四天，说啥也不住了，说是不放心自己乡下的爹娘，他也不等我爸送他到车站，自己偷偷摸摸地走了。
宝发离开后，有一天我大姑抽冷子跟我爸讲，她不相信这个一口一个“俺”的侉子会是她的儿子宝发。我大姑自言自语道，我儿子宝发小白脸，这个人是大黑脸蛋子，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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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完，责编张文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