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二七四年，马可·波罗从帕米尔高原的瓦罕走廊进入新疆，经喀什、叶尔羌、和田、且末、哈密等地，去往中国北方，他对新疆的地理、风土、人情等，都有生动记载和描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西域探险考察热”中，斯文·赫定、奥雷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大体都是沿“玄奘之路”和“马可·波罗之路”进入新疆的。

尽管仍有一些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亲历过新疆，认为其记载可能参考了波斯、阿拉伯商人的口述，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文又译《马可波罗行纪》）首次向欧洲系统报道了新疆——那里的绿洲城市、商贸网络、多元信仰、饮食文化、浩瀚沙漠……这些，激发了西方对丝绸之路和亚洲腹地的想象，为研究元代西域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留下了华彩一笔。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启发了二十世纪至今的小说家、剧作家和传记作家，如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陈舜臣的《马可·波罗》等。

斯坦因曾四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盗挖了大量文物，他的入疆路线与马可·波罗的线路有一定重叠，但主要还是凭借和依赖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他称这本书是“无价的地理与历史指南”，“在每一步探索中都能感受到玄奘的存在”。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三三年，斯文·赫定五次进入新疆，是楼兰的发现者（楼兰的发现同时要归功于他的土著向导、罗布人奥尔德克），他途经的喀什、和田等丝路南道重镇以及一八九五年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线路上与马可·波罗的记载有重合，赫定称马可·波罗为“东方探险的先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在《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一书中，他写道：“马可·波罗的勇气和对未知的渴望，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走向荒野的人。”

与归国的玄奘法师一样，马可·波罗是经瓦罕走廊登上帕米尔高原的，同行的有他的父亲尼可罗·马可、叔父马飞阿。时年，马可二十岁。“离开沃克汉省（瓦罕）后，我们向着东方和东北方向继续再走三天的路程，一路上爬坡越岭，最后到达一座大山的顶巅，极目远眺，只见四周的崇山峻岭，高接云天，使人确信我们已登上世界最高的地方。”（《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三十二章）

他准确地说出了这片高原的名称：帕米尔（Pamir Plateau）——《汉书》中的“葱岭”，玄奘笔下的“波谜罗川”，塔吉克族称之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兴都库什山交会的巨大山结。

马可·波罗一行在高原上骑行跋涉了十二天。他说，一路上景象荒凉，渺无人烟。群山巍峨，万仞高山直冲云霄，轻易看不见飞鸟在高山上空盘旋。大山顶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冽，所以在高山上点火（注：主要是牛粪火），燃烧点很低，不能产生像平原上那样的热量。用这种火烹煮食物，熟得很慢。

帕米尔高原上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如雪豹、马鹿、棕熊、野牦牛等。马可·波罗尤其注意到了一种大如毛驴的“野绵羊”，羊体硕大，羊角长达三四掌尺，有些羊角甚至长达六掌尺。牧羊人利用这种羊角制成日常生活用的器皿，用来盛放各种食物。也有人用羊角围成篱笆，防患狼的入侵。

马可·波罗提到的这种“野绵羊”，就是帕米尔盘羊，也叫大头羊，它是盘羊家族八个亚种中体形最大的，成年盘羊重达二百五十多公斤，犄角长两米左右，角形呈螺旋状，表面布满环形的褶皱，由头顶向下并向后弯曲，有时可达三百六十度。生物学界有一个惯例——以首次发现或记录一个新物种的人的名称来命名这个物种，所以十三世纪之后，帕米尔盘羊就有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新名称——“马可·波罗羊”。

从帕米尔再走四十天的路，马可·波罗来到的第一个绿洲城市是喀什噶尔（现喀什）。他说，这个地方幅员极其辽阔广大，城镇和寨堡林立，人民讲自己特殊的语言。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纺织业尤为发达。喀什噶尔有美丽的花园、果园和葡萄园。棉花、亚麻和大麻的产量也很丰富，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从马可·波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世纪下半叶的喀什噶尔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伊斯兰教并未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喀什噶尔以东的叶尔羌（Yarcan，今莎车），马可·波罗盛赞它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城里有风光明媚的花园。城外环绕广阔的平原，出产人们所希望的瓜果。人民都是手艺精良的工匠”。像喀什噶尔一样，叶尔羌的居民一部分信仰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统治叶尔羌的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儿，但叔侄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常常明争暗斗，不时发生战争。

马可·波罗记录了发生在叶尔羌城里的一个奇迹——一座悬浮教堂的故事：

叶尔羌有一座圣约翰教堂，是国王的亲兄弟察合台亲王信仰基督教后建立的。教堂的构造是圆形的，屋顶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教堂中央的一根圆柱上，而圆柱下面需要一块方形大石做基础。在察合台亲王的默许之下，基督徒们从当地人的清真寺里搬来了一块大石头，作为支撑圆柱的柱石。人们慑于察合台的威势，不敢吭声。后来，察合台死了，继位的新王也即他的儿子，不信基督教。穆斯林的势力强大起来了，他们向新王讨得一道命令，要求基督徒限期送回从前搬走的方形大石。基督徒们愿意出重金赔偿，不希望归还石头，但遭到了穆斯林的断然拒绝。其实他们醉翁之意不在此，而是希望要回那块石头后，让圣约翰教堂从此倾斜倒塌。

基督徒们陷入了困境，急得一筹莫展。他们含悲忍泪，祈求圣约翰显灵，拯救他们摆脱这种屈辱。到了归还柱石的期限，奇迹出现了：由于圣约翰的显灵，教堂的圆柱突然腾空而起，升离方形柱石竟有三掌尺高。当柱石取出来后，圆柱失去了支撑点，按常理必然会引起教堂的倒塌，其实情形不是如此，虽然大圆柱失去了柱石的支撑，可它依然高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承载着整个教堂的重量，丝毫也没有影响教堂的完好无损。

就这样，叶尔羌的圣约翰教堂变成了一座“悬浮教堂”。“这个奇迹一直保持到今天。”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三十四章，喜欢收集东方奇闻轶事的威尼斯人用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

和田古称“于阗”，是丝路玉都和丝都，马可·波罗称它为“忽炭”（Cotan），他重点记录了当地盛产玉石的情况。“城中有河流过，河中产碧玉和玉髓。该地百物富足，盛产棉花，居民以贸易和手工艺为生。”关于和田玉的情况，马可·波罗只说出了大概，其实流经和田的有两条河流：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即白玉河和绿玉河（碧玉河），它们从昆仑山顺流而下，经大片绿洲，汇合成和田河，奔向茫茫沙漠。

马可·波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是罗布沙漠），经哈密、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于一二七五年夏天抵达中国元朝的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被留用为官。此后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多次奉旨巡视各地，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到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沿京杭大运河南下，途经徐州、扬州、苏州、杭州等地，一说曾在扬州任总督五年（一二八二—一二八七年）。一二九一年，马可·波罗一家受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从刺桐港（泉州港）乘船出发，经海路返回威尼斯。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马可·波罗终生难忘的经历，也是他在《游记》中着墨最多的篇章之一。塔克拉玛干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仅次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面积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多浙江省。在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中，以塔克拉玛干为“核心”的塔里木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有人形象地把盆地比作一只“碗”，碗沿被巨大的山脉环绕（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碗底则装着流沙——塔克拉玛干。这大概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只“碗”了，它是空间的辽阔浩瀚，也是时间与历史的绵延不绝。这里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属典型的内陆温带气候，干旱少雨，日照强烈，风大沙多，是欧亚大陆的“旱极”。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进得去出不来”，但另一种解释是“古老的家园”——我曾去过沙漠深处的雅通古斯、克里雅等小绿洲，那里至今还有村庄，有人居住，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但人们称呼塔克拉玛干最多的还是“死亡之海”。无论是地理的、生态的，还是心理的、象征的，沙漠都是一幅可怕的地狱图，令人心惊胆战，噩梦联翩。上个世纪初的中外探险家，大多是冬天和初春进入沙漠的，尤其要避开夏天的酷热。探险队要有土著向导、驼队和充足的物资准备，特别是需要驮运大量冰块作为饮用水，才能保证穿越“旱极”而不被渴死。我不知道马可·波罗和他父亲、叔父是带着哪些辎重穿越沙漠的，但一定是备足了充分的物资。在沙漠越野车、海事电话、星链等现代工具出现之前，许多探险家在新疆沙漠里都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和体验。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进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中文笔最好的一位，他的著作和考察报告就是大散文。赫定把塔克拉玛干的流动沙丘比作没有十字架的坟墓，每一次探险队的出征如同出殡。一八九五年春，他率领五人探险队，带着八匹骆驼、两条狗、三只羊、十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从喀什出发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达克拉·马康古城，并绘制这一未知区域的地图。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旅，斯文·赫定称之为“我在亚洲东奔西跑中最悲惨的时刻”。可怕的灾难发生在十七天之后，探险队已滴水不剩，只能用羊血、鸡血和骆驼尿来解渴，人和动物都疲惫不堪，奄奄一息，每走一步（确切地说是爬）都变得十分艰难。断水的第五天，斯文·赫定抛弃他的探险队和一切辎重，独自去寻找生还的希望。这是一次神助，在绝望的尽头，死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深绿——树林！和田河！水！当听到水鸟拍打翅膀的起飞声，斯文·赫定知道自己得救了。他写道：“我喝、喝、喝，不停地喝……我身上每一个毛孔和纤维组织都像海绵似的吮吸着这给我以生命的流质。我干瘪得像木头似的手指，又显得膨胀起来。像经过烘烤的皮肤，又恢复了湿润和弹性……”

将塔克拉玛干划一个十字

来到沙漠深处的交汇点上

——没有信号

手机成功变成一块废铁

沙漠，自主祈求的遗忘

尚不属于AI的地盘

与一株死胡杨在一起

就是与湮没的个人史在一起

与一丛活红柳在一起

就是与开花的沙漠隐士在一起

——空旷，再次诞生了

脑海里，沙的汪洋

如此自由，如此澎湃

沙蜥在沙上写下的卜辞

正在清晰显现……

——沈苇《沙漠深处》

马可·波罗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记述，浓墨重彩，惊心动魄，诡异神秘。他重点写到了“沙漠精灵”的存在，“沿途无飞禽走兽，因为无处觅食。但穿越沙漠时，你会发现奇迹：沙漠中有精灵，能使行人产生幻觉，置其于死地。商队中有人掉队或离开正路时，或有人于夜晚独自穿越沙漠时，时常能听到空中精灵说话，有时还会呼喊此人名字。他以为是同伴，便循声而去，自此迷路，与旅伴失散，没有饮食，就这样死在沙漠中。”（慕阿德、伯希和编，兰莹译《马可波罗行纪》）他还说，不仅在夜晚，即使在白天，人们也常听到“幽灵之声”。有时能听到空中奏乐，鼓声或金铁交鸣之声最为常见。沙漠中的旅人需非常小心,千万不能掉队。他们还要在马和牲畜的脖子上挂铃铛,让它们一直被铃声烦扰，这样就不会睡着，也不会迷路。

古代阿拉伯人也相信沙漠中有“隐形精灵”，它使人听到某种声音，但无法发现声音的来源和精灵的身体。而十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认为，这是人在沙漠中产生的幻觉，“当某人处于这样的地方时，便会陷入阴郁的想入非非，由此产生恐惧和怯懦心情。处于这种情形之下，其心扉很容易向迷信忧虑开放，从而在他们由黑胆汁控制的灵魂中产生纷乱的思绪，就像一个魔鬼附身的人一样”（《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现代人否定“沙漠精灵/幽灵”的存在，相信那些声音是沙丘上沙子被风吹动或滑落时产生的，然而，这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沙漠的恐惧心理。

马可·波罗的沙漠记忆，呼应并验证了两位中国求法僧的体验。法显在《佛国记》中这样描写敦煌附近的白龙堆沙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慧立和彦悰合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忠实记录了玄奘远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归国途中，玄奘在沙漠里九死一生：“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时如雨……水尽，渴不能前……”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之路的古代丝路，是思想、文化、宗教的传播之路，也是求法与弘法之路。据统计，从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去印度取经的中国求法僧共有一百六十九位，平安归来的只有四十二位（参见《钱文忠集：玄奘西游记》），大部分为求法而舍身丝路，舍身沙漠、险地和异国他乡。

沙漠狂暴而平静。沙漠解构你的傲慢和狂妄。沙漠是“空”之本义。沙漠布满死去的语言：塔克拉玛干发现过一二十种人类曾使用过的语言文字，许多已变成难于破译的“死文字”。死去的文字和消失的行者、居民，强化了沙漠的荒凉、空幻和神秘感。在沙漠里九死一生的人，都是体内流沙沙沙作响的人，是用蜃楼看海市的人。

而从文化角度看，沙漠是“沙埋文明”（引自奥雷尔·斯坦因《和田考古》）——故城、佛塔、流沙坠简、有翼天使、楼兰美女、传丝公主……在“死亡之海”的大荒中沉睡，不愿醒来。时间史、沉默史汇聚成塔里木盆地的“一碗黄沙”（引自埃尔斯沃斯·亨廷顿《亚洲的脉搏》）。沙漠是一座大墓园，一种我称之为“启示录风景”的风景……

马可·波罗和法显、玄奘，以及后来的斯文·赫定等，都是杰出的“沙漠旅行家”，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有一脉相通之处。沙漠是绝域——“死亡之海”，也是心灵想象和地舆信仰的终极目标，从古至今都深深吸引着探索者、孤勇者、决绝者。它不是旅游消费主义者的“诗和远方”，而是魅力的方向和魔力的象征。

炼狱般的新疆沙漠，如同一个“必须”，考验并锤炼了青年马可的体能、耐力和意志力。如此，才有他继续去往中国的漫漫长旅；如此，才留下他在中国十七年的行纪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