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妈妈在外面大厅里扎花圈。偌大的一个厅里，到处都是扎好的竹骨架，各种颜色未绑上去的纸花，一摞一摞的黄表纸，粗细不一的大白蜡烛，还有许多别的零碎的东西。这些东西把妈妈围在中间，使她挪不开身，说不出话，只能不停地扎啊扎，绑啊绑，头都没时间抬一下。

一进腊月，白事就特别多，过周年的也多，祭祖的更多，妈妈的纸花生意就格外好。天还未亮，妈妈就起来了，随便抹几下脸，头也来不及梳，在炉子上热好饭，就去外面厅里忙了。一屁股坐下去，能一直坐到天黑，甚至深夜，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挪都不挪一下。妈妈可真能坐啊，这么冷的天，这么枯燥无味的事情，她怎么受得了？我就受不了。妈妈也知道我受不了，所以就让我和弟弟待在里屋，想干啥就干啥。

电视开着，是弟弟开的。弟弟一睁眼就把电视打开了，看了没几分钟，又玩起了手机，一玩就是一天，理也不理我。我也不去关电视，由它那样开着，制造出一些热闹的声响。我想过把弟弟手里的手机没收掉，小孩子不能那样玩手机，可我没有那样做。即便我想没收，弟弟会轻易给我吗？弟弟连话也不怎么和我说，甚至连一声姐姐都懒得叫，怎么可能听我的呢。再说了，没了手机，让他拿什么打发时间？我陪着他玩吗？就算他肯，我愿意吗？让他去烦妈妈吗？妈妈那么忙，哪儿有时间匀给他。

此刻，那只跟着我从北京回来的白猫，像往常那样蜷缩在我的头顶，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可我知道它醒着，眼睛大睁着，若无其事地打量着这个家。虽然回来很长时间了，但它对这个家好像还很陌生，一直充满了警惕。它是我的秘密朋友，它知道我藏在心里的秘密，即使我什么也没有对它说过。

放寒假才不到一周，我就有些受不了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上学的时候，我整天盼着放假，盼着逃离学校，逃离我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可现在，这么多的空间和时间却折磨着我，让我痛苦不已。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可以去哪儿，还好有头顶上的白猫陪着我。

我想给爸爸打个电话，跟他说说话。可爸爸太忙了，比妈妈还忙，在那个叫作北京的地方，忙得一年也回不了一两次家。本来爸爸说今年要回西安找份工作的，那样离家近一些，可以常回来。可后来，爸爸又说西安的工作不好找，工资也比北京低好多，还是在北京再干几年再说吧。说话不算数的爸爸，我已经习惯了，谈不上失望。爸爸一心只想着挣钱。还有妈妈，说是为了家，其实我知道，是为了弟弟。为了给弟弟在城里买房，为了弟弟将来能娶上媳妇。

我们现在住的二层小楼，是前年才盖的，花了十好几万。盖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将来给弟弟娶媳妇用。才过了两年，他们又想着给弟弟在城里买房。爸爸妈妈为盖了这房子后悔不已。村里许多人都后悔不已。现如今，稍微有条件的姑娘都往城里嫁，想尽办法也要挤到城里去，谁也不肯留在村里当农民，任你把房子盖得再漂亮也没用。这两年，村里的房子虽然一栋比一栋漂亮，车子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光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这道理是人们猛然间才想明白的，想明白后，大家都攒着劲儿准备在省城——至少在县城买房，爸爸妈妈也一样。

弟弟才五岁，他们就想着给他在城里买房娶媳妇的事，就把他的未来安排好了。我算什么呢？我已经十一岁了啊！我的未来在哪儿呢？谁考虑过我呢？没有人。他们只是让我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让我安安稳稳长大就行了，长大了像别的女人一样嫁人就行了，剩下的事他们就管不着了。

有时，我忍不住想，说不定从北京回到清水镇念书，并不是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关门，无学可上了。那所打工学校关门了，还有别的学校啊，总会有学上的，怎么可能让那么多人突然都回老家去上学呢？不知道其他人回老家了没有，可我已经回来了，不可能再去了。这一切会不会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骗局，他们——爸爸妈妈，不想让我在北京念书了，嫌我花他们的钱了，他们的钱是攒给弟弟的，即使我学习再好，一直很努力，也没有用。

我想起在打工子弟学校的那几年。那时，我们的老师多好啊，同学们多有趣啊。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英语成绩也名列前茅。老师对我说，只要我好好努力，很可能考到重点中学去，那样离重点大学就不远了，就前程似锦了。这些话，把我的心里说得热热的。尽管我对以后还没有那么清晰，但我知道我的以后在城里，在北京，绝不在黄土高原上的那个小村子。可现在，我就在这儿，甚至一辈子都会在这儿，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的手和脸皴了，甚至比别人皴得还要厉害，我的脸蛋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高原红。

虽然从北京回到了老家，可我仍然坚持说普通话。在课堂上说普通话，下了课还说普通话。刚回来时的那一个月，我甚至在家里说的都是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标准极了。这是我们打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孙老师说的，是大家公认的。孙老师每次让人领读课文，我都是不二人选。有时叫了别人领读，读得不标准，孙老师就会说，还是让李甜甜同学给大家示范一下吧，她的发音不仅标准，而且优美动听，将来搞不好是个优秀的主持人呢。这个时候，我就大方地站起来，在大家羡慕的眼神中，大方地领读起来。

清水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甚至大多数老师们，说的都不是普通话。他们相互之间说的本地土话，上课时也是。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像绳子一样，把他们勒得喘不过气来。一说土话，他们就舒坦了，就自由了。这和我正好相反。

这半年来，每当我走进学校时，就像一只久居森林的怪物——一只丑陋笨拙却并不可怕的怪物，走进了人类的世界。他们把我一层一层地围在中心，对我指指点点，哈哈大笑。我并不理他们。我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喵喵”地叫着，声音里满是坚定。我知道它在对我说：别害怕，他们都是一群纸老虎，有我保护你呢。其实，我也想对它说同样的话。

我当然不是一个怪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那个骑马仗剑的堂吉诃德，那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骑士。我在打工子弟小学的图书馆看过那本插画书。想到堂吉诃德时，我就不那么难过压抑了，更多的只是觉得可悲可笑。我坚持做自己，说自己的普通话。在周围一片土话中间，我标准的普通话，像一朵孤绝的花，兀自开着，摇曳着。

刚开始的那一个月，我在家里坚持说普通话时，妈妈和弟弟震惊又无措地看着我。我有些生气地看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怎么可以不说普通话？可他们就是不说普通话。偶尔，他们说一句普通话，蹩脚又难听，连他们自己听了都受不了。后来，有一次，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甜甜啊，在学校说普通话可以，在家里就别说了，周围人听了笑话咱呀，都把咱当妖怪看呢。我原想辩驳几句的，可是我没有，只是感到有些沮丧。我对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悄悄说，白猫白猫，那我们以后就不在家里说普通话了好吗？白猫轻轻地“喵”了一声，似乎也有些无奈。

学校里，唯一对我很热情的是张老师。张老师是教体育的。每次上体育课，张老师都让我帮他一起去拿体育用具。以前都是男生去拿的。现在，张老师每次都让我去。去了之后，张老师笑着问长问短、问东问西，问的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让我觉得心慌。在路上碰见张老师，他也会停下来，东拉西扯问我一大堆。我谎称还有事，赶紧逃之夭夭。现在，每次老远看见张老师，我能躲就躲。我有点怕张老师，怕他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怕他的那种笑，怕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也有点怕张老师，一见张老师，白猫就焦躁不安地在头顶上转圈圈。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妈妈说，妈，我感觉张老师怪怪的。妈妈那时正在扎纸花，问我说，你说啥？我重复道，我觉得张老师怪怪的。妈妈说，哪个张老师？我说，就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妈妈说，你不知道，甜甜，你们张老师可是个可怜人，结婚没几年，娃才一两岁，媳妇就死了，命苦得很。我说，我知道。妈妈说，那你说啥呢？我说，我啥也没说。

翻了几页书之后，我的心思实在放不到书上去，便下了炕，打开房门，来到了外面大厅里。

厅很大，东西又多又乱，朝着十字路口的卷帘门大开着，冷气从水泥地上渗出来，冷风从大门直刮进来，我禁不住打了好几个寒噤。我看见妈妈仍旧坐在厅内的角落里，裹着臃肿的棉衣，用一条长而宽的橘红色围巾，把头一圈一圈地缠了起来，像裹了条绷带似的。妈妈的手上戴着一双露指的毛线手套，伸出来的半截手指冻得通红通红的，已经有些肿了，而且裂了好几道口子。不停有人进来买东西，大都是认识的人，妈妈一般并不起身，坐在那里边忙边招呼人家，让人家自己挑，挑好了扫码付款。

妈妈看见了我，一脸惊讶地说，快进去甜甜，快进屋里看书去，外面冻得很，小心冻感冒了。我想说我不冷，有我的秘密朋友白猫在头顶上，我一点儿都不冷。可我突然想起来，不能告诉妈妈白猫的事情。如果她知道了，白猫说不定就不能在头顶上陪着我了。

我问妈妈不冷吗？妈妈吸溜了一下鼻子说没事。我说，我把屋里的炉子拿出来放在你跟前吧。妈妈说不用，然后又说不敢，厅里不是竹竿子就是纸，一不小心烧着了可就麻烦了。

正当我准备回屋的时候，突然看见卷帘门外的大路上，蹒跚着走上来一个老太太。矮矮的罗圈腿的老太太，走路时像一只摇摇摆摆的笨鸭子。老太太没有看向我们这边，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从我们家门前径直而过，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我当然认得那个老太太，他们都说那是我奶奶。我也知道那是我奶奶，可我从未叫过她一声奶奶，那个奶奶也从未喊过我一声孙女。在外面若是碰见了，那个奶奶对我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对弟弟，对妈妈，都是如此。听说，那个奶奶以前就住在我们家里，后来，跟妈妈大吵过一架后，才搬去了大伯家，从此就不认我们一家了。我觉得有点不能理解，一个奶奶怎么可以不认自己的孙子孙女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了很久，仍然想不明白。我想去问问妈妈，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可妈妈向来对奶奶的事只字不提，我也就不敢问了。我问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它咕噜着，同样不明白。

对我而言，这个我从未叫过一声奶奶的老太太，和周围别的老太太一样，是个十足的陌生人。其实，我还想谢谢她呢。如果那个奶奶一直住在我们家的话，说不定我早早就回来了，说不定我就出生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也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这里的世界如此小。那个奶奶会像许多其他老太太一样，带着我和弟弟两个人生活，而妈妈爸爸则像其他许多大人一样，在外常年打工，我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我回到屋里，上了炕，坐在我先前坐过的地方。弟弟仍在看手机，那些搞笑的视频使他一直痴痴地笑着，像个傻子一样笑着。我不禁想，再这样下去，弟弟肯定会变成一个傻子的。爸爸妈妈将会有一个傻儿子，而我将会有一个傻弟弟。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朝斜对面的弟弟说，东东——，东东——，别玩手机了，姐姐给你读故事听好不好？弟弟像根本没听见似的，头也没抬一下。我又说了一遍。这回，弟弟的头抬起来了，瞪了我一眼，又把头低了下去，旁若无人的傻笑模样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叹了口气，想起刚才出去时，本想着和妈妈说会儿话的。我已经好久没和妈妈好好说过话了。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像朋友，像姐妹，然后才是母女。可自从妈妈回了老家，我和爸爸留在北京后，一切就慢慢地变了。我心里攒的那么多想对妈妈说的话，渐渐地难以启齿了。幸亏我有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我实在不敢想象没有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然，我知道自己是爱妈妈的，可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毫不犹豫地抱妈妈亲妈妈了。那样亲密的动作，甚至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羞耻感。而妈妈对我似乎也越来越客气了，说话时小心翼翼地，好像我是常住在家里的一个客人。

我想对妈妈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里，我好想回北京继续上学，在那里我是正常的优秀的，在这里我是古怪的孤独的。我想说，妈妈你也一起去吧，带上弟弟一起去吧，咱们全家人一起待在北京，就像从前一样。从前我们多好啊，妈妈你还记得吗？可这些话，我一句都没有给妈妈说过，只有我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知道。

从前，没有弟弟，只是我们三个，爸爸，妈妈，还有我。在北京郊区的那间不大却温馨的出租屋里，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会对我说，我们甜甜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著。以后长大了，嫁个北京老公，再生个北京娃，世世代代都成了北京人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高兴，甚至带着我不太懂的自豪。

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出生在北京。我还知道，自己有个老家，那是爸爸妈妈成长生活的地方。我回过老家几次，那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每次回去，那些亲戚围住我看了又看，夸了又夸，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动物园里受追捧的明星动物似的。自始至终，我都分不清她们谁是谁。她们的名字，她们的辈分，甚至她们的长相，对我而言都是模糊难辨的。我唯一认得的是外婆。因为她太老了，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老。起初我有些害怕，害怕外婆皱巴巴的样子，害怕那一双颤巍巍的小脚，害怕那没了牙齿黑洞一样的嘴巴，害怕挨着炕沿放着的那口黑漆棺材。可后来，我不怕了。因为短暂的围观之后，那些说漂亮话的人都散了，只有外婆依然注视着我，对我嘘寒问暖。我从外婆那里感觉到了爱，一种近似于爸爸妈妈的爱。爱是不应该害怕的。回到北京，我常常会想起外婆，想到外婆那么老，说不定哪天就会死掉的，那样我就成了没有外婆的人了。想到这里，我突然忍不住想哭。我便写了篇关于外婆的作文。孙老师说我写得很好，还把那篇作文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

那时，我的秘密朋友白猫还没有出现，我们住在北京近郊的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跟老家的村子不太一样。那是一座由密集而低矮的楼房组成的村子，村子里住了数不清的外乡人。白天，村子里静悄悄的。到了晚上，整个村子就沸腾了。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说着天南海北的话。我身处其中，常常觉得恍惚。让我更恍惚的是在村子之外，就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就是真正的北京。我有些搞不清楚，我所在的村子不也是北京吗？怎么还有另外一个北京？就像一个世界之外，怎么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爸爸妈妈偶尔也会带我进城去。在天安门前，爸爸给我说，甜甜啊，这就是天安门啊，就是毛主席以前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你看，那儿还挂着毛主席像呢，我小时候做梦都梦见过天安门呢。我看着爸爸兴奋的样子，那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兴奋。我去过颐和园，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的公园。我去过故宫，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的家。我也登上过八达岭，在歌里听到过，也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八达岭，人山人海的八达岭。每次出去玩，爸爸总会问我北京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说好。爸爸就会说，北京当然好啊，北京最好了，北京是首都啊，你给咱好好念书，长大了就成了首都人了。逛完了，我们回到那个拥挤喧嚣的村子，像城市又不像城市、像农村又不像农村的村子，像是从一个世界回到另一个世界。我望着那个并不遥远的世界，想着那个并不遥远的世界，暗暗地对自己说，原来那才是真正的北京啊，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个北京生活。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北京或者那个北京，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刚会走路，妈妈就把我放在三轮车里，蹬着出去卖凉皮了。在村里卖，在附近的学校门口卖，哪里人多在哪里卖。有时骑出去好远，要很晚才回来。妈妈停下来卖凉皮的时候，我就坐在妈妈旁边的小凳子上，看着妈妈卖凉皮。有时，我也会心血来潮，突然吆喝两声：卖凉皮喽！卖凉皮喽！妈妈就笑着说，我的乖甜甜啊，千万不敢吆喝，把城管吆喝来了，妈妈就白忙活了。我便不说话了，只是笑着坐着看着，一点都不乱跑，一点都不让妈妈操心。天气渐冷的时候，凉皮卖不动了，妈妈就卖爆米花，我也跟着吃了好多爆米花，吃到后来见了爆米花就想吐。晚上回去的时候，如果爸爸不上夜班，就会在村口等着我们。老远一看见爸爸，我就高兴地大声喊，爸爸，爸爸。还没等妈妈把三轮车停稳，我就着急忙慌地下了车，不顾一切地往爸爸怀里扑。爸爸把我抱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爸爸背着我，我在爸爸背上唱着歌儿，还没到家，我就在爸爸背上睡着了。

我在北京的那个村子里上完幼儿园的那个夏天，妈妈怀孕了，要回老家生孩子，并且不打算再来了。妈妈很严肃地问我，你是想跟妈妈回老家，还是想继续待在北京？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回老家，我要留在北京。爸爸也很严肃地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很坚定地回答了他。那几天，爸爸妈妈总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动不动就唉声叹气。每天晚上，我都睡了，他们还不睡，一直小声地商量着什么。

后来，爸爸把妈妈送回了老家，妈妈在老家生下了弟弟，一个人拉扯弟弟。爸爸和我在北京，一个上学，一个上班。上了小学的我，几乎不用爸爸操什么心，甚至可以照顾爸爸，给爸爸做简单的饭，给爸爸洗衣服。这些事情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基本都会了，现在更熟练了。爸爸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反锁着门，在家里看书写作业。书是周末爸爸带我从一个大大的图书馆里借来的，那里的书多得数也数不清，我喜欢那里。爸爸说，甜甜啊，好好看书，将来就不用像爸爸这样辛苦挣钱，就能吃一碗轻省饭。孙老师也说，一定要多看书，做有用之人，长大了才能实现自我，才能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爸爸是开印刷机的。我不知道印刷机长什么样子。听爸爸说，以前的印刷机很吵很危险，气味也很大，断指头甚至断胳膊的事时有发生。现在虽然安全了，可还是吵，气味也还是大，爸爸的耳朵已经有些背了。还好，爸爸的指头和胳膊没事。我不能想象一个断了指头或者少了胳膊的爸爸，血淋淋的爸爸，残缺不全的爸爸，会让我噩梦连连。爸爸上的是两班倒，每次回来时，身上的工装脏兮兮的，胡子拉碴的，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多。事实上，爸爸确实老得很快，才三十多岁的爸爸，看起来却好像四十多岁了。我给爸爸端来了洗脸水。爸爸洗脸的时候，我拿起放在一旁的工装去洗。爸爸说，甜甜，不用每天洗，一周洗一次就差不多了，洗了也不见净。可我偏要天天洗，我愿意爸爸穿得干干净净地去上班，就像以前妈妈在的时候一样。

妈妈刚回去那一阵，我好想好想妈妈啊。好想好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偷偷地哭，不让爸爸看见，不让任何人看见。可还是被那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白猫看见了。它有时出现在我上学放学的路上，有时出现在出租屋的窗外。它一点儿都不像无主的流浪猫，全身像雪一样白，一根杂毛都没有，绿色的眼睛闪着路口绿灯一样的光。我原以为是偶然遇见它，后来才觉得不是，它是专门在等我或者来找我的。再后来，它就跳到我的头顶上不下来了，好像那里就是它的家。有那么几次，我正在和白猫说着悄悄话，被爸爸突然听见了。爸爸皱着眉头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摸了摸我的额头，问我没事吧？我当然没事。可看他那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好像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似的。

妈妈回去的时候，对我说想她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她。可我刚拿起电话，就已经忍不住想哭了，想说的话自然更是说不出口，索性电话也不打了。每次妈妈从老家打来电话，想和我说几句的时候，刚开始我还能说上几句，慢慢地，我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甚至，妈妈的电话一打过来，我就跑出去，假装忙去了。我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对照片里的妈妈说，对心里的那个妈妈说，也对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说。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两个妈妈，一个心里的无话不谈的从前的妈妈，一个电话那头让我陌生的现在的妈妈。我搞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妈妈。

现在，我坐在老家的炕上，我的秘密朋友白猫悄然卧在我的头顶上，弟弟在斜对面痴痴地看着手机傻笑，妈妈在外面厅里忙。我想起北京，觉得北京好遥远啊，遥远得好像不存在似的。说不定，我根本没有在北京生活过，那些关于北京的一切，都是我瞎想出来的。谁都向往北京啊，谁都想成为北京人啊，可北京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或者梦里。就像那个无话不谈的妈妈，像朋友像姐姐一样的妈妈，也一样是不存在的。那同样是想象或梦中的妈妈，而不是现实里的妈妈，现实里的妈妈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扮演别的角色。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爸爸，一个是以前天天陪着我的爸爸，一个是现在远在北京的爸爸。两个爸爸都好像越来越陌生了。

我心不在焉地翻了几页书，又一次下了炕。从外面厅里经过的时候，我对仍然忙个不停的妈妈说，妈，我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妈妈关切地说，别走远，一会儿妈就去给你们做饭。

我顺着大路走向街道，过了街北的十字路口，上了东面的坡，又拐向南边的水泥路。我在那条长长的水泥路上默默地朝前走着，带着丝丝隐隐的期待，甚至兴奋。我的眼里看不见路上来往的行人，也感觉不到那些急速驶过的车带来的风，甚至一点都不觉得冷。我对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说，我们要去看望外婆了。白猫“喵”地叫了一声。我听得出来，这是期待的叫声。

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走进了熟悉的村子，走过了废弃的水塔，走过了干涸的池塘，走过了一群晒太阳的老头们，走到坡半截的时候，我在旁边的一棵大槐树下躲了起来，偷偷地探出半个脑袋朝坡上望。坡上头就是小舅家。小舅家门口坐着一群人，外婆坐在他们中间，坐在那个老树墩上，双手交叠着放在拐杖上，不停地打着盹，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外婆果然坐在门口晒太阳啊！外婆每天都坐在门口晒着太阳打着盹。每次只要我刚上了坡，外婆就立马清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立刻将我认了出来，颤巍巍地站起身喊我的名字，伸出她枯枝似的老手，准备抓住我的手，把我往家里引，准备把她柜子里攒着的那些吃的，拿出来让我吃个够，一边看着我吃一边抚摸着我。那一双老眼里，满满的都是爱。

偷偷地看了一会儿外婆，我就转身回家了。我小声地给外婆说了声再见。我说，外婆，下次我再来看你啊。然后，我就和头顶上的秘密朋友白猫转身回了家。

回到家，一进门，我看见妈妈还在厅里忙着。妈妈看见我回来了，催促着说，饭在炉子上热着呢，到处找不见你，还以为你咋了。我问妈妈吃了没有？妈妈说她吃过了。我进到里屋，看见弟弟仍旧坐在炕上看手机。弟弟越来越像一个拿着手机的雕塑了。我给自己舀了饭，正坐在炉子前吃的时候，妈妈进来了。妈妈舀了半碗饭，又在碗上横着放了一双筷子，恭恭敬敬地摆在了里面的柜子上。柜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

临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快过年了，也让你外婆吃好。妈妈一出门，我对着镜子和白猫相视一笑。

【作者简介：吕不二，本名吕荣波，陕西永寿人。有作品发表于《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朔方》《滇池》《草原》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鲜花大道》。现居鄂尔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