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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澜·读书会

中国作家网从全国高校、社会团体的线下读书会出发，集结文学爱好者，聆听文学声音，传递文学思想。无论是新作锐见、好书推荐，还是经典重读、话题讨论，跃然于纸上的都不只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动的思维。文章形式多样，既可以是探讨，也可以是评论。欢迎更多的读书会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线上线下，尽情碰撞。

对流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开说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何平（主持人语）：这期我们共读讨论的是祝勇新作《国宝》，这部作品选取了战争年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背景，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开创性地使用了“器物叙事”这一写法，让沉默的古物成为历史风暴中的叙事主体，能够相对细腻地叙述凝固尘封又错综复杂的的历史、器物下的暗流，足见其笔力，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刘乐西：

好的，那我先总揽来讲。放眼全文，这部作品的立意是相当之高的，作者祝勇以故宫人记故宫人、以文物史忆血泪史的笔触撰写了这本长河巨著，其时间跨度之长、地理疆域之广、文化内涵之丰，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叙事与文化传承领域的一次珍贵探索。作者怀揣对文物的赤子之心和对前辈的深切追念，复现了抗战烽火中故宫文物万里南迁的真实图景，将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在读者眼中徐徐展开。

小说的整体布局独具匠心，如同一幅流动变化的“清明上河图”，既通过文物的南下和西进展现横跨整个中国的大场景，也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聚焦监狱、医院等小社会，既呈现了以那文松、马横岭为代表的文物守护者群像，又刻画了以那文柏、蓝星宇为代表的正面战场将士群像，而梅遇影和那小簠颠沛的寻亲之路，更是千千万万流离失所老百姓的真实缩影。小说的叙事手法灵活多变，兼用倒叙和插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时而用全知视角交代故事背景，时而用限知视角增加故事悬念，营造出跌宕起伏的阅读张力。诗词歌赋、戏曲念白自然地融入文本，直接参与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高洁伟岸或虚与委蛇，念国怀乡或宁死不屈，作者都以切近的文学作品与之形成映照，使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文人气息。

相较其他以抗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国宝》的特殊价值在于实现了文物科普与史诗叙事的并重。作为一部以故宫文物南迁为视角的小说，青铜重器、周秦石鼓、《富春山居图》、《雪江归棹图》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在书中都伴随情节的推进渐次出场，借人物之口加以详尽介绍，与故事本身并不突兀。在第二部《万里河山》中，随着文本地理空间的不断扩展，文物迁移路线上的西安、汉中等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为叙事的重心，作者以主角团的第一视角带领读者沉浸其中：仰望大雁塔的恢弘烨然，品尝西凤酒的清冽甘甜，亲历蜀道的峥嵘崔嵬，感受大渡河的骇浪滔天……这种如电影镜头般流畅切换的叙述方式，反映着作家祝勇与纪录片导演祝勇二者身份融合的痕迹。

《国宝》用六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对“故宫精神”的深刻诠释与深情礼赞，这种精神既体现在故宫人对文物细致入微、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私守护上，也体现在故宫人对彼此惺惺相惜、薪火相传的深厚情谊上。祝勇在采访中说：“希望写出不同人在时局里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摹画高手郎山岳在生命危悬的时刻将《松柏寒盟图》真迹交还故宫，峨眉的百姓自愿拆除祖屋的横梁搭建防火“隔离带”保护文物，《国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揭示出了“故宫精神”从来不只生发于故宫人的身上，守护文明火种、捍卫民族尊严的“故宫精神”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樊文歆：

从战争小说的创作上看，作者都有各自的背景、考量，因此所采用的取景框也不尽相同。比如，宗璞的《野葫芦引》着重表现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抉择，老舍《四世同堂》的重心则是北平市民的生活际遇。在故宫工作多年的祝勇将小说《国宝》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故宫人的文物南迁历程。山河破碎的情势下，文物搬迁工作无法一蹴而就。《国宝》中的叙事空间总体上也是随着故宫前辈转移古物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北平-南京-徐州-西安-宝鸡-成都-重庆-宜宾-嘉定”的“溪山行旅”轨迹。早在《宝座》之中，祝勇已经将涉及古今、中外的时空变换技巧运用得十分娴熟。八年之后，陈晓明主编的《非虚构文学：上下卷》收录了祝勇的《宝座》。在《宝座》的开头，作者提到：“或许，正是因为它太公开，反倒成为我的盲点”。祝勇的《宝座》被视作经典的“非虚构”作品也事出有因，他在《宝座》中的写作确实是处于不断“发现”的过程，发现了习见的御座，并发掘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内容。

为了国宝而东奔西走的故宫人，他们的心中并非无牵无挂，个体还联系着一个或大或小的家庭，只不过多数人选择将离愁埋在心底，而后毅然决然地踏上报国之路。《国宝》有一处征引了《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中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显然，“归程”是与当下的行程相对，那文松几经辗转，始终惦念着远方的家人，却又身不由己。于他而言，“归程”变得遥遥无期。与此同时，妻子梅遇影也陷入无边无际的思念当中。当那文松舍家为国、身陷囹圄之时，梅遇影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思妇”形象，她虽然怀有身孕，仍果断地展开了寻夫行动。在接踵而至的困境面前，梅遇影又何尝不是《溪山行旅图》中的一员？漫漫的路途里，夫妻二人仅是在豆蔡桥偶然地擦肩而过，旋即，又陷入了长期离散的境地。偶然毕竟只是偶然，因为颠沛流离才是必然，是回避不了的常态。国难当头之际，无人再去描摹“九九消寒图”，因为生离死别与家破人亡的情形随时、随地上演着。这些事件频密地穿插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织就了难民的悲惨生活。也由于梅遇影“寻夫”这条支线的存在，《国宝》能够将充分的笔墨集中在叙述普通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上。在第四卷“饥饿”中，精详描述了梅家在北平沦陷期间忍冻挨饿、受辱蒙羞的遭遇。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活着？这是战争抛给他们的共同难题，而《国宝》中的故宫人用行动给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答。

@宋毅菲：

我主要想谈谈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考据深度和精准把握，以及当下时间与多重历史时间交叠的美感。作为一部以故宫文物南迁为背景，让器物做发声主体的作品，作者祝勇对史料和文物知识的叙述相当考究，在此之前，祝勇已经参与创作了诸多故宫相关的文艺作品，2023年出版的《故宫文物南迁》（后文简称为《南迁》）与《国宝》更是同根同源。因此，在对史料充分考察整理的基础之上，作为小说的《国宝》为其前身——非虚构作品《南迁》缝进了宏大叙事下更下细密的针脚，这些针脚牵连着更为具体的人和更加私密的情感，在泛黄的档案与鲜活的叙事之间，作者搭建起一座史料与想象的精妙天平。

书中对《松柏寒盟图》的鉴定过程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具，细节密度足见其功力。从谢时臣“直点苔法”到赵孟頫“飞白笔触”，从管道昇《秋深帖》的“道昇”涂改痕到“子昂”原款显影，每个细节均可在《石渠宝笈》中找到对应，甚至对于元代侧理纸与澄心堂纸的区分也足见作者心力。不仅是在鉴定方面，作者对于石鼓运输方案的描写也十分具有考古实证价值：棉纸蘸水填缝法可对应到1933年故宫修复档案；稻草与棉被的七层包裹，与南迁亲历者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的记载完全吻合。书中梅从云演示瓷器防震测试时碗间填棉的“错位叠放法”，正是古玩行“窝脖儿的”秘传技艺。当然，南迁路线作为全文的重头戏和和核心线索也经得起检验，堪称地理标尺。拿浦口站转驳细节举例，文中“闷罐车厢顶架机枪”的描写，与《战时铁路运输通则》（1933）及津浦路局第71号令中记录的“文物列车过匪患区需设车顶警戒哨”的相关描述互为印证。更精妙的是上海法租界库房选址，天主堂街26号确为仁济医院旧址，其花岗岩地基因承重强被选为库房，此细节见于上海工部局工程档案。祝勇在严格遵循史料基础上，通过合理的文学浓缩，将分散的历史碎片加工成具有戏剧张力的场景。这种“史实骨架+文学肌理”的创作方式，正是《国宝》历史书写的精髓所在。

文物作为时间的物质结晶，一丝一理都足够有味道。在传统书写中，文物常成为作者笔下知识的静态载体，而在《国宝》的叙述逻辑里，文物则是“沉默的言说者”，釉层与涂料下涌动着被时间封存的生命暗流。这种赋予物质主体意识的修辞，赋予了这段历史全新的活力。我们与抗战时期文物南迁的时间，文本中南迁时间与文物在匠人手中的生成时间，三层时间相互交叠，突破了线性叙事和二维的纸面文字。就像那文松在狱中忆诵《容膝斋图》的题诗文、用手指触摸商周青铜器，在作者的笔下，掌纹与铜锈、狱室与容膝斋之间产生跨越数个世纪的共振。

祝勇的考据不是学究式的标本制作，而是让泛黄的档案和鲜活的叙事在天平上维持着巧妙的平衡，那些考证精确的籀文篆字，已然从故纸堆中重获生命。

@徐乐：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书的第一句话，很容易令人想到《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然而《国宝》并没有编写或构建一段杜撰的历史，它所书写的记忆由真实的历史所构成，没有消解、没有重塑，《国宝》所做的是忠实地记录与细致地填补，在传统的历史观下呈现出一种异质化的书写。

从千年丹青到万里河山，晚清史、民国史、故宫文物史一直是祝勇的关注重点，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再次展现出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稔熟，小说从“个体-家国-时代”的传统架构来解读抗战时期国宝迁徙的全过程，在真实的空间与时间框架里纳入虚构的个体命运，历史与故事由此形成了互文。人如文物，文物如人，被战火逼迫远离故土，构成人与文物以及民族命运的耦合。作者在把握时代全景的同时也为个人的命运留出足够的空间，用小说的虚构补全历史的空白：那文松的多次“错失良机”又屡次因祸得福甚至起死回生的惊险巧合、国宝迁徙途中的千难万险与周转斡旋，以及家国宏大叙事下的儿女情长等情节，既有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子，又富于史实的厚重与沧桑；辅之以史家纪实的笔法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与现场感：小说的抗战背景自然地形成抗战史，故宫人运送文物避乱是为文物南迁史，而那文松与家庭在抗战之中的苦难遭际则是个人史，三段历史裹挟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互相缠绕，互相映衬，共同构成了一部民族文明史，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与其象征——延续千年的文物在多方人士的接力与各种因缘际会之下终于得以保存。

祝勇多年以来一直深耕于新散文领域，他并不走入文化大散文的分野，早在《旧宫殿》中祝勇就进行了跨文体写作的试验，此作横跨了小说、历史研究、散文等多种文体，他试图将各种文体的优势集中起来，“以求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国宝》中，祝勇展示了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异质化的叙述中，故宫的文物被审美挖掘，且得到持续探索与创造。在这一维度下，《国宝》为器物的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历史小说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审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