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梁鸿鹰“逆旅人间”专栏新篇，透过孩童时期“我”的视线，书写五个性格迥异、拥有特殊经历的“好人”与“奇人”。人生际遇有时尽，而留下感慨无穷。

小城好人（节选）

作者 | 梁鸿鹰

1. 俄语小孟

我们曾像是一群贪玩的讨人嫌的小动物，除了学校的老师，没有哪个大人愿花时间和我们交谈，可能他们也没有预备好怎么和我们说话以及说些什么。大人们把自己肚子里的东西都藏起来，要么就是他们肚子里根本没有多少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向我们炫耀。但有一个大人例外，那就是小孟。

小孟的大名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兵团知青，除说一口让人羡慕的普通话，还会说俄语，大家背后都叫他“俄语小孟”。小孟个子不高，戴一副深黄色的有机玻璃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能看到他那双眼白多、眼仁小、分外灵活的眼睛。小孟头发不多，但再冷的天也不戴帽子，脚上总穿着一双笨重的大头鞋，没见他换过。

他上班的地方叫经营管理站，离县一中北门只有三四百米，是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大门紧闭，除了小孟，好像没见过别人从那里面出来。

别看小孟个头不高，走路却很快，一年四季不管天多冷，风多大，下雨还是下雪，他每天早上跑步，沿着东方红小学的跑道，绕着第一中学的围墙，顺着东风大街跑。没人见他骑过自行车。

“小孟”是我们老师辈的人，我们这帮小孩子本不该这样叫，但因为他身体单薄，又瘦又小，便在背后被叫成了这样。小孟到底多大年纪，我们不知道，不关心，只觉得他像个小年轻，聪明，友好，机灵，有学问，他与我们聊天时从不像别的大人那样问你父母是谁、在哪里上班、家里几口人、学校班主任是谁、课教得怎么样，他问的话更像智力竞赛考题。比方他会问，为什么冬天刮东北风，夏天刮西南风？月亮为什么会变圆变半圆再变成月牙？黄河水为什么是黄的？骆驼嘴巴为什么不停嚼东西？驴为什么打滚儿？等等。我比别的男孩更愿意向他提问，他就经常透过眼镜将目光投向我。

小孟从不放弃展示俄语才能的机会。几乎每次见到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他都会把我们拦住，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俄语表演。他声调抑扬顿挫，辅以各种手势，眼睛轮流盯着我们，生怕哪个人溜号。他嘴里哇里哇啦地讲着，我们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他的表情、手势、语句变化多端，让我们不感觉重复。当然，大家更喜欢他扮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观赏他学这些人物说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请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同志已经不发烧了，已经不咳嗽了，列宁同志已经能下地走路了！”我们的观看怂恿着他的炫耀，他使劲让大家明白，这些神情和本领专属于他一个人，不能被别人拥有，胆敢模仿，必遭遇麻烦。后来，我还知道了他手里有手抄本小说。

小孟不爱给我们讲北京，说北京在纪录片里已经演得够多了，你们迟早有机会去亲眼看看的。他倒是爱给我们讲兵团的经历。小孟还不满16岁就瞒着父母报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是1969年冬，他与数百名学生一起，坐着从北京火车站开过来的硬座慢车，将近一天才来到巴彦高勒，连夜分乘几辆卡车，被转运到兵团农场，在沙漠边缘的简陋土屋里安营扎寨，开荒、挖渠、种果树和玉米，慢慢地，也就不太想家了。

小孟对我们隐瞒了很多。听范小乙妈妈讲，小孟来到兵团第二年，与一个大他五六岁的上海女知青好上了，不久推荐工农兵学员，女知青回到上海，不再联系他，分手对小孟打击不小。小孟捡起曾经学过的俄语，拼命练习，还给兵团广播站写稿。1975年兵团解散，小孟因为俄语好，会写文章，被推荐到县农机局，来到经营管理站专门翻译农机资料。不知他翻译过多少农机资料，除此之外还干过些什么。

在我们的眼里，小孟是个闲人，时刻准备给我们解闷儿。我们总是在黄昏时分碰到小孟，有一天，他从小门出来，看到我一个人低头行走，像是有些失望，他踌躇了一下就叫住了我。显然，他的表达欲战胜了一切，我被他当作聊胜于无的倾诉对象。

喂，同学，你要去哪儿？

——去找范小乙。

别去了，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听你的。

从前有个老财主。

——老财主有三个儿子。

重新来。从前有三个和尚。

——老和尚让他们去挑水。

你知道得够多。

就在我俩独处的这个特殊时刻，我看到他急切地要与我交谈，展示他的俄语才华，便想乘人之危，占个便宜。小孩子本性就是这样，像大人说的，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坊。不过，我没有勇气张口，我踌躇不已，绕着经营站门口那棵大杨树，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心里的鬼，终于被小孟识破。

转什么转，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跟你借《梅花党》。

你怎么知道我有？

——听别人说的。

你要为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他示意我走近，然后尽量压低嗓门，小声对我说，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就你一个人，不带别人。

我鸡啄米似的点头答应，急忙转身回家。这天夜里，我睡不踏实，一会儿一个怪梦。在梦里面，小孟划着一只木船带着我行进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我从船上掉下来，拼命抓住船帮，挣扎着要爬上来，小孟突然变了脸。他张牙舞爪，手抄一把钢叉向我扔过来，我大叫着醒过来。我还梦到自己跟着小孟上山采灵芝，我向老师撒谎，让范小乙为我带病假条，说我住院了，没法上课。我向北出发，在荒山上爬了一天一夜，在一个雨后傍晚，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灵芝，只见那朵灵芝黑不溜秋，开在高高的悬崖上，于是又走了一天一夜，终于伸手探到灵芝了，灵芝却突然变成一朵火焰向我逼近，吓得我瞬间失去重心，从悬崖上一直往下掉、往下掉……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傍晚，我草草吃了几口饭就来到经营管理站门口，拍了拍大铁门，很快，小孟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不用说，信封粘得牢牢的。我接过来，发现信封两面一个字都没写，小孟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把这个当面交给三完小的吕老师。吕老师我认识，她住三完小单身宿舍，教我们美术，鼻子很小，嘴唇薄薄的，长长的眉毛快连到耳朵边上了，一点都不漂亮。不过，为了手抄本，我管不了那么多，高高兴兴地拿着信封出发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吕老师见到我一点都不吃惊，她像等候已久似的，把我让进来，平静地接过我手上的信封，放在身后小桌上，然后将一个封好的沉甸甸的牛皮纸袋递给我，纸袋上同样什么都没写。我此时才发现，屋里并不只有吕老师一个人，还有乔老师，她正坐在灯下另外一张小桌旁，读着一本不薄的书。乔老师比吕老师皮肤白很多，个子高高的，是出了名的漂亮老师，教小学珠算课，我曾经因为课堂上乱晃算盘，挨过她批评，她转过身默默看着我接过纸袋，目光让我很不自在。我赶忙拔腿就走。

小孟也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开门后接过我带来的大纸袋，把他手上拿着的东西递给我，那是和吕老师给我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纸袋。我接过来，感觉分量不轻。回家后我坐在桌旁打开纸袋，里面的手抄本是《第二次握手》，不是我期待的《梅花党》。

随后几天我都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享受着秘密独占的欢乐，原来这欢乐比别的欢乐大得多得多。

就在我要去还手抄本的那天傍晚，范小乙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小孟出事了！我赶忙把还剩十几页没读完的《第二次握手》塞进抽屉，问道，怎么啦？小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下午到县医院给姥爷取完药，从医院出来，就看到小孟脸色苍白，手按着肚子，满手是血，急匆匆跑进来。

原来，小孟在去农机局开会的路上被人用刀捅伤。凶手是乔老师的哥哥，当时在汽修厂工作，是个钳工。

2. 卢大脚

人似乎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而且常常倾向于把自己的本事藏起来，免得让别人识破或学走。但无论本事大小，人们不会对自己的老婆隐瞒，这没有必要，而且根本就瞒不住。我们家住在三完小家属院的时候，隔壁的隔壁住着一位教算术的卢老师，真名卢自刚，外号卢大脚，这个外号得自他人高脚大，走路快得让人追不上。卢大脚在学校里无足轻重，唯唯诺诺，回到家里则像变了个人，颐指气使，刚愎自用，成天吆三喝四的。

不少人觉得，卢大脚在家里说一不二，是因为身体好，人勤快，自然威信高。说实在的，他勤快得有些让人不可思议，比如，每天早上拿个大扫把打扫本来不大，也不太需要扫的院子，没有一天中断。再比如，他几乎每天都洗衣服，太阳一出来，就让拧干的衣服把院里的晾衣绳占满。他还特别爱捡柴火，进院门左手边有个柴火棚，柴火棚旁有个小鸡窝，每天他都往棚里面扔一些树枝、木棍、硬纸板之类，或把从沙窝、野地里搂到的能烧的草堆到里面去。想必他家从来不缺柴火。

卢大脚还爱干泥水活、土木活，过一段就把柴火棚子拆掉，重新拾掇一番，鸡窝他也经常翻盖，不断加高，加宽，或给墙面抹一层新泥。在院子里种菜种草种花，也是卢大脚喜欢干的事情。面积有限的院子，硬是让他翻松一块地，撒上种子，浇了水，施以鸡粪，但长出的蔬菜、花草都不太精神。挖树根，同样是卢大脚不辞辛苦坚持做的事，各种大小树根，被他用自行车大老远驮回来，今天在一个地方堆好了，明天又移到另一个地方。总之，这个高而瘦削、永远戴着一顶旧得看不出颜色的帽子的算术老师，永远满头大汗，只要不上课，就必定在自家院子里不停忙碌，边忙碌，边不停地唠叨抱怨，听众只有他老婆一个人。

卢大脚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没读过书，不爱说话，卢大脚自恃有点“文化”，是教书的，就动不动摔东西，在院子里大吼大叫，不是责问家里的鸡蛋为什么没有收、水为什么泼在了人走道的地方，就是呵斥儿子出门为什么没给戴好棉帽子、女儿的鼻涕为什么没有擦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每逢这时，两个孩子就从房间里跑出来，女儿抱住妈妈的一条腿，儿子靠在妈妈另一条腿上，手指含在嘴里，战战兢兢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

有年冬天，卢大脚用一架独轮小推车推着宝贝儿子回家，经过一块冰面，脚下一滑，小推车侧翻，儿子被甩出小推车，重重摔在冰面上，棉帽子掉了，脑袋着地，左胳膊也受了伤，大哭不止。卢大脚赶忙把儿子送到县医院，照片子，诊断为“脑震荡”，左胳膊骨折，在当时人们的头脑里，“脑震荡”仅次于脑膜炎，是严重得不得了的大病，骨折也得百天才能痊愈。闯下这次大祸，自知罪过不浅，卢大脚老师像变了个人似的，一下子就蔫了，迟钝、谦卑、沉默，走路不再风风火火，说话变为低声下气，从此，大家再也没听到他站在院子里骂老婆。

后来，院子里倒会传出卢大脚被老婆骂的声音。一时间小院里又是鸡飞狗跳，两个孩子哭哭啼啼。有次两口子从屋里吵到院子当中，此时的卢大脚失去了原有的雄辩与自信，说话跟不上趟，顶多还击一句“头发长见识短”之类，声音有气无力。倒是他老婆口齿伶俐，满脸鄙夷与不屑，一字一句地骂出声来：你以为自己多有能耐，假积极什么呀？瞧你那副德行，可笑，连算术都教不好，还想当副校长呢，做梦吧！

看热闹和劝架的人发现，卢大脚的老婆一点都不难看，个子小，但干净利索，只是因发怒扭曲了脸，显得面目可憎。我还注意到，看父母吵架的时候，他们的女孩站在父亲那边，扯着卢大脚的裤腿，抬头盯着妈妈直流泪，男孩也靠在爸爸腿上。

不久便有人说，卢大脚的小舅子升到了县水利局的副股长，把卢大脚的老婆安排到一个下属单位食堂做饭。卢大脚老婆一下子变讲究了，穿新衣服，戴花头巾，骑卢大脚的自行车上下班，脾气更大了。他们在院子里吵架，渐渐不再有人过来劝阻，两个孩子依然都站在父亲那一边，呆呆地，像望着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的母亲。

卢大脚还时不时在院子里忙活，将拾到的柴火放到破败的棚子里，为鸡窝抹层新墙皮，或侍弄那些长不成样子的植物。只是因为家里唯一的自行车被老婆占用，他再也没有从外面运回他喜爱的树根。

3. 老杨头

老杨头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本来，小孩子们对大人的名字就不关心，只记得他们那些有趣可笑的事情。大人们有的被仰视、敬重，有的被议论、反感。老杨头呢，是大家都喜欢的人。

老杨头在我们县的兽医站工作，是一位给牲口看病的医生——牲口可不是一般的兽，而是体格比较大、能够给人帮忙的动物。鸡、鸭、兔子、羊，都不算牲口。兽医站在县里只有这一家，离城中心不远，旁边是第三中学，占据着一个不错的位置。兽医站的大门由铁板和铁条制成，被涂成蓝色，门口两边各立着几棵笔直高耸的杨树，像是守着门一样。兽医站大门平时都大敞着，并不关闭或上锁，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和牲口，如果我们这些小孩子进去玩，老杨头也不会赶我们走。

在兽医站里上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小冯。老杨头身板笔直，面色红润，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头发稀疏灰白，永远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无论多忙，头发都一丝不乱。老杨头平时很温和，但目光锐利，常语惊四座，颇有尊严。倒是小冯小小年纪却头发不多，腰有些弯，还是个左撇子。

老杨头说着好听的普通话，人很斯文，听大人们说，他生在河北一个很有些家学渊源的大户人家，兴旺的家族里出了不少账房先生、私塾先生。老杨头上过私塾，念过大学，会写文章，能算账，老一辈的人们看过他写的契约，柳体框架欧体笔墨，流畅大方，颇受好评。据说老杨头很有经商头脑，无论开办商号，还是到异地经商，都很有一套，得到大家普遍赏识。上世纪四十年代，老杨头的父亲去世，他子承父业，接管了父亲与合伙人在包头开办的绸缎庄。大概在1948年初的时候，绸缎庄里有个伙计好吃懒做，三番五次偷店里东西，警告无效，找来父母劝说也不管用，一气之下老杨头将其开除。解放后绸缎庄公私合营，绸缎庄合伙人指使那个被开除的伙计诬告老杨头在旧社会欺压店员，“充分暴露了资本家的本性”，老杨头百口莫辩，愤然离开绸缎庄。大人们都说，合伙人的险恶让老杨头对人性倍感失望，觉得与牲口打交道强过和人打交道百倍，于是到保定拜师学习兽医，转行专门给牛羊驴马看病，学成后他便落脚到我们县里这家兽医站，由学徒、助手到兽医，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老杨头年龄也许刚过五十，只是苍白稀疏的头发让他获得了“老杨头”的绰号。兽医站离我们三完小家属院不远，隔一条马路，往北走四五百米就到了。我见过老杨头给马治病。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被拴在坚实粗壮的木桩上，毛皮闪亮，身材高大，静如处子。老杨头戴着白色橡胶手套，绕到枣红马身后，徒弟小冯抬起它的尾巴，老杨头慢慢将手伸进病马的肛门，缓慢运动手臂，时动时静，待手拔出来之后不久，病马便痛快地屙出一摊奇臭无比的粪便，治疗过程中，不见病马有一点反抗。

我还见过老杨头给马喂药，用一种木制器具将马嘴打开，再将熬制好的汤药灌进去，病马虽有躲闪，却也沉稳安静地接受他的摆布，这使我颇感惊异。他肯定事先与被治疗的马对过话，或进行过安抚，否则病马何以能在治疗时如此安之若素？老杨头还兼着铁匠，经常给马钉铁掌，用铁钳将通红的环形铁从炉里夹出来，与徒弟小冯合力打成大小适宜的马掌，凉凉后，将旧马口铁从马掌上取下来，将新的马掌钉在马蹄上。钉掌过程中，被拴好的马居然纹丝不动，也让我颇感惊异。

老杨头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不久老婆病故，家里平常只有他和儿子杨乃千。乃千比我大两个年级，是我的好朋友，总爱带我到他家玩。在乃千妈妈去世半年多的那段时间里，我每逢傍晚到他家玩，推门进去，老杨头总会从里屋出来，把里屋门关紧，也不让乃千进去。他热情地与我们聊天，看我们下军棋，教我们下象棋，一直耐心陪着。

过了一段时间，亲戚朋友给老杨头介绍了一个东北女人。这女人高高的个子，一张大嘴，嘴唇很厚，牙齿很白很细密，有些地包天，说话爱咬文嚼字，口音算是比较合格的普通话。我与她头次见面是在冬天，别的没怎么记住，就记得她脚上穿着一双很大的高帮皮鞋，这在我们这里很少见。乃千跟我说，这女人从很寒冷的地方来，那里深山老林，终年冰雪，常年有野猪、熊瞎子和梅花鹿出没，差不多就是杨子荣带解放军去消灭座山雕的地方，一般人到不了。自从这个女人出现之后，我发现，乃千家里屋的门再也不关了。

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去找杨乃千玩，照例没敲门。我推开门，迎面看到这个东北女人趿拉着一双很大的凉鞋，站在门厅的脸盆架前洗脸，她上身只穿着一件螺纹跨栏背心，胸部鼓鼓的，下身穿一条深色三角内裤，腰部那个位置露出来一圈很白很饱满的肉，两条腿很直很匀称。眼前的一切惊到了我。我正要退出去，她却没有急着找衣服遮掩，而是笑眯眯地盯着我的眼睛，与我打招呼，一点没显出不自然。不知怎的，我很感谢她的镇定自若，她的落落大方让我安静下来，不再慌张，问了一句乃千在哪儿，就转身离开了。

那年临近国庆节的时候，这个比老杨头岁数小不少的东北女人，与老杨头举办了婚礼，在小城安顿了下来。有天我在兽医站看到东北女人给老杨头送饭，挎着一只柳条编的篮子，上面苫一块崭新的白底红格粗布。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5年4期

【作者简介：梁鸿鹰，1962年6月生于内蒙古。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报社原总编辑。出版评论集《在场与审思》、散文集《岁月的颗粒》、诗集《对天真的结局严阵以待》、小说集《散装时间》及译作若干。】